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欧商业评论》(CBR):有人把湖南的电视人称为“湘军”。那咱们就从湘文化开始聊起吧。你认为湖湘的地域文化和湖南电视今天在全国电视界所取得的地位,有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如何看待湖南电视成功背后的文化作用?
张华立:湖湘文化在过去,不好的东西多于好的东西。但当今一些学者把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拎出来,作为当代现实的一种文化指导和历史传承,有指路明灯的效果。任何文化、任何理论体系,其实是要支持现实和未来的,这是一种好的思维方式。
电视湘军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现象肯定是有领导者领导潮流的事实,不然就是一个孤立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选秀节目在某种程度上,都扮演了“领跑者”的角色,这和“心忧天下”是吻合的。
愉悦即娱乐
CBR:建国60年历程中,中国人缺少娱乐精神,甚至早年不知道“娱乐”为何物。你是如何理解“娱乐”的?“娱乐”仅仅是“大笑”和“飙眼泪”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做“娱乐”就是一种创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湖南卫视在制定“娱乐立台”的战略时也是在冒险,是在设定门槛。
张华立:精神愉悦就是娱乐。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诗歌、小说、戏剧包括电影是高雅的,而认为现在流行的娱乐是低俗的,这种论调非常奇怪。建国60年来国人缺乏娱乐意识,这个说法是对的。但现在老百姓享有了这种权利,为什么不能拥有呢?跟过去的诗歌、小说、戏剧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没有区别。这类娱乐节目的兴起恰恰是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觉醒。
CBR:你认为电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怎样扮演一个娱乐领导者的角色?
张华立: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根子的东西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首先得有土壤,比如说人性普遍的觉醒,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至于语言的变化,我觉得应该识时务。并不是说孔夫子当年的那种语言就是最美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要这么死板地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今天和未来的一切,我们没有禁锢在这个里面。
CBR:所以你才会认为像李宇春、曾轶可写的那种词有诗歌的风采?
张华立:不错。
CBR:起码它们是比较真实的。
张华立:我对当前这种语言是很宽容地接受,但又要持批判态度。因为语言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好的东西要往前走,不好的东西应该是要被淘汰的。我觉得电视在语言的贡献方面,最起码是我们100年前的白话运动所不及的——就是普通大众和精英对话的时候没有语言障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电视的浅薄也不断地遭到了批评,这很正常,语言是多彩的。领导力决定创新
CBR:我们在观察湖南卫视现象时,注意到电视台的“平台整合”:将外部的资源整合进来。这是开放式创新的核心理念。而你也提出了“新娱乐经济”的概念。能具体谈一谈吗?
张华立:社会发展到今天,精神层面的作用是巨大的。一面是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另一面又有商品价值。例如,把主持人捧成艺人,本身产生的价值可能是一个负数,但他在别的领域给你带来一个正数。再如唱片产业,本身已经在衰弱了,为什么大家还要继续做唱片这样一个传统模式?因为它在别的领域能够支撑下去。
所以我当时就想做一个娱乐的产业链条,因为只有工业流水化,链条才能够达成经济模式,而我们过去仅仅局限于广告。如今广告仍是龙头,但它可以带动很多东西。所以湖南卫视的控股公司形成了这么一个大格局,构建了一个娱乐产业链,涉及艺人经济、唱片、娱乐、生产和新媒体,还有自己的渠道和品牌。包括我们和淘宝网的合作,还是在一个领域里面做事情,可以丰富我们的盈利模式,我们过去的盈利模式太过单一了。
CBR:像这样的思路其实很多电视台都可以去做,他们也有资源,但湖南卫视做得最好。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创新。你认为湖南卫视创新的基础到底在哪儿?
张华立:除了刚才说到的整体文化影响,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者。一个领袖所具有的潜在意识可以决定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速度。对于湖南卫视来说,首先是领导者的思想非常解放;其次是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先见之明,跟常人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和不计后果的实践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力的结果。
CBR:卓越的领导者对湖南卫视可能是好事,但像魏文彬这么有魄力的人太少了,这是否意味着湖南卫视的创新不具备可复制性?
