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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简要介绍了文化转向的由来，概述了目前国内翻译学文化转向研究的现状，总结了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分析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和问题所在，提出了文化转向方面的研究应更加重视创新的建议和期望。
关键词：文化转向 翻译转向 现状和不足
在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在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1990)中收录了一系列有关文化转向的文章，这应该是“文化转向”概念的首次亮相。尽管他们对“文化转向”并没有进行详尽的描述，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开拓性作用，因为在此之后“文化转向”就迅速传播开去。其后，在两人合编的另一文集《文化建构》中再次讨论了文化转向的问题。“我们把翻译研究中的这种重心转变称之为‘文化转向’……翻译总是关联着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就是翻译研究的焦点，这段话可以算是Bassnett对‘文化转向’内涵的描述，但还是失之于笼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卷进了这股文化转向的潮流之中。
国内翻译学文化转向研究的现状
在目前的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在中国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与之相关的论文，如《犯规与规范——走出文化转向的困惑》、《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堆翻译本体论的消解》，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
虽然与文化转向相关的论文很多，但是以此为题著书的却很少见。王洪涛的《翻译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可谓是特例，作者“在充分肯定翻译研究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构想了一个所谓‘社会翻译学’，并对社会翻译学做了阐述和界定”。
石春让曾说到：“西方学者一般根据西方传统哲学理论和现代的文化思潮，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或视角，推动翻译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却较少提出开拓性的学术观点，他们大多热衷于引介、评述西方学者的观点，或者用西方的观点阐释中国历史上的翻译现象、文化现象及当代面临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特別的现象——更多的喜欢从正面讨论问题，而较少从负面讨论问题”。然而从其一开头所引的几篇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学者实际上对“文化研究”是有所反思的。在《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一文中，郭建中就指出“所谓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不论是语文学的研究途径，还是语言学或文化学的研究途径，在同一时期，都是交叉和平行进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某种途径的研究成了一种‘时尚’或趋势而已”。接着他又指出，“从译学沿着‘与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轨迹看，我们可以说，翻译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而且，哪一种研究途径都离不开语言学，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学理论”。郭建中的建议不无道理。
总的说来，目前国内对“文化转向”的研究已经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或者探索：
第一，文化转向发生的根源。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使得人们在进行翻译研究时把重点从文本或译本的语言研究转向了对文本和翻译产生过程的研究。但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时，研究者便会更多地关注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一些因素。另外后殖民主义也对文化转向的发生产生了影响。因为后殖民主义必然涉及到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灌输。文化灌输如何进行?自然离不开翻译，从而在翻译研究中人们开始考虑文化、权力关系。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翻译活动的历史条件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文化转向的变体。修文乔指出翻译和性别结合、翻译和政治结合分别得出的变体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而王洪涛在其书中使用的是“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衍化”这一说法。“随着文化研究与翻译学之间学术姻缘的加强，文化研究中以女性批评话语构建为主要内容的女性主义研究和以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为研究对象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逐渐渗入到翻译学研究领域中来，并迅速称为翻译学文化转向之后重要的学术生长点，由此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便沿着女性主义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两个维度分別衍化为女生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第三，论述了文化转向带来的启示与困惑。普遍认为文化转向扩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研究模式。文化转向还被认为扩大了译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的一页，同时也展现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困惑有两方面。王洪涛对此做出了较清晰的概述，“一种指责翻译学文化转向在淘汰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论方面矫枉过正，另一种批评翻译学文化转向剥夺了作为翻译学本体的语言研究，而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对语言学派模式进行反驳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抛弃或取消了翻译学的内部研究、语言研究，是一条导致翻译学本体丧失的歧路”。
第四，大多论文都对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展望或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总体说来有以下方面。一是建议语言学研究模式(内在研究)和文化研究模式(外在研究)相互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修文乔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以语言学理论为手段，通过翻译策略分析来参透翻译活动背后蕴涵的文化实质，使得语言学和文化研究更好地为翻译研究服务”。二是建议进行更多的文化范式的研究。何绍斌指出，“我们不是进行了太多的文化范式的研究，而是太少，因为虽然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史，但翻译研究起步很晚，而且直到现在，大多数的研究模式还是语言学派式的。”但是他在同一段落的最后又说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大力弘扬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研究模式，这只是一个战略重心的问题”。王洪涛的建议是“在坚持翻译学本体立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将其疏导和发展称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社会翻译学”。实际上，王洪涛将社会翻译学视为翻译学文化转向风潮的最终归宿。
从实质上看来，修文乔、何绍斌和王洪涛三人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仍以内部研究为主，文化转向带来的新的视角不过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不能因为文化转向就将翻译的本体消解。
翻译学文化转向研究的问题
目前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大多论文都是“文化转向的由来——根源／影响／启示，困惑——展望”这样的模式，论文无法提出建设陸的意见。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和文化转向相关的论文不可谓不多，但是翻译转向的却很少。“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的术语都是由Susan Bassnett提出的，“她的两篇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则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标志性成果”。王宁的一段话颇有意味，他在《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中说到：“……这两人(Susan Bassnett和AndreLefevere)都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因而由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于90年代初来共同推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但时过境迁，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时，两位学者却又在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文化转向提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研究文化转向。而“翻译转向”的术语是在1998年提出的，国内关于翻译转向的论文还相当少见。概括起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更加严谨的科学态度，更多的科研热情和更加尖锐的、科学的辨证思维方法。只有这样，中国译界才能更好地发展。
结论
本文介绍了国内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现状，总结了目前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即大多数论文都讨论了文化转向的由来、论述了翻译研究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文化转向带来的启示和困惑，有的学者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或者展望。目前研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论文观点存在重复性建设问题且无法提出有创见的建议，对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的关系搞不清楚，跟不上翻译研究的时代步伐等。
