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7月11日上午九时，本刊名誉主编季羡林先生不幸与世长辞。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在梵语研究方面就取得了在西方造成轰动的突出成就。他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是世界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他在历史学、佛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领域都建树颇丰。他是梵语文学的大翻译家。他还是个大散文家，在我国的文坛独树一帜。他毕生笔耕不辍，全部著述至少在1200万字以上。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巨擘，文化昆仑，令人仰止。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垂为典范。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是亚太所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以及中国南亚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曾长期担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他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之一和首任主编。他对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南亚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培养的不少学生曾经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国南亚学界的巨大损失。本刊特刊发本辑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深切悼念之情。
　　[内容提要]我们加强对中印文化的研究，要学习季老深入钻研东方智慧宝库的精神，把他启动了的研究专题继承发扬，特别是对他所说的中印关系是“天设地造”；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更深刻的探讨。本文对这三个论点提出些初步看法。
　　[关键词]　地缘文明范式　真善美　天人合一　为往圣继绝学
　　
　　最近辞世的中国学兼印度学大师季羡林是所有活着的中国中印研究学者的老师。他为人师表的最大特点，是全心全意发掘中印两大文明浩瀚文献的信息金矿来创造财富，他的研究项目绝大部分是微观课题，从来不写空洞无物的文章。当我们沉痛悼念良师益友、中印研究先行者季老之际，最重要的是学习他深入钻研东方智慧宝库的精神，把他启动了的研究专题坚持下去。
　　季老站在高台上得出三点特别有益于中印关系发展的启示：(1)中印两国睦邻关系“天设地造”，并非人的意旨与行动所形成；(2)如果没有两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在新的世纪中将会从数百年西方文明的统治与压迫下翻身而灿烂辉煌。我想对这三点展开讨论。
　　
　　一
　　
　　“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设地造，成为邻国。”这是1991年季老说出的金玉之言，是总结了他半个多世纪对中印两大文明交流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顾名思义，这“天设地造”四个字是要我们超越“地缘政治范式”而把中印研究摆在“地缘文明范式”之中。
　　首先应该肯定中印两大文明诞生于“泛喜马拉雅地区人类摇篮”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1932年在尼泊尔西部腊玛(Rama)村发现人类祖先“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的化石以后，全世界发现“腊玛古猿”最多的云南省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腊玛古猿”衍生出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元谋县既是生活在400万年前的“元谋古猿”的故乡，也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故乡。还有离元谋不远的四川万县又发现生活在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在印度中部中央邦的侯尚格巴德(Hoshangabad)，也发现了生活在180万年前的猿人化石。这“腊玛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巫山猿人”、“侯尚格巴德猿人”和“元谋猿人”勾画出一个“泛喜马拉雅地区人类摇篮”的轮廓。
　　这“泛喜马拉雅地区人类摇篮”产生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真是“天设地造”。互为比邻的两大文明相互交往是天经地义的。文献中最早记载两大文明交往的是下面这句季老喜欢引用的、印度公元前4世纪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的话：