张华立:毫无疑问,在创业的初期阶段领导者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当涉及一个行业的时候,就需要制度去规范。其实制度本身是需要智慧的,也是有生命力的。不怕失败,就怕不标新立异
CBR:在一家以娱乐安身立命的电视台,普通的制片人要成长为金牌的制片人,平台本身应该给他提供哪些支持?比如像廖珂、张一蓓这样的人。
张华立:我们会给他们精神的支持和物质上的保障,给他们实践的空间。何况我们内部一直有一种不怕失败的文化。不怕失败,就怕你不标新立异,就怕你没有突破和创新。我们并不鼓励大量地去购买外来的模式或照搬照抄,这个阶段应该过去了,应该提倡原创,而且我们有能力做原创。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湖南卫视自主创新的节目,原创者也拥有版权。即便离开了这里,这个原创者也一样会拿到版税。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操作了。比如《挑战麦克风》,我们卖掉节目模式之后,把版权费用分给了团队,特别是给制作人以奖励,一年奖两次。
CBR:关于领导艺术,你从魏文彬、欧阳常林身上都学到了些什么?
张华立:魏文彬的前瞻性、预见性很强,敢于替下属承担责任。我们经常惹祸,我本人在总台挨批了不知多少次,他为了保护下属的积极性,就会主动承担责任。欧阳常林可能是中国最勤奋的CEO,外号“飞行家”,他的执行力是我目前所见到的最强的,而且对市场很有敏锐度。
CBR:可见执行力是湖南卫视自上而下的统一特质。就你个人来说,怎样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来创新?
张华立:我在做栏目制片人的时候,对编辑、记者的要求从来都是这样,把第一遍写出来的东西丢到厕所里面去,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要求的。因为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只是表达能力不一样而已。第一次涌现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平庸的。把自己打倒,把自己的经验和思维打倒,呈现出来的东西才会优于原先的。只有形成这种习惯,创新精神才会植根于每个人的大脑,植根于行动中。如果你懒得去否定自己,就不要奢望创新了。创新是一个勤快人干的活。在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会带动整个团队不断地去竞争。当这种精神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团队就会不断地有创新的愿望。
CBR:我们发现湖南卫视有的节目是对老节目的继承创新,像《8090》就是《真情》的变形。对老节目进行改造,找到更新的角度做出一档节目来,这种精神很可贵。
张华立:和搞收藏一样,传递有序是最好的。我们也一度认为不断地推出新节目,从名字到内容全部换掉才叫创新。后来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这是没有底气的表现。只要体现的精神符合这个时代,那就是好的。所以我当时说,过去的《真情》、《晚间》、《乡村发现》那些节目可惜了。深入人心的品牌你把它打倒干什么?西方一个电视品牌可以持续几十年,几代人。
CBR:跟海外同行合作,对你触动最大的是什么?地面频道对湖南卫视的创新有何作用?
张华立: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商业化。他们一上来就把节目作为一个商品来思考,而我们往往把这个东西丢掉了,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特别是娱乐节目。
我们经常要从地面频道吸收灵感,包括模式。湖南卫视和地面频道的联系非常紧密,《天天向上》这个节目为什么在周五这么一个时段取得这么好的收视成绩?因为它直接从湖南经视吸收灵感,它的制片人是张一蓓。
CBR:你最初对张一蓓的印象是怎样的?她的哪些特质是你最喜欢的?
