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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人，生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可染13岁从乡贤钱食芝学中国画。1929年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生班，师从林风眠、克罗多专攻西画。1931年以后，李可染以满腔热忱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他于1938年加入由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先后在武汉、长沙、重庆等地绘制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画。
1941年起，李可染本着“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的宏愿，致力于中国画的改革和复兴。抗战胜利后，李可染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由此而深入中国书画艺术之堂奥。
20世纪50年代，李可染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万里写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出一条充满生机的新路，将中国画艺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李可染的艺术创作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了高峰，作品气象沉雄博大，韵致幽深，在题材、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他的艺术理念、艺术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崇高的声誉。李可染不愧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中国美术史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
素质可染（1907—1928）
幼年李可染即显露出对艺术的敏感与爱好，国画教师王琴舫甚为喜爱，为其学名“永顺”更名“可染”，取“孺子可教，质素可染”之意。李可染13岁拜钱食芝为师，习“四王”山水。
1907年至1928年的20年间，李可染主要生活在徐州，中间有两年时间到上海美专学习。徐州浓烈的地方文化气息，塑造了李可染的性情与爱好，并形成贯穿李可染一生的基调。
西湖问艺（1929—1937）
李可染在西湖之滨的杭州艺专学习，短暂的三年，成为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国立艺专，李可染真正地感受了新思潮，之后，他的艺术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四王门徒”进而为融合中西以革新中国画。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确立了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观念。在艺专受到了严格的西方美术训练，为他日后融通中西艺术奠定了西画基础。受林风眠“兼容并包”办校思想的影响，李可染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广泛地吸纳各种优秀文化成分。
画笔抗日（1938—1940）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可染以一个中国人的义务和艺术家的良知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他的作品延续了前一阶段的风格，受珂勒惠支以及其他一些现实主义画家强烈的影响，内容以反映当时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为主。加入第三厅之后，文化精英们的相互陶染是这段经历中的重要内容。1941年，当李可染重新转入国画创作时，艺术面貌焕然一新。
重入传统（1941—1946）
1940年，第三厅撤销，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次年，文化工作委员会陷入困境，郭沫若建议成员转向各自专业领域，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于是，李可染重新转入国画的研究与创作。此时，李可染的作品已走出“四王”一路，转而师法八大、石涛。
1943年至1946年9月，李可染应陈之佛的邀请在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期间，李可染提出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时创作的取材深受四川当地风物影响，所画多为山水、水牛和古典人物。
大师门墙（1947—1953）
1946年，徐悲鸿北上担任北平艺专校长，随即聘李可染来校任教。次年秋，李可染在中央公园举办个人画展。1948年，李可染在北平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
1947年，经徐悲鸿的引荐，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同年李可染又师从黄宾虹。
李可染数十年追随两位大师，极尽弟子之虔诚。但李可染无一笔似齐、黄，而精神上处处见齐、黄。
江山可染（1954—1960）
1954年春，李可染请邓散木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决心变革中国画。他与张仃、罗铭南下江、浙、皖写生三个月。回北京后，“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览会”在北海公园举行，展出80件作品，其中李可染作品40件。
1956年，李可染再度赴江、浙、皖、湘、鄂、川、陕等地写生，其成果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
此后，李可染不仅自己数次外出写生，还带领学生走进自然写生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山水画创作理论，以及独特的山水画教学方法。
反刍升华（1961—1976）
1961年，李可染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科教学，“李可染山水画室”成立。
同年夏日，李可染首次到北戴河疗养。此后三年，他冬季在广东从化、夏季在北戴河，酝酿消化前段写生积累，反刍升华，进行创作。自此李可染艺术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文革”期间，李可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度不能作画。他利用这段时间总结写生的经验，动笔苦练书法。1971年，李可染从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先后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绘制巨幅作品《漓江》《阳朔胜境图》。
东方既白（1977—1989）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1977年，他请唐云、周哲文分别刻下“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印，并于病重筹划着再次走进自然、走进生活。
1977年，李可染应邀为毛主席纪念堂绘制作品，为此，他特意截去叠趾，赶赴庐山、井冈山写生，回来后创作了《革命摇篮井冈山》等作品。
1979年，李可染发表《谈学山水画》，对山水画创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同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开始招收山水画专业研究生。
1981年11月，中国画研究院成立，李可染出任首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李可染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1989年，李可染以“东方既白”预言东方文化的复兴。
