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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南扬（1899.12.17—1987.4.18），乃曲学大师吴梅的嫡传弟子，与卢前、任中敏、王玉章、蔡莹雅称“吴门五学士”。他学名绍箕（肇基），字南扬，以字行。发表文章时曾署钱箕、钱九、南扬、南阳等。1925年北京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历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助教，松江县立中学、宁波市立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武汉大学特约讲师，绍兴县立中学、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国文教员，浙江省通志馆编纂，浙江省立湖州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教授等职。钱先生在俗文学研究特别是南戏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海内外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上大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即已引起朱自清等著名学人的关注，并时而加以引用。历史学家顾颉刚称他是研究古代民众艺术的第一人，“是一个开辟这条道路的人”；戏曲评论家杜颖陶将他视作专门致力于南戏的“第一人”；民俗学家钟敬文“总是用崇敬的语气”称赞他是“大学问家”；古典文学家陈中凡再三称道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戏曲学家王季思则谓“他是以科学态度来整理”谜语“这一民间文化遗产的第一人，首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他早年在中学执教时的学生查良镛（即金庸），数十年后对其仍念念不忘。他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身后被学界尊为“曲学师范”。域外的著名学者（美）梅维恒（Victor H. Mair）、（德）布海歌（Dr.Helga Werle-Burger）、（日）波多野太郎等，或感慨其治学精神，或引用其论著观点，无不服膺先生之道德文章。
1978年春初，我作为青年教师，被派往南京大学中文系，随钱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戏曲及古代小说，得以忝列门墙，亲承謦欬。进修期间，在先生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我阅读了四百余种古代戏曲作品，上百部研究论著及参考书，写下了70余万字的《中国戏剧史》讲稿，40余万字的小说、戏曲方面的读书札记。先生对我所写的讲稿，均一一详细审阅，并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离开南大后，先生还精心指导我的论文写作，《略谈关汉卿的生卒年代》《明代歌谣散论》等，都有先生的心血深蕴其间。他的信件，我至今完好珍藏，每展读一次，都从中汲取不少力量，感受到先生的许多温暖和厚爱。
白驹过隙，倏忽已近四十年，回忆往昔侍奉先生左右的日子，以及先生对我学术及生活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胜唏嘘。细细回味，在钱师身上，确实蕴藏着许多日渐稀少却颇值得传承、发扬的精神品格。
【精实谦退的学术素养】
王鸣盛谓：“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缀言二·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以笔者所见，凡是真正有学问、有涵养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谦退”。而“骄矜”，恰是底蕴不足、无知且不自信的表现。钱师学养深厚，雍和儒雅，仪态谦谦，风度泱泱，在当时即享有极高声誉，但为人却低调谦和。在戏曲方面，他先后与王国维、吴梅这两大曲学巨擘结缘，并得刘毓盘（字子庚，号椒禽，浙江江山人）、许之衡（字守白，号饮流、曲隐道人，广东番禺人）等词曲大家亲授，继而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学术研究之路。
先生一辈子提倡“拓荒补阙”的治学精神。既称“拓荒”，就意谓着遍地荒草荆蓁。面对荒野，需要有超常的韧劲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畏繁难的人生态度，靠一镢头、一铁锨地辛苦劳作，硬是将荒地变成良田，用汗水浇灌禾苗。在前人毫无铺垫的情况下，一力奋战，开创出研究新格局。所谓“补阙”，就是补前人研究之阙失。某项研究，或有人已做了基础性工作，然思考未必成熟，问题的解决，可能存在很大的空间，这就需要继起者的补苴罅漏，同样需要学人发现疏失的敏锐学术目光，不盲从，不迷信，挑战权威、超越前人的胆识和气魄，从细微中、字缝里发现问题的感悟能力，非真积功久、功力深厚难以办此。“拓荒”与“补阙”，是问学之途的两个层面，所强调的都是知难而进、敢于碰硬的学术进取精神。而钱师的许多著述，都是对这一精神的具体实践。