张华立:我1998年竞聘上岗,招聘了80多人的团队,平均年龄23岁,这批人中的很多人现在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我做娱乐频道总监10年间,始终认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提出要离开,我很少挽留。但张一蓓只做了1年,我就让她在娱乐频道当制片人,这是很罕见的。我当时看中了她思想的活跃和敏锐,她的组织能力也是我很欣赏的,所以当她提出要离开的时候,我请她吃饭,挽留了她。
张华立:湖湘文化在过去,不好的东西多于好的东西。但当今一些学者把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拎出来,作为当代现实的一种文化指导和历史传承,有指路明灯的效果。任何文化、任何理论体系,其实是要支持现实和未来的,这是一种好的思维方式。
电视湘军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现象肯定是有领导者领导潮流的事实,不然就是一个孤立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选秀节目在某种程度上,都扮演了“领跑者”的角色,这和“心忧天下”是吻合的。
愉悦即娱乐
CBR:建国60年历程中,中国人缺少娱乐精神,甚至早年不知道“娱乐”为何物。你是如何理解“娱乐”的?“娱乐”仅仅是“大笑”和“飙眼泪”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做“娱乐”就是一种创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湖南卫视在制定“娱乐立台”的战略时也是在冒险,是在设定门槛。
张华立:精神愉悦就是娱乐。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诗歌、小说、戏剧包括电影是高雅的,而认为现在流行的娱乐是低俗的,这种论调非常奇怪。建国60年来国人缺乏娱乐意识,这个说法是对的。但现在老百姓享有了这种权利,为什么不能拥有呢?跟过去的诗歌、小说、戏剧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没有区别。这类娱乐节目的兴起恰恰是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觉醒。
CBR:你认为电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怎样扮演一个娱乐领导者的角色?
张华立: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根子的东西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首先得有土壤,比如说人性普遍的觉醒,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至于语言的变化,我觉得应该识时务。并不是说孔夫子当年的那种语言就是最美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要这么死板地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今天和未来的一切,我们没有禁锢在这个里面。
CBR:所以你才会认为像李宇春、曾轶可写的那种词有诗歌的风采?
张华立:不错。
CBR:起码它们是比较真实的。
张华立:我对当前这种语言是很宽容地接受,但又要持批判态度。因为语言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好的东西要往前走,不好的东西应该是要被淘汰的。我觉得电视在语言的贡献方面,最起码是我们100年前的白话运动所不及的——就是普通大众和精英对话的时候没有语言障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电视的浅薄也不断地遭到了批评,这很正常,语言是多彩的。领导力决定创新
CBR:我们在观察湖南卫视现象时,注意到电视台的“平台整合”:将外部的资源整合进来。这是开放式创新的核心理念。而你也提出了“新娱乐经济”的概念。能具体谈一谈吗?
张华立:社会发展到今天,精神层面的作用是巨大的。一面是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另一面又有商品价值。例如,把主持人捧成艺人,本身产生的价值可能是一个负数,但他在别的领域给你带来一个正数。再如唱片产业,本身已经在衰弱了,为什么大家还要继续做唱片这样一个传统模式?因为它在别的领域能够支撑下去。
所以我当时就想做一个娱乐的产业链条,因为只有工业流水化,链条才能够达成经济模式,而我们过去仅仅局限于广告。如今广告仍是龙头,但它可以带动很多东西。所以湖南卫视的控股公司形成了这么一个大格局,构建了一个娱乐产业链,涉及艺人经济、唱片、娱乐、生产和新媒体,还有自己的渠道和品牌。包括我们和淘宝网的合作,还是在一个领域里面做事情,可以丰富我们的盈利模式,我们过去的盈利模式太过单一了。
CBR:像这样的思路其实很多电视台都可以去做,他们也有资源,但湖南卫视做得最好。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创新。你认为湖南卫视创新的基础到底在哪儿?
张华立:除了刚才说到的整体文化影响,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者。一个领袖所具有的潜在意识可以决定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速度。对于湖南卫视来说,首先是领导者的思想非常解放;其次是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先见之明,跟常人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和不计后果的实践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力的结果。
CBR:卓越的领导者对湖南卫视可能是好事,但像魏文彬这么有魄力的人太少了,这是否意味着湖南卫视的创新不具备可复制性?