　　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
　　中国蚕茧和中国布都是中国来的
　　这句话说明“cina”指的是生产“Kauseya”(中国蚕茧)①和“ctnapatta”(“中国布”，即丝绸)的“国度”；这“cinapatta”和“cinabhumi”(中国)两者不可分割；是蚕茧和丝绸传到印度，使印度人知道有“cina”这个国家。
　　说“cina”是“秦”很难成立，因为我们看不到古代印度和“秦”(秦朝以前在陕西一带的秦国)有什么来往的信息。可以从三点证明这个“cina”就是当今四川。第一，丝绸的故乡是四川是众所周知的。第二，《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都记载了汉武帝的特使张骞于公元前122年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当今阿富汗一带)看到由印度商人转贩去的“蜀布”。张骞时代的汉廷丝绸尚不普遍，他说的“蜀布”当然就是从四川出口的丝绸。我们看到：张骞形容的“蜀布”和《政事论》中的“cinapatta”名称相似，等于说“蜀”和“cina”是一码事。第三，重庆发掘的三千多年前广汉三星堆遗址中不但有大量可能是从印度进口的齿贝③，还有鸟神的雕像，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度神话金翅鸟的偶像。我们知道，古印度是用齿贝作货币的，那就是说，三千多年前四川地区已经和印度有了贸易来往，四川是向印度出口了丝绸而得到印度货币的。为什么四川被叫做“cina”呢?四川著名民族学家周锡银在《羌族》一书中说：“专家们认为，‘羌’和‘姜’本是一字。”④我认为：“cina”是“羌”或“姜”的对音。如果是“羌”的对音，那就是大禹的“羌”，如果是“姜”的对音，那就是《史记》(卷一)所说的“神农氏，姜姓也”的“姜”。
　　中国在三千年前把丝绸工业技术传给印度，使最早发现棉花与发明棉纺织工业、以生产棉纺织品闻名全球的印度如虎添翼，变成棉、丝、麻、毛等纺织强国。古代印度又是世界闻名的纺织品(包括中国丝绸)集散地。印度商人或到过印度的外国商人周游全球，在中国史册中造成“大秦”的混乱，其实应该把“大秦”的活动纳入数千年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印度商人形象。
　　印度次大陆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是英国殖民的结果，在古代只有抽象的、作为“文明”的印度，在同一“印度”文明覆盖下何止数百个“国”(独立自治的实体)!在中国，各个朝代基本上只有一个首都。因此我们看到，中印两三千年有史可查的交往是中国一个统一的“文明国”和印度一个文明覆盖的成百个国家的往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好处是经贸往来。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印度的重要市场与商品供应国，大大促进了印度“文明”中不同国家的繁荣。英殖民主义者还没在印度站稳就看清了这一点。英国东印度公司彰明较著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吞没。东印度公司的远洋商船名叫“东印度人”(East Indiaman)，跨海航行的起点是英国，印度只是中途站，终点是中国(广东)海岸。这也算是历史传统的延续。所不同的是，英国发迹以前，由于中印两大文明互利的经贸交往，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实体；到了“日不落 帝国”的黄金时代，两者都受压迫、剥削而为英国变成最发达国家创造条件了。
　　上面所谈到的，可以反驳中印研究中的一大错误结论，即古代中印交往是“一边倒”，只有益于中国，而无益于印度。应该强调中印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是统一的政治整体，印度则分散于成百个大小“国”中，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集中而易见，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分散而难见。这两大文明的集中与分散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政治动力是向心的旋律，印度社会政治动力是离心的旋律。印度的知识精英高度集中在婆罗门种姓中，而印度教徒一生四大阶段中，前半生是“学生／未婚”(brahmacarya)与“家长”(garhasthya)阶段，后半生是“林居”(vanaprasthya)与“出世”(sannyasa)阶段。印度古代许多知识分子成熟以后就变成“出家人”，云游世界，其中很多来到中国。中国统治者从汉明帝开始就抓紧这一机遇，对来华的印度高僧高档次地接待，有一个“阳谋”：把他们脑中储存的印度文明智慧挖掘出来，组织大规模的中外学术力量把印度的口头文化财富转变成书面的、永恒的中国知识财富。可以说，这一“阳谋”虽然成本很高(从1世纪到11世纪，中国统治者在这一吸收印度文明大业上的花费超过中国对“国学”的建设)，但战果辉煌，使汉字成为当今储存佛教经典最丰富的宝库(大大超过梵文及其他印度文字)。