举凡先生的著作，无论大小，皆精审、扎实。即便薄薄的一本《元明清曲选》，亦深见功力且广受欢迎。是书自1936年4月出版以来，在大陆最少出过5个版本，在台湾最少出过11个版本，这还仅仅是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之版本则不知凡几。这本靠“单打独斗”而成的小册子，从体量上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轻量级”；从形式上来说，是目下不被重视的编著；从性质上来说，充其量不过算是学术普及读物，但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分量。那时与先生还不相识的陈中凡，曾就此书而再三称赞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
1981年，时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系主任的周策纵，在俞为民的陪同下拜访先生。周策纵问：“在历代学者中您最推崇谁？”先生答：“当然是清代乾嘉学派，他们的治学最踏实严谨，故所见往往超过前人。”钱师笃实学风的形成，恰印证了他对乾嘉学术的推重。先生最不喜欢凌空蹈虚的空谈玄论，鄙视“腾架空虚”“凿空翻案”，以“哗世取名”的浅薄行为。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谓：“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图”）诚亦钱氏之心声也。先生门下诸弟子，俱奉此为治学圭臬，如俞为民编有《历代曲话汇编》、朱恒夫编有《后六十种曲》、周维培著有《曲谱研究》等。笔者编纂的《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计划出版“诗词卷”“方志卷”“笔记卷”“小说卷”“诗话卷”“尺牍卷”“日记卷”“文告卷”“图像卷”等多种，总字数在 1000万字以上。目前已出版四编十册，累计300余万字。以上皆是在践行先生所倡导的这一治学理念。
【刚柔并济的学术风骨】
钱师给人的印象是木讷寡言，不善酬酢。他女儿钱球，称其“一生不善于口才”，“刻板严肃”，后辈和学生也都认为他不善言辞。事实或是如此。1934年12月16日，夏承焘教授初次与钱先生见面，便于日记中写道：“早与张慕骞、剑夫过高中，遇平湖钱南扬，近治南戏，其人木讷不善应答。”二人交往的开场，似乎较冷，但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他们竟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钱师连女儿借读这样的细事也会拜托承焘，而夏氏则力荐并盛邀钱先生到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授。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每每述及与先生的交往。其实，钱师的性格属于“慢热型”，学术话题是其兴趣之所在，无心思将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寒暄上。即便晚辈或門生弟子登门求教，他同样“总是有一问即一答，决无闲言”（胡忌《缅怀钱南扬先生》）。 在与后辈的交往中，除了学术道路引导上的循循善诱，先生还给予弟子生活上的关心，时时表现出仁爱慈祥的仁人风范。我儿子赵韡满六月时，我专门给钱师拍了张照片寄去。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很快给他寄来一件外套，并在信中说：“令郎相貌端正，使人喜爱。特奉上儿童外套一件，务希哂纳为幸。”先生偌大年纪，不仅对我关怀备至，还惦记着我家襁褓小儿，这成了我们家常谈的话题，我们每追忆此事，他听后都感慨良久。
钱师常常在来信中非常客气地叮嘱我：“足下倘于暑假前来宁，幸下顾焉。”其实，即使先生不说，我只要赴宁，岂有不前往问候先生之理？每次去南京，无论时间再紧，我总要抽空去拜会先生，哪怕是在先生家呆一刻钟，说三五句话。先生及家中亲人，对我家的生活都十分关心，总是问长问短，热情非常。而且每次临来时，总忘不了给小儿捎点礼品，诸如叉、匙、勺之类的儿童所用餐具，印有平湖秋月等图案的彩色手帕，浙江出产的桂圆，精美的糖果点心等。先生的著作每当出版，也总是亲笔题词后，寄赠我一部。
先生虽沉潜于书海，但也特别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其性格中，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曾参加罢课游行，声援远在北京的学生。报考北京大学，也是出于对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向往。到北京后，又曾参加过反对逮捕陈独秀的游行示威活动。钱师极重民族气节，1931年8月1日，他取资于清人江峰青《莲廊雅集》收录的相关资料，作有《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发表在《文虎》第二卷第十五期。且于谜后附言曰：
