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往往会被中国的所谓主流学者涂上一层“双赢”的玫瑰色，其实他们要么是真的不明白，要么就是在装糊涂——“双赢”的背后是讨价还价，各付代价才能得其所得。中美作为两个巨无霸级的战略竞争对手，争取“双赢”的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的国企在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被美方反复敲打，恰恰凸显了国企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为这意味着在战略和经济博弈中，中国国有企业并非偏师，而是主力兵团。
　　美方抨击中国国企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指责中国国有企业领导层是由政府任命，与政府官员可交叉任职，并据此来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笔者看来，美国对中国如此指责，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在企业界和政界“交叉任职”，即有名的政治“旋转门”现象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常态，中方代表完全可以用阿Q的标准句式来回答美方代表：和尚动得，我为何动不得?
　　在美国，政治“旋转门”是指公务人员离开政府到企业工作，并通过在政府中供职时得到的知识、特别途径或人脉来获益；企业高层也随着换届选举等机会加入政府，并可能做出有利于前雇主或未来雇主的决策。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权力精英》中，将旋转循环的商界高层、政治家和军事领袖称为美国的“权力精英”，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人。
　　美国审计署2008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4年到2006年，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主要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数就达1581人。美国政治“旋转门”是双向的，每当政府换届选举，企业高层又开始出任政府高官，比如小布什上台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任命了32个军事承包商高管担任政府高官。作为最有权势的副总统迪克·切尼曾担任过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这种角色转换不仅给他本人赢得巨额收入，也使哈利伯顿获得大宗的五角大楼合同。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后，任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副总裁希姆斯，罗奇为空军部长，通用动力公司执行官高登·英格兰为海军部长，安然公司副董事长托马斯·怀特为陆军部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全部利用国防承包商的管理人员担任陆海空三军领导人。
　　值得深思的是，“旋转门”不仅为当事人牟取私利提供了方便，而且为美国政商两界携手推进美国国家利益提供了方便。比如在2002年初，五角大楼开始制定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在舆论上要求取得“信息主导权”。当时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招收退役军官担任军事分析家，五角大楼从媒体的“军事分析家”中物色了70多人，定期沟通，共同影响舆论。这些人大多与私人军事和情报企业有联系，有些人还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这些“分析家”来说，加入到五角大楼的这项计划就有了与高级官员接触的机会，这对于未来争取国防承包合同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还能争取公众支持战争，双方一拍即合。这些五角大楼的传声筒占据了媒体制高点，使得不同的声音很难发出来。
　　总之，“旋转门”制度使得美国政界和商界能够保持高度一致，协调行动，在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将其视为独门秘籍，深恐中国悟出其中三味，也就不难理解了。
　　政治“旋转门”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只不过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比如日本，和美国政治人物通过“旋转门”穿梭与政商两界不同的是，商界直接作为日本政治决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参与了政治过程的运作。在日本重大的政治决策中，都可以看到日本商界的身影。商界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财阀兴起的时代。虽然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财阀被迫解散，但是与战后新出现的财界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在这里得到实现。目前，日本政府主要是通过经团联、日经联、经济同友会及日商四大经济组织，实现政商一体，确保企业的行为能够和日本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总之，在全球化竞争中，任何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有效协调企业和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必须符合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的国有企业最早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来的，是中国革命的成果，而且长期以来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中的干部交叉任职，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需要。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人事管理方式，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不会不顾国家利益，更不会反对国家利益，从而能够有力地抗衡国际资本占领中国市场以至控制中国经济的野心。这其实是以美国之道反制美国之身。美国对此表示不满并横挑鼻子竖挑眼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学者也跟着起哄，就很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