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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石寨山文化青铜扣饰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石寨山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和青铜扣饰的大量出土，青铜扣饰以其独有的魅力受到学者的关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涵盖了青铜扣饰的定名、类型、功能、起源、年代、族属、装饰风格、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本文拟就通过对墓葬材料的分析，对青铜扣饰功能作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石寨山文化；青铜时代；石寨山遗址；青铜扣饰
首先可以肯定的讲，类型样式多样的青铜扣饰其功能用途非常广泛，任何将其功能单一化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而关于石寨山文化青铜的功能之前也有很多学者通过各种证据做出过一些判断；围绕着装饰和扣系這两种功能做出一些相类似的推断，如饰物、饰牌、铜饰物、扣形饰等；而且在早前也有学者称这种圆形扣饰为护心镜，但是后来随着出土扣饰越来越多，这种观点很快被抛弃。在旧观点被抛弃的同时，也开始有学者通过综合分析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类扣饰来考量之前一直被忽略的象征性。
象征性是通过扣饰传达出的某种讯息；例如圆形扣饰较多用于扣系腰带，那么纹饰复杂和镶嵌精美的一类扣饰其主人身份肯定要高于系带一般圆形扣饰的人，这在墓葬中表现的很明确；具体体现在墓葬规格越高，圆形扣饰陪葬越多越精美，一般陪葬品很少的小型墓葬其中仅会陪葬一件谈不上精美的圆形扣饰；那么圆形扣饰的象征性就体现在标识其主人身份地位这一方面。而对于长方形扣饰和不规则形扣饰而言，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因为这不仅关乎墓主的身份地位问题，很可能牵涉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因为无论对于哪个社会而言，耗费大量资源和劳动力所制造的非实用器往往关乎社会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信仰等社会上层建筑，而这类贵重器物一般被冠以“重器”、“礼器”等称谓。例如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夏商周三代的鼎、簋等；可以说“礼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需品，可以使得这种已经进化为复杂社会的政治组织更加凝聚而不易解体。石寨山文化是否也需要这样的“重器”来维稳整个社会组织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除上文出于理论方面的归纳，下文将通过3种角度进行演绎，来共同导出其“重器”身份推论。
除因缺少人骨资料或随葬品无法判断葬式只能暂时定为葬式不明的墓葬外，通过分析其余葬式明确的墓葬有无扣饰陪葬，这类随葬扣饰的墓葬占相同葬式墓葬总数的比例来判断扣饰的一些信息非常必要。
石寨山文化墓葬中清晰的反映出分别在男性单人葬、女性单人葬及合葬墓这三类不同葬式的墓葬中随葬扣饰的墓葬所占比重；可以看到，每个遗址中随葬有扣饰的男性墓占该遗址男性墓葬总数的比例都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随葬扣饰的女性墓葬则是个例，这有力的证明了扣饰是男人的专属用品。
在石寨山文化墓葬遗址中，石寨山和李家山是墓葬规格最高的两大遗址，首先石寨山和李家山遗址出土扣饰总数分别示228件和420件，排在所有遗址之首，这也与其“王侯墓地”的墓葬规格相匹配。其次，石寨山8座大型墓出土扣饰172件，李家山13座大型墓出土扣饰160件，其平均值远超其他遗址相关数据，可见这两处遗址中大型墓规格之高。
据此可得出的结论是，青铜扣饰的使用与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有一定关系。据已公布的资料，在上述云南境内发现青铜扣饰的地点中，目前发掘墓葬大约超过2500座，而出土扣饰的墓葬为400座略多，可见使用扣饰随葬的仅是少数人。从分布看，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处与滇王族及其他上层人物有关的墓地，分别出土青铜扣饰228件和383件，合起来占当前发现青铜扣饰总数的59%；在这两地已发掘的墓葬中，出土青铜扣饰的墓葬比例也较高，石寨山发掘87座墓，有24座随葬扣饰，李家山也发掘87座墓，有50座随葬扣饰。而在那些可能与滇“同姓相扶”的部族墓地，情况却大不一样，如曲靖横大路发掘墓葬188座，有三座墓各出一件扣饰。东川普车河发掘墓葬39座，亦有三座墓各出一件扣饰。可见，青铜扣饰在当时主要流行于滇的上层社会和核心人群中，而横大路、普车河等地少数使用扣饰者的身份也很可能较为特别。此外，一般的中、小型墓葬多随葬单件青铜扣饰，而在一些大墓中，往往随葬有多件，有的甚至数十件，且类型多样，如晋宁石寨山M6随葬各类扣饰22件，M13随葬53件，M71随葬23件，江川李家山M47随葬32件，M51随葬38件，M57随葬29件，M68随葬65件，呈贡天子庙M41随葬24件。随葬这么多的青铜扣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墓主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就青铜扣饰的类型看，其与使用者的地位和身份也有关系。