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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原籍江苏苏州，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王大珩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该所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
1986年，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他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他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9年，王大珩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一根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 他就讲这是叫“折射效应”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事件：1956年制定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1958年提出“两弹一星”研制计划、1986年制定“863”计划，以及前几年制定的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等。而在这些事件中，王大珩都与它们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1999年9月，国家为在“两弹一星”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王大珩在公众面前最隆重的一次公开亮相。
40多年前，作为光学家，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王大珩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半年前，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去世了。父亲一生抱着科技强国的梦想，却没能分享到儿子亲自参与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8年了。
王大珩：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日本的气象台大概待了两年多。我查了父亲回来的日期，他是1915年夏天回来的。那么真正说起来，我在日本只待了6个月。
记者：那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过为什么1915年时从日本回到中国?
王大珩：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那时觉得日本将来肯定是中国的大祸害，所以就回来了。
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直到现在。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科学故事。
王大珩：可以这样说吧，大概父亲看我对于科学知识好像有兴趣，就有意识地把我向这个方面引导。比如我常记得一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一根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他就讲这是叫“折射效应”，就给我讲这些事情。他就靠这种日常生活里的知识，引导我往科学方面想问题。
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的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王大珩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许多像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这样的科学大师。
四年的大学。让王大珩受益匪浅。
王大珩：清华的这些名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
记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
王大珩：在大节方面，要我们识大体；小节方面要讲道理不讲人情、不讲私情。譬如说某个学生，这个学生现在也很有名，就是于光远，他生活比较困难，我们想是不是老师可以接济他一些。叶企孙先生没有答应，但给于光远介绍了一个学校，叫他到学校去教课。
记者：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这种“帮助”帮助得非常有原则。
王大珩：非常严谨。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非常钦佩和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切的民族情感和拳拳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一直到现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都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王大珩：我头一次听这首歌是在船上。当时我们一起从天津往南走，有东北流浪的学生，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
记者：那时您心中有种逃难的感觉。
王大珩：听了心里发冷。那时抗战才开始，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到国外后，我们在同学面前还是唱这首歌，大家都是用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唱这首歌的。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二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专家特纳教授学习。但是正当他着手准备博士论文时，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
记者：您在英国上学时还有一个对您来讲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放弃博士学位到英国的昌司公司去工作，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时，我看到一本关于美国光学玻璃发展历程的书，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是要经过实践的，我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学生，只是知道一点这方面的实验知识。工厂的知识很少，刚好碰到有这么个机会。昌司公司当时有一个实习员跟我是同学，我们关系很好，是他介绍我去的。因为学光学的人并不多，尤其打仗的时候，要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而且要找个能力强的人更不容易，而昌司公司的老板，在英国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接纳我了。
记者：您当时去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对未来的中国很重要?
王大珩：有一点。光学玻璃这个行业在国际上当时是带有一定保密性的，我去时他们跟我“约法三章”，如不准进他们的车间，只准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因为它是保密的。尽管不能进车间，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记者：所以当时您选择去昌司公司，而不是继续去读博士学位?
王大珩：我当时看这个学位没像现在那么重。我说这些工作可做可不做，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的。
在高技术方面，哪部分也离不了光学，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实验
在英国10年的学习和工作，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是我国光学仪器研究和生产的重镇。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创建的中科院仪器馆。
1948年，满怀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回到祖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历史选择了王大珩。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起步。
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档案室里，收藏着王大珩当年为建所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1400万斤小米是当时创建这个所的所有经费。就是用这1400万斤小米，王大珩开始填补我国在光学领域的一个个空白。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全国轰动一时。因为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王大珩领导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实实在在地研制出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科技成果：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以及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光学玻璃是搞光学仪器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承担一系列大型国防光学任务。就是得益于拥有研制大尺寸光学玻璃的技术，这是这个所的特色，是王大珩奠定了这个基础。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的光学研究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的重要手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大珩：我所在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当时重点是搞光学。在这个高技术方面，哪个部分也离不了光学，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实验。这些成功里有许多技术因素，这些因素是由一个一个数据组成的，这些数据需要人去观察，这就离不了光学观察。
当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失去了10位科技人员，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受迫害冤屈死的
当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科研楼，由于地处路西。外观是黄色，人们叫它“西黄楼”。20世纪60年代初。以精确测量导弹运行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150工程”为代表。一批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1966年，正当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负的国防任务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王大珩不得不面对科研之外的种种压力。
王大珩：“文化大革命”开始比较乱的时候，我差不多为了这方面的工作，每天跟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电话联系。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之下，我提出请求部队来保护这个所，得到聂帅的同意。后来就由部队派代表驻在所里，保护这个所。我们这个所成为全国唯一的军部单位，当时没有第二个。
记者：但是实际上后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没能幸免，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王大珩：那时候叫“抓特务”，把我们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变成一个“特务窝子”，凡是到外国去过或者过去跟国民党有点关系的都打成特务了。在这个时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失去了10位科技人员，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受迫害冤屈死的。
记者：您当时在所里吗?