甲午迄今，且四十年，然徒托空言，不求实际。事过境迁，积久淡忘，以致依然故我，受人侵略。倘人人能如中山先生之发愤图强，积四十年如一日者，则日本虽强，尚敢正觑我乎？
他对日寇的入侵的憎恶之情可见一斑。
【矢志不渝的学术恒心】
王季思曾称，钱南扬“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先生的全部心思，只在学术。所谓毁誉荣辱、功名升沉，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越是在艰难困苦、举目凋敝的历史环境下，他愈是安谧如恒，笔耕不辍。早年为了撰著《宋元南戏百一录》，曾“车驱南北，尘沁短衣，作辍靡常，迁延八稔”，“三至苏州，一至北平，以搜求材料”。
抗战期间，先生出任建在浙江丽水的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国文教员。他老家的房屋被焚毀，文稿和书籍全部化为灰烬。女儿钱球患骨结核，长年累月卧床。而自身的工作环境亦十分恶劣，校舍是破庙、草棚，白天日军飞机经常盘旋扫射，夜里只能靠土蜡烛照明。经常食不果腹。然而，这一连串的困厄，并没有动摇钱师的为学志向。先生除了教书就是写作，不管严冬酷夏，从不迟缺，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还在《战时中学生》《戏曲》《文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不乏《曲谱考评》《戏剧概论》之类的力作。在物质极度匮乏、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的战乱频仍的动荡时代，他既忧念国是，时而发声，又不忘文化传统的接续与继承，是何等不易！
十年动乱期间，钱师“和其他一些老辈学者一样，曾遭抄家关押等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均被抄没，几十年的心血积累付之东流”（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处在如此环境之下，他依然耽念学术，“白天在‘牛棚’参加改造，晚上回到家里，捧出来未被抄走的旧稿加以斟酌修改。他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戏文概论》的修改工作就是在动乱时期完成的”（俞为民《深切悼念南扬师》）。先生一生情怀淡泊，对于自身遭际不愿多提，唯一记挂的只有学术研究。据其外孙女陈娴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外公失落了不少财物和书籍。对财物，他是只字不提；对失去的书，他却多次地提到。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说：“‘文革’中失去的书，不知有没有办法找回来？失去这些书，真是可惜极了，多少研究戏曲的珍贵资料就这样丢了。”（陈娴《悼念我的外公——钱南扬》）
那时之剧坛，“样板戏”风靡一时。南京大学让先生讲授“样板戏”，先生所采用的方法仍一如既往，考订本事、辨析唱腔、注释词语，可谓一丝不苟。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叶子铭曾讲：“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讲义、教材都废了，唯有钱先生编写的关于‘样板戏’的讲义还很有价值，而且他的讲稿是蝇头小楷，漂亮极了。”（张新建《南扬师治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
南京大学西侧建在高坡上的南秀村20号，那幢有一些年头的狭小阁楼，便是钱师的寓所。他晚年的不少著作，都是在这里先后推出的。对于先生来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敝衣疏食，青灯黄卷，乃是生活的常态。笔者受业时，从未听先生抱怨过住房、待遇之类的问题。他在南大工作几三十年，从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王季思赠钱南扬挽联云：“等身著作，下脚功名，公道更何人，对此能无惭怍！”目下养了一身“富贵病”的个别学人，对比先生，真是应该“惭怍”！
【束发攻书到老翁，未曾一日辍研穷】
清人赵翼谓：“束发攻书到老翁，未曾一日辍研穷”（《王西庄光禄挽诗》），前人的诗句，无疑也是钱师60余年学术生涯的写照。“跨入九十高龄耆老之年后，神志常失清醒，有时熟悉的亲友他都认识不清了，但是提到戏曲专业方面的事，他仍然清晰地进行答问。”（王琼娥《忆南扬》）即使在弥留之际，先生心心念念的仍是未完稿的《〈白兔记〉校注》一书。胡忌曾谓：“作为戏文研究的一代奠基人，首先应是有这种称为研究者而当之无愧的人。”（胡忌《缅怀钱南扬先生》）
