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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新乡处于中原腹地，历史上一直处于战略要地，为中土之名区。新乡一带虽然不在“丝绸之路”沿线上，但从本地区出土以及新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来看，无论从物化形态的造型艺术还是装饰纹样，都深受丝路文化的浸润与影响，显示了开放包容、交融并济的文化面貌。
关键词：丝绸之路；新乡；文物；文化
公元前2世纪晚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从此打通。“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1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丝绸之路通常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以洛阳或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达中亚、西亚地区，并连接地中海各国。这条道路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或“陆路丝绸之路”，基本定向于两汉时期，有南道、中道、北道三条线路，直到16世纪仍保留使用。它的别称又有“玉石之路”“佛教之路”“香料之路”。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果申遗的项目。
从地理位置讲，河南新乡并不处在丝路沿线上，但从新乡地区出土和新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新乡地区深受外来文化、西域文明的影响，体现在文物的造型、装饰等多方面。
1 汉代丝绸之路前西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浸润
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交流通道应该已经存在，汉代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的“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通过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的鉴定得知，已有相当一部分玉料来自新疆。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些玉器可能是内地较早的和田玉器，其中“妇好墓中所发现的三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籽玉”[1]，说明此时和田玉已经进入殷商王室贵族的生活，标志着内地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时代的开始。在这一点上，从新乡的历史遗存中也有反映：一是新乡市博物馆所藏的商代玉鸮为和田青白玉（图1）。二是从新乡卫辉战国墓出土的《汲冢书》中，其中有一篇《穆天子传》，记载了3000年前周穆王驾八骏马车西巡游猎之事。周穆王从中原出发，途径甘肃、内蒙和新疆，最终抵达昆仑山西麓。当时仍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西王母，不仅款待周穆王，还赠他八车宝石，留下一段佳话。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获取不少玉石，满载而归。三是1950年10月—1951年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辉县固围村发掘的战国大墓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2]（图2），这件带钩上镶嵌了蜻蜓眼琉璃。古代称玻璃为琉璃、瓘玉等，公元前2500年，琉璃出现于西亚和埃及。公元前10世纪，在有色琉璃珠上镶嵌同心圆的眼纹琉璃珠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出现，因其构造型似蜻蜓的复眼，便俗称“蜻蜓眼”。春秋战国时期，琉璃蜻蜓眼由西亚经新疆流入中原。琉璃蜻蜓眼传到中国后，在战国时期可说是一个高峰，这种彩色缤纷、灿烂夺目的西亚琉璃珠受到中原王公贵族的极度喜爱，是王侯显示身份的必要装饰物。战国时期，蜻蜓眼不仅仅被用于挂饰，当时人们还将琉璃蜻蜓眼镶嵌在铜镜上、带勾上、剑柄等器物上当装饰用。
商代距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还有千年之久，距今3000多年，就开始把玉从新疆运入内地。所以，有学者推测，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经有一条由新疆向内地运输玉石的玉石之路。而新乡是商之畿土、春秋卫国、战国时魏国所在地，一直处于商周都城的周边，是中原腹地。从目前发现的众多的商周墓葬、遗址看，丝路开通以前的新乡一带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以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证明了汉代丝绸之路开拓前，新乡一带已受外来文化的浸润。
2 丝绸之路文化对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影响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深入，加强了民族融合。不仅丰富了物质生活，也深深影响着古代中国的艺术、文化、社会风尚等多方面。丝路的繁荣对古人生活习俗的影响广泛深入，日常用具、饮食器皿、造型艺术等都出现新变化。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文物，从物化形态的造型艺术到装饰纹样都能看到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
2.1 汉代茧形壶
汉代，新乡市北站区出土。形似蚕茧（图3），这类器物在陕西、甘肃一带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更多。有学者认为这种造型最早由戎狄少數民族的皮囊壶演变过来，也有人猜测可能与丝绸业的兴盛、丝路繁荣有关，才使人们对蚕茧形的造型情有独钟，进而影响陶器造型艺术。当然此种观点还有待商榷。
2.2 青釉环形鸡首壶
隋代，新乡市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3]，是模仿古代西亚造型的器物（图4）。
隋唐时期中西亚很多优美的器形成为时人的模仿对象。胡瓶一般有流有把，使用方便，这种现实又美观的器物成为当时生活中的器类。鸡首壶正是隋人接受胡瓶的造型特征而产生的新器形，龙柄又具有中国瓷器造型特色。
莲花纹、葡萄纹、忍冬纹、缠枝纹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外来装饰样式，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国铜器、瓷器纹样的装饰。
2.3 海兽葡萄纹铜镜
唐代，新乡市博物馆藏品（图5）。海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典型的铜镜品种，特点是在镜的背部饰以繁密的葡萄图案，花纹之间点缀四五个瑞兽。日本学者称它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葡萄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传入，波斯、拜占庭葡萄纹极为流行，唐代早中期盛极一时，是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工匠们把中国传统的瑞兽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大量地运用到铸镜纹饰中，可见唐代文化的兼收并蓄。