有些扣饰分布较为广泛，如器型简单的Aa、Ab型I式II式和Ba型I式II式扣饰在很多地点都有发现；说明它们的使用较为普遍。而相对较为精美的扣饰一些扣饰，如Ab亚型III式、Ac、Bb、Ca、Cb和Cc型扣饰，主要见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这样的王族和高级贵族墓地。一般的部族墓地有时虽有少量出土，但仅见于个别大型墓中，可见其使用者应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而非普通人群。此外，目前所见的非常精美的Cd型扣饰也都出自大型墓中，如晋宁石寨山M6和M13、江川李家山M21和M68、呈贡天子庙M41等，墓主人为高级贵族或部族首领，这恐非偶然。相反，有些扣饰如Ca亚型I式扣饰虽出土不少，但在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却发现很少，甚至不见；很可能是因为这种小型动物扣饰不符合王族及其他高级贵族的身份。
在各墓葬遗址中，占总墓葬数量比例很小的大型墓葬却出土了占扣饰数量比例很大的扣饰。这充分说明了墓主生前地位越高，拥有的扣饰越多。在石寨山文化中青铜扣饰作为男人的专属物品，而且地位越高的男子，所拥有的扣饰数量越多，也越精美。基于这样的事实，那些制作精良扣饰的功能显然脱离了实用范畴。
综上所述，因为在石寨山文化贵族墓葬中青铜扣饰具有的这种明确的身份阶层指示性，又因其出土数量众多、品种繁杂、质量上乘、造型别致、工艺精美；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石寨山文化的青铜扣饰，其实其已经具备了作为“勋章”的几大要素，虽然直白的将石寨山文化的青铜扣饰等同于勋章显得过于简单，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青铜扣饰已经承担了勋章的社会功能，并且较为成熟的具备了作为一种地位身份象征意义。 而纵观我国历史，虽《战国策·齐策一》中记载：“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但文中所言“徽章”应更接近于现代军人的“帽徽”、“肩章”和“胸标”一类的辨识物；而石寨山文化中的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扣饰则类似于“奖章”、“勋章”、“纪念章”一类器物；这两类无论是形制还是性质都大相径庭，功能和用途同样泾渭分明。所以，我们可以将文献的中的“徽章”看作是现代军人的“帽徽”、“肩章”和“胸标”这一类器物的前身，这类器物的用途在于指示佩戴人的身份；也可以将石寨山文化中的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扣饰看作是现代国家颁发的“奖章”、“勋章”、“纪念章”这一类器物的滥觞，这类器物则带有强烈的荣誉色彩。所以说《战国策·齐策一》中提到的“徽章”并不等同于现代成熟的国家徽章奖勋制度体系所指的“勋章”。
此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清王朝颁发的“御赐双龙宝星”是中国真正完全意义上的一枚勋章，中国勋章的产生，是洋务派借鉴西方的结果；中国与西方一些礼仪的差异出现，在这种形势下，恭亲王奕忻为首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拟定了《宝星章程》，这里的宝星，即为早期勋章的称谓。但是西方勋章乃纹章发展演变为来，而石寨山文化中的扣饰无论在形态还是社会意义上无疑比纹章更接近现代完整意义上的勋章。
故，笔者认为两千年前石寨山文化中出现的青铜扣饰完全可以看做是现代勋章的滥觞；虽然中国现代的徽章奖勋体系是清朝晚期由西方所引进，中国古代虽出现了赏功的“佩钱”、“金牌”、“铁券”等带有荣誉性质的奖励类器物，但是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赏功勋章制度。但就青铜扣饰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与古罗马几乎同时期的石寨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赋予了扣饰类似于勋章的意义。虽然青铜扣饰所象征的荣光与石寨山文化一起覆灭，但是青铜扣饰的出现及其意义却永存于世；笔者相信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青铜扣饰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示于世人眼前。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01.
[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G].文物出版社，1959.
[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63，09.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1998，06.
[5]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晉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G].文物出版社，2009.
[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02.
[7]江川县文化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G].文物出版社，2007.
