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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一生功绩卓著，成就颇多，不仅有许多实践革命成果，也有非常多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对当时中国人民学西救国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其众多理论成果中的“五权宪法”理论是其夺目的一笔，这一思想在当时建国过程中是一伟大尝试，对今天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五权分立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过程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可分开，而且，通过研究领会这些具体思想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环境。
20世纪初，中国人民多灾多难，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政治上掀起瓜分狂潮，经济上通过资本输出加强掠夺，文化上通过传教愚弄中国人民，中国民族危亡的形势已十分严峻。面对亡国灭种的时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纷纷提出各种救国方案，清王朝也开始了部分西化，他们掀起了“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来扼制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农民阶级掀起了义和团运动和保路运动，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在列强面前，清政府完全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作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势力之一，也担负起时代重任，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革命派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暂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这一成果为五权分立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五权分立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世纪之交，列强加大侵华力度，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清政府增加财政赋税，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奖励实业，等等客观和主观条件都为当时资产阶级壮大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学术团体和政党组织纷纷出现，成为中国政坛上重要势力，日知会、保国会、同盟会就是代表，这些势力虽出身阶层不同，思想政治主张不同，有的主张改良救国，有的主张暴力革命，有的主张君民共主，也有的主张走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要求，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分享国家政权、反对专制政治，让人民享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
西方大量政治思想的介入和孙中山个人经历，为五权分立思想创造了思想条件。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学西经历了由器物文明过渡到制度文明，再过渡到文化文明这一过程。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潮水般涌入中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吸收到了新鲜的空气。这些思想中的人权、平等、进化论、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备受青睐，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改变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于是他们创学堂、办报纸，设论坛，大力营造传播西学的氛围，以改变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局面，这些人物中的郑欢应、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黄兴是其杰出代表。
孙中山青年时期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香港、澳门、广州读书。其兄作为华侨资本家对其影响至深。十多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在檀乡山的经历，使他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领略了一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且洞察了西方社会的优点与不足，清王朝在中法战争中的腐朽，使他萌发了“倾覆清廷、创造民主之志”。他经常在同学中发言攻击清廷的腐朽统治，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后来，他领导了多次起义，创立了兴中会、同盟会、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中的五权分立的宪法思想是其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并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章程，后又把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引人注目的是在民权主义中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宪法思想，在西方政体思想史上及我国政体建设史上是一伟大创举。
二、五权分立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
政体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是为国体服务的，不同的政体是适应不同国情不同历史条件的。五权分立所规划的政体是西方政治学说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五权分立是孙中山关于国家政体的主张，是孙中山在政体问题上的独创，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权主义的具体化。他目睹了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国制度日趋腐败的史实，认为三权分立已经过时，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是破天荒的政体，五权分立的民国便是民权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有了他，国家便得“完全无缺的治理”成为臻于完美的国家。
所谓“五权”，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分立的实质是权力分散。根据资产阶级分权制，孙中山认为国家机构中除设立总统、议会外，还要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院彼此独立并相互制约，既可避免三权分立体制下权力畸重畸轻的流弊，又可防止选举作弊，任人唯亲。
1、五权分立具有防止独裁和克服西方三权分立体制弊端的特点
自从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这种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早期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促进封建小农经济、防止少数民族分裂等积极作用，但愈到封建社会后期它的负作用愈明显。尤其是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造成决策失误，吏治腐败，文化高压、社会恐怖、统治中国2000年的帝制成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最严重的绊脚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直接目标。为防止独裁，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很多措施，如国家权力应属于人民，参议院具体掌握，为防止总统独裁，提出了五权分立。五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当权时期，为防止一小部分人独裁而实施的具体化措施。在辛亥革命早期，帝制刚刚被推翻，但思想残余仍很浓厚的背景下提出五权分立实为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
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世界各国先例中，有实行两权分立的，也有实行三权分立的，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考试作为分立的一个治权，孙中山之所以把考试作为分立的治权，一方面可能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他认为选贤任能，健全国家的人事制度，是励精图治的关键，是强化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笔者认为孙中山看到了西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西方的民主为垄断时期的大资本家把持，小资本家不能和大资本家一样平等的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而孙中山本人是小资产阶级代表，从而认为考试是最为公平的一种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也最有利于靠真才实学的小资本家及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所以实行五权分立是我国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当中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一种反映。
2、五权宪法的学说，是以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的权能分治理论为根据的
这种学说与西方流行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最大的不同，便是将西方政治学说所忽略的“政权”与“治权”作了明确区分。孙中山说：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新的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56页。）
具体内容上，政权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权力，即直接民权中的选择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治权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它实际属于政府的治理功能。孙中山认为，只有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下令的五个治权，那才能算是一个真正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孙中山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权能区分，一方面是因为看到某些西方民主国家民权太为泛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进步的。”（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页。）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太大，以至发展到压抑民权，流于专制。孙中山的良苦用心，是通过将政府和民的权力划清，各自在权力许可范围内充分活动，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即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又能让政府功能有最大的发展空间，成为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促进国家政治的现代化。