张华立:毫无疑问,在创业的初期阶段领导者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当涉及一个行业的时候,就需要制度去规范。其实制度本身是需要智慧的,也是有生命力的。不怕失败,就怕不标新立异
CBR:在一家以娱乐安身立命的电视台,普通的制片人要成长为金牌的制片人,平台本身应该给他提供哪些支持?比如像廖珂、张一蓓这样的人。
张华立:我们会给他们精神的支持和物质上的保障,给他们实践的空间。何况我们内部一直有一种不怕失败的文化。不怕失败,就怕你不标新立异,就怕你没有突破和创新。我们并不鼓励大量地去购买外来的模式或照搬照抄,这个阶段应该过去了,应该提倡原创,而且我们有能力做原创。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湖南卫视自主创新的节目,原创者也拥有版权。即便离开了这里,这个原创者也一样会拿到版税。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操作了。比如《挑战麦克风》,我们卖掉节目模式之后,把版权费用分给了团队,特别是给制作人以奖励,一年奖两次。
CBR:关于领导艺术,你从魏文彬、欧阳常林身上都学到了些什么?
张华立:魏文彬的前瞻性、预见性很强,敢于替下属承担责任。我们经常惹祸,我本人在总台挨批了不知多少次,他为了保护下属的积极性,就会主动承担责任。欧阳常林可能是中国最勤奋的CEO,外号“飞行家”,他的执行力是我目前所见到的最强的,而且对市场很有敏锐度。
CBR:可见执行力是湖南卫视自上而下的统一特质。就你个人来说,怎样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来创新?
张华立:我在做栏目制片人的时候,对编辑、记者的要求从来都是这样,把第一遍写出来的东西丢到厕所里面去,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要求的。因为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只是表达能力不一样而已。第一次涌现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平庸的。把自己打倒,把自己的经验和思维打倒,呈现出来的东西才会优于原先的。只有形成这种习惯,创新精神才会植根于每个人的大脑,植根于行动中。如果你懒得去否定自己,就不要奢望创新了。创新是一个勤快人干的活。在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会带动整个团队不断地去竞争。当这种精神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团队就会不断地有创新的愿望。
CBR:我们发现湖南卫视有的节目是对老节目的继承创新,像《8090》就是《真情》的变形。对老节目进行改造,找到更新的角度做出一档节目来,这种精神很可贵。
张华立:和搞收藏一样,传递有序是最好的。我们也一度认为不断地推出新节目,从名字到内容全部换掉才叫创新。后来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这是没有底气的表现。只要体现的精神符合这个时代,那就是好的。所以我当时说,过去的《真情》、《晚间》、《乡村发现》那些节目可惜了。深入人心的品牌你把它打倒干什么?西方一个电视品牌可以持续几十年,几代人。
CBR:跟海外同行合作,对你触动最大的是什么?地面频道对湖南卫视的创新有何作用?
张华立: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商业化。他们一上来就把节目作为一个商品来思考,而我们往往把这个东西丢掉了,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特别是娱乐节目。
我们经常要从地面频道吸收灵感,包括模式。湖南卫视和地面频道的联系非常紧密,《天天向上》这个节目为什么在周五这么一个时段取得这么好的收视成绩?因为它直接从湖南经视吸收灵感,它的制片人是张一蓓。
CBR:你最初对张一蓓的印象是怎样的?她的哪些特质是你最喜欢的?
张华立:我1998年竞聘上岗,招聘了80多人的团队,平均年龄23岁,这批人中的很多人现在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我做娱乐频道总监10年间,始终认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提出要离开,我很少挽留。但张一蓓只做了1年,我就让她在娱乐频道当制片人,这是很罕见的。我当时看中了她思想的活跃和敏锐,她的组织能力也是我很欣赏的,所以当她提出要离开的时候,我请她吃饭,挽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