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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兴盛了两千多年，前有“孔孟之道”，后有“程朱理学”，在此过程中朱熹是继孔子以后又一位集大成者，开创了理学体系。朱熹推崇周敦颐、张载等人，将他们的学说兼容并包，提出了“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他的理学体系是对前人进行批判、修改、扬弃后的精密而有创造性的总结。朱熹对于书法的见解，与他在思想文化上的博大精深是有密切关联的，虽然他的书艺不像他在理学上如此影响巨大，但亦有一定地位。
关键词：朱熹；理；书法观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58-2
一、书法之理
朱熹将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有此一理，便有气生。理为一，气为多，理常而不变，气则据理衍生，且多而变。朱熹《书字铭》曰：
“明道先生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阙德。”
程颢先生认为：书字时甚敬，并非为把字写好，他将写字上升为一种求“理”达“道”的学问，为了求得此学问而书字甚敬。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书字时要遵循书法之理，这“理”便是那“一”，“点点画画”指书法之“理”的各种具体表现。懂得书法之理后，一点一画由此而生，即由“一”生“多”。如果书写时“放意”，或一味“取妍”，则与理相悖了。可见朱熹在谈论书法时，亦不忘“理”的存在。他又说：
古人篆籀，笔墨虽多，然无一笔可减。今字如此简约，然亦不可多增一笔。便是世变自然如此。
在朱熹看来，虽然宇宙间的万物总在变化之中，然而必有理蕴含于其中。古之篆籀无一笔可减，今字又无一笔可增，这便是一道理，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朱熹觉得仓颉造字并非自撰，只是“有此理自当流出”，是“理”当如此，若理会得，则天下之字可通矣。仓颉据理造字，而字的产生又体现出“天理”，这里的“字”亦属于“气”的层面，它是一种以理为本体的经验现象。朱熹说：
“夫字者，所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百官、察万民、贯通三才，其为用大矣。”
在此朱熹表明了字的用途，当然这“字”亦包括书法，“字”是用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理百官、体察万民的，它贯通天、地、人三才，从书法文化角度来看，这是极其重要的。朱熹觉得：“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刚明果决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谓‘昏德’。若块然无能为，亦何取于德！”若要不出现“昏德”，关键在于保持纯明的心境，在此状态下才能明理。道夫问朱熹：“何谓书穷八法？”朱熹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朱熹以“永”字为例，来说明每一点画皆有法度，以字为教。学书是“为己之学”，“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它关乎心性，朱熹主张：“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到那道理中去。”朱熹在《晦庵论书》中论十七帖云：
“此本马庄甫所摹刻也。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这是朱熹较为辩证的书学思想，同时他在论邵雍先生书时说：
“康节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自不逾矩者耶？”
这些都是强调在通晓事理的情况下，随意发挥而始终不逾越规矩。在宋儒眼中“规矩为方圆之至，圣人为人伦之至”，决不能偏离这个标准。朱熹始终强调作书先“明理”，朱熹在教育自己学生时，十分注重明辨事理，充广德性，不光是在学书时要注意此，在其他方面都要明理，通悟圣人之心，以达“圣道”。而在学书过程中，不仅要明书法本体之理，还要明如何作书之道理。
朱熹年少时便对金石文字情有独钟，他在《家藏石刻序》中说：“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辩证之词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怅然自恨身贫贱，居处屏远，弗能尽致所欲，得如公之为者，或寝食不怡竟日。”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其父亲朱松有关，朱松喜好金石并有一定的收藏，这对早年朱熹的书法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以致于朱熹极为重视传统法度，推崇古体。他在大力推扬蔡襄、朱鸿胪、喻工部的同时，对苏黄之字有所贬斥。其曰：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可见“法度”在朱熹看来极为重要，他所谓的“写坏”就是没有法度，太放肆而有无法度为是否理会得“书理”所致，朱熹说：
“山谷不甚理会得字，故所论皆虚。米老理会得，故所论皆实。”
山谷以禅论书，佛道皆收并重，所以对于书法的评论多趋于抽象，所以“虚”，米芾“不为溢辞，要在入人”，敢于评论批评，所以“实”。在理会得书法本体之理的基础上，要注意对古法的吸收，朱熹对法书尤为喜好，并强调它的意义：
“岩壑老人多见法书，笔法高妙，独称此为劲健奇作，当非虚语。”
朱熹在《跋朱希真所书道德经》中称赞岩壑老人（朱敦儒）的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这都归功于岩壑老人“多见法书”。朱熹好法书，因为学不像而“懒废”，他认为今人不及古人的不光光是书法这一件事。
二、端楷之说
朱熹的端楷之说，是讲求写字时讲究法度，反对字的欹侧放纵，并将做人之诚实端正体现到字中，将写字看成品行的体现。他对宋四家中蔡襄的书法表示肯定，而对米、苏、黄之书均有过不同程度的批评。朱熹曰：
