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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198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七年，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年8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自信地表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20多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的预言实现了。中国从一个经济上举步维艰的国家，成为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3(1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可以说，中国目前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
作为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范围之一，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这两个概念，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中国模式”备受关注
中国模式之说多见于国内外学术界，官方尚无正式的理论概括。但近30年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得到高度关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中国模式”再次受到热炒。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头等强国。”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2006年对中国的崛起说得更为具体：“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
实际上，对模式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把世界经济分成三大模式：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被列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列。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与苏联模式渐行渐远，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著名的《北京共识：对中国力量的影响力的理解》，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并不自诩“北京共识”，更无意输出“北京共识”，且这位美国人概括出的“北京共识”也并不准确，但这一说法无疑大走提升了西方精英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度。
中国经济模式脱胎于“苏联模式”，且至今仍保留着这种模式的诸多痕迹。“苏联模式”是指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借助这一模式，短短时间内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同时也形成了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较大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岳，开始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并且采用市场经济，但极为重视政府调节和干预手段。这种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取不同模式之精华，广泛地学习和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分和有益成果。
与此同时，一些东欧及拉美国家在多番国内革命之后，选择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后来，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东亚金融危机、拉美各国经济危机，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这些国家的失利，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社会不得不认真反思，开始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以来，西方固有模式遭遇诸多质疑，“中国模式论”由此成为舆论宠儿，俨然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副产品之一。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频繁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中国道路并非“万金油”
中国崛起为全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其走过的道路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途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的，这条“中国道路”的成功，“对于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来说，意味着上下求索而矢志不移的现代化梦想有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对于世界上那些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来说，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近30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导致一些流行的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经久不衰的传统理论。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国外经济学家1998年以来，一直呼吁要走出“华盛顿共识”和“超越华盛顿共识”。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中国成功地令国际社会接受“北京共识”，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将有可能大加变革。例如，在非洲大陆，“中国模式”就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以此将“拯救世界”。
何谓“中国模式”?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解，这是一种中国的渐进转型观。国内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其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只是在考察角度上，“中国道路”似乎偏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模式”更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自推出后，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所谓新“模式”，其内在逻辑至少包括：第一，有别于既有模式；第二，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至少要已经“成型”；第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否则，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别的主体无法仿效或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并无太大意义。
“中国模式”是否业已成型?是否可以为其他国家仿效?显然，火候还远远未到。中国模式还在探索之中，现在就完全把某一个方面就称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而一旦形成了“模式”，就会凝固僵化，所以，国内外有的专家学者主张提“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慎提、缓提“中国模式”。
中国的今天还有很多现实性的难题，对此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任重道远。
至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能否“复制”与“输出”，胡锦涛早在2008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讲过：“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不是要向全球输出。当然，“中国模式”在特定前提下是可以被复制的。越南是复制“中国模式”最成功的国家。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做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国情比较特殊，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各国模式的共生与互鉴，将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198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七年，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年8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自信地表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20多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的预言实现了。中国从一个经济上举步维艰的国家，成为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3(1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可以说，中国目前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
作为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范围之一，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这两个概念，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中国模式”备受关注
中国模式之说多见于国内外学术界，官方尚无正式的理论概括。但近30年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得到高度关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中国模式”再次受到热炒。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头等强国。”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2006年对中国的崛起说得更为具体：“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
实际上，对模式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把世界经济分成三大模式：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被列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列。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与苏联模式渐行渐远，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著名的《北京共识：对中国力量的影响力的理解》，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并不自诩“北京共识”，更无意输出“北京共识”，且这位美国人概括出的“北京共识”也并不准确，但这一说法无疑大走提升了西方精英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度。
中国经济模式脱胎于“苏联模式”，且至今仍保留着这种模式的诸多痕迹。“苏联模式”是指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借助这一模式，短短时间内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同时也形成了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较大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岳，开始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并且采用市场经济，但极为重视政府调节和干预手段。这种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取不同模式之精华，广泛地学习和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分和有益成果。
与此同时，一些东欧及拉美国家在多番国内革命之后，选择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后来，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东亚金融危机、拉美各国经济危机，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这些国家的失利，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社会不得不认真反思，开始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以来，西方固有模式遭遇诸多质疑，“中国模式论”由此成为舆论宠儿，俨然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副产品之一。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频繁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中国道路并非“万金油”
中国崛起为全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其走过的道路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途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的，这条“中国道路”的成功，“对于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来说，意味着上下求索而矢志不移的现代化梦想有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对于世界上那些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来说，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近30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导致一些流行的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经久不衰的传统理论。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国外经济学家1998年以来，一直呼吁要走出“华盛顿共识”和“超越华盛顿共识”。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中国成功地令国际社会接受“北京共识”，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将有可能大加变革。例如，在非洲大陆，“中国模式”就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以此将“拯救世界”。
何谓“中国模式”?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解，这是一种中国的渐进转型观。国内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其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只是在考察角度上，“中国道路”似乎偏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模式”更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自推出后，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所谓新“模式”，其内在逻辑至少包括：第一，有别于既有模式；第二，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至少要已经“成型”；第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否则，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别的主体无法仿效或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并无太大意义。
“中国模式”是否业已成型?是否可以为其他国家仿效?显然，火候还远远未到。中国模式还在探索之中，现在就完全把某一个方面就称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而一旦形成了“模式”，就会凝固僵化，所以，国内外有的专家学者主张提“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慎提、缓提“中国模式”。
中国的今天还有很多现实性的难题，对此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任重道远。
至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能否“复制”与“输出”，胡锦涛早在2008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讲过：“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不是要向全球输出。当然，“中国模式”在特定前提下是可以被复制的。越南是复制“中国模式”最成功的国家。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做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国情比较特殊，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各国模式的共生与互鉴，将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