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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中关注的焦点问题，留守儿童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本研究试图从“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出发，通过深度访谈对师范生群体中的“留守儿童”各种复杂的关系的梳理，发现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主要表现为：残缺的家庭关系网、另类的同伴关系/模糊的留守儿童社会身份认同。
关键词：“留守儿童”；社会身份；现状
“留守儿童”是在1994年才首次出现的词汇。在此后的5年左右时间里，留守儿童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2002年以后逐步增多。由于庞大的留守儿童数量，他们的教育问题已经变成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问题。2005年，首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这是首次在政府層面上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焦点放在“儿童”这个具体的群体上，伴随着“留守儿童”概念普及化的过程，这些儿童已经从小学迈向了大学。作为教师教育对象的大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样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将他们与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未来的教师的这些“留守儿童”师范生，他们如何认知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而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身份指出身和社会地位，现今社会中，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在个体内部，社会身份重要性越重要，相应的群体参照效应也越大，而社会认同的高低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大小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个体的自我内部，不同的社会身份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列，越重要身份越靠近个体自我概念的核心，而且这种重要性也影响着集体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工。本研究以三名师范生“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小L，父母都外出打工，自己和妹妹留在家里由爷爷照看；小F，爸爸独自外出打工，妈妈在家照看；小W，父母均外出打工，由小姑照看。经过通过对访谈内容梳理，发现“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残缺的家庭关系网络——亲人们都去哪儿了
从留守儿童的定义中可以明显发现，家庭是留守儿童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留守出现的根本的前提；留守则表明，家庭的社会关系仍然得以保留并没有消失。因此，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的残缺是暂时性的不完整。“暂时”是从留守的时间长度来说，这种不完整不是家庭结构的破裂，比如父母离异或父母一方意外去世，而是随着外出打工——回家团聚这样的循环出现的间歇性的残缺。留守儿童家庭中的关系网络——亲子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扩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来出现了明显的残缺。正如在访谈中得出的一个结论：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家人不能在一起了。
对于本研究中三个个案来说，家庭关系的残缺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现实。
小F原本是五口之家，但是自从爸爸外出打工之后，这个家就没有完整过。“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大概从我二三岁的时候，爸爸就去深圳的打工了。大哥（82年）一直在外求学，二哥（86年）初中毕业也到深圳打工，他们俩都比我大很多，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
小W是三口之间的小家庭，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缺失很多。“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去打工了，妈妈在家照看我和弟弟。在弟弟三岁的时候，她也外出打工，跟爸爸在一起。”
当面对这样的现实的时候，头脑中思索的问题就是“亲人都去哪了”。尤其是，当遇到多子女家庭时，选择谁留守则成为一个影响深远且会深刻影响家庭关系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小L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爸爸妈妈第一次出去打工，去了温州。他们带着弟弟一块去的。过年就没有回来。弟弟一直都在温州，肯定的，我妈在哪他就在哪。肯定不可能把他留在家里的。你想父母三十多岁，想要儿子的迫切的心，肯定都想。”
在这三位同学对家庭关系的建构中，他们所叹息的家庭的不完整，叹息的家庭关系的分散，都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将他们父母的原生家庭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在“家庭”的范畴之外。由此可见，父母在维持子女同原生家庭即扩大化的家庭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一旦父母出现缺失，对应的留守儿童同父系家庭、母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将面临着关系弱化的极大风险。这种弱化的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又加剧了留守儿童对于亲子关系缺失现状的深刻认同，将暂时性的家庭关系残缺转变为“永久性”残缺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加。
二、另类的同伴群体——封闭的自我
同伴群体对于促进儿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伴之间的互动是儿童人际互动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过程。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相互作用，学习文化知识、价值目标和社会规范，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社会观念。但是在访谈中发现，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有点独特。