王大珩：开始我在十五院，后来我回去时碰到这些事情。虽然因为受到保护，我没受到身体上的磨难，但是精神上的磨难的确是够受的。
那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许多科研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王大珩尽管还能正常工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所长不该做的事。
王大珩：你们也许听说过那个扫厕所的事，是我主动去的。
记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自己主动去扫厕所?
王大珩：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只要有事，大事情，小事情，累事情，动头脑的事情，我都能干。这些事情我都无所谓。
后来真正当大事情干了，给了100个亿
“文化大革命”10年。王大珩顶着巨大的压力。保证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此时王大珩回国已近30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已变成年过花甲的老人。正是在这30年间，新中国由“一穷二白”发展成为拥有自己核力量的世界大国。这一个个成果，凝聚了王大珩等一批科学家的心血。也成就了我国“两弹一星”的神话。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今天世界大国的地位。王大珩用自己的智慧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实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科技强国的梦想。
1983年，王大珩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到北京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从此他的目光不再仅仅关注他一手开创的光学事业。而是投向整个中国科技的发展。
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试图通过建立战略防御体系，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确保21世纪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久。针对“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相应地推出“尤里卡计划”。几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之行动起来。
而此时国门方开，中国在迎来改革契机的同时，也真正看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如果还不迎头赶上，后果可想而知。
身为一名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中国科学家，王大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王大珩：1983年时，美国总统提出要搞战略防御体系。其目的，一个是为了对付苏联，另一个是为了抵御日本和欧洲在高新科技方面的追赶。这个计划在各国影响非常大。
记者：在当时国内的科学界，您是对这个形势反应很快的科学家之一。
王大珩：应该这样说，当时国内已经开始一种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科学方面工作的人，特别是“两弹一星”方面的人，就开会讨论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怎么办?会上就有人提出我们也得干点事，否则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有人说这种事情等21世纪再说也不晚，我们说不行，现在不做，等到21世纪就没有了。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于是他与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一起商量 后，决定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
记者：你们的建议书大概是3月3日送上去的，但是邓小平批回来是3月5日，只有两天的时间。当时你们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能够让邓小平这么快就批下来了?
王大珩：(笑)我们走了个“后门”，我的助手是邓小平的女婿。
记者：在建议中，您觉得比较重要的话是什么?
王大珩：最重要的有几点：一是高技术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是战略问题。所以要有，大点小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二是我们国家只能有重点地搞。怎么重点呢，要利用这个作为一个种子，能够带动其他的方面。三是人才的培养必须是从利用现在已有的基础开始，不能把这些人放弃不管了。主要是这三点意见。
记者：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说，当时最早是王淦昌给中央提出来的。中央问要多少钱时。他说可能要一两个亿，说这一两个亿就是从全国人民每年省一个鸡蛋算出来的，是这么算的吗?
王大珩：当时是这么算的。后来是张劲夫接见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就问你们要多少钱?我们都说不出来，后来王淦昌说了一句，几个亿吧。
记者：最后批了多少?
