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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在日本被称作“南京大虐杀”。我开始关注普通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是在几年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我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愤怒。
日本人的“鸵鸟思维”
和日本人交流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立即表示歉意还是含糊其词，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极端的不自在，匆匆岔开。
但是，当我走进日本的图书馆，又清晰地看到在这里的书架上，可以看到大量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书和影像材料，而且图书出版的日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007年持续不断，反映了日本对于这一事件持续的重视。
日本对这一事件的著作，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观点。既有引经据典完全否定大屠杀存在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也有详细记述亲历屠城经历的《南京大虐杀何以发生》。双方的看法迥然不同，却各说各话，彼此仿佛视而不见。
在日本有个特殊人群，叫做中国归国者，又称“残留孤儿”，他们是二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并于上个世纪下半期陆续返回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但是心中对于中国普遍有较深的感情。他们和身边日本人有意无意的谈话，也许更能客观地揭示日本人对于这场暴行的看法。
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其实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也只占极少比例。这中间，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下的阶层居多。
作为今天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人有一种“鸵鸟思维”，那就是日本是完美的，因此在主观上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但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人来说，只要看一下史料，这种想法就会不攻自破，而一些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根本不会去看，若干年轻的日本人则不肯用心去看，“除了我愿意相信的什么也不相信”造就了盲目的“日本愤青”。这些人甚至会在网络上和人公开辩论，以无知为勇敢。
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和老龄化社会中的现代日本人，确有些人难以理解当时日军居然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反差，一些本来不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女性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后，会引发剧烈的反应。
在日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作品之多，可以多到让一个中国人不忍卒读。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再现。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宫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15000人以上。12月24日至次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日本人，在今天的态度是承认或默认南京大屠杀存在，但不愿意深入这个话题。日本官方也从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在日本的相关文献
在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多是近年出版的，由日本老兵提供材料，比较如实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记录；
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信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越是接近现今，这些记录越多而且详细。这些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原本大多保持沉默，
而今天，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即将离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发现，开始通过公布其当时日记等方式，重现真相。在日本的这类图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形象。也有一些这类图书，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动收集文献编成的。正是由于他们留下的无可辩驳的记录，使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轻易触摸到南京大屠杀无法否认的证据。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第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记录中，第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入杀死10人或11人。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这些图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承认和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第二类是对日本以外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文献的翻译，其中包括《拉贝日记》、《马基牧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等，也包括中国方面的若干文献。
第三类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类。 一部分是若干参加过南京作战的日军，为了否定曾经有过的罪行进行辩解的文章；但是由于无法改变史实的存在而软弱无力。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谓历史学家的作品，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证据进行质疑反驳。日本右翼团体是日本社会一个特殊集群，他们顺应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军曾作出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写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献，但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根本不堪一击，以至于我认为右翼人物写下这些文字时，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文献，政治目的是第一位的。
真相的遮蔽
对比这些确证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第一，确证作品中日方人员提供的证据，否定派的右翼作家总是尽量回避。
第二，确证作品每本书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的证明，如松冈环的《南京战——寻找封闭的记忆》记录了102名日军官兵对大屠杀的证言。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主手，像东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约1／3。
否定派提出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不足，并想方设法在现有证据特别是中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漏洞，肆意歪曲。举例来说，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检证》文中称，拉贝记录了南京只有几千中国战俘被杀，而不是中国所说的数字。实际上，拉贝的原文是“日军以几千人为单位将中国残兵拉去杀害”。既忽略了拉贝日记中其他地方对于日军杀害平民的记录，也曲解了这句话中“为单位”的关键含义。
谎言的重复，有时候也会掩盖真理，或许，这就是右翼作家们的目的。也颇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正反两种说法的书都有，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排除过去几十年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能够达到让大多数日本人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促其反省，是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已经共同做到的良好成果。应该承认，一些日本学者，在承认和保存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方面，作出了贡献，如《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不过是名有正义感的普通教师。而上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因为右翼指责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为虚构，而将其告上法庭，保证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内容被保留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
日本右翼的嚣张和有关学者的艰难都是存在的，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图书馆开架阅览室书架上三十多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我觉得对这些日本学者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我的调查中，大多数日本人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保持一种尽量沉默的态度。横山先生(他到日本前曾在我国辽宁某县担任过政协委员)对我讲，这种沉默，其实更多表示的是一种默认，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民族逐渐忘记这段历史，也更期望他人对这段历史的忘却。不能忘却的纪念
日本社会主流对南京大屠杀，是在期望最大限度的回避和遗忘。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忘掉这段历史。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接受这种想法的。
正如我一位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写道：“我终于来了。并且明白了一件事：人是有根的。而我的根的一部分已经留在那里，留在南京大屠杀，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只要再听到这两个词汇就永远不会忘，我是谁，我背负着什么。什么是自己必须扛起的责任。我来了，我明白了，我是那些死难者的同胞啊。”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根已经永埋奥斯威辛。而我，中国人的根，永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愤怒。
