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不止十次，被问到“荒田”这名字哪里来的？提问的有记者、报社编辑、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授和学生。我的回答是：自己起的，灵感来自我村庄的土名。他们问：有没有特别的寓意？我漫应之：“没有，只是觉得好玩。”他们不满意，追问：总得有个来由吧？我只好故作高深，说，它就是我一生命运的写照。
　　是的，我的人生以“荒”为标记。我比新中国大一岁，属“老三届”中资格最老的一级。移民海外前，新中国历史每一页都与我息息相关。举其大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1966年，我高中毕业，因“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接下来是上山下乡当知青。1980年移民美国后，苦于知青时代自学的那点英语远远不够用，曾报考旧金山市立大学的英语专业，参加甄别试那天，因车子出毛病而迟到，考场进不去。对着关闭的大门，抱头哀叹：这一生注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求学上的“荒”之外，还有写作上的。我十六岁起立志当作家，但直到六十二岁退休之前，写作都是业余，精力和时间的大半用于谋生，而不是消耗于心目中的“志业”。也许，这块“田”，土质是可以的，然而只长野草。唯一的安慰，恐怕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野草中冒出的芜杂的文学作品，我只能以此逆袭已成定局的荒芜。
　　可是，生命仅仅止于教人扼腕的“荒”吗？想起托尔斯泰的故事，他年轻时想当外交官，为此进入喀山大学念东方语言系，因成绩不理想，次年轉读法律系，成绩依然不好，只好退学回到故乡。他的庄园，有一大片地因太远而撂荒，他求学不成后，原本打算锄草再种上庄稼，但转念一想，既然已荒芜，为何强迫改变，且看它如何荒下去。几年以后，荒地按照自己的逻辑，长满了灌木。他让它自由生长。十年过去，荒地变为茂密的森林，林子里有鸟兽，多种多样的奇异植物，这不但成为他写作之余的休憩地，还变为狩猎的好去处。不朽的文豪，放弃了庄稼，无意中收获了森林。与其说靠的是他的智慧，不如说是时间所造就。
　　据此，考察一个写作者一生所成的气候，才气、蕴藏、阅历、运遇，这些内外因素固然重要，但和时间相比，后者才是决定性的。一般而言，毕生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动笔的时间越长，所能抵达的高度越高，所能进入的境界越大。不是没有反证，如僵化，退步，被疾病或名利场吞噬，但是，更多的例子指向“大器晚成”——愈晚愈成。
　　且拿“五四”以来最出色的两位作家作简单比较。王鼎钧先生今年九十二岁，依然笔耕不辍，火候不逊壮年。他在最新作《模糊童年》中写道：“我知道支配欲可以升华为创造，虚荣心可以升华为审美，成就感可以升华为谦卑感谢。” 这“知道”是由童年、中年“升华”到老年才完成的。1936年因病去世的鲁迅，才活了五十六岁，前面缺了一个供他“升华”的“老年”。假设他活到老年，火气会不会降下来，思想会不会走出过激，对因细故与偏见而树立的许多敌人，会不会依然是“我一个也不宽恕”？我不敢确定，但时间赋予极大的转变空间是肯定的。不过，鲁迅的“多活”以“20年”即到1956年为宜，再老一点，撞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难说清了。
　　扯远了，且回到我的“荒田”。我自知无论先天的资质与后天的积累，都在“中人”之下，唯一能使自己长进的，就是时间——如果晚年较少大病和不可测事故，那么，长满野草和灌木的荒芜之地变为稍微像样的树林，可能性较大。
　　但必须置入前提——不放弃，管他江郎才尽，管他“卑之无甚高论”，管他“老而不死是为贼”，一辈子做一桩事，靠死缠烂打得分。成败得失都留在文字上，让后人评说。即使到最后也没登堂入室，有人说一句：“这老家伙尽力了。”也足慰平生。
　　2017年6月于广东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