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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介入
观看《归途列车》，观者很容易嗅到它身上的特殊气质。它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却多变。它有故事片一般的完整叙事，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有着完整的逻辑顺序，起落之间还嵌有强烈的冲突。高度故事化的情节走向甚至让观影者忘记这本是一部纪录片。
雪灾意外降临，继而是金融危机到来，张昌华一家的命运就这样紧紧地和这个时代捆绑到了一起。范立欣和他的摄制组记录下了这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在纪录和介入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中国财富：在你看来，在他们执意过年回家的背后，是怎样的情感逻辑？或者说，这其实是一种“归乡情结”？
范立欣：他们做所有这些牺牲和努力，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却很令我敬畏。它背后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爱”，一种朴素的、原始的情感关联。他们可以为自己爱的人付出一切。他们并没有想到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付出什么，只是单纯地想要为他们所爱的人，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有更好的生活，为了让孩子有钱上学，不再去当农民工，不用锄禾日当午。
中国财富：《归途列车》的故事性很强，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国纪录片都不大一样。
范立欣：确实。在中国，刨去那些电视台生产的工业型纪录片，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独立纪录片都是去故事化的，不要冲突，不要叙事，导致观众对纪录片艺术风格的期待也倾向于平淡的、平铺直叙的、意识流式的现实生活节选和纪录。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当大家看到一个中国导演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居然这么有故事性，就会觉得和过去的期待不同。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归途列车》所属的创作电影（Creative Documentary）和作者电影（Authorship Film）的故事性都是很强的。
中国财富：但是拍摄之前，你也无法预想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如果什么都不发生，故事很可能也是一样的平淡，这不是很冒险的吗？
范立欣：所以我说这三年好像是一场赌博。其间我们差点因为一些突发事故而无法继续拍摄，我们也花了很大力气、几次喝醉，才得到工厂允许，进厂拍摄。不过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导演，生活里就是有这么多的故事和情节。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拍摄跨越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并通过我之前的调研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有戏剧可能性的家庭。
中国财富：在拍摄过程中，你和摄制组是个怎样的角色定位？张昌华一家的种种变化，你们有否介入？
范立欣：我们希望尽量不介入他们的生活，但我们成天待在一起，还是会对他们有影响。比如张琴退学这样的人生选择，我不能告诉她应该如何做，我只能用很婉转的方式，跟她讲我的人生经历，帮助她做判断。我不能直接告诉她哪样是对，我不能干涉她自己的选择。我没有权利这样做，这也违背我这类纪录片的拍摄道德。我做的是直接电影，甚至不能对现实提供刺激，我们要做的是冷静、旁观。
中国财富：有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张昌华和张琴争吵起来，然后突然厮打起来。张琴对着镜头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你好像去劝架了。
范立欣：是的，这个时候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去劝架。当时我在换灯泡，看到他们打起来，我准备去劝架，被摄影师挡了一下。于是我停下来，回到我的导演角色。我想我们拍摄的镜头已经足够了，如果再不去劝架就违背我作为社会人的基本道德，这就有些过分了。
中国财富：在电影里，父母和女儿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和解。你们有试图做过调解吗？
范立欣：在拍摄的整个过程里，我深陷双重矛盾：父母和孩子之间互相不理睬，但我要同时对付双方，并保证他们都愿意继续跟我说话；他们总是试图向我提问，我不能不说，也不能说太多，我更不能告诉他们“我是纪录片导演，所以我不可以告诉你这些”。在整个过程中，怎么和他们沟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孩子不愿和爸妈说话，爸妈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想什么，就来问我；但是孩子警告我，如果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她的父母，就跟我们绝交。我夹在双方中间，有个很大的隔膜。
对话·桥梁
《归途列车》在国内外的放映，得到的是很不同的观众反馈。西方观众多反思，中国观众多同情。在面对这样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者群体时，我们的态度，恰恰反映了自身的处境。
中国财富：你的片子拿了很多国际奖项。国外的观众怎么看《归途列车》？
范立欣：对西方的观众来说，这个片子让他们获得一个对中国普通公众的新的视角。很多观众会反思：西方的消费主义思潮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普通民众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放映后的交流中，他们常问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东西吗？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不买，这些务工者就要面临失业，他们的处境会比现在更惨。这其实是个系统性的问题。西方观众会反思：是不是资本主义出了问题？资本拿掉了大量的价值，真正去劳动、去创造的这部分人却没有拿到应得的酬劳。
中国财富：中国的观众有什么反应？
范立欣：中国观众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他们会更多地同情农民工阶层。事实上大部分中国观众也不是很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他们可能知道春运会很辛苦，但并不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成因，很少从全局的角度思考自己与务工者的关系。倒是西方观众会更多地思考自身在全球化链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是不是中国农民苦难的始作俑者。