　　这样的中印关系就是“地缘文明范式”的典范，简言之就是大公无私、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唐太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形容这种交流是“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西极”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缩写。他的皇太子及接班人唐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后序》与《述圣记》(“圣”指的是佛教的神圣)，在前者中有“尼连德水迩帝里之沧池”，在后者中有“耆阁崛山接嵩华之翠岭”，都是形容中印连通为一，形容中印两大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寺庙大多数不以菩萨命名，而名为“报国寺”(报效中国)、“护国寺”(保护中国)、“安国寺”(安定中国)、“隆国寺”(兴隆中国)、“清国寺”(澄清中国)等等，表明不是到中国进行“文明冲突”，而是文明互利互惠。正是这样的中印文明大协作使中国吸取了印度古文明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加倍地充实起来。
　　
　　二
　　
　　现在让我们来诠释季老所说：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季老把“两晋、南北朝、隋、唐”(265～907)这六个多世纪称为中印文化交流“鼎盛”时期，又说这是“两种文化的改造和融合阶段”。我认为这种“融合”表现在生活习惯方面、思想意识方面和社会关系方面。
　　在生活习惯方面，主要是由于庙宇文化在中国的普遍发展把烧香拜佛变成家喻户晓以及素食对中国饮食习惯的重大改善。佛教传入以后，烧香文化进入皇宫和平常老百姓家，跨越宗教界限而为道教、儒学以及非信仰的仪礼体制所采纳。李白《寻山僧不遇作》有“香云遍山起，花雨从天来”的诗句，不但形容了神州大地庙宇文化的盛况，也突出了中印文化交流后的中国山水锦绣中的人工投入。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的诗句，“百度知道”网上把这四句翻译成：“重重深宫禁苑一殿殿都已敞开大门；文武百官和客臣拜谒皇帝听候旨令。蔽日的障扇被晨曦照临着向前移动；香炉的轻烟依傍着皇上的龙袍升腾。”这是非常生动的香烟文化变成中国宫殿生活一部分的写照。
　　素食文化不但是佛教传人前中国所没有的，在印度也是由于佛教大力宣传“不杀生”(ahimsa)才逐渐形成。(传说佛陀就是因为吃了布施的肉中毒而涅槃的，可见在他生活的印度还没有素食文化。)素食的风气是从南北朝时代就开始盛行的。“皇帝菩萨”梁武帝带头“日一蔬膳，过中不餐”，王室和侍从4万8千人都这样做，把素食的风气在“民以食为天”、讲究山珍海味的中国建立起来。唐朝一建立就下令每年有一天“断屠”吃素，虽然与印度终生或每周一天素食不能相比，但也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南北朝开始，上自皇帝，下至官吏、商贾，都到佛庙朝拜甚至留宿，但在社会地位上，中国的佛教和尚和印度等“上座”佛教国家不能相比(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高官都不能和名法师平起平坐。)，他们得殷勤招待吃惯山珍海味的贵客，使他们朝圣愉快、以后再来光顾，因此中国的佛庙开发出“香茗”代酒，开发出色香味不逊鱼肉的“素餐”，使中国烹饪术在“山珍”(蘑菇、银耳等)上大作文章，又利用麦麸和豆制品等制成肉类的替代(有“素鸡”、“素鸭”等菜)，这样不但丰富了中国烹饪，也使植物蛋白、纤维等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比重，丰富了中国物质生活，提高了中国健康水平。
　　在思想意识方面，中印文化融合至少产生了三大新思潮：第一，提倡“真、善、美”的“向善”思潮；第二，和平主义的思潮；第三，“慈悲”、“平等”的正义思潮。“真、善、美”是印度语“satyam、shivam、sun&ram”(认识真理、追求纯真、崇尚美感)的汉语翻译，在当代中国和日本社会很时兴。日本人知道“真善美”这个词源自印度，中国很多论者却误以为这是欧洲的概念。在印度，这三个字是宗教(印度教)祷告中的常用语，它的基本含义是：真理(satya)就是神(shiva)，神就是美(sundar)，美就是真理，如此循环无穷。换句话说，“真善美”就是理想境界的三大体现。
　　毛泽东在1957年说：“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历来”两字就说明了中国历史文献或民间传统中早有此说。毫无疑问，“真善美”的思想情调在中印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就传到了中国，虽然具体细节尚有待考证，却可以引宋朝画家和尚道济(1148～1208)的话来证实。这位人称“济颠禅师”(或“苦瓜和尚”等)的奇人说：“治心功夫在定静，治人功夫在诚信，治事功夫在精规，治身功夫在勤养。”又说：“修道人要遣其欲、静其心、平其虑、改其恶、从其善。”还说：“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他的话中就把“真善美”的涵义表达出来了。
　　和平主义的思潮在唐朝开始盛行。李君球《谏高宗将伐高利疏》和韦凑《谏征安西疏》都对着唐朝皇帝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韦书以《老子》“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和《礼记》(“大同篇”)“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话劝唐玄宗“何隔华戎，务均安靖”(中国和外国应该一视同仁，都需要和平)；李书对唐高宗说：“疲于转戌，万姓无聊生也”(百姓当兵打仗，疲惫不堪，就会生活不下去)，“万姓怨则天下败矣，天下既败，陛下何以自安?”