李可染13岁从乡贤钱食芝学中国画。1929年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生班，师从林风眠、克罗多专攻西画。1931年以后，李可染以满腔热忱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他于1938年加入由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先后在武汉、长沙、重庆等地绘制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画。
1941年起，李可染本着“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的宏愿，致力于中国画的改革和复兴。抗战胜利后，李可染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由此而深入中国书画艺术之堂奥。
20世纪50年代，李可染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万里写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出一条充满生机的新路，将中国画艺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李可染的艺术创作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了高峰，作品气象沉雄博大，韵致幽深，在题材、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他的艺术理念、艺术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崇高的声誉。李可染不愧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中国美术史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
素质可染（1907—1928）
幼年李可染即显露出对艺术的敏感与爱好，国画教师王琴舫甚为喜爱，为其学名“永顺”更名“可染”，取“孺子可教，质素可染”之意。李可染13岁拜钱食芝为师，习“四王”山水。
1907年至1928年的20年间，李可染主要生活在徐州，中间有两年时间到上海美专学习。徐州浓烈的地方文化气息，塑造了李可染的性情与爱好，并形成贯穿李可染一生的基调。
西湖问艺（1929—1937）
李可染在西湖之滨的杭州艺专学习，短暂的三年，成为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国立艺专，李可染真正地感受了新思潮，之后，他的艺术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四王门徒”进而为融合中西以革新中国画。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确立了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观念。在艺专受到了严格的西方美术训练，为他日后融通中西艺术奠定了西画基础。受林风眠“兼容并包”办校思想的影响，李可染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广泛地吸纳各种优秀文化成分。
画笔抗日（1938—1940）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可染以一个中国人的义务和艺术家的良知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他的作品延续了前一阶段的风格，受珂勒惠支以及其他一些现实主义画家强烈的影响，内容以反映当时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为主。加入第三厅之后，文化精英们的相互陶染是这段经历中的重要内容。1941年，当李可染重新转入国画创作时，艺术面貌焕然一新。
重入传统（1941—1946）
1940年，第三厅撤销，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次年，文化工作委员会陷入困境，郭沫若建议成员转向各自专业领域，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于是，李可染重新转入国画的研究与创作。此时，李可染的作品已走出“四王”一路，转而师法八大、石涛。
1943年至1946年9月，李可染应陈之佛的邀请在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期间，李可染提出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时创作的取材深受四川当地风物影响，所画多为山水、水牛和古典人物。
大师门墙（1947—1953）
1946年，徐悲鸿北上担任北平艺专校长，随即聘李可染来校任教。次年秋，李可染在中央公园举办个人画展。1948年，李可染在北平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
1947年，经徐悲鸿的引荐，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同年李可染又师从黄宾虹。
李可染数十年追随两位大师，极尽弟子之虔诚。但李可染无一笔似齐、黄，而精神上处处见齐、黄。
江山可染（1954—1960）
1954年春，李可染请邓散木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决心变革中国画。他与张仃、罗铭南下江、浙、皖写生三个月。回北京后，“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览会”在北海公园举行，展出80件作品，其中李可染作品40件。
1956年，李可染再度赴江、浙、皖、湘、鄂、川、陕等地写生，其成果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
此后，李可染不仅自己数次外出写生，还带领学生走进自然写生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山水画创作理论，以及独特的山水画教学方法。
反刍升华（1961—1976）
1961年，李可染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科教学，“李可染山水画室”成立。
同年夏日，李可染首次到北戴河疗养。此后三年，他冬季在广东从化、夏季在北戴河，酝酿消化前段写生积累，反刍升华，进行创作。自此李可染艺术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文革”期间，李可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度不能作画。他利用这段时间总结写生的经验，动笔苦练书法。1971年，李可染从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先后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绘制巨幅作品《漓江》《阳朔胜境图》。
东方既白（1977—1989）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1977年，他请唐云、周哲文分别刻下“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印，并于病重筹划着再次走进自然、走进生活。
1977年，李可染应邀为毛主席纪念堂绘制作品，为此，他特意截去叠趾，赶赴庐山、井冈山写生，回来后创作了《革命摇篮井冈山》等作品。
1979年，李可染发表《谈学山水画》，对山水画创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同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开始招收山水画专业研究生。
1981年11月，中国画研究院成立，李可染出任首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李可染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1989年，李可染以“东方既白”预言东方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