中国财富：你自己怎么看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范立欣：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里，出口的比重太高了，从农民工的遭遇就可以看到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农民工的福祉，我们没有把他们的牺牲算入成本。在外国放片子的时候，我总要和外国人说：你可能花15块买到一件衬衫，但它的成本远不止如此,有一部分成本没有被正确地体现在价格中。被忽略的是2.4亿农民工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情感、生活、健康，所有这些这些牺牲都没有记录到这个价签里来。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中国财富：有什么解决途径吗？
范立欣：春运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失衡太大，导致劳动力的流向太集中。区域间是不是有可能均衡发展，农民有没有可能在家乡附近找到足够的工作？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那样封闭和垄断，农民工的孩子是不是也可能和城里孩子一样接受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举家搬迁到城市里来，春运这样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就有可能解决。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能马上实现。我们有2.4亿农民工，我们要多少城市才能容纳他们，要怎样的高工业化才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
院线·计划
《归途列车》成功地把范立欣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正在联合各方资源打造中国的艺术电影分线供片体系。在这样独立于商业电影发行之外的艺术电影供片体系下，更多观众将有机会在正规电影院里看到优秀的艺术电影。
中国财富：你最近忙着把《归途列车》送进商业电影院？
范立欣：艺术电影很小众的，但仍旧也有很多观众。艺术电影想找观众，艺术电影的观众想找电影，但是互相找不到。用电影发行的术语来看，其实就是“分线供片”。
中国财富：在商业电影放映体系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电影放映体系？
范立欣：是的。打个比方：我们拍电影的是种菜的人，观众是买菜的人，发行商是菜贩子。现在中国的菜贩子只喜欢卖白菜，我们都是萝卜，他不喜欢萝卜。所以我们要自己建一个卖萝卜的网络。现在各地都有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我们已经联合了20多家。以广州为例，我们联合了广州的先锋光芒，这是一个广州的独立电影展映机构，它身后有一批很忠实的艺术电影观众。
中国财富：2010年时，贾樟柯的纪录片作品《海上传奇》一度进入院线，但票房反应并不好。《归途列车》进院线，会有人买单吗？
范立欣：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不到好电影。《归途列车》会是一次试水，接下来有另一部中加合拍的纪录片《千锤百炼》，正在拿广电总局的批文。现在国内的纪录片有些像流水线生产，有特定的模式和既定方式。但是大部分的题材都不反映现实，讲人物、讲考古、讲美食，就是不是讲今天你和我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有国际水准的、并可在电影院里播放的合法的艺术电影。
观看《归途列车》，观者很容易嗅到它身上的特殊气质。它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却多变。它有故事片一般的完整叙事，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有着完整的逻辑顺序，起落之间还嵌有强烈的冲突。高度故事化的情节走向甚至让观影者忘记这本是一部纪录片。
雪灾意外降临，继而是金融危机到来，张昌华一家的命运就这样紧紧地和这个时代捆绑到了一起。范立欣和他的摄制组记录下了这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在纪录和介入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中国财富：在你看来，在他们执意过年回家的背后，是怎样的情感逻辑？或者说，这其实是一种“归乡情结”？
范立欣：他们做所有这些牺牲和努力，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却很令我敬畏。它背后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爱”，一种朴素的、原始的情感关联。他们可以为自己爱的人付出一切。他们并没有想到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付出什么，只是单纯地想要为他们所爱的人，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有更好的生活，为了让孩子有钱上学，不再去当农民工，不用锄禾日当午。
中国财富：《归途列车》的故事性很强，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国纪录片都不大一样。
范立欣：确实。在中国，刨去那些电视台生产的工业型纪录片，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独立纪录片都是去故事化的，不要冲突，不要叙事，导致观众对纪录片艺术风格的期待也倾向于平淡的、平铺直叙的、意识流式的现实生活节选和纪录。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当大家看到一个中国导演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居然这么有故事性，就会觉得和过去的期待不同。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归途列车》所属的创作电影（Creative Documentary）和作者电影（Authorship Film）的故事性都是很强的。
中国财富：但是拍摄之前，你也无法预想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如果什么都不发生，故事很可能也是一样的平淡，这不是很冒险的吗？
范立欣：所以我说这三年好像是一场赌博。其间我们差点因为一些突发事故而无法继续拍摄，我们也花了很大力气、几次喝醉，才得到工厂允许，进厂拍摄。不过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导演，生活里就是有这么多的故事和情节。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拍摄跨越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并通过我之前的调研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有戏剧可能性的家庭。
中国财富：在拍摄过程中，你和摄制组是个怎样的角色定位？张昌华一家的种种变化，你们有否介入？