　　“慈悲”的概念源于佛教是众所周知。大乘佛教的精髓在于“菩萨”(Bodhisattva)，是“Bodhi”(智慧)和“sattva”(众生)相结合的概念。这“菩萨”超越了原始的自我修养成道的“小乘”佛教精神，他以“大慈大悲”去拯救众生，所谓“菩萨精神”就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普度方证菩提”。这种“菩萨精神”以观 音为代表。中国民间传统，孩童从小就会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特别在临危或恐惧的时刻用以壮胆。还有在印度只是八大菩萨之一而在中国升级为“未来佛”的“弥勒”也是“慈悲”的最高象征，古代称为“慈氏”。玄奘到印度取经曾两次遇险，是因默念观音与慈氏而得救的。古代中国“慈父”是个负面符号，批评教子不严的人。“慈母”却是个始于唐朝的崭新的印度概念一印度文化认为“母爱”是最高尚、伟大并有强大威力的。
　　“平等”概念是印度文明的发明(梵文有“samara”和“upeksa”两字)，佛教作为一种反抗种姓制度的文化运动而提倡“众生平等”。大乘佛教发展出主宰生死、报应的“平等王”(Upeksaraja)，造成中国民间“阎王爷办案绝对公允”的信念，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很大的进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打抱不平”、“不平则鸣”的概念应运而生，唤醒了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觉悟。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农民战争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归根结底是印度“平等”思想不断使得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吐故纳新。
　　在社会关系方面，印度文明的影响有三大表现：第一，破除“部落意识”，建立“五湖四海”观念；第二，提高妇女地位；第三，农民觉醒，学会“打天下”，推翻“贵族观念”。
　　“五湖四海”出自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的“浮四海，横八荒”和“浮五湖，戏沧州”。印度传统把人生比作旅途，佛教理论家宗炳(375～443)领会到这一精神，把身体比作“逆旅”(客舍)。李白在《拟古》诗中用了宗炳的典故，写了“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表明他怀着天地逆旅的宏观观念。可以说，这“五湖四海”实际上体现出印度文明精髓“梵我合一”(brahmatmaikyam)的精神；李白的诗突出了中国的辽阔广大，把自己融入祖国锦绣河山之中，陶冶出一种“小我”服从“大我”的气质。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更进一步说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把“居庙堂之高”的统治精英和“处江湖之远”的普通知识分子，把“君”和“民”之间的关系紧密联成一片，这就是中国“大一统”与“五湖四海”的有机结合。毫无疑问，这“五湖四海”精神帮助了中国这穹顶式的政治结构在内忧外患的严重考验下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不垮。这得归功于中印文化交流。
　　古代社会中，印度妇女地位极高。从古到今，印度传统中女神的地位显赫——山神都是男的，河神都是女的。印度信仰中的“女威”(shakti)，主要是“阴盛”的符号。从古到今，丈夫称妻子为“devi”(天女，女神)。印度传统中，母爱是最伟大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前，中华文明“夫为妻纲”，由于妻子在大家庭制度中的地位不高，因此母爱并不突出。佛教宣传“慈悲”，唐朝时“慈氏菩萨”崇拜盛行。母亲升到“慈母”档次，肯定使中国妇女地位有所提高。武则天由唐太宗的“才人”(等级较低的宫女)变成唐高宗的“二品昭仪”，又升为“皇后”，唐高宗死后更变成“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在男尊女卑的巾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定和当时佛教的兴盛与儒家道德观念的相对低落有关。佛教来了、母亲在家庭的地位提高、武则天女天子的出现、观音菩萨由男变女等等都是相互联结的社会变化。
　　很多著名文人“出身寒素”，其中之一就是白居易。他在《游吴真寺诗》中承认：“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正是自己站在农民的立场，他才能写出《杜陵叟》，尖锐谴责政府官员“钩爪锯齿食人肉”。在这首诗中，他道出有人上奏而获得皇帝免税的“德音”(“不知何人奏皇帝”)，实际上是他自己。同样的，李绅的两首《悯农》家喻户晓，使农民的辛勤劳动变成富家教育子弟别浪费粮食的座右铭。中国这样的农业文化和欧洲的“农村的愚昧”(rural idiocy)(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人宣言》中的形容)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当代佛学专家方立天说：“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流传以后，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逐渐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
