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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早期壁画艺术的创作，是长期地、集中地引入与借鉴后的成果。除去宗教因素，就艺术形式的创造而言，借鉴与创新成为其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蕴含了艺术创作中的丰厚观念，给现代艺术创作以极好的启示。本文就从观念的融合与突破来谈谈谈对“借鉴与创新”的认识。
【关键词】 敦煌早期壁画；创作观念；借鉴与创新
早期敦煌壁画的创作，是在开放的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地理方面，还在于民族心理、文化环境方面。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同时带来的是犍陀罗、波斯、埃及、希腊、罗马以及西域等早已经过相互混合了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在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开始了敦煌艺术的创造，从此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然而，早期壁画创作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是在外来文化客观输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才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的引入。这里有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复杂不定的思想观念、长期传统文化形成的惯性思维等客观原因。而壁画艺术在隋唐时代的快速发展，说明了对外来艺术的积极“拿来”与被动“接纳”，对于艺术的快速繁荣和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无论怎样，若没有当时外来文化的集中介入，就不可能成就敦煌艺术。
纵观世界艺术史，每次对外来艺术的引鉴，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传统进行了改变，才生成了一种新生态的艺术。在西方艺术史上，古希腊、罗马艺术是在对古埃及艺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埃及人重视对“知道的”对象的描绘，使他们全然不顾瞬间视觉的真实，而是只表现固有概念中的“真实”存在状态。到了希腊时期，人们才逐渐对即时“看到的”真实性进行描绘，于是“透视”的概念产生了，人体结构与比例的意识增强了，西方以古典写实为主的绘画风格便兴盛起来。西方绘画历经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文艺复兴的思想大开放、再到印象主义对自然的热爱、现代主义对视觉的再探索、后现代主义在观念上的进一步革新等等，每一次重大的艺术变革都是对旧有视觉图式的改变，对新的表现可能的发掘，艺术才得以不断进步、吻合了时代精神。在东方艺术中，印度艺术的成长也是不自觉地渗入了亚历山大入侵时带来的西方文明；古代西亚，也是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艺术形式，使其变得丰富、复杂却展示着“新”的艺术面貌；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历次的重大变革也是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中形成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输液’。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五四运动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1）
历史证明，“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季羡林语）。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也只有在多元的交流下才能更好发展。
文化交流带来的是能够广泛借鉴的环境，而自身的接受能力和态度决定着借鉴的力度。人类历史中的多次文化交流与互融，都是在起先被动地“接纳”中进行的，因此，几乎每一次内外互融都进行得非常缓慢。这一方面说明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观念的顽固性。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注定了它对外来思想的部分排斥。渗入式的交流必然减缓了文化发展的进程，而能否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借鉴，显示的却是自身文化的包容性和文化维度，也就是是否具有及时消化的好胃口。敦煌早期壁画的创作证明，中国魏晋文化具有极强的接纳能力，也有极强的消化能力，但仍然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完全不同。这是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性格，具有人类社会演变历程的共通性。因此，既然交流不可避免，广泛借鉴才能促进发展，我们现当代的艺术创作就不能再固步自封。