2.4 唐代三彩俑
新乡市博物馆收藏有几件唐代三彩俑，新乡市凤泉区出土，形象为深目、高鼻、高颧骨，典型的胡人形象（图6）。
胡人在唐代主要是称呼西方人，尤其以粟特人居多，在中国史籍中又称昭武九姓、杂胡，主要分布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从北朝到隋唐时期，粟特人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贸易，把东西方物质文化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唐代很多舶来品，大到皇家狩猎的猎豹，小到宫廷贵妇玩耍的波斯犬、打扮用的香料等，大多都由粟特人引入。此外，能歌善舞的粟特人也深深影响着唐朝人的生活，引导着时代风尚。 2.5 青花缠枝纹瓶
清代，新乡市博物馆藏品。缠枝纹演变自忍冬纹，忍冬纹流行于罗马、希腊、印度一带，因它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流行于南北朝，既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胡饰”，也是佛国天界和净土的象征。唐代逐渐演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卷草纹样，寓意连绵不绝、福寿无边。新乡市博物馆藏有青花缠枝纹盘、青花缠枝纹瓷瓶（图7）等。
另外，瓷器中的青花原料苏麻离青，又称苏泥麻青，简称“苏料”。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一批“苏麻离青”料。苏麻离青属低锰高铁类钴料，青花呈色浓重青翠，高铁低锰，色性安定，明代青花瓷大量使用。明成化以后，渐被回青等代替。
3 啟发与思考
历史上，新乡虽不在丝绸之路沿线上，但丝路文化同样影响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上促进了新乡一带的交流互鉴、进步繁荣。这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然。历史上新乡一带东接齐鲁，西控三晋，南襟汴洛，北达京城，交通的便利，在承接、转移物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的修建，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物流运输的命脉。新乡卫河作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一部分，不仅直通洛阳，北可达涿郡，南达余杭，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的重要一站。如此，历史上的新乡一带得交通地利之便，更能得风气之先，开放包容，各种文化交融并济。
这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如今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或许不应该纠结在某一点、某一事，而加深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应该是对丝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而要广采博收，以开放的心态和宽阔的视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成员之一，要充分发挥新乡地理交通等优势，以“一带一路”发展的契机促进新乡的人文交流、商贸合作、旅游发展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图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河南博物院.丝路遗珍——丝绸之路沿线六省区文物精品展[M].
关键词：丝绸之路；新乡；文物；文化
公元前2世纪晚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从此打通。“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1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丝绸之路通常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以洛阳或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达中亚、西亚地区，并连接地中海各国。这条道路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或“陆路丝绸之路”，基本定向于两汉时期，有南道、中道、北道三条线路，直到16世纪仍保留使用。它的别称又有“玉石之路”“佛教之路”“香料之路”。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果申遗的项目。
从地理位置讲，河南新乡并不处在丝路沿线上，但从新乡地区出土和新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新乡地区深受外来文化、西域文明的影响，体现在文物的造型、装饰等多方面。
1 汉代丝绸之路前西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浸润
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交流通道应该已经存在，汉代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的“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通过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的鉴定得知，已有相当一部分玉料来自新疆。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些玉器可能是内地较早的和田玉器，其中“妇好墓中所发现的三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籽玉”[1]，说明此时和田玉已经进入殷商王室贵族的生活，标志着内地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时代的开始。在这一点上，从新乡的历史遗存中也有反映：一是新乡市博物馆所藏的商代玉鸮为和田青白玉（图1）。二是从新乡卫辉战国墓出土的《汲冢书》中，其中有一篇《穆天子传》，记载了3000年前周穆王驾八骏马车西巡游猎之事。周穆王从中原出发，途径甘肃、内蒙和新疆，最终抵达昆仑山西麓。当时仍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西王母，不仅款待周穆王，还赠他八车宝石，留下一段佳话。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获取不少玉石，满载而归。三是1950年10月—1951年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辉县固围村发掘的战国大墓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2]（图2），这件带钩上镶嵌了蜻蜓眼琉璃。古代称玻璃为琉璃、瓘玉等，公元前2500年，琉璃出现于西亚和埃及。公元前10世纪，在有色琉璃珠上镶嵌同心圆的眼纹琉璃珠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出现，因其构造型似蜻蜓的复眼，便俗称“蜻蜓眼”。春秋战国时期，琉璃蜻蜓眼由西亚经新疆流入中原。琉璃蜻蜓眼传到中国后，在战国时期可说是一个高峰，这种彩色缤纷、灿烂夺目的西亚琉璃珠受到中原王公贵族的极度喜爱，是王侯显示身份的必要装饰物。战国时期，蜻蜓眼不仅仅被用于挂饰，当时人们还将琉璃蜻蜓眼镶嵌在铜镜上、带勾上、剑柄等器物上当装饰用。