范立欣：我们希望尽量不介入他们的生活，但我们成天待在一起，还是会对他们有影响。比如张琴退学这样的人生选择，我不能告诉她应该如何做，我只能用很婉转的方式，跟她讲我的人生经历，帮助她做判断。我不能直接告诉她哪样是对，我不能干涉她自己的选择。我没有权利这样做，这也违背我这类纪录片的拍摄道德。我做的是直接电影，甚至不能对现实提供刺激，我们要做的是冷静、旁观。
中国财富：有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张昌华和张琴争吵起来，然后突然厮打起来。张琴对着镜头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你好像去劝架了。
范立欣：是的，这个时候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去劝架。当时我在换灯泡，看到他们打起来，我准备去劝架，被摄影师挡了一下。于是我停下来，回到我的导演角色。我想我们拍摄的镜头已经足够了，如果再不去劝架就违背我作为社会人的基本道德，这就有些过分了。
中国财富：在电影里，父母和女儿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和解。你们有试图做过调解吗？
范立欣：在拍摄的整个过程里，我深陷双重矛盾：父母和孩子之间互相不理睬，但我要同时对付双方，并保证他们都愿意继续跟我说话；他们总是试图向我提问，我不能不说，也不能说太多，我更不能告诉他们“我是纪录片导演，所以我不可以告诉你这些”。在整个过程中，怎么和他们沟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孩子不愿和爸妈说话，爸妈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想什么，就来问我；但是孩子警告我，如果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她的父母，就跟我们绝交。我夹在双方中间，有个很大的隔膜。
对话·桥梁
《归途列车》在国内外的放映，得到的是很不同的观众反馈。西方观众多反思，中国观众多同情。在面对这样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者群体时，我们的态度，恰恰反映了自身的处境。
中国财富：你的片子拿了很多国际奖项。国外的观众怎么看《归途列车》？
范立欣：对西方的观众来说，这个片子让他们获得一个对中国普通公众的新的视角。很多观众会反思：西方的消费主义思潮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普通民众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放映后的交流中，他们常问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东西吗？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不买，这些务工者就要面临失业，他们的处境会比现在更惨。这其实是个系统性的问题。西方观众会反思：是不是资本主义出了问题？资本拿掉了大量的价值，真正去劳动、去创造的这部分人却没有拿到应得的酬劳。
中国财富：中国的观众有什么反应？
范立欣：中国观众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他们会更多地同情农民工阶层。事实上大部分中国观众也不是很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他们可能知道春运会很辛苦，但并不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成因，很少从全局的角度思考自己与务工者的关系。倒是西方观众会更多地思考自身在全球化链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是不是中国农民苦难的始作俑者。
中国财富：你自己怎么看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范立欣：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里，出口的比重太高了，从农民工的遭遇就可以看到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农民工的福祉，我们没有把他们的牺牲算入成本。在外国放片子的时候，我总要和外国人说：你可能花15块买到一件衬衫，但它的成本远不止如此,有一部分成本没有被正确地体现在价格中。被忽略的是2.4亿农民工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情感、生活、健康，所有这些这些牺牲都没有记录到这个价签里来。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中国财富：有什么解决途径吗？
范立欣：春运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失衡太大，导致劳动力的流向太集中。区域间是不是有可能均衡发展，农民有没有可能在家乡附近找到足够的工作？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那样封闭和垄断，农民工的孩子是不是也可能和城里孩子一样接受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举家搬迁到城市里来，春运这样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就有可能解决。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能马上实现。我们有2.4亿农民工，我们要多少城市才能容纳他们，要怎样的高工业化才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
院线·计划
《归途列车》成功地把范立欣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正在联合各方资源打造中国的艺术电影分线供片体系。在这样独立于商业电影发行之外的艺术电影供片体系下，更多观众将有机会在正规电影院里看到优秀的艺术电影。
中国财富：你最近忙着把《归途列车》送进商业电影院？
范立欣：艺术电影很小众的，但仍旧也有很多观众。艺术电影想找观众，艺术电影的观众想找电影，但是互相找不到。用电影发行的术语来看，其实就是“分线供片”。
中国财富：在商业电影放映体系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电影放映体系？
范立欣：是的。打个比方：我们拍电影的是种菜的人，观众是买菜的人，发行商是菜贩子。现在中国的菜贩子只喜欢卖白菜，我们都是萝卜，他不喜欢萝卜。所以我们要自己建一个卖萝卜的网络。现在各地都有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我们已经联合了20多家。以广州为例，我们联合了广州的先锋光芒，这是一个广州的独立电影展映机构，它身后有一批很忠实的艺术电影观众。
中国财富：2010年时，贾樟柯的纪录片作品《海上传奇》一度进入院线，但票房反应并不好。《归途列车》进院线，会有人买单吗？
范立欣：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不到好电影。《归途列车》会是一次试水，接下来有另一部中加合拍的纪录片《千锤百炼》，正在拿广电总局的批文。现在国内的纪录片有些像流水线生产，有特定的模式和既定方式。但是大部分的题材都不反映现实，讲人物、讲考古、讲美食，就是不是讲今天你和我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有国际水准的、并可在电影院里播放的合法的艺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