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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识马者寡
我们一般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就难了。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儒佛会通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解读起来自然更增加难度。
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马一浮集》第三册)他深知自己的学问不容易为人所了解。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当时后世,谁知马一浮?也许如陈寅恪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
现代高人逸士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时流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说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很少见的。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了不起的大事。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出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其实当时没有谁赞成书院像他那样办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特立独行,是绝不徇己、趋时、随俗的文化典范。
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人本我的生命体,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其实不一定。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儒佛会通
大家都知道马一浮是儒学的大家或大师,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而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结合在一起的。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应该讲,都是关于儒学特别是“六艺之学”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亦即集中讲述儒学问题的论著,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述的。他从来都是既讲儒学,又讲佛学,他的佛学修养和对佛理的探究,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学造诣之高,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
马一浮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证儒,儒佛互阐,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懦经说大义相通。”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应该说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他一生的精神旨归从未曾离开过佛学。
道体合一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语”,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
国学即六经初典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做是对国学定义的最经典的表述,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华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指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马先生擅长诗道,主张“诗以感为体”“诗贵神悟”,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语可拙而不可俚。作为诗人来说,还须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一次他颇为自负地说:“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可以断言。”又说:“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马一浮先生真正是近代诗、书、经、佛道体合一的大宗师。
结语:照远不照近的光芒
19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年时间,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了无数天之骄子,更培养了几十位文化独领风骚的大师,这些文化大家的基本共同点我们发现:1、扎实深厚的经学国学功底;2、西学博大精深的研究;3、博采众长学以致用解决国家问题;4、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精神;5、坚定的信念,捍卫学术信仰;6、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7、寂寞的文化守护者;8、中西合璧道体合一的学问理想。
追寻他们的足迹,我们深深陷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学子们励精图治,舍生命之微薄力量,取华夏苍生文明火种之大义,真正是我中华生生不息的君子精神。文化在,国在;文化兴,国兴。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识马者寡
我们一般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就难了。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儒佛会通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解读起来自然更增加难度。
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马一浮集》第三册)他深知自己的学问不容易为人所了解。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当时后世,谁知马一浮?也许如陈寅恪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
现代高人逸士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时流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说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很少见的。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了不起的大事。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出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其实当时没有谁赞成书院像他那样办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特立独行,是绝不徇己、趋时、随俗的文化典范。
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人本我的生命体,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其实不一定。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儒佛会通
大家都知道马一浮是儒学的大家或大师,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而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结合在一起的。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应该讲,都是关于儒学特别是“六艺之学”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亦即集中讲述儒学问题的论著,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述的。他从来都是既讲儒学,又讲佛学,他的佛学修养和对佛理的探究,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学造诣之高,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
马一浮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证儒,儒佛互阐,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懦经说大义相通。”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应该说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他一生的精神旨归从未曾离开过佛学。
道体合一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语”,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
国学即六经初典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做是对国学定义的最经典的表述,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华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指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马先生擅长诗道,主张“诗以感为体”“诗贵神悟”,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语可拙而不可俚。作为诗人来说,还须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一次他颇为自负地说:“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可以断言。”又说:“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马一浮先生真正是近代诗、书、经、佛道体合一的大宗师。
结语:照远不照近的光芒
19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年时间,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了无数天之骄子,更培养了几十位文化独领风骚的大师,这些文化大家的基本共同点我们发现:1、扎实深厚的经学国学功底;2、西学博大精深的研究;3、博采众长学以致用解决国家问题;4、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精神;5、坚定的信念,捍卫学术信仰;6、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7、寂寞的文化守护者;8、中西合璧道体合一的学问理想。
追寻他们的足迹,我们深深陷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学子们励精图治,舍生命之微薄力量,取华夏苍生文明火种之大义,真正是我中华生生不息的君子精神。文化在,国在;文化兴,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