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云南昭通人。诗人、作家、文学博士。文学作品见《诗刊》《十月》《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花城》等，文学及艺术批评见《读书》《诗刊》《文艺报》《天涯》等。在《南方周末》开设个人艺术专栏“在路上”。著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中国诗歌》2013年度十佳网络诗人，获2016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诗奖、2017年胡适青年诗集奖等。个人诗歌研讨会于2016年12月在安徽桃花潭举行。
　　下南洋（组诗）
　　开平碉楼里的女人像
　　鹅黄色灯笼袖洋衫，水蓝色搭扣皮鞋，
　　鬓边斜插过一支荷花发簪。
　　胭脂当然少不了，
　　这寂寞的红，只有我能诠释。
　　书房里已布好静物：
　　蕾丝桌布、马来锡果碟、鎏金咖啡壶。
　　我理顺裙带，坐在他指定的木椅前，
　　模拟陪嫁带来的青花瓷瓶，端庄，秀雅，
　　面对镜头，从容地摆拍惜别之情。
　　昨夜入洞房，今日合影，明早他下南洋。
　　这是我的命。虽然我不认可被其愚弄，
　　但它迈着猫步一寸寸蹑来时，
　　我嗅到脉脉的温情里，渗着杀人心性的毒。
　　“杨小姐，你刺绣作诗、下棋鼓琴的佳期过去了。
　　从今往后，你是一个人的妻子。
　　你要服从无影手的改造，从头到脚贤良淑德。
　　不可任性，不可让三角梅开到围墙外，
　　不可擅自想象与情郎私奔。”
　　我在心里嘲笑这道圣旨，若我大声说不，
　　它会即刻捆绑我，为我量刑。
　　为了更大的自由，我用上齿咬住颤抖的下唇，
　　说“好”“我愿意”。
　　所有人都很满意，将漩在我眼里的泉，
　　进行了正统的误读。
　　出阁前，我的私塾先生敬老夫子说过，
　　要學会蔑视。
　　而此刻，从西洋照相机吐出的光里，
　　我已寻不见蔑视的对象。
　　流离涂炭的南洋不能为我巩固道德正确性，
　　流奶与蜜的南洋也带不来幸福。
　　我必须独自去追寻那道行在海面上的光，
　　这一生，我为它而来，也随它而去；
　　我在它里面靠岸；其间看过和演过的戏，皆可忽略不计。
　　那么今夜，我还是会为陌生的新郎官，
　　做一碗红豆沙，以纪念我们浮生的交集。
　　想到这些，快门声响起时，我的梨涡就转动了。
　　我越笑越动人，仿佛看到百年后，
　　从云南来的年轻女游客。
　　她站在开平碉楼的照片墙前，
　　捻着命里同样的刺藤，敞开肉身让我的目光洞穿，
　　而我的笑已回答了一切。
　　黎先生
　　中国食客一走，剩下的
　　杯盏借琉璃之光，兀自映衬空椅子
　　发呆的神情。黎先生他
　　又点了一杯酒，桌前
　　咖喱蟹、虾沙律、莹糯的小春卷，
　　动也没动。
　　他应该出去走走，与行人顺逆凉风，
　　参差而过，不辜负头顿华灯里的诗情。
　　但今晚黎先生他
　　竟幽幽叹气。他并非讷言，我曾不止一次听见
　　他用越南语、英语、国语、白话和客家话，
　　与四海游人把酒畅谈。上月黎先生第三次去中国，
　　扫墓访故，了他祖父生前未了之愿。
　　他说老宅早已不在，故园遍野落葵，
　　车奔马驰的潮州，远非祖父口述光景；
　　族中远亲，亦不过清淡相见，无甚言谈。
　　黎先生是地道老南越，生于胡志明，长于胡志明，
　　经营的两家服装店，也都在胡志明。
　　“若无要紧事，我是不会往北越去的，”他这么说。
　　我当时点了头，冬天还得穿毛衣的河内，
　　想想也头疼。因此黎先生亦曾笑言，
　　他不了解中国，
　　也不了解越南；
　　在摩托车一统天下的胡志明，
　　开着黑色小轿车的他，也有点特别。
　　进来个中国女孩，点了和黎先生一样的酒，
　　对着窗外发呆。在头顿的海鲜餐厅，独行的中国女背包客，
　　我没见几回。她与黎先生背对而酌，
　　我换了唱片，六十年代的披头士。
　　如果他们开聊，黎先生不会缺话题，
　　他闲暇时玩票做导游，比我更了解
　　古怪的中国人。“是包包里越来越鼓的人民币，
　　助长了他们的坏脾气，”他曾这般笑谈，
　　“可是购物时，又爱和我以血统攀亲近，好讨点便宜。