王大珩：后来真正当了大事情干了，是给了100个亿。
当时邓小平作出的批示是：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不久，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国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全面大规模地发展高技术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选取了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大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由于提出建议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所以称为“863”计划。
记者：现在"863"计划提出已经20多年了，您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设想“863”计划的那些目标，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王大珩：说起来，现在要比我们设想得快。譬如说像生物科学、航天方面，大家知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如果没有“863”计划，神舟五号、六号飞船今天都不会有。
王大珩：不会有，其余比如说材料方面，那是很重要的。现在看起来，当时有些东西还注意得不够，比如说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现在手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部了，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863”计划实施20多年来，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甚至在有些领域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航天技术、转基因动植物技术等。截至到现在，“863”计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达数千亿元。“863”计划已由最初的跟踪起步进入到蓬勃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高技术的象征。
记者：在学术界，大家对您有一个公认的形象，就是战略科学家。似乎您永远要站在科技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前沿，展望我们的未来。
王大珩：在提出、讨论“863”计划的时候，邓小平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发展高科技，第二句话叫实现产业化。那么产业化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不只办工厂才是产业化，产业化里应当包括技术上的现代化或改造。此外，公益事业上的现代化也要靠高技术方面的改造，比如环境污染、防灾问题，这些问题在高技术方面也是产业化。还有一个是国防。产业化是靠全民来工作的，而不只是办工厂。
肥皂泡在理论上是光源里最光最圆的，但是那东西经不起你一吹，那叫泡沫经济，一吹就爆，你别卖那个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光学家母国光、核物理学家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目前，在他的学生中已有20多人成了院士。每到新年来临的时候，王大珩都会收到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
陈佳洱：在大学的关键时候，能够得到王老的谆谆教导，可以说，奠定了我整个事业的基础。他为中国的光学发展做了奠基性工作，使得中国的光学能够发展壮大，达到先进水平，这是他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一代宗师。
在中科院。许多人都知道王大珩有个爱好：说相声。他最擅长的就是把科技和相声结合起来。
王大珩：我有个研究生是研究光源的，有一阵子，很多人都经商下海。我对他说，你下海可以卖西红柿。他说西红柿跟这个光源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看看西红柿，颜色是红的，表面又光又圆，这是个红外光源。我对他还说，你还可以卖元宵，那是白光光源。你要卖硬东西可以卖钢球，那也是光源，就有一样东西别卖，肥皂泡。肥皂泡在理论上是光源里最光最圆的，但是那东西经不起你一吹，那叫泡沫经济，一吹就爆，你别卖那个。他听听觉得不对劲，我说你回去再想想。过了两天他回来了，他说我知道怎么搞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见到另外一位老师，结果老师头发都没有了，人家管他叫“电灯泡”，又光又圆，我就准备卖电灯泡了。我说好啊，你把电灯泡这个光源跟说相声这个光源合在一起了，这是相声跟科技的结合，后生可嘉。
王大珩曾说，他是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让他科技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幸运。因为我们有一批像王老这样的科学家。用他们毕生的心血丈量和缩短中国科技与世界的差距。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倪咏娟整理)
(责任编辑 刘荣刚)
王大珩，原籍江苏苏州，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王大珩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该所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
1986年，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他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他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9年，王大珩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一根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 他就讲这是叫“折射效应”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事件：1956年制定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1958年提出“两弹一星”研制计划、1986年制定“863”计划，以及前几年制定的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等。而在这些事件中，王大珩都与它们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1999年9月，国家为在“两弹一星”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王大珩在公众面前最隆重的一次公开亮相。
40多年前，作为光学家，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王大珩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半年前，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去世了。父亲一生抱着科技强国的梦想，却没能分享到儿子亲自参与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8年了。
王大珩：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日本的气象台大概待了两年多。我查了父亲回来的日期，他是1915年夏天回来的。那么真正说起来，我在日本只待了6个月。
记者：那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过为什么1915年时从日本回到中国?
王大珩：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那时觉得日本将来肯定是中国的大祸害，所以就回来了。
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直到现在。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科学故事。
王大珩：可以这样说吧，大概父亲看我对于科学知识好像有兴趣，就有意识地把我向这个方面引导。比如我常记得一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一根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他就讲这是叫“折射效应”，就给我讲这些事情。他就靠这种日常生活里的知识，引导我往科学方面想问题。
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的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王大珩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许多像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这样的科学大师。
四年的大学。让王大珩受益匪浅。
王大珩：清华的这些名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
记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
王大珩：在大节方面，要我们识大体；小节方面要讲道理不讲人情、不讲私情。譬如说某个学生，这个学生现在也很有名，就是于光远，他生活比较困难，我们想是不是老师可以接济他一些。叶企孙先生没有答应，但给于光远介绍了一个学校，叫他到学校去教课。
记者：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这种“帮助”帮助得非常有原则。
王大珩：非常严谨。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非常钦佩和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切的民族情感和拳拳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一直到现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都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王大珩：我头一次听这首歌是在船上。当时我们一起从天津往南走，有东北流浪的学生，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
记者：那时您心中有种逃难的感觉。
王大珩：听了心里发冷。那时抗战才开始，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到国外后，我们在同学面前还是唱这首歌，大家都是用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唱这首歌的。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二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专家特纳教授学习。但是正当他着手准备博士论文时，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
记者：您在英国上学时还有一个对您来讲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放弃博士学位到英国的昌司公司去工作，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时，我看到一本关于美国光学玻璃发展历程的书，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是要经过实践的，我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学生，只是知道一点这方面的实验知识。工厂的知识很少，刚好碰到有这么个机会。昌司公司当时有一个实习员跟我是同学，我们关系很好，是他介绍我去的。因为学光学的人并不多，尤其打仗的时候，要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而且要找个能力强的人更不容易，而昌司公司的老板，在英国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接纳我了。
记者：您当时去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对未来的中国很重要?