今年是钱师逝世30周年，年轻一辈学子连他的名字恐都已感到陌生。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深为这种现状而感到忧心。2015年春，本已文债缠身、应接不暇的我，忍不住发愿要为先生整理佚文、编订学术年谱。由于当时手上的任务过于繁重，赵韡曾建议我晚几年稍暇时再来做。但当时刚与师弟上海师范大学朱恒夫教授在徐见面，回忆往昔，热血沸腾，因此执意要把这件事当作第一要务来完成，并敦促赵韡日以继夜整理初稿，再由我细加编订、删改，所以才有了我们父子共同完成并发表于《中华艺术论丛》第15辑的“钱南扬先生逸文专辑”。是集收录了我们编撰的《钱南扬先生逸文辑录》《钱南扬学谱简编》《钱南扬著述年表》《钱南扬著作辑目》《钱南扬研究重要成果辑目》等多篇文章。2016年，以这些论文为前期成果，我们以《钱南扬学术年谱》为题，申报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得以顺利立项，五位匿名评审专家均充分肯定了该成果的学术价值，认为是书“有着很高的创新性，也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书稿在学术选题、研究方法、史实考订和文献呈现上都有很多创新之处”，“立意和格局都很高”，“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洵为有深度有厚度的著作”，且“学风严谨、考订精当、引证规范”。能为先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心中的那份畅快真是无法言喻！
（作者简介：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钱南扬学术年谱》阶段性成果。）
1978年春初，我作为青年教师，被派往南京大学中文系，随钱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戏曲及古代小说，得以忝列门墙，亲承謦欬。进修期间，在先生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我阅读了四百余种古代戏曲作品，上百部研究论著及参考书，写下了70余万字的《中国戏剧史》讲稿，40余万字的小说、戏曲方面的读书札记。先生对我所写的讲稿，均一一详细审阅，并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离开南大后，先生还精心指导我的论文写作，《略谈关汉卿的生卒年代》《明代歌谣散论》等，都有先生的心血深蕴其间。他的信件，我至今完好珍藏，每展读一次，都从中汲取不少力量，感受到先生的许多温暖和厚爱。
白驹过隙，倏忽已近四十年，回忆往昔侍奉先生左右的日子，以及先生对我学术及生活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胜唏嘘。细细回味，在钱师身上，确实蕴藏着许多日渐稀少却颇值得传承、发扬的精神品格。
【精实谦退的学术素养】
王鸣盛谓：“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缀言二·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以笔者所见，凡是真正有学问、有涵养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谦退”。而“骄矜”，恰是底蕴不足、无知且不自信的表现。钱师学养深厚，雍和儒雅，仪态谦谦，风度泱泱，在当时即享有极高声誉，但为人却低调谦和。在戏曲方面，他先后与王国维、吴梅这两大曲学巨擘结缘，并得刘毓盘（字子庚，号椒禽，浙江江山人）、许之衡（字守白，号饮流、曲隐道人，广东番禺人）等词曲大家亲授，继而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学术研究之路。
先生一辈子提倡“拓荒补阙”的治学精神。既称“拓荒”，就意谓着遍地荒草荆蓁。面对荒野，需要有超常的韧劲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畏繁难的人生态度，靠一镢头、一铁锨地辛苦劳作，硬是将荒地变成良田，用汗水浇灌禾苗。在前人毫无铺垫的情况下，一力奋战，开创出研究新格局。所谓“补阙”，就是补前人研究之阙失。某项研究，或有人已做了基础性工作，然思考未必成熟，问题的解决，可能存在很大的空间，这就需要继起者的补苴罅漏，同样需要学人发现疏失的敏锐学术目光，不盲从，不迷信，挑战权威、超越前人的胆识和气魄，从细微中、字缝里发现问题的感悟能力，非真积功久、功力深厚难以办此。“拓荒”与“补阙”，是问学之途的两个层面，所强调的都是知难而进、敢于碰硬的学术进取精神。而钱师的许多著述，都是对这一精神的具体实践。
举凡先生的著作，无论大小，皆精审、扎实。即便薄薄的一本《元明清曲选》，亦深见功力且广受欢迎。是书自1936年4月出版以来，在大陆最少出过5个版本，在台湾最少出过11个版本，这还仅仅是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之版本则不知凡几。这本靠“单打独斗”而成的小册子，从体量上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轻量级”；从形式上来说，是目下不被重视的编著；从性质上来说，充其量不过算是学术普及读物，但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分量。那时与先生还不相识的陈中凡，曾就此书而再三称赞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