借鉴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剔除，恰恰相反，借鉴必须得以自身丰厚的文化做根底。借鉴的目的是创造全新的“自我”，而不是与他者的类同。因此，借鉴的方式和目标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对本民族传统的借鉴与挖掘，是在自身深厚文化优势中的寻觅。历史留下的优秀作品，是经历过时间冲刷的精华沉淀，是传统中的经典。经典作品中暗藏的艺术思维，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继承传统，就是对经典中浓缩的精华的吸收，目的是为了继续创造而积聚力量。然而，如何判断精华所在，又是对自身涵养与创造敏感度的考验。早期敦煌壁画的创作，给后世提供的是一种创造思维，它本身是建立在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艺术创新。但是，中国绘画中形成的“程式化”现象，既是艺术不断提炼、浓缩过程中的经典化发展规律，是艺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对传统无法突破的困顿。例如清朝“四王”的摹古风、敦煌壁画在蒙元明清之后的创造性渐失等等，说明了无法突破的内因，在于僵化的继承方式而产生对传统的误解。其次，远亲借鉴是继承传统的另一方式。季羡林先生的文化交流观说明，越是大跨度、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越显其生命活力。传统绘画中僵化式的内部继承，明显是限于“一个文化体系内部的交流”而形成的局限性。西域地处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敦煌早期壁画的创作正是借地域优势在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这两大体系间的交流，间接地实现了与伊斯兰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交流。因此中国早期艺术在敦煌、新疆首先实现了多元的远亲借鉴，才有了后来中国人物画的高度发展。艺术史上的许多画家，都善于把另一民族的艺术加以引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西方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主义代表画家毕加索，就善于把非洲木雕引入自己的创作，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甚至都能直接看到非洲木雕的原型。中国古代的“曹家样”，也是来自于对敦煌佛教绘画的借鉴与转换。全国第十一届美展中国画展中，就出现了少量在材料使用方面实践中西融合的新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历史证明，艺术创作中向外借鉴的跨度越大，创新力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借鉴的范围越广，创新的能力也就越容易提高。
“大道多端”，季羡林认为，“文化产生的本身就是多元的”。贡布里希也总结性的说“一部艺术史也就是一部观念演变史”。由此可知，是观念的变化在左右着艺术史的进程，酝酿着新文化的产生。开放的观念为多元借鉴提供可能，成为艺术创新的重要基础。艺术的当代性，与创造精神不可分割，只有创造精神才是对传统精神得以延续的最好方式，没有纯粹化的创新。在现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年代，与其说我们已经借鉴的太多，还不如说我们忽视的太多了。看似“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当代多元化艺术世界中，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其新的雷同化、程式化比比皆是。包容产生优秀文化，而只有创造精神才能孕育不朽的文化。现代艺术创作，只有在积极广泛的多元借鉴中，不仅吸收本民族艺术传统精华，还要面向全人类艺术传统，具有创造意识，才能使自己的创新与众不同。
【关键词】 敦煌早期壁画；创作观念；借鉴与创新
早期敦煌壁画的创作，是在开放的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地理方面，还在于民族心理、文化环境方面。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同时带来的是犍陀罗、波斯、埃及、希腊、罗马以及西域等早已经过相互混合了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在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开始了敦煌艺术的创造，从此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然而，早期壁画创作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是在外来文化客观输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才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的引入。这里有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复杂不定的思想观念、长期传统文化形成的惯性思维等客观原因。而壁画艺术在隋唐时代的快速发展，说明了对外来艺术的积极“拿来”与被动“接纳”，对于艺术的快速繁荣和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无论怎样，若没有当时外来文化的集中介入，就不可能成就敦煌艺术。
纵观世界艺术史，每次对外来艺术的引鉴，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传统进行了改变，才生成了一种新生态的艺术。在西方艺术史上，古希腊、罗马艺术是在对古埃及艺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埃及人重视对“知道的”对象的描绘，使他们全然不顾瞬间视觉的真实，而是只表现固有概念中的“真实”存在状态。到了希腊时期，人们才逐渐对即时“看到的”真实性进行描绘，于是“透视”的概念产生了，人体结构与比例的意识增强了，西方以古典写实为主的绘画风格便兴盛起来。西方绘画历经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文艺复兴的思想大开放、再到印象主义对自然的热爱、现代主义对视觉的再探索、后现代主义在观念上的进一步革新等等，每一次重大的艺术变革都是对旧有视觉图式的改变，对新的表现可能的发掘，艺术才得以不断进步、吻合了时代精神。在东方艺术中，印度艺术的成长也是不自觉地渗入了亚历山大入侵时带来的西方文明；古代西亚，也是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艺术形式，使其变得丰富、复杂却展示着“新”的艺术面貌；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历次的重大变革也是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中形成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输液’。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五四运动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1）