王大珩：有一点。光学玻璃这个行业在国际上当时是带有一定保密性的，我去时他们跟我“约法三章”，如不准进他们的车间，只准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因为它是保密的。尽管不能进车间，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记者：所以当时您选择去昌司公司，而不是继续去读博士学位?
王大珩：我当时看这个学位没像现在那么重。我说这些工作可做可不做，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的。
在高技术方面，哪部分也离不了光学，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实验
在英国10年的学习和工作，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是我国光学仪器研究和生产的重镇。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创建的中科院仪器馆。
1948年，满怀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回到祖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历史选择了王大珩。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起步。
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档案室里，收藏着王大珩当年为建所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1400万斤小米是当时创建这个所的所有经费。就是用这1400万斤小米，王大珩开始填补我国在光学领域的一个个空白。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全国轰动一时。因为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王大珩领导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实实在在地研制出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科技成果：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以及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光学玻璃是搞光学仪器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承担一系列大型国防光学任务。就是得益于拥有研制大尺寸光学玻璃的技术，这是这个所的特色，是王大珩奠定了这个基础。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的光学研究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的重要手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大珩：我所在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当时重点是搞光学。在这个高技术方面，哪个部分也离不了光学，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实验。这些成功里有许多技术因素，这些因素是由一个一个数据组成的，这些数据需要人去观察，这就离不了光学观察。
当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失去了10位科技人员，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受迫害冤屈死的
当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科研楼，由于地处路西。外观是黄色，人们叫它“西黄楼”。20世纪60年代初。以精确测量导弹运行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150工程”为代表。一批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1966年，正当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负的国防任务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王大珩不得不面对科研之外的种种压力。
王大珩：“文化大革命”开始比较乱的时候，我差不多为了这方面的工作，每天跟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电话联系。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之下，我提出请求部队来保护这个所，得到聂帅的同意。后来就由部队派代表驻在所里，保护这个所。我们这个所成为全国唯一的军部单位，当时没有第二个。
记者：但是实际上后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没能幸免，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王大珩：那时候叫“抓特务”，把我们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变成一个“特务窝子”，凡是到外国去过或者过去跟国民党有点关系的都打成特务了。在这个时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失去了10位科技人员，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受迫害冤屈死的。
记者：您当时在所里吗?
王大珩：开始我在十五院，后来我回去时碰到这些事情。虽然因为受到保护，我没受到身体上的磨难，但是精神上的磨难的确是够受的。
那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许多科研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王大珩尽管还能正常工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所长不该做的事。
王大珩：你们也许听说过那个扫厕所的事，是我主动去的。
记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自己主动去扫厕所?
王大珩：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只要有事，大事情，小事情，累事情，动头脑的事情，我都能干。这些事情我都无所谓。
后来真正当大事情干了，给了100个亿
“文化大革命”10年。王大珩顶着巨大的压力。保证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此时王大珩回国已近30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已变成年过花甲的老人。正是在这30年间，新中国由“一穷二白”发展成为拥有自己核力量的世界大国。这一个个成果，凝聚了王大珩等一批科学家的心血。也成就了我国“两弹一星”的神话。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今天世界大国的地位。王大珩用自己的智慧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实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科技强国的梦想。
1983年，王大珩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到北京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从此他的目光不再仅仅关注他一手开创的光学事业。而是投向整个中国科技的发展。
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试图通过建立战略防御体系，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确保21世纪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久。针对“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相应地推出“尤里卡计划”。几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之行动起来。
而此时国门方开，中国在迎来改革契机的同时，也真正看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如果还不迎头赶上，后果可想而知。
身为一名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中国科学家，王大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王大珩：1983年时，美国总统提出要搞战略防御体系。其目的，一个是为了对付苏联，另一个是为了抵御日本和欧洲在高新科技方面的追赶。这个计划在各国影响非常大。
记者：在当时国内的科学界，您是对这个形势反应很快的科学家之一。
王大珩：应该这样说，当时国内已经开始一种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科学方面工作的人，特别是“两弹一星”方面的人，就开会讨论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怎么办?会上就有人提出我们也得干点事，否则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有人说这种事情等21世纪再说也不晚，我们说不行，现在不做，等到21世纪就没有了。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于是他与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一起商量 后，决定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
记者：你们的建议书大概是3月3日送上去的，但是邓小平批回来是3月5日，只有两天的时间。当时你们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能够让邓小平这么快就批下来了?