　　方立天认为：“在下层民众看来，佛教的教祖、最高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是保护王朝利益的，他们在感情和思想方面转向了弥勒菩萨……”好像中国不同阶层的佛教徒对佛教理想主义有着“各取所需”的趋势——上层取维护王朝利益的“释迦牟尼佛”，下层取代表未来幸福理想的“弥勒佛”。这弥勒“未来佛”很有点像基督教的“千禧年”(millenarianism)理想。610年，隋朝著名的“弥勒佛之乱”就是这一“各取所需”所引发的最早社会政治冲突。此后利用佛教信仰发动农民起义的事例还有618年怀戎沙门高昙晟，自称“大乘皇帝”，建元为“法轮”。李世民率领起义军攻洛阳时得到少林寺和尚协助。他当了皇帝后赐碑表功。更有名的是元朝农民、当过乞丐、和尚的朱元璋变成明朝的开国皇帝。这些都是欧洲社会进化根本发展不出来的。中国近代许多农民起义组织，像“白莲教”等都有佛教的影响。
　　总结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就出不了唐武后和明太祖这样的人物，不会有“五湖四海”这样的概念，不会有“慈母手中线……报得三春晖”这样的诗句，当然不会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女神，不会有响应农民起义而“下凡”的未来佛弥勒等等。如果更进一步探讨，也许更会得出中印文化交流帮助了中国延续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体制而破世界纪录等更重大的结论。这就使季老所说的中印睦邻是“天造地设”内容更为丰富。
　　
　　三
　　
　　最后来看季老关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言论。这是他晚年在阐述“天人合一”理论时顺便提出的，因为引起一些学者的异议，他就索性出了一本书。耄耋之年的季老这时只能像写散文一样来谈这一严肃课题了。由于他无法系统地探讨这一课题，使许多人产生误解与疑惑。下面就是一例：
　　“纵横对照，可以明显看到，季羡林老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为一边渴望成为世界中心、一边抵制充当世界中心角色所必有的成分主流的当代中国社会注射了一剂双重功能的安慰剂：中国开放向前看，它是激励鼓舞；中国封闭向后看，它是老本资产。不管怎么看，有一点很清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的立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世界历史和世界地图看，‘东方’包括印度和中国。季老的学术成就之奠基是梵文文史及其轮回思想。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就是：永远告别之前，季羡林老先生没有向我们说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里面的‘河东’是否包括印度。”
　　我认为这番话是对季老理论的一大误解与一小误读。小误读是看不到季老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再归纳成“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并且说：“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而“西方文化体系”则是“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欧罗巴文化体系”。季老“三十年河东”指的主要是中、印两大文化体系无疑。
　　上面的话对季老的理论是极大的误解，因为季老根本不信轮回，而且他 也从来没有说过在新的世纪东方文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骑到西方文化头上去。我是从长期对季老的了解③而懂得季老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于两大动机，一是他从心底看不惯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二是他把国际形势向善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弘扬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印文化上。我们从事中印研究的人应该特别对后一方面加大敏感性。