历史证明，“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季羡林语）。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也只有在多元的交流下才能更好发展。
文化交流带来的是能够广泛借鉴的环境，而自身的接受能力和态度决定着借鉴的力度。人类历史中的多次文化交流与互融，都是在起先被动地“接纳”中进行的，因此，几乎每一次内外互融都进行得非常缓慢。这一方面说明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观念的顽固性。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注定了它对外来思想的部分排斥。渗入式的交流必然减缓了文化发展的进程，而能否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借鉴，显示的却是自身文化的包容性和文化维度，也就是是否具有及时消化的好胃口。敦煌早期壁画的创作证明，中国魏晋文化具有极强的接纳能力，也有极强的消化能力，但仍然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完全不同。这是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性格，具有人类社会演变历程的共通性。因此，既然交流不可避免，广泛借鉴才能促进发展，我们现当代的艺术创作就不能再固步自封。
借鉴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剔除，恰恰相反，借鉴必须得以自身丰厚的文化做根底。借鉴的目的是创造全新的“自我”，而不是与他者的类同。因此，借鉴的方式和目标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对本民族传统的借鉴与挖掘，是在自身深厚文化优势中的寻觅。历史留下的优秀作品，是经历过时间冲刷的精华沉淀，是传统中的经典。经典作品中暗藏的艺术思维，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继承传统，就是对经典中浓缩的精华的吸收，目的是为了继续创造而积聚力量。然而，如何判断精华所在，又是对自身涵养与创造敏感度的考验。早期敦煌壁画的创作，给后世提供的是一种创造思维，它本身是建立在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艺术创新。但是，中国绘画中形成的“程式化”现象，既是艺术不断提炼、浓缩过程中的经典化发展规律，是艺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对传统无法突破的困顿。例如清朝“四王”的摹古风、敦煌壁画在蒙元明清之后的创造性渐失等等，说明了无法突破的内因，在于僵化的继承方式而产生对传统的误解。其次，远亲借鉴是继承传统的另一方式。季羡林先生的文化交流观说明，越是大跨度、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越显其生命活力。传统绘画中僵化式的内部继承，明显是限于“一个文化体系内部的交流”而形成的局限性。西域地处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敦煌早期壁画的创作正是借地域优势在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这两大体系间的交流，间接地实现了与伊斯兰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交流。因此中国早期艺术在敦煌、新疆首先实现了多元的远亲借鉴，才有了后来中国人物画的高度发展。艺术史上的许多画家，都善于把另一民族的艺术加以引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西方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主义代表画家毕加索，就善于把非洲木雕引入自己的创作，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甚至都能直接看到非洲木雕的原型。中国古代的“曹家样”，也是来自于对敦煌佛教绘画的借鉴与转换。全国第十一届美展中国画展中，就出现了少量在材料使用方面实践中西融合的新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历史证明，艺术创作中向外借鉴的跨度越大，创新力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借鉴的范围越广，创新的能力也就越容易提高。
“大道多端”，季羡林认为，“文化产生的本身就是多元的”。贡布里希也总结性的说“一部艺术史也就是一部观念演变史”。由此可知，是观念的变化在左右着艺术史的进程，酝酿着新文化的产生。开放的观念为多元借鉴提供可能，成为艺术创新的重要基础。艺术的当代性，与创造精神不可分割，只有创造精神才是对传统精神得以延续的最好方式，没有纯粹化的创新。在现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年代，与其说我们已经借鉴的太多，还不如说我们忽视的太多了。看似“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当代多元化艺术世界中，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其新的雷同化、程式化比比皆是。包容产生优秀文化，而只有创造精神才能孕育不朽的文化。现代艺术创作，只有在积极广泛的多元借鉴中，不仅吸收本民族艺术传统精华，还要面向全人类艺术传统，具有创造意识，才能使自己的创新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