商代距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还有千年之久，距今3000多年，就开始把玉从新疆运入内地。所以，有学者推测，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经有一条由新疆向内地运输玉石的玉石之路。而新乡是商之畿土、春秋卫国、战国时魏国所在地，一直处于商周都城的周边，是中原腹地。从目前发现的众多的商周墓葬、遗址看，丝路开通以前的新乡一带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以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证明了汉代丝绸之路开拓前，新乡一带已受外来文化的浸润。
2 丝绸之路文化对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影响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深入，加强了民族融合。不仅丰富了物质生活，也深深影响着古代中国的艺术、文化、社会风尚等多方面。丝路的繁荣对古人生活习俗的影响广泛深入，日常用具、饮食器皿、造型艺术等都出现新变化。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文物，从物化形态的造型艺术到装饰纹样都能看到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
2.1 汉代茧形壶
汉代，新乡市北站区出土。形似蚕茧（图3），这类器物在陕西、甘肃一带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更多。有学者认为这种造型最早由戎狄少數民族的皮囊壶演变过来，也有人猜测可能与丝绸业的兴盛、丝路繁荣有关，才使人们对蚕茧形的造型情有独钟，进而影响陶器造型艺术。当然此种观点还有待商榷。
2.2 青釉环形鸡首壶
隋代，新乡市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3]，是模仿古代西亚造型的器物（图4）。
隋唐时期中西亚很多优美的器形成为时人的模仿对象。胡瓶一般有流有把，使用方便，这种现实又美观的器物成为当时生活中的器类。鸡首壶正是隋人接受胡瓶的造型特征而产生的新器形，龙柄又具有中国瓷器造型特色。
莲花纹、葡萄纹、忍冬纹、缠枝纹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外来装饰样式，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国铜器、瓷器纹样的装饰。
2.3 海兽葡萄纹铜镜
唐代，新乡市博物馆藏品（图5）。海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典型的铜镜品种，特点是在镜的背部饰以繁密的葡萄图案，花纹之间点缀四五个瑞兽。日本学者称它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葡萄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传入，波斯、拜占庭葡萄纹极为流行，唐代早中期盛极一时，是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工匠们把中国传统的瑞兽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大量地运用到铸镜纹饰中，可见唐代文化的兼收并蓄。
2.4 唐代三彩俑
新乡市博物馆收藏有几件唐代三彩俑，新乡市凤泉区出土，形象为深目、高鼻、高颧骨，典型的胡人形象（图6）。
胡人在唐代主要是称呼西方人，尤其以粟特人居多，在中国史籍中又称昭武九姓、杂胡，主要分布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从北朝到隋唐时期，粟特人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贸易，把东西方物质文化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唐代很多舶来品，大到皇家狩猎的猎豹，小到宫廷贵妇玩耍的波斯犬、打扮用的香料等，大多都由粟特人引入。此外，能歌善舞的粟特人也深深影响着唐朝人的生活，引导着时代风尚。 2.5 青花缠枝纹瓶
清代，新乡市博物馆藏品。缠枝纹演变自忍冬纹，忍冬纹流行于罗马、希腊、印度一带，因它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流行于南北朝，既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胡饰”，也是佛国天界和净土的象征。唐代逐渐演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卷草纹样，寓意连绵不绝、福寿无边。新乡市博物馆藏有青花缠枝纹盘、青花缠枝纹瓷瓶（图7）等。
另外，瓷器中的青花原料苏麻离青，又称苏泥麻青，简称“苏料”。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一批“苏麻离青”料。苏麻离青属低锰高铁类钴料，青花呈色浓重青翠，高铁低锰，色性安定，明代青花瓷大量使用。明成化以后，渐被回青等代替。
3 啟发与思考
历史上，新乡虽不在丝绸之路沿线上，但丝路文化同样影响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上促进了新乡一带的交流互鉴、进步繁荣。这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然。历史上新乡一带东接齐鲁，西控三晋，南襟汴洛，北达京城，交通的便利，在承接、转移物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的修建，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物流运输的命脉。新乡卫河作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一部分，不仅直通洛阳，北可达涿郡，南达余杭，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的重要一站。如此，历史上的新乡一带得交通地利之便，更能得风气之先，开放包容，各种文化交融并济。
这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如今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或许不应该纠结在某一点、某一事，而加深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应该是对丝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而要广采博收，以开放的心态和宽阔的视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成员之一，要充分发挥新乡地理交通等优势，以“一带一路”发展的契机促进新乡的人文交流、商贸合作、旅游发展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图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河南博物院.丝路遗珍——丝绸之路沿线六省区文物精品展[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