[8]玉溪地区文管所等.江川李家山新近出土文物调查[J].云南文物，32.
[9]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G].科学出版社，2005.
[10]杨世钰，赵寅松.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J].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关键词：石寨山文化；青铜时代；石寨山遗址；青铜扣饰
首先可以肯定的讲，类型样式多样的青铜扣饰其功能用途非常广泛，任何将其功能单一化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而关于石寨山文化青铜的功能之前也有很多学者通过各种证据做出过一些判断；围绕着装饰和扣系這两种功能做出一些相类似的推断，如饰物、饰牌、铜饰物、扣形饰等；而且在早前也有学者称这种圆形扣饰为护心镜，但是后来随着出土扣饰越来越多，这种观点很快被抛弃。在旧观点被抛弃的同时，也开始有学者通过综合分析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类扣饰来考量之前一直被忽略的象征性。
象征性是通过扣饰传达出的某种讯息；例如圆形扣饰较多用于扣系腰带，那么纹饰复杂和镶嵌精美的一类扣饰其主人身份肯定要高于系带一般圆形扣饰的人，这在墓葬中表现的很明确；具体体现在墓葬规格越高，圆形扣饰陪葬越多越精美，一般陪葬品很少的小型墓葬其中仅会陪葬一件谈不上精美的圆形扣饰；那么圆形扣饰的象征性就体现在标识其主人身份地位这一方面。而对于长方形扣饰和不规则形扣饰而言，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因为这不仅关乎墓主的身份地位问题，很可能牵涉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因为无论对于哪个社会而言，耗费大量资源和劳动力所制造的非实用器往往关乎社会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信仰等社会上层建筑，而这类贵重器物一般被冠以“重器”、“礼器”等称谓。例如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夏商周三代的鼎、簋等；可以说“礼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需品，可以使得这种已经进化为复杂社会的政治组织更加凝聚而不易解体。石寨山文化是否也需要这样的“重器”来维稳整个社会组织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除上文出于理论方面的归纳，下文将通过3种角度进行演绎，来共同导出其“重器”身份推论。
除因缺少人骨资料或随葬品无法判断葬式只能暂时定为葬式不明的墓葬外，通过分析其余葬式明确的墓葬有无扣饰陪葬，这类随葬扣饰的墓葬占相同葬式墓葬总数的比例来判断扣饰的一些信息非常必要。
石寨山文化墓葬中清晰的反映出分别在男性单人葬、女性单人葬及合葬墓这三类不同葬式的墓葬中随葬扣饰的墓葬所占比重；可以看到，每个遗址中随葬有扣饰的男性墓占该遗址男性墓葬总数的比例都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随葬扣饰的女性墓葬则是个例，这有力的证明了扣饰是男人的专属用品。
在石寨山文化墓葬遗址中，石寨山和李家山是墓葬规格最高的两大遗址，首先石寨山和李家山遗址出土扣饰总数分别示228件和420件，排在所有遗址之首，这也与其“王侯墓地”的墓葬规格相匹配。其次，石寨山8座大型墓出土扣饰172件，李家山13座大型墓出土扣饰160件，其平均值远超其他遗址相关数据，可见这两处遗址中大型墓规格之高。
据此可得出的结论是，青铜扣饰的使用与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有一定关系。据已公布的资料，在上述云南境内发现青铜扣饰的地点中，目前发掘墓葬大约超过2500座，而出土扣饰的墓葬为400座略多，可见使用扣饰随葬的仅是少数人。从分布看，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处与滇王族及其他上层人物有关的墓地，分别出土青铜扣饰228件和383件，合起来占当前发现青铜扣饰总数的59%；在这两地已发掘的墓葬中，出土青铜扣饰的墓葬比例也较高，石寨山发掘87座墓，有24座随葬扣饰，李家山也发掘87座墓，有50座随葬扣饰。而在那些可能与滇“同姓相扶”的部族墓地，情况却大不一样，如曲靖横大路发掘墓葬188座，有三座墓各出一件扣饰。东川普车河发掘墓葬39座，亦有三座墓各出一件扣饰。可见，青铜扣饰在当时主要流行于滇的上层社会和核心人群中，而横大路、普车河等地少数使用扣饰者的身份也很可能较为特别。此外，一般的中、小型墓葬多随葬单件青铜扣饰，而在一些大墓中，往往随葬有多件，有的甚至数十件，且类型多样，如晋宁石寨山M6随葬各类扣饰22件，M13随葬53件，M71随葬23件，江川李家山M47随葬32件，M51随葬38件，M57随葬29件，M68随葬65件，呈贡天子庙M41随葬24件。随葬这么多的青铜扣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墓主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就青铜扣饰的类型看，其与使用者的地位和身份也有关系。有些扣饰分布较为广泛，如器型简单的Aa、Ab型I式II式和Ba型I式II式扣饰在很多地点都有发现；说明它们的使用较为普遍。而相对较为精美的扣饰一些扣饰，如Ab亚型III式、Ac、Bb、Ca、Cb和Cc型扣饰，主要见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这样的王族和高级贵族墓地。一般的部族墓地有时虽有少量出土，但仅见于个别大型墓中，可见其使用者应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而非普通人群。此外，目前所见的非常精美的Cd型扣饰也都出自大型墓中，如晋宁石寨山M6和M13、江川李家山M21和M68、呈贡天子庙M41等，墓主人为高级贵族或部族首领，这恐非偶然。相反，有些扣饰如Ca亚型I式扣饰虽出土不少，但在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却发现很少，甚至不见；很可能是因为这种小型动物扣饰不符合王族及其他高级贵族的身份。