关键词：文化转向 翻译转向 现状和不足
在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在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1990)中收录了一系列有关文化转向的文章，这应该是“文化转向”概念的首次亮相。尽管他们对“文化转向”并没有进行详尽的描述，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开拓性作用，因为在此之后“文化转向”就迅速传播开去。其后，在两人合编的另一文集《文化建构》中再次讨论了文化转向的问题。“我们把翻译研究中的这种重心转变称之为‘文化转向’……翻译总是关联着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就是翻译研究的焦点，这段话可以算是Bassnett对‘文化转向’内涵的描述，但还是失之于笼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卷进了这股文化转向的潮流之中。
国内翻译学文化转向研究的现状
在目前的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在中国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与之相关的论文，如《犯规与规范——走出文化转向的困惑》、《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堆翻译本体论的消解》，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
虽然与文化转向相关的论文很多，但是以此为题著书的却很少见。王洪涛的《翻译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可谓是特例，作者“在充分肯定翻译研究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构想了一个所谓‘社会翻译学’，并对社会翻译学做了阐述和界定”。
石春让曾说到：“西方学者一般根据西方传统哲学理论和现代的文化思潮，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或视角，推动翻译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却较少提出开拓性的学术观点，他们大多热衷于引介、评述西方学者的观点，或者用西方的观点阐释中国历史上的翻译现象、文化现象及当代面临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特別的现象——更多的喜欢从正面讨论问题，而较少从负面讨论问题”。然而从其一开头所引的几篇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学者实际上对“文化研究”是有所反思的。在《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一文中，郭建中就指出“所谓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不论是语文学的研究途径，还是语言学或文化学的研究途径，在同一时期，都是交叉和平行进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某种途径的研究成了一种‘时尚’或趋势而已”。接着他又指出，“从译学沿着‘与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轨迹看，我们可以说，翻译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而且，哪一种研究途径都离不开语言学，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学理论”。郭建中的建议不无道理。
总的说来，目前国内对“文化转向”的研究已经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或者探索：
第一，文化转向发生的根源。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使得人们在进行翻译研究时把重点从文本或译本的语言研究转向了对文本和翻译产生过程的研究。但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时，研究者便会更多地关注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一些因素。另外后殖民主义也对文化转向的发生产生了影响。因为后殖民主义必然涉及到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灌输。文化灌输如何进行?自然离不开翻译，从而在翻译研究中人们开始考虑文化、权力关系。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翻译活动的历史条件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文化转向的变体。修文乔指出翻译和性别结合、翻译和政治结合分别得出的变体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而王洪涛在其书中使用的是“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衍化”这一说法。“随着文化研究与翻译学之间学术姻缘的加强，文化研究中以女性批评话语构建为主要内容的女性主义研究和以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为研究对象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逐渐渗入到翻译学研究领域中来，并迅速称为翻译学文化转向之后重要的学术生长点，由此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便沿着女性主义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两个维度分別衍化为女生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第三，论述了文化转向带来的启示与困惑。普遍认为文化转向扩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研究模式。文化转向还被认为扩大了译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的一页，同时也展现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困惑有两方面。王洪涛对此做出了较清晰的概述，“一种指责翻译学文化转向在淘汰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论方面矫枉过正，另一种批评翻译学文化转向剥夺了作为翻译学本体的语言研究，而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对语言学派模式进行反驳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抛弃或取消了翻译学的内部研究、语言研究，是一条导致翻译学本体丧失的歧路”。
第四，大多论文都对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展望或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总体说来有以下方面。一是建议语言学研究模式(内在研究)和文化研究模式(外在研究)相互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修文乔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以语言学理论为手段，通过翻译策略分析来参透翻译活动背后蕴涵的文化实质，使得语言学和文化研究更好地为翻译研究服务”。二是建议进行更多的文化范式的研究。何绍斌指出，“我们不是进行了太多的文化范式的研究，而是太少，因为虽然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史，但翻译研究起步很晚，而且直到现在，大多数的研究模式还是语言学派式的。”但是他在同一段落的最后又说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大力弘扬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研究模式，这只是一个战略重心的问题”。王洪涛的建议是“在坚持翻译学本体立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将其疏导和发展称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社会翻译学”。实际上，王洪涛将社会翻译学视为翻译学文化转向风潮的最终归宿。
从实质上看来，修文乔、何绍斌和王洪涛三人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仍以内部研究为主，文化转向带来的新的视角不过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不能因为文化转向就将翻译的本体消解。
翻译学文化转向研究的问题
目前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大多论文都是“文化转向的由来——根源／影响／启示，困惑——展望”这样的模式，论文无法提出建设陸的意见。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和文化转向相关的论文不可谓不多，但是翻译转向的却很少。“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的术语都是由Susan Bassnett提出的，“她的两篇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则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标志性成果”。王宁的一段话颇有意味，他在《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中说到：“……这两人(Susan Bassnett和AndreLefevere)都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因而由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于90年代初来共同推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但时过境迁，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时，两位学者却又在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文化转向提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研究文化转向。而“翻译转向”的术语是在1998年提出的，国内关于翻译转向的论文还相当少见。概括起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更加严谨的科学态度，更多的科研热情和更加尖锐的、科学的辨证思维方法。只有这样，中国译界才能更好地发展。
结论
本文介绍了国内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现状，总结了目前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即大多数论文都讨论了文化转向的由来、论述了翻译研究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文化转向带来的启示和困惑，有的学者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或者展望。目前研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论文观点存在重复性建设问题且无法提出有创见的建议，对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的关系搞不清楚，跟不上翻译研究的时代步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