“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如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侧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
朱熹认为：“在蔡襄之前，皆有书法之典则，但到米芾、黄庭坚等人出现，便不按法写字，将字写得随意放纵。”他在《答杨宋卿书》中云：“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君子之内心修养达到“高明纯一”之境，内心自会心平气和，所书之字也会“方正”“端庄厚重”，以正气示人，无须欹侧放纵。此处便出现“文”、“道”难统的现象。米芾、黄庭坚“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在自己“文”中却表现出与“诚实端悫”相悖之势。而朱熹对米芾有过这样的评价：“米老理会得（字），故所论皆实。”他亦觉得黄庭坚之字“亦是有好处”。可见朱熹光从“文”的角度来评价此二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朱熹终究是理学家，又岂会将“文”脱离于“道”来加以评判，“道”始终是“文之根本”，因此“端楷”为朱熹心中所向，为“道”之显现。 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须从道中流出”，虽说“文”“道”不离，实际是“文”屈从于“道”（仁义之道）。朱熹又曰：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
朱熹将韩琦的“端严谨重”与王安石的“躁扰急迫”作了对比，将书写的状态紧密关联于人的心性。宋儒主静，所谓“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是他们的追求，所以对书写时的“端严谨重”尤为称赞。
三、书为心画
汉代杨雄提出“书为心画”，但真正作为书法美学命题来提出，并将其付诸于书法评论当中则是在宋代。在朱熹书论中，直接应用“心画”一词的有两条，在此“心画”可以理解为书法，使用了借代的手法，朱熹在《跋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中讲道：
“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
这里说杜公楷法清劲，显得可爱，实质是朱熹认为他心中淡雅挺拔之气显现于书法，故说“谛玩心画，如见其人”，见字如见人。朱熹又在《答王枢使》中云：
“湘西扁牓，饶宰寄示，得以仰观。非惟健笔纵横，势若飞动，而心画之正，结体之全，足使观者魄动神竦，甚大惠也。”
这里评论王蔺所书扁牓，气势飞动，心正故书正。除此两条之外，朱熹在多条书论中涉及到“心画”，只是没有直指，但读者能从其中意会出其用意。据朱熹所言，书法与书写者胸次中的道德、学问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宋魏了翁《魏鹤山集》云：
“石才翁才气豪赡，范德孺资禀端重，文与可操韵清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论矣，今观其心画，各如其人也。昔人所谓‘心正则笔正’，渠不信矣夫！”
魏了翁认为石才翁、范德孺、文与可三人秉性、品行不同，这种精神气度各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风格，故他们的“心画”便“各如其人”。宋人好用“心画”来借代书法。朱熹、魏了翁评论“心画”———书法，不是看他人写得如何，而是往往与此人的“心”———胸次联系起来，由一个人的书法审视其道德人品、学问胸襟。朱熹说：
“同父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同父所写的字不够明亮莹洁，是由于心地不够清和，也就是其心没有获致清和的“性”“理”。朱熹又在《题曹操帖》中说：
“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甫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
刘共父说朱熹所学之人是“汉之篡贼耳”，就是从人的道德来评定书作好坏的，朱熹立刻体会到取法须端。宋人对书作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行深信不疑，并且执著于对书家道德情操的评定，朱熹是倡导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朱熹对于“心画”不光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对人的学问修养也有进一步的要求。他在《奉题李彦中所藏俞侯墨戏》中云：
“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
人无修养，胸中无学问，笔下怎能出得来极品。朱熹又说：
“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张孝祥在文章政事方面远比他人好，他的书法也符合朱熹所倡导的以古为法，然而，有这些还不够，朱熹认为唯有增加学历，才能使书法更奇伟。综上所述，在朱熹看来书字要达理：一为取法须古；二为心地纯明、清和，即学书要看所学书家的人品如何；三为，学历之多寡。朱熹对“心画”的提倡，促使书家对自身道德情操的不断修炼，对学问的无止追求，使心之德表现于书法之中。他将艺术创作的形式美与创作者的道德情操、学问修养融合为一，强调了道德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其他文化门类所共有的特性。
朱熹的“心画”说，对书家有这样一个导向作用：字外的道德、学问、修养重于书法本身。朱熹对道德学问的重视，使得他在评论书法时有意突出这一点。书家在掌握一定的笔墨意趣之后，确实需要强有力的学问修养作为后盾。但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成就一位书家的重要因素，而绝非充分条件。我们只能说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有利于培养一位书法家，而不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书法家。学书者既要将笔墨功夫掌握好，要熟知书法艺术本身的来龙去脉，又要看到道德学问对书法所提供的支撑。不能简单地评定笔墨情趣与道德修养孰高孰低，孰是本孰是末，道德的高与低无法完全决定书法艺术的精湛或拙劣。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朱熹.河南程氏遗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作者简介：
