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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儿对溥心畬来说，早期仅为闲情逸致聊以自娱，中晚期也不过就是换钱的手段，并未上升为道的层面。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在诗、书、画的文人道统里，画，是被他排在末位的。溥心畬在诗词书法上均下过功夫用过力气，惟独画画，是无心插柳的偶然所得。这个超脱的“旧王孙”，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中心打滚，却能做到片叶不沾身。
1912年夏，清帝溥仪下诏退位，17岁的溥心畬入清河大学读书习字，于西山戒台寺隐居，历经家国之变的他，此后十余年间，避世研学，潜心作画。而恰恰在这段时期，张大千也居住在西山附近，于是两人有过一段往来，其间因为一段“隔案传画”的逸事，在美术界留下“南张北溥”的佳话。
张大千曾赞誉溥心畬：“溥氏制画，可与吴湖帆并美齐肩，为吾所生平最佩服者。吴、溥二人之外，半个是谢稚柳矣。”对于张大千的推崇备至，陈巨来一开始却不以为然：“余只对其楷书佩服之至，于其画则未敢恭维也。”直到陈巨来亲见溥心畬私藏的得意之作，“余至此际方才读到了真正溥画了……静美莫与之伦，视大千、湖帆有过之无不及也……方信大千之言不谬也。”
的确，观溥心畬的画作，美，且平稳，有一种看不到作者喜怒哀乐的四平八稳。按说他的皇室身份和政治处境，不应该如此平淡，但我们看到的溥心畬确实毕生在性情上都是隐而不表的。溥心畬以“北宗”山水画驰誉画坛，他大多数山水构图可明显看出是从南宋的“边角”之景变化而出，画中大块的侧锋斧劈皴较为少见，画面所体现出的是一股和谐宁静之气。如其《泊舟清话图》，设色淡雅清新，构图简约通透，山势不高却意境悠远，耐人回味；林木不深却有寂寂葱茏之感，一叶扁舟缓缓驶向画外，令人浮想联翩。他完全沿袭了北宋山水的高古，但改变了宋画的繁密，无论构图设色，均没有刻意为之的造作。每每欣赏他的山水，都如他的诗句“告凶今日浑闲事，已是曾经十死余”这般让人拍案叫绝，耐得住细看、经得住久品。这正是历代文人画家所致力追求的境界。因而他的离去，有人称是“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
即便如此，他依然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将来成为一个名画家，对我来讲，是一件很耻辱的事。”名利放两旁，只为作好画！这份高风亮节的文人品质伴随他一生。无论他所处何等乱世，也无论个人境遇经历了怎样的变故，他用绘画守住了一代王族的心气和风骨。就凭这一身刚正，即使输掉了江山，又如何？！
其实，溥心畬绘画并无师承，而是与他出身皇族，家藏名帖古画甚多有关，自幼的耳濡目染，让他的书画风格有了天生的物质基础。启功先生曾指出，溥心畬画风的形成与其家藏有关，“先生亲画山石树木，从来没有像《芥子园画谱》里所讲的那么些样子的皴法、点法和一些相传的各派成法。有时勾出轮廓，随笔横着竖着任笔抹去，又都恰到好处，独具风格。”与其他画家相比，溥心畬真是赢在起跑线上。
但溥心畬在绘画上的成就，却绝非因家藏颇丰而致。他曾在《自述》一文中说：“当时家藏唐宋名画尚有数卷，日夕临摹，兼习六法、十二忌及论画之书，又喜游山水，观山川晦明变化之状，以书法用笔写之，逐渐学步。时山居若與世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他从未像许多同时代的画家那样，在西学浪潮里追求摆脱传统束缚。大家避之不及的传统，从来就是滋养了他而不是绊住他的脚。
我们看溥心畬画花鸟，从未拘泥于工笔或写意，而是根据绘画题材选择最恰当的表现形式。比起宋画精严工整的花鸟，他借用了宋画的精致的形、细致的笔，却在画中别有一番文人逸气，一改宫廷院画标准照似的木讷。他的《丹华通晔图》以工细之笔描绘灯笼花，细腻柔美，不同方向翻转的花瓣组成的立体构造真实自然，花蕊柱头的弯转前伸且拉近放大，表现得自信满满。
中国画家自古看重山水，花鸟画家总像是矮人一头。对此，陈师曾说了句公道话：“花卉较山水易而实难。山水画可借山水之景致，得其援助，以成境界；而花卉之体制狭隘，全仗笔墨意态，生出境界，此其所以难也。”工笔花鸟为求形似，画作往往失却生趣，即便画得惟妙惟肖，那也是植物标本，满纸匠气。大写意花鸟，听着好像洒脱不羁，而实际画出来多似浆糊一团，连画者自己也说不清画了什么东西。花鸟画要么妙而不真，要么真而不妙，鱼和熊掌难以兼得。而对于溥心畬来说，花鸟画却是最能代表其个人气质的，无论工笔没骨还是写意，都是难得的精美之作。
溥心畬画作中没有八大山人那样翻白眼的鱼、单脚闭目遗世独立的鸟、泼墨挥毫即兴而作的墨黑莲叶，他也没有石涛激昂的情绪、飞奔的线条。他只是静静地铺开一张纸，用手中的笔，去追忆那些他曾经亲见过的辉煌、富丽与美好。面对国家危亡的动荡、柴米油盐的局促、吃穿用度的捉襟见肘、身居陋室的逼仄……他都浑然忘却，回到画中的桃源仙境，去耕作那遍布烟云雾霭霞光的一亩田。对他来说，提笔濡墨之间，即如老僧禅定，亦如隐身于桃花源吧。