王大珩：(笑)我们走了个“后门”，我的助手是邓小平的女婿。
记者：在建议中，您觉得比较重要的话是什么?
王大珩：最重要的有几点：一是高技术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是战略问题。所以要有，大点小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二是我们国家只能有重点地搞。怎么重点呢，要利用这个作为一个种子，能够带动其他的方面。三是人才的培养必须是从利用现在已有的基础开始，不能把这些人放弃不管了。主要是这三点意见。
记者：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说，当时最早是王淦昌给中央提出来的。中央问要多少钱时。他说可能要一两个亿，说这一两个亿就是从全国人民每年省一个鸡蛋算出来的，是这么算的吗?
王大珩：当时是这么算的。后来是张劲夫接见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就问你们要多少钱?我们都说不出来，后来王淦昌说了一句，几个亿吧。
记者：最后批了多少?
王大珩：后来真正当了大事情干了，是给了100个亿。
当时邓小平作出的批示是：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不久，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国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全面大规模地发展高技术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选取了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大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由于提出建议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所以称为“863”计划。
记者：现在"863"计划提出已经20多年了，您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设想“863”计划的那些目标，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王大珩：说起来，现在要比我们设想得快。譬如说像生物科学、航天方面，大家知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如果没有“863”计划，神舟五号、六号飞船今天都不会有。
王大珩：不会有，其余比如说材料方面，那是很重要的。现在看起来，当时有些东西还注意得不够，比如说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现在手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部了，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863”计划实施20多年来，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甚至在有些领域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航天技术、转基因动植物技术等。截至到现在，“863”计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达数千亿元。“863”计划已由最初的跟踪起步进入到蓬勃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高技术的象征。
记者：在学术界，大家对您有一个公认的形象，就是战略科学家。似乎您永远要站在科技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前沿，展望我们的未来。
王大珩：在提出、讨论“863”计划的时候，邓小平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发展高科技，第二句话叫实现产业化。那么产业化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不只办工厂才是产业化，产业化里应当包括技术上的现代化或改造。此外，公益事业上的现代化也要靠高技术方面的改造，比如环境污染、防灾问题，这些问题在高技术方面也是产业化。还有一个是国防。产业化是靠全民来工作的，而不只是办工厂。
肥皂泡在理论上是光源里最光最圆的，但是那东西经不起你一吹，那叫泡沫经济，一吹就爆，你别卖那个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光学家母国光、核物理学家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目前，在他的学生中已有20多人成了院士。每到新年来临的时候，王大珩都会收到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
陈佳洱：在大学的关键时候，能够得到王老的谆谆教导，可以说，奠定了我整个事业的基础。他为中国的光学发展做了奠基性工作，使得中国的光学能够发展壮大，达到先进水平，这是他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一代宗师。
在中科院。许多人都知道王大珩有个爱好：说相声。他最擅长的就是把科技和相声结合起来。
王大珩：我有个研究生是研究光源的，有一阵子，很多人都经商下海。我对他说，你下海可以卖西红柿。他说西红柿跟这个光源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看看西红柿，颜色是红的，表面又光又圆，这是个红外光源。我对他还说，你还可以卖元宵，那是白光光源。你要卖硬东西可以卖钢球，那也是光源，就有一样东西别卖，肥皂泡。肥皂泡在理论上是光源里最光最圆的，但是那东西经不起你一吹，那叫泡沫经济，一吹就爆，你别卖那个。他听听觉得不对劲，我说你回去再想想。过了两天他回来了，他说我知道怎么搞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见到另外一位老师，结果老师头发都没有了，人家管他叫“电灯泡”，又光又圆，我就准备卖电灯泡了。我说好啊，你把电灯泡这个光源跟说相声这个光源合在一起了，这是相声跟科技的结合，后生可嘉。
王大珩曾说，他是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让他科技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幸运。因为我们有一批像王老这样的科学家。用他们毕生的心血丈量和缩短中国科技与世界的差距。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倪咏娟整理)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