1981年，时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系主任的周策纵，在俞为民的陪同下拜访先生。周策纵问：“在历代学者中您最推崇谁？”先生答：“当然是清代乾嘉学派，他们的治学最踏实严谨，故所见往往超过前人。”钱师笃实学风的形成，恰印证了他对乾嘉学术的推重。先生最不喜欢凌空蹈虚的空谈玄论，鄙视“腾架空虚”“凿空翻案”，以“哗世取名”的浅薄行为。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谓：“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图”）诚亦钱氏之心声也。先生门下诸弟子，俱奉此为治学圭臬，如俞为民编有《历代曲话汇编》、朱恒夫编有《后六十种曲》、周维培著有《曲谱研究》等。笔者编纂的《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计划出版“诗词卷”“方志卷”“笔记卷”“小说卷”“诗话卷”“尺牍卷”“日记卷”“文告卷”“图像卷”等多种，总字数在 1000万字以上。目前已出版四编十册，累计300余万字。以上皆是在践行先生所倡导的这一治学理念。
【刚柔并济的学术风骨】
钱师给人的印象是木讷寡言，不善酬酢。他女儿钱球，称其“一生不善于口才”，“刻板严肃”，后辈和学生也都认为他不善言辞。事实或是如此。1934年12月16日，夏承焘教授初次与钱先生见面，便于日记中写道：“早与张慕骞、剑夫过高中，遇平湖钱南扬，近治南戏，其人木讷不善应答。”二人交往的开场，似乎较冷，但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他们竟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钱师连女儿借读这样的细事也会拜托承焘，而夏氏则力荐并盛邀钱先生到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授。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每每述及与先生的交往。其实，钱师的性格属于“慢热型”，学术话题是其兴趣之所在，无心思将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寒暄上。即便晚辈或門生弟子登门求教，他同样“总是有一问即一答，决无闲言”（胡忌《缅怀钱南扬先生》）。 在与后辈的交往中，除了学术道路引导上的循循善诱，先生还给予弟子生活上的关心，时时表现出仁爱慈祥的仁人风范。我儿子赵韡满六月时，我专门给钱师拍了张照片寄去。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很快给他寄来一件外套，并在信中说：“令郎相貌端正，使人喜爱。特奉上儿童外套一件，务希哂纳为幸。”先生偌大年纪，不仅对我关怀备至，还惦记着我家襁褓小儿，这成了我们家常谈的话题，我们每追忆此事，他听后都感慨良久。
钱师常常在来信中非常客气地叮嘱我：“足下倘于暑假前来宁，幸下顾焉。”其实，即使先生不说，我只要赴宁，岂有不前往问候先生之理？每次去南京，无论时间再紧，我总要抽空去拜会先生，哪怕是在先生家呆一刻钟，说三五句话。先生及家中亲人，对我家的生活都十分关心，总是问长问短，热情非常。而且每次临来时，总忘不了给小儿捎点礼品，诸如叉、匙、勺之类的儿童所用餐具，印有平湖秋月等图案的彩色手帕，浙江出产的桂圆，精美的糖果点心等。先生的著作每当出版，也总是亲笔题词后，寄赠我一部。
先生虽沉潜于书海，但也特别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其性格中，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曾参加罢课游行，声援远在北京的学生。报考北京大学，也是出于对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向往。到北京后，又曾参加过反对逮捕陈独秀的游行示威活动。钱师极重民族气节，1931年8月1日，他取资于清人江峰青《莲廊雅集》收录的相关资料，作有《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发表在《文虎》第二卷第十五期。且于谜后附言曰：
甲午迄今，且四十年，然徒托空言，不求实际。事过境迁，积久淡忘，以致依然故我，受人侵略。倘人人能如中山先生之发愤图强，积四十年如一日者，则日本虽强，尚敢正觑我乎？
他对日寇的入侵的憎恶之情可见一斑。
【矢志不渝的学术恒心】
王季思曾称，钱南扬“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先生的全部心思，只在学术。所谓毁誉荣辱、功名升沉，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越是在艰难困苦、举目凋敝的历史环境下，他愈是安谧如恒，笔耕不辍。早年为了撰著《宋元南戏百一录》，曾“车驱南北，尘沁短衣，作辍靡常，迁延八稔”，“三至苏州，一至北平，以搜求材料”。
抗战期间，先生出任建在浙江丽水的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国文教员。他老家的房屋被焚毀，文稿和书籍全部化为灰烬。女儿钱球患骨结核，长年累月卧床。而自身的工作环境亦十分恶劣，校舍是破庙、草棚，白天日军飞机经常盘旋扫射，夜里只能靠土蜡烛照明。经常食不果腹。然而，这一连串的困厄，并没有动摇钱师的为学志向。先生除了教书就是写作，不管严冬酷夏，从不迟缺，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还在《战时中学生》《戏曲》《文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不乏《曲谱考评》《戏剧概论》之类的力作。在物质极度匮乏、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的战乱频仍的动荡时代，他既忧念国是，时而发声，又不忘文化传统的接续与继承，是何等不易！