张怡芳，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朱熹；理；书法观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58-2
一、书法之理
朱熹将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有此一理，便有气生。理为一，气为多，理常而不变，气则据理衍生，且多而变。朱熹《书字铭》曰：
“明道先生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阙德。”
程颢先生认为：书字时甚敬，并非为把字写好，他将写字上升为一种求“理”达“道”的学问，为了求得此学问而书字甚敬。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书字时要遵循书法之理，这“理”便是那“一”，“点点画画”指书法之“理”的各种具体表现。懂得书法之理后，一点一画由此而生，即由“一”生“多”。如果书写时“放意”，或一味“取妍”，则与理相悖了。可见朱熹在谈论书法时，亦不忘“理”的存在。他又说：
古人篆籀，笔墨虽多，然无一笔可减。今字如此简约，然亦不可多增一笔。便是世变自然如此。
在朱熹看来，虽然宇宙间的万物总在变化之中，然而必有理蕴含于其中。古之篆籀无一笔可减，今字又无一笔可增，这便是一道理，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朱熹觉得仓颉造字并非自撰，只是“有此理自当流出”，是“理”当如此，若理会得，则天下之字可通矣。仓颉据理造字，而字的产生又体现出“天理”，这里的“字”亦属于“气”的层面，它是一种以理为本体的经验现象。朱熹说：
“夫字者，所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百官、察万民、贯通三才，其为用大矣。”
在此朱熹表明了字的用途，当然这“字”亦包括书法，“字”是用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理百官、体察万民的，它贯通天、地、人三才，从书法文化角度来看，这是极其重要的。朱熹觉得：“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刚明果决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谓‘昏德’。若块然无能为，亦何取于德！”若要不出现“昏德”，关键在于保持纯明的心境，在此状态下才能明理。道夫问朱熹：“何谓书穷八法？”朱熹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朱熹以“永”字为例，来说明每一点画皆有法度，以字为教。学书是“为己之学”，“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它关乎心性，朱熹主张：“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到那道理中去。”朱熹在《晦庵论书》中论十七帖云：
“此本马庄甫所摹刻也。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这是朱熹较为辩证的书学思想，同时他在论邵雍先生书时说：
“康节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自不逾矩者耶？”
这些都是强调在通晓事理的情况下，随意发挥而始终不逾越规矩。在宋儒眼中“规矩为方圆之至，圣人为人伦之至”，决不能偏离这个标准。朱熹始终强调作书先“明理”，朱熹在教育自己学生时，十分注重明辨事理，充广德性，不光是在学书时要注意此，在其他方面都要明理，通悟圣人之心，以达“圣道”。而在学书过程中，不仅要明书法本体之理，还要明如何作书之道理。
朱熹年少时便对金石文字情有独钟，他在《家藏石刻序》中说：“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辩证之词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怅然自恨身贫贱，居处屏远，弗能尽致所欲，得如公之为者，或寝食不怡竟日。”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其父亲朱松有关，朱松喜好金石并有一定的收藏，这对早年朱熹的书法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以致于朱熹极为重视传统法度，推崇古体。他在大力推扬蔡襄、朱鸿胪、喻工部的同时，对苏黄之字有所贬斥。其曰：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可见“法度”在朱熹看来极为重要，他所谓的“写坏”就是没有法度，太放肆而有无法度为是否理会得“书理”所致，朱熹说：
“山谷不甚理会得字，故所论皆虚。米老理会得，故所论皆实。”
山谷以禅论书，佛道皆收并重，所以对于书法的评论多趋于抽象，所以“虚”，米芾“不为溢辞，要在入人”，敢于评论批评，所以“实”。在理会得书法本体之理的基础上，要注意对古法的吸收，朱熹对法书尤为喜好，并强调它的意义：
“岩壑老人多见法书，笔法高妙，独称此为劲健奇作，当非虚语。”
朱熹在《跋朱希真所书道德经》中称赞岩壑老人（朱敦儒）的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这都归功于岩壑老人“多见法书”。朱熹好法书，因为学不像而“懒废”，他认为今人不及古人的不光光是书法这一件事。
二、端楷之说
朱熹的端楷之说，是讲求写字时讲究法度，反对字的欹侧放纵，并将做人之诚实端正体现到字中，将写字看成品行的体现。他对宋四家中蔡襄的书法表示肯定，而对米、苏、黄之书均有过不同程度的批评。朱熹曰：
“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如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侧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