日本人的“鸵鸟思维”
和日本人交流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立即表示歉意还是含糊其词，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极端的不自在，匆匆岔开。
但是，当我走进日本的图书馆，又清晰地看到在这里的书架上，可以看到大量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书和影像材料，而且图书出版的日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007年持续不断，反映了日本对于这一事件持续的重视。
日本对这一事件的著作，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观点。既有引经据典完全否定大屠杀存在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也有详细记述亲历屠城经历的《南京大虐杀何以发生》。双方的看法迥然不同，却各说各话，彼此仿佛视而不见。
在日本有个特殊人群，叫做中国归国者，又称“残留孤儿”，他们是二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并于上个世纪下半期陆续返回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但是心中对于中国普遍有较深的感情。他们和身边日本人有意无意的谈话，也许更能客观地揭示日本人对于这场暴行的看法。
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其实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也只占极少比例。这中间，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下的阶层居多。
作为今天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人有一种“鸵鸟思维”，那就是日本是完美的，因此在主观上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但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人来说，只要看一下史料，这种想法就会不攻自破，而一些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根本不会去看，若干年轻的日本人则不肯用心去看，“除了我愿意相信的什么也不相信”造就了盲目的“日本愤青”。这些人甚至会在网络上和人公开辩论，以无知为勇敢。
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和老龄化社会中的现代日本人，确有些人难以理解当时日军居然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反差，一些本来不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女性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后，会引发剧烈的反应。
在日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作品之多，可以多到让一个中国人不忍卒读。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再现。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宫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15000人以上。12月24日至次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日本人，在今天的态度是承认或默认南京大屠杀存在，但不愿意深入这个话题。日本官方也从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在日本的相关文献
在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多是近年出版的，由日本老兵提供材料，比较如实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记录；
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信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越是接近现今，这些记录越多而且详细。这些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原本大多保持沉默，
而今天，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即将离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发现，开始通过公布其当时日记等方式，重现真相。在日本的这类图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形象。也有一些这类图书，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动收集文献编成的。正是由于他们留下的无可辩驳的记录，使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轻易触摸到南京大屠杀无法否认的证据。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第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记录中，第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入杀死10人或11人。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这些图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承认和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第二类是对日本以外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文献的翻译，其中包括《拉贝日记》、《马基牧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等，也包括中国方面的若干文献。
第三类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类。 一部分是若干参加过南京作战的日军，为了否定曾经有过的罪行进行辩解的文章；但是由于无法改变史实的存在而软弱无力。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谓历史学家的作品，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证据进行质疑反驳。日本右翼团体是日本社会一个特殊集群，他们顺应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军曾作出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写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献，但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根本不堪一击，以至于我认为右翼人物写下这些文字时，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文献，政治目的是第一位的。
真相的遮蔽
对比这些确证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第一，确证作品中日方人员提供的证据，否定派的右翼作家总是尽量回避。
第二，确证作品每本书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的证明，如松冈环的《南京战——寻找封闭的记忆》记录了102名日军官兵对大屠杀的证言。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主手，像东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约1／3。
否定派提出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不足，并想方设法在现有证据特别是中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漏洞，肆意歪曲。举例来说，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检证》文中称，拉贝记录了南京只有几千中国战俘被杀，而不是中国所说的数字。实际上，拉贝的原文是“日军以几千人为单位将中国残兵拉去杀害”。既忽略了拉贝日记中其他地方对于日军杀害平民的记录，也曲解了这句话中“为单位”的关键含义。
谎言的重复，有时候也会掩盖真理，或许，这就是右翼作家们的目的。也颇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正反两种说法的书都有，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排除过去几十年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能够达到让大多数日本人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促其反省，是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已经共同做到的良好成果。应该承认，一些日本学者，在承认和保存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方面，作出了贡献，如《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不过是名有正义感的普通教师。而上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因为右翼指责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为虚构，而将其告上法庭，保证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内容被保留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
日本右翼的嚣张和有关学者的艰难都是存在的，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图书馆开架阅览室书架上三十多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我觉得对这些日本学者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我的调查中，大多数日本人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保持一种尽量沉默的态度。横山先生(他到日本前曾在我国辽宁某县担任过政协委员)对我讲，这种沉默，其实更多表示的是一种默认，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民族逐渐忘记这段历史，也更期望他人对这段历史的忘却。不能忘却的纪念
日本社会主流对南京大屠杀，是在期望最大限度的回避和遗忘。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忘掉这段历史。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接受这种想法的。
正如我一位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写道：“我终于来了。并且明白了一件事：人是有根的。而我的根的一部分已经留在那里，留在南京大屠杀，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只要再听到这两个词汇就永远不会忘，我是谁，我背负着什么。什么是自己必须扛起的责任。我来了，我明白了，我是那些死难者的同胞啊。”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根已经永埋奥斯威辛。而我，中国人的根，永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