十年动乱期间，钱师“和其他一些老辈学者一样，曾遭抄家关押等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均被抄没，几十年的心血积累付之东流”（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处在如此环境之下，他依然耽念学术，“白天在‘牛棚’参加改造，晚上回到家里，捧出来未被抄走的旧稿加以斟酌修改。他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戏文概论》的修改工作就是在动乱时期完成的”（俞为民《深切悼念南扬师》）。先生一生情怀淡泊，对于自身遭际不愿多提，唯一记挂的只有学术研究。据其外孙女陈娴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外公失落了不少财物和书籍。对财物，他是只字不提；对失去的书，他却多次地提到。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说：“‘文革’中失去的书，不知有没有办法找回来？失去这些书，真是可惜极了，多少研究戏曲的珍贵资料就这样丢了。”（陈娴《悼念我的外公——钱南扬》）
那时之剧坛，“样板戏”风靡一时。南京大学让先生讲授“样板戏”，先生所采用的方法仍一如既往，考订本事、辨析唱腔、注释词语，可谓一丝不苟。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叶子铭曾讲：“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讲义、教材都废了，唯有钱先生编写的关于‘样板戏’的讲义还很有价值，而且他的讲稿是蝇头小楷，漂亮极了。”（张新建《南扬师治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
南京大学西侧建在高坡上的南秀村20号，那幢有一些年头的狭小阁楼，便是钱师的寓所。他晚年的不少著作，都是在这里先后推出的。对于先生来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敝衣疏食，青灯黄卷，乃是生活的常态。笔者受业时，从未听先生抱怨过住房、待遇之类的问题。他在南大工作几三十年，从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王季思赠钱南扬挽联云：“等身著作，下脚功名，公道更何人，对此能无惭怍！”目下养了一身“富贵病”的个别学人，对比先生，真是应该“惭怍”！
【束发攻书到老翁，未曾一日辍研穷】
清人赵翼谓：“束发攻书到老翁，未曾一日辍研穷”（《王西庄光禄挽诗》），前人的诗句，无疑也是钱师60余年学术生涯的写照。“跨入九十高龄耆老之年后，神志常失清醒，有时熟悉的亲友他都认识不清了，但是提到戏曲专业方面的事，他仍然清晰地进行答问。”（王琼娥《忆南扬》）即使在弥留之际，先生心心念念的仍是未完稿的《〈白兔记〉校注》一书。胡忌曾谓：“作为戏文研究的一代奠基人，首先应是有这种称为研究者而当之无愧的人。”（胡忌《缅怀钱南扬先生》）
今年是钱师逝世30周年，年轻一辈学子连他的名字恐都已感到陌生。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深为这种现状而感到忧心。2015年春，本已文债缠身、应接不暇的我，忍不住发愿要为先生整理佚文、编订学术年谱。由于当时手上的任务过于繁重，赵韡曾建议我晚几年稍暇时再来做。但当时刚与师弟上海师范大学朱恒夫教授在徐见面，回忆往昔，热血沸腾，因此执意要把这件事当作第一要务来完成，并敦促赵韡日以继夜整理初稿，再由我细加编订、删改，所以才有了我们父子共同完成并发表于《中华艺术论丛》第15辑的“钱南扬先生逸文专辑”。是集收录了我们编撰的《钱南扬先生逸文辑录》《钱南扬学谱简编》《钱南扬著述年表》《钱南扬著作辑目》《钱南扬研究重要成果辑目》等多篇文章。2016年，以这些论文为前期成果，我们以《钱南扬学术年谱》为题，申报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得以顺利立项，五位匿名评审专家均充分肯定了该成果的学术价值，认为是书“有着很高的创新性，也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书稿在学术选题、研究方法、史实考订和文献呈现上都有很多创新之处”，“立意和格局都很高”，“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洵为有深度有厚度的著作”，且“学风严谨、考订精当、引证规范”。能为先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心中的那份畅快真是无法言喻！
（作者简介：赵兴勤，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钱南扬学术年谱》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