今年6月20日启槌的中国嘉德春拍“明月几时有”专场中，92件溥心畬翰墨丹青将登场，从中您可以领略到这位“旧王孙”的灵气与文气。德提供
1912年夏，清帝溥仪下诏退位，17岁的溥心畬入清河大学读书习字，于西山戒台寺隐居，历经家国之变的他，此后十余年间，避世研学，潜心作画。而恰恰在这段时期，张大千也居住在西山附近，于是两人有过一段往来，其间因为一段“隔案传画”的逸事，在美术界留下“南张北溥”的佳话。
张大千曾赞誉溥心畬：“溥氏制画，可与吴湖帆并美齐肩，为吾所生平最佩服者。吴、溥二人之外，半个是谢稚柳矣。”对于张大千的推崇备至，陈巨来一开始却不以为然：“余只对其楷书佩服之至，于其画则未敢恭维也。”直到陈巨来亲见溥心畬私藏的得意之作，“余至此际方才读到了真正溥画了……静美莫与之伦，视大千、湖帆有过之无不及也……方信大千之言不谬也。”
的确，观溥心畬的画作，美，且平稳，有一种看不到作者喜怒哀乐的四平八稳。按说他的皇室身份和政治处境，不应该如此平淡，但我们看到的溥心畬确实毕生在性情上都是隐而不表的。溥心畬以“北宗”山水画驰誉画坛，他大多数山水构图可明显看出是从南宋的“边角”之景变化而出，画中大块的侧锋斧劈皴较为少见，画面所体现出的是一股和谐宁静之气。如其《泊舟清话图》，设色淡雅清新，构图简约通透，山势不高却意境悠远，耐人回味；林木不深却有寂寂葱茏之感，一叶扁舟缓缓驶向画外，令人浮想联翩。他完全沿袭了北宋山水的高古，但改变了宋画的繁密，无论构图设色，均没有刻意为之的造作。每每欣赏他的山水，都如他的诗句“告凶今日浑闲事，已是曾经十死余”这般让人拍案叫绝，耐得住细看、经得住久品。这正是历代文人画家所致力追求的境界。因而他的离去，有人称是“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
即便如此，他依然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将来成为一个名画家，对我来讲，是一件很耻辱的事。”名利放两旁，只为作好画！这份高风亮节的文人品质伴随他一生。无论他所处何等乱世，也无论个人境遇经历了怎样的变故，他用绘画守住了一代王族的心气和风骨。就凭这一身刚正，即使输掉了江山，又如何？！
其实，溥心畬绘画并无师承，而是与他出身皇族，家藏名帖古画甚多有关，自幼的耳濡目染，让他的书画风格有了天生的物质基础。启功先生曾指出，溥心畬画风的形成与其家藏有关，“先生亲画山石树木，从来没有像《芥子园画谱》里所讲的那么些样子的皴法、点法和一些相传的各派成法。有时勾出轮廓，随笔横着竖着任笔抹去，又都恰到好处，独具风格。”与其他画家相比，溥心畬真是赢在起跑线上。
但溥心畬在绘画上的成就，却绝非因家藏颇丰而致。他曾在《自述》一文中说：“当时家藏唐宋名画尚有数卷，日夕临摹，兼习六法、十二忌及论画之书，又喜游山水，观山川晦明变化之状，以书法用笔写之，逐渐学步。时山居若與世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他从未像许多同时代的画家那样，在西学浪潮里追求摆脱传统束缚。大家避之不及的传统，从来就是滋养了他而不是绊住他的脚。
我们看溥心畬画花鸟，从未拘泥于工笔或写意，而是根据绘画题材选择最恰当的表现形式。比起宋画精严工整的花鸟，他借用了宋画的精致的形、细致的笔，却在画中别有一番文人逸气，一改宫廷院画标准照似的木讷。他的《丹华通晔图》以工细之笔描绘灯笼花，细腻柔美，不同方向翻转的花瓣组成的立体构造真实自然，花蕊柱头的弯转前伸且拉近放大，表现得自信满满。
中国画家自古看重山水，花鸟画家总像是矮人一头。对此，陈师曾说了句公道话：“花卉较山水易而实难。山水画可借山水之景致，得其援助，以成境界；而花卉之体制狭隘，全仗笔墨意态，生出境界，此其所以难也。”工笔花鸟为求形似，画作往往失却生趣，即便画得惟妙惟肖，那也是植物标本，满纸匠气。大写意花鸟，听着好像洒脱不羁，而实际画出来多似浆糊一团，连画者自己也说不清画了什么东西。花鸟画要么妙而不真，要么真而不妙，鱼和熊掌难以兼得。而对于溥心畬来说，花鸟画却是最能代表其个人气质的，无论工笔没骨还是写意，都是难得的精美之作。
溥心畬画作中没有八大山人那样翻白眼的鱼、单脚闭目遗世独立的鸟、泼墨挥毫即兴而作的墨黑莲叶，他也没有石涛激昂的情绪、飞奔的线条。他只是静静地铺开一张纸，用手中的笔，去追忆那些他曾经亲见过的辉煌、富丽与美好。面对国家危亡的动荡、柴米油盐的局促、吃穿用度的捉襟见肘、身居陋室的逼仄……他都浑然忘却，回到画中的桃源仙境，去耕作那遍布烟云雾霭霞光的一亩田。对他来说，提笔濡墨之间，即如老僧禅定，亦如隐身于桃花源吧。
今年6月20日启槌的中国嘉德春拍“明月几时有”专场中，92件溥心畬翰墨丹青将登场，从中您可以领略到这位“旧王孙”的灵气与文气。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