　　我只好常常强调，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越南人，土生土长的越南华人。”
　　那女孩起身离去，
　　抹干净鱼露的味碟，如新瓷走下月中。
　　唱片又放完了，我没打算再换一盘。
　　我找了条薄毛巾，盖在趴倒的黎先生身上。
　　头顿虽不比黎先生的心事凉，但一天的热闹散尽，
　　我才有所觉，这屋子里的空调，
　　确实低了一些。
　　僧侣走过高棉大地
　　穿行在暹粒的幽林间，整个午后，
　　只有一双被热土烤疼的赤足。
　　我要去小吴哥，看一看残阳落幕。
　　恐我此生，修炼不成合格的苦行僧。
　　在假货琳琅的日常生活中，
　　风不轻，云滞粘；操练佛法，约等于例行表演。
　　而我丰富的情感还在疯长，沿着世俗的权杖， 　　攀延到今生尽头，在那儿等我，
　　捉弄我。
　　据说，做我这行，就应该清心，
　　若难做到，装，也得装出矜持与美德，
　　以混成彼岸的一分子，舀它一碗粥。
　　但我心中有魔，它常常令我
　　憎恨古寺的清净和纸上的修辞，
　　使我感觉无处皈依。
　　生养我的土地，也逃不开无所归的劫数。
　　九个世纪前，伟大的帝王举一国之力，
　　用万骨铺就血中含笑的吴哥窟。
　　后来，华人来了，法国人来了。
　　日本人掠夺宝石，见佛杀佛，
　　数不清的佛像被切割成块，漂洋过海运往东瀛。
　　战争结束后，这堆残肢断臂回到故国，
　　人们又一块一块地，将它们重新拼成佛形。
　　像是被下了诅咒，杀戮尝到了甜头，
　　它将正义据为己有，将美打入常识的牢狱。
　　当骷髅小山成为这个国家再普通不过的垃圾，
　　当文字、知识和情操在高棉大地上一点点枯萎，
　　当活体取脑机准确地抵住思想的头颅，
　　佛依然从容微笑，伤口绚烂。
　　再往后呢，就是我看到的这些，
　　发达国家的代工厂调整着原初的风景，
　　更多的褶皱、层落与幽黯占据了人们的心灵。
　　身为僧人，我未免思虑得过多。
　　我的本分是诵经打坐，尽早让自己获得解脱。
　　可我选择了散步林中，与黄昏独处。
　　远离寺庙，我再一次问自己：更好的日子是什么？
　　它是斜穿榕树的光束，照亮空气里不断下沉的尘埃？
　　有喇叭声鸣响，我顺势展眼，
　　后车斗里站满孩子的卡车刚刚开过。
　　装饰着彩钻的大象，驮着一名中国女孩走近，
　　对她合掌致意的，是披单上插着无忧花的我。
　　评：
　　乍看杨碧薇这首《开平堡楼里的女人像》，你可能会误以为打开一本当代的《花间集》。杨碧薇善于写出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源自于对生活世界真切的体贴与精准的捕捉，它使作品的思想、观念不至于干瘪、苍白。杨碧薇写活了那个“端庄”“秀雅”，贤良淑德的女人形象，但“我”恰恰是对这一形象的消解和颠覆：“这寂寞的紅，只有我能诠释”；“我在心里嘲笑这道圣旨”；“我的笑已回答了一切”。在此，杨碧薇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现代意识解构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建构和形塑。这里我觉得有两点很有意思，其一是上面讲到的“感觉”的营造使得所谓的女性意识不流于干瘪的观念或口号，联系舒婷那句著名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就不难感受这一点；其二是这一被解构的女性形象是在“镜头”之中被建构起来的。换言之，现代意识的获得、现代身份的确认借用了他者之境：“西洋照相机吐出的光”。我这里不想就此展开深入探讨，我想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对杨碧薇以及她这一代写作者来说，仍然是重要而不应忽视的。组诗《下南洋》整体上叙事性比较强，多涉及全球化时代的身份问题，比如《黎先生》中身份暧昧的越南华人，《马六甲三保山》中无家可归的孤魂，《僧侣走过高棉大地》中的僧侣。1980年代现代想象中的“走向世界”今天已经内在于人们的经验，如何处理这些经验对杨碧薇以及我们时代的其他写作者无疑都是一种考验。（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