在各墓葬遗址中，占总墓葬数量比例很小的大型墓葬却出土了占扣饰数量比例很大的扣饰。这充分说明了墓主生前地位越高，拥有的扣饰越多。在石寨山文化中青铜扣饰作为男人的专属物品，而且地位越高的男子，所拥有的扣饰数量越多，也越精美。基于这样的事实，那些制作精良扣饰的功能显然脱离了实用范畴。
综上所述，因为在石寨山文化贵族墓葬中青铜扣饰具有的这种明确的身份阶层指示性，又因其出土数量众多、品种繁杂、质量上乘、造型别致、工艺精美；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石寨山文化的青铜扣饰，其实其已经具备了作为“勋章”的几大要素，虽然直白的将石寨山文化的青铜扣饰等同于勋章显得过于简单，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青铜扣饰已经承担了勋章的社会功能，并且较为成熟的具备了作为一种地位身份象征意义。 而纵观我国历史，虽《战国策·齐策一》中记载：“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但文中所言“徽章”应更接近于现代军人的“帽徽”、“肩章”和“胸标”一类的辨识物；而石寨山文化中的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扣饰则类似于“奖章”、“勋章”、“纪念章”一类器物；这两类无论是形制还是性质都大相径庭，功能和用途同样泾渭分明。所以，我们可以将文献的中的“徽章”看作是现代军人的“帽徽”、“肩章”和“胸标”这一类器物的前身，这类器物的用途在于指示佩戴人的身份；也可以将石寨山文化中的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扣饰看作是现代国家颁发的“奖章”、“勋章”、“纪念章”这一类器物的滥觞，这类器物则带有强烈的荣誉色彩。所以说《战国策·齐策一》中提到的“徽章”并不等同于现代成熟的国家徽章奖勋制度体系所指的“勋章”。
此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清王朝颁发的“御赐双龙宝星”是中国真正完全意义上的一枚勋章，中国勋章的产生，是洋务派借鉴西方的结果；中国与西方一些礼仪的差异出现，在这种形势下，恭亲王奕忻为首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拟定了《宝星章程》，这里的宝星，即为早期勋章的称谓。但是西方勋章乃纹章发展演变为来，而石寨山文化中的扣饰无论在形态还是社会意义上无疑比纹章更接近现代完整意义上的勋章。
故，笔者认为两千年前石寨山文化中出现的青铜扣饰完全可以看做是现代勋章的滥觞；虽然中国现代的徽章奖勋体系是清朝晚期由西方所引进，中国古代虽出现了赏功的“佩钱”、“金牌”、“铁券”等带有荣誉性质的奖励类器物，但是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赏功勋章制度。但就青铜扣饰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与古罗马几乎同时期的石寨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赋予了扣饰类似于勋章的意义。虽然青铜扣饰所象征的荣光与石寨山文化一起覆灭，但是青铜扣饰的出现及其意义却永存于世；笔者相信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青铜扣饰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示于世人眼前。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01.
[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G].文物出版社，1959.
[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63，09.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1998，06.
[5]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晉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G].文物出版社，2009.
[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02.
[7]江川县文化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G].文物出版社，2007.
[8]玉溪地区文管所等.江川李家山新近出土文物调查[J].云南文物，32.
[9]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G].科学出版社，2005.
[10]杨世钰，赵寅松.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J].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