3、行政权在五种治权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其他四权应配合行政而发挥作用，这是“五权分立”理论的又一特色
在权能区分基础上，孙中山主张在“治权”范围内以“五权分立”来规划国家的政体建构。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办法，对打破专制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实际运用中，也生出不少的流弊，如议院和国会往往擅行立法权以挟制行政机关，成为“议院专院”，使行政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同时在官员的选拔任命上也存在不少弊端。因此，他提倡汲取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于三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使五权之内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页。）。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与“三权分立”强调权力间的制衡不同，五权分立着重强调权力间的分工与配合，五权之间固然要发挥分立的精神，以防止专权，更要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使五权密切配合，相辅为用，为民众谋福利（注：参见《五权宪法》，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72—587页。）。由于五权分立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万能政府”（即高效政府），而政府的本质是行政功能，故行政权在五权中是最为具体，最能代表政府行为的，因此行政权在理论上应成为五种治权的中心，其他四权应配合行政而发挥作用。
三、五权分立思想的实践和历史地位
五权分立思想是随着西学东传，资产阶级求亡图存的活动的兴起而提出来的，作为一种设想和尝试，他的命运与辛亥革命的成败紧密相连，1905—1912年是革命派蒸蒸日上时期，五权分立思想在中国资产阶级的下层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五权分立思想的影响力大为减小，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可以简单分析。一是我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实力弱小，脱离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众，导致革命过程中革命力量弱小；二是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等守旧势力斗争中，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受到了袁世凯的欺骗，从而丢掉了国家政权，致使这种政体不能付诸于实践；三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忙于革命活动，巩固政权，筹集革命款饷，虽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在临时政府组建的短时期内，也未完全按照预先设想组建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总之，随着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我国失败，五权分立的这种政治设想也就昙花一现。
总之，孙中山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掀起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其民权主义中所倡导的五权分立政府是他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一种破天荒的政体。依靠“五权宪法”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将是最为理想和良善的政体，可以达到完全无缺的治理，尽管在实际政治实践中“五权分立”的构想仍有其自身的流弊，并且没有变成现实的政体。但这一构想本身却反映孙中山在设计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时，效法西方最好的民主制度模式，并进行补充，民主考试权、监察权。又试图避免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弊端的良好愿望。权能区分学说及“五权分立”模式毕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孙中山政治理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研究五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史学工作者以及教学人员应加强对民权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这一研究有助于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可以肯定的讲，过去一百年中需要提倡民权主义，并有人已提出了民权主义的构想，今后的中国还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所以仍然需要我们宣传民权主义，以图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中吸取精华，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主编：韩学儒，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主编：刘健清，南开大学出版社）。
《五权宪法》。
《孙中山选集》下卷。
(作者单位 ：725751陕西省旬阳县神河中学)
一、五权分立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过程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可分开，而且，通过研究领会这些具体思想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环境。
20世纪初，中国人民多灾多难，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政治上掀起瓜分狂潮，经济上通过资本输出加强掠夺，文化上通过传教愚弄中国人民，中国民族危亡的形势已十分严峻。面对亡国灭种的时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纷纷提出各种救国方案，清王朝也开始了部分西化，他们掀起了“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来扼制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农民阶级掀起了义和团运动和保路运动，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在列强面前，清政府完全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作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势力之一，也担负起时代重任，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革命派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暂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这一成果为五权分立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五权分立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世纪之交，列强加大侵华力度，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清政府增加财政赋税，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奖励实业，等等客观和主观条件都为当时资产阶级壮大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学术团体和政党组织纷纷出现，成为中国政坛上重要势力，日知会、保国会、同盟会就是代表，这些势力虽出身阶层不同，思想政治主张不同，有的主张改良救国，有的主张暴力革命，有的主张君民共主，也有的主张走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要求，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分享国家政权、反对专制政治，让人民享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
西方大量政治思想的介入和孙中山个人经历，为五权分立思想创造了思想条件。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学西经历了由器物文明过渡到制度文明，再过渡到文化文明这一过程。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潮水般涌入中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吸收到了新鲜的空气。这些思想中的人权、平等、进化论、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备受青睐，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改变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于是他们创学堂、办报纸，设论坛，大力营造传播西学的氛围，以改变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局面，这些人物中的郑欢应、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黄兴是其杰出代表。
孙中山青年时期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香港、澳门、广州读书。其兄作为华侨资本家对其影响至深。十多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在檀乡山的经历，使他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领略了一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且洞察了西方社会的优点与不足，清王朝在中法战争中的腐朽，使他萌发了“倾覆清廷、创造民主之志”。他经常在同学中发言攻击清廷的腐朽统治，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后来，他领导了多次起义，创立了兴中会、同盟会、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中的五权分立的宪法思想是其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并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章程，后又把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引人注目的是在民权主义中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宪法思想，在西方政体思想史上及我国政体建设史上是一伟大创举。
二、五权分立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