朱熹认为：“在蔡襄之前，皆有书法之典则，但到米芾、黄庭坚等人出现，便不按法写字，将字写得随意放纵。”他在《答杨宋卿书》中云：“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君子之内心修养达到“高明纯一”之境，内心自会心平气和，所书之字也会“方正”“端庄厚重”，以正气示人，无须欹侧放纵。此处便出现“文”、“道”难统的现象。米芾、黄庭坚“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在自己“文”中却表现出与“诚实端悫”相悖之势。而朱熹对米芾有过这样的评价：“米老理会得（字），故所论皆实。”他亦觉得黄庭坚之字“亦是有好处”。可见朱熹光从“文”的角度来评价此二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朱熹终究是理学家，又岂会将“文”脱离于“道”来加以评判，“道”始终是“文之根本”，因此“端楷”为朱熹心中所向，为“道”之显现。 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须从道中流出”，虽说“文”“道”不离，实际是“文”屈从于“道”（仁义之道）。朱熹又曰：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
朱熹将韩琦的“端严谨重”与王安石的“躁扰急迫”作了对比，将书写的状态紧密关联于人的心性。宋儒主静，所谓“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是他们的追求，所以对书写时的“端严谨重”尤为称赞。
三、书为心画
汉代杨雄提出“书为心画”，但真正作为书法美学命题来提出，并将其付诸于书法评论当中则是在宋代。在朱熹书论中，直接应用“心画”一词的有两条，在此“心画”可以理解为书法，使用了借代的手法，朱熹在《跋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中讲道：
“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
这里说杜公楷法清劲，显得可爱，实质是朱熹认为他心中淡雅挺拔之气显现于书法，故说“谛玩心画，如见其人”，见字如见人。朱熹又在《答王枢使》中云：
“湘西扁牓，饶宰寄示，得以仰观。非惟健笔纵横，势若飞动，而心画之正，结体之全，足使观者魄动神竦，甚大惠也。”
这里评论王蔺所书扁牓，气势飞动，心正故书正。除此两条之外，朱熹在多条书论中涉及到“心画”，只是没有直指，但读者能从其中意会出其用意。据朱熹所言，书法与书写者胸次中的道德、学问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宋魏了翁《魏鹤山集》云：
“石才翁才气豪赡，范德孺资禀端重，文与可操韵清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论矣，今观其心画，各如其人也。昔人所谓‘心正则笔正’，渠不信矣夫！”
魏了翁认为石才翁、范德孺、文与可三人秉性、品行不同，这种精神气度各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风格，故他们的“心画”便“各如其人”。宋人好用“心画”来借代书法。朱熹、魏了翁评论“心画”———书法，不是看他人写得如何，而是往往与此人的“心”———胸次联系起来，由一个人的书法审视其道德人品、学问胸襟。朱熹说：
“同父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同父所写的字不够明亮莹洁，是由于心地不够清和，也就是其心没有获致清和的“性”“理”。朱熹又在《题曹操帖》中说：
“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甫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
刘共父说朱熹所学之人是“汉之篡贼耳”，就是从人的道德来评定书作好坏的，朱熹立刻体会到取法须端。宋人对书作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行深信不疑，并且执著于对书家道德情操的评定，朱熹是倡导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朱熹对于“心画”不光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对人的学问修养也有进一步的要求。他在《奉题李彦中所藏俞侯墨戏》中云：
“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
人无修养，胸中无学问，笔下怎能出得来极品。朱熹又说：
“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张孝祥在文章政事方面远比他人好，他的书法也符合朱熹所倡导的以古为法，然而，有这些还不够，朱熹认为唯有增加学历，才能使书法更奇伟。综上所述，在朱熹看来书字要达理：一为取法须古；二为心地纯明、清和，即学书要看所学书家的人品如何；三为，学历之多寡。朱熹对“心画”的提倡，促使书家对自身道德情操的不断修炼，对学问的无止追求，使心之德表现于书法之中。他将艺术创作的形式美与创作者的道德情操、学问修养融合为一，强调了道德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其他文化门类所共有的特性。
朱熹的“心画”说，对书家有这样一个导向作用：字外的道德、学问、修养重于书法本身。朱熹对道德学问的重视，使得他在评论书法时有意突出这一点。书家在掌握一定的笔墨意趣之后，确实需要强有力的学问修养作为后盾。但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成就一位书家的重要因素，而绝非充分条件。我们只能说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有利于培养一位书法家，而不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书法家。学书者既要将笔墨功夫掌握好，要熟知书法艺术本身的来龙去脉，又要看到道德学问对书法所提供的支撑。不能简单地评定笔墨情趣与道德修养孰高孰低，孰是本孰是末，道德的高与低无法完全决定书法艺术的精湛或拙劣。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朱熹.河南程氏遗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作者简介：
张怡芳，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