　　季老在论辩时引了郑敏教授根据雪莱的预言列举的一些随着高科技在20世纪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罪恶”以及雪莱开出的“诗”和“爱”的药方，然后说：“中国和东方一些国家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和感情。拯救全人类灭亡的金丹灵药，雪莱提出来的是想象力、诗和爱，我们东方人提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归。”季老在许多地方都强调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的“梵我合一”是一种文化共鸣。使人想到李白诗句“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那种把自己溶入宇宙空间的心境。
　　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心境与此相同。在一篇孟加拉散文《自我介绍》(Atmaparichay)中，泰戈尔回忆自己的“年轻躯体被一片绿色植物的地球母亲的芬芳唤醒”，“当秋阳赋予我无可言状的欢乐，一股比生命更巨大的创造力进入我的潜意识，我的知觉好像传送到每一片草叶、每一棵树根”⑤。在逝世前不久，泰戈尔在80岁寿辰讲演(成著名论文《文明的危机》)结尾时说：“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个骄傲的文明的正在倒塌的废墟徒劳无益堆积如山。然而我决不犯下对人类丧失信心的罪过。我相信灾难过后大气会被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澄清，人类历史翻开新篇章。也许那一黎明会出现在这边地平线，出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我认为泰戈尔这段话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真实意义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2004年季老为耿引曾和我合著的《印度与中国》写的序中说：“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Eastern culture Mone can save the mankind)的简短讲话。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人类未来的进步将会证实这一真理，这也是本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东方学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应该把东方哲学思想发扬光大，为全世界造福。中印两国学者应当合作，尽一切努力把东方整体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在人类活动中付诸实施。”
　　
　　四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千古名言很适用于我们的讨论。季老毕生事业正是“为往圣继绝学”，是像泰戈尔所说，“重新把(中印之间的)交通渠道打开”。在谭云山的协助下，泰戈尔在印度设立了“中国学院”与“中印学会”，创建了“中印学”(Sino—Indian studies)。中国这边却是季羡林栽培出一棵现代印度学的大榕树，带出众多弟子，“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教授、专家、高级外交官”。郁龙余教授称赞季老“继往开来，华梵共尊”，很有道理。据我所知，最近二十年所有印度驻华大使和到北京的印度政府领袖都要拜访季老。季老也是唯一获得印度国家莲花奖的中国公民。
　　在泰戈尔、谭云山和季羡林的带领下，中印两国从事中印研究的学者都是在“为往圣继绝学”，使得中印两大文明数千年的伟大无私交往能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下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承认。从整体观点来看，季老的学术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是继承了中国国学的优良传统。只有“为万世开太平”还没有起步。
　　很明显，摆在所有中印学者(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或是任何国家的人)面前的神圣任务就是把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付诸实施。换句话说，一方面要效法季老的榜样，另一方面更要设法把“为万世开太平”启动起来。要这样做就要建立“地缘文明范式”来取代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范式”。
　　我受季老的恩惠太多。从他1980年邀请我到北京参加南亚学术会议开始，每次我回国他都盛情款待。他总是从自己的书库中拿出些珍贵的书送给我(我所有的学术写作都参考这些书，至今如此)，使我在印度不致完全信息闭塞。他的辞世不仅是中印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个人的巨大损失。先父谭云山1956年与1959年两次回国观光，都受到季老欢迎。他是家父上世纪三十年代组建的“中印学会”最后一位辞世的会员。
　　
　　(责任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