政体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是为国体服务的，不同的政体是适应不同国情不同历史条件的。五权分立所规划的政体是西方政治学说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五权分立是孙中山关于国家政体的主张，是孙中山在政体问题上的独创，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权主义的具体化。他目睹了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国制度日趋腐败的史实，认为三权分立已经过时，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是破天荒的政体，五权分立的民国便是民权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有了他，国家便得“完全无缺的治理”成为臻于完美的国家。
所谓“五权”，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分立的实质是权力分散。根据资产阶级分权制，孙中山认为国家机构中除设立总统、议会外，还要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院彼此独立并相互制约，既可避免三权分立体制下权力畸重畸轻的流弊，又可防止选举作弊，任人唯亲。
1、五权分立具有防止独裁和克服西方三权分立体制弊端的特点
自从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这种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早期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促进封建小农经济、防止少数民族分裂等积极作用，但愈到封建社会后期它的负作用愈明显。尤其是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造成决策失误，吏治腐败，文化高压、社会恐怖、统治中国2000年的帝制成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最严重的绊脚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直接目标。为防止独裁，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很多措施，如国家权力应属于人民，参议院具体掌握，为防止总统独裁，提出了五权分立。五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当权时期，为防止一小部分人独裁而实施的具体化措施。在辛亥革命早期，帝制刚刚被推翻，但思想残余仍很浓厚的背景下提出五权分立实为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
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世界各国先例中，有实行两权分立的，也有实行三权分立的，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考试作为分立的一个治权，孙中山之所以把考试作为分立的治权，一方面可能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他认为选贤任能，健全国家的人事制度，是励精图治的关键，是强化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笔者认为孙中山看到了西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西方的民主为垄断时期的大资本家把持，小资本家不能和大资本家一样平等的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而孙中山本人是小资产阶级代表，从而认为考试是最为公平的一种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也最有利于靠真才实学的小资本家及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所以实行五权分立是我国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当中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一种反映。
2、五权宪法的学说，是以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的权能分治理论为根据的
这种学说与西方流行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最大的不同，便是将西方政治学说所忽略的“政权”与“治权”作了明确区分。孙中山说：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新的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56页。）
具体内容上，政权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权力，即直接民权中的选择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治权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它实际属于政府的治理功能。孙中山认为，只有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下令的五个治权，那才能算是一个真正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孙中山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权能区分，一方面是因为看到某些西方民主国家民权太为泛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进步的。”（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页。）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太大，以至发展到压抑民权，流于专制。孙中山的良苦用心，是通过将政府和民的权力划清，各自在权力许可范围内充分活动，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即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又能让政府功能有最大的发展空间，成为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促进国家政治的现代化。
3、行政权在五种治权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其他四权应配合行政而发挥作用，这是“五权分立”理论的又一特色
在权能区分基础上，孙中山主张在“治权”范围内以“五权分立”来规划国家的政体建构。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办法，对打破专制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实际运用中，也生出不少的流弊，如议院和国会往往擅行立法权以挟制行政机关，成为“议院专院”，使行政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同时在官员的选拔任命上也存在不少弊端。因此，他提倡汲取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于三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使五权之内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页。）。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与“三权分立”强调权力间的制衡不同，五权分立着重强调权力间的分工与配合，五权之间固然要发挥分立的精神，以防止专权，更要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使五权密切配合，相辅为用，为民众谋福利（注：参见《五权宪法》，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72—587页。）。由于五权分立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万能政府”（即高效政府），而政府的本质是行政功能，故行政权在五权中是最为具体，最能代表政府行为的，因此行政权在理论上应成为五种治权的中心，其他四权应配合行政而发挥作用。
三、五权分立思想的实践和历史地位
五权分立思想是随着西学东传，资产阶级求亡图存的活动的兴起而提出来的，作为一种设想和尝试，他的命运与辛亥革命的成败紧密相连，1905—1912年是革命派蒸蒸日上时期，五权分立思想在中国资产阶级的下层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五权分立思想的影响力大为减小，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可以简单分析。一是我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实力弱小，脱离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众，导致革命过程中革命力量弱小；二是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等守旧势力斗争中，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受到了袁世凯的欺骗，从而丢掉了国家政权，致使这种政体不能付诸于实践；三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忙于革命活动，巩固政权，筹集革命款饷，虽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在临时政府组建的短时期内，也未完全按照预先设想组建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总之，随着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我国失败，五权分立的这种政治设想也就昙花一现。
总之，孙中山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掀起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其民权主义中所倡导的五权分立政府是他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一种破天荒的政体。依靠“五权宪法”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将是最为理想和良善的政体，可以达到完全无缺的治理，尽管在实际政治实践中“五权分立”的构想仍有其自身的流弊，并且没有变成现实的政体。但这一构想本身却反映孙中山在设计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时，效法西方最好的民主制度模式，并进行补充，民主考试权、监察权。又试图避免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弊端的良好愿望。权能区分学说及“五权分立”模式毕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孙中山政治理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研究五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史学工作者以及教学人员应加强对民权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这一研究有助于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可以肯定的讲，过去一百年中需要提倡民权主义，并有人已提出了民权主义的构想，今后的中国还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所以仍然需要我们宣传民权主义，以图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中吸取精华，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主编：韩学儒，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主编：刘健清，南开大学出版社）。
《五权宪法》。
《孙中山选集》下卷。
(作者单位 ：725751陕西省旬阳县神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