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不是1988就是1989，大约春季刚开学吧，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信。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那时我是个文学爱好者，中师刚毕业，身在山村教书，却经常往各大城市的编辑部投稿。不过那被邮差拿走的信，都如仙人的坐骑——黄鹤，一去就不复返了。这下子中了!你看那信轻轻的，一定是录用通知书!
　　我躲到一个无人的角落。轻轻地把信封撕开。我要一个人静静地享受这成功的喜悦。信里飘出几张小小的书签，还有一页书信，提了所投之稿的几个缺点，还有感谢来稿的话。失望的惆怅袭上心头!但是我记住了信末编辑的署名：邓诗霞。娟秀的字迹和浪漫的名字让那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展开联翩的浮想，还有那些漂亮的书签，闻一闻，墨香沁人心脾，顿时让失败沉入心底，而化作缕缕轻烟，飘散开去。
　　能收到退稿信已是件不错的事了。那些年我投了不少的稿，只收到过邓诗霞和《厦门文学》谢春池两人的退稿信。编辑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我的稿件不会被录用?怀着这样强烈的好奇心，我考到福建教育学院读书。没想到，福建教育出版社就在学院的隔壁!每次从它门前经过。我都肃然起敬地朝里望望。如同虔诚的朝圣者，已匍匍前行到目的地，却不敢仰头看一眼佛祖，那光芒四射的佛光，已让他眩晕。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必定都是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诲人不倦。有副菩萨般的心肠。哪位是邓诗霞呢?我就把校园里最美的女生比作她吧。
　　爱好文学，必然与图书馆结缘。看到学院图书馆张贴出招募图书管理志愿者的告示，我马上应征。就这样我认识了当时流通科的科长周石老师。当后来得知周老师的丈夫是出版社的副社长杨青楚时，我不由对周老师生出几分格外的敬意。周老师发挥我会写毛笔字的特长(谈不上书法)，让我定期出版“新书简介”；她如同慈母般疼爱我，请我到她家里吃饭，还让杨先生写书法条幅送我。杨先生写的是“清光依日月，逸思绕风云”，作品在魏碑的风骨里略带隶意，刚柔相济，颇见功力。我把杨先生的条幅挂在宿舍的墙上。时时勉励自己。毕业后搬过不少次家，我至今把这幅书法珍藏在身边。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恭恭敬敬地在杨先生面前说话时，小心翼翼地提起，出版社是不是有个叫邓诗霞的编辑。周老师替他回答，简要介绍了邓的近况。我不记得，当周老师说邓已是个有孩子的妈妈时，年轻人心头是不是掠过些许的失落。
　　第一次见到邓诗霞，是在餐桌上。那时我也混成了个编辑，既然是圈内人，不小心自然会碰到一起。邓的丈夫长得很帅，而邓本人则比我想象里的要逊色一些。不那么窈窕，不那么长发飘飘，也不那么明眸善睐。我作为餐桌的配角，有时间慢慢地观察她。当知道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时。我更觉得她身上有无穷的宝藏可以挖掘。她身上最有魔力的所在。就是说话的语调。她说话总是那样的慢条斯理，总是那样的轻声细语，而且略带那么一点点的奶声奶气，像是咬字不够十分的清晰。又像是撒娇。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被惹急了是怎样的一副样子，也很难想象这样的人遇事会怎样的慌忙、紧张。这种贤妻慈母型的女子，做耐心细致的编辑活绝对是一流的。
　　后来一些零星的听闻和接触。不断地印证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小老乡叫吴慧泉，大专才毕业，竟然就混进了出版社。原来，他是个写文章的好手!而这一等的好手就是邓诗霞发现并培养起来的。听说他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通过投稿，在福建南大门诏安的一个小山村里，和省城的大编辑邓诗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两人鸿雁不断，直到吴慧泉到厦门读大学，邓诗霞才借出差之机同他见上了面。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因缘，吴慧泉才到了出版社工作；后来，吴慧泉离开了福州。是真正的人才，总要有大的作为，如今吴慧泉已是厦门晚报的办公室主任了。
　　不知这段佳话，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诉诸笔墨，总之，我听完之后，不由对邓诗霞又增添了几分的敬意。后来有一次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也曾去麻烦过她，她最终也没帮上忙，但她笑脸相迎，并给以详细的答复，全无一点儿大出版社编辑老爷的架子。口碑具有无形的威力。有一次，出版社发到闽清教育局的货被退回了，邮递员误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我一看上面的联系人有“邓诗霞”三字。赶忙通过多种途径找到她的办公电话。那几天可能她出差去了，电话老是无人接听，让我老把这事搁在心上。连续打了几天才打通，她让陈玉龙和沈国才两位男士来扛回去。这无形就为出版社挽回了好几百元的损失——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邓诗霞人格魅力之所向。
　　而今，邓诗霞荣升为出版社的社长助理，又兼任《开放潮·福建教师》的常务副主编，已出版的三期《开放潮·福建教师》我都找来好好地研读。做得非常好，作为她的同行。我自愧不如。特别是她和她带领的团队，又是开博客，又是公开电子信箱，又是建立QQ群，即时地同读者、作者充分互动，这在期刊界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真想再做一回她的作者。哪怕收到她的退稿信也好，因为那里面会含有柔柔的情意。
　　
　　(作者单住：福建教育学院　责任缡辑：陈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