“我初中的时候，朋友很少，不跟他们说话。说话的就同桌，前后桌都没有。”从这个描述中可以发现：第一，同伴很少，其实是基本没有；第二，这种同伴关系主要局限于课堂教学中，并且是一种平行关系。平行可能意味着社会地位一致，前、后则可能意味着序列化的地位关系。在课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也不是特别良好。
“……从我记事起，同学之中有一小部分同学的父母外出打工。我们离街近，大部分人都是做小生意。我放学就回家，但回家也没事干。我还是挺外向的，但也不太爱跟同学沟通；其实也喜欢和别人玩，就是不喜欢出去玩。”“一小部分”暗示了留守儿童群体数量较少。性格外向却“不爱跟同学沟通”这种悖论从理论上看似乎不可能存在，但结合留守儿童的群体数量及“同学”身份的建构，可以理解为缺少身份地位相同的团体——即与自己留守儿童社会身份一致的同学。因此，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影响了自身对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的影响，数量较少的社会身份一致群体，倾向于将留守儿童从同伴中隔离。同时，亲子关系的完整与否也影响了同伴关系的建立。 “我跟父母在唐山上学的时候，有四个比较好的同学，其中三个都是唐山本地人的，一个是外地。我在家上学是时候，当我从唐山转回来的上初中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男孩，也是从外面转回来，我们关系还不错。”从上面的材料可以发现，当家庭结构完整时，即使在陌生地方也依然建立了恰当的同伴关系，不论是像自己一样的外地人还是当地人。但留守在家时，竟然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在常规的同伴关系中一般同性别的同伴比较多，尤其在农村地区，对于异性同伴的社会交往并不能完全开放，仍然受到很强的社会制约力。但是，支撑本案例中的同伴关系的基础不是性别而是社会身份地位——“外面转回来的”。因此，社会身份的一致性对于同伴关系的选择影响重大。
三、模糊的留守儿童社会身份认同——我是留守儿童吗？
身份认同体现了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一些研究专家在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群体总体社会身份认同较为不确定，具体表现为流动儿童的“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感较为模糊，有11.2%的流动儿童不认同“老家人”身份，69.9%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仅有18.9%的流动儿童认同“老家人”身份。
本研究中，留守儿童对于自己的留守儿童社会身份也充满着深深的疑惑，甚至是否定：“我不是留守儿童（回答非常干脆）。因为我爸妈总有一个人在家。高中的时候爸妈都不在家，但我已经不是儿童了。我理解的儿童就是心理成长成熟之前都是儿童。对我来说，心理成熟是在18岁之后。如果要说我是留守儿童，我也能接受。毕竟爸爸外出打工了。但是我自己不承认自己是留守儿童。客观上来说我是留守儿童，但内心觉得我不是。”
这种拒斥，暗示了留守儿童的社会身份对于这些留守的儿童来说并不是一种体面和能获得较高地位的值得炫耀的资本，反而深深地打上了家庭关系的残缺的烙印。留守儿童的社会身份将自己的家庭从普通家庭的分类中“分化”出来成为家庭分类模式下的亚类别，同时也区分出“正常”与“异常”。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问题值得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建文.中國农民工生存纪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92）.
[2]徐科朋，周爱保，夏瑞雪，王大顺，李世峰，任德云.社会身份重要性和社会认同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4（11）.
[3]吴康宁.课堂教学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95）.
[4]刘杨，方晓义.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状况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3）.
作者简介：
王洋（1988—），男，河南南阳人，周口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
关键词：“留守儿童”；社会身份；现状
“留守儿童”是在1994年才首次出现的词汇。在此后的5年左右时间里，留守儿童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2002年以后逐步增多。由于庞大的留守儿童数量，他们的教育问题已经变成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问题。2005年，首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这是首次在政府層面上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焦点放在“儿童”这个具体的群体上，伴随着“留守儿童”概念普及化的过程，这些儿童已经从小学迈向了大学。作为教师教育对象的大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样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将他们与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未来的教师的这些“留守儿童”师范生，他们如何认知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而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身份指出身和社会地位，现今社会中，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在个体内部，社会身份重要性越重要，相应的群体参照效应也越大，而社会认同的高低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大小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个体的自我内部，不同的社会身份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列，越重要身份越靠近个体自我概念的核心，而且这种重要性也影响着集体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工。本研究以三名师范生“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小L，父母都外出打工，自己和妹妹留在家里由爷爷照看；小F，爸爸独自外出打工，妈妈在家照看；小W，父母均外出打工，由小姑照看。经过通过对访谈内容梳理，发现“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残缺的家庭关系网络——亲人们都去哪儿了
从留守儿童的定义中可以明显发现，家庭是留守儿童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留守出现的根本的前提；留守则表明，家庭的社会关系仍然得以保留并没有消失。因此，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的残缺是暂时性的不完整。“暂时”是从留守的时间长度来说，这种不完整不是家庭结构的破裂，比如父母离异或父母一方意外去世，而是随着外出打工——回家团聚这样的循环出现的间歇性的残缺。留守儿童家庭中的关系网络——亲子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扩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来出现了明显的残缺。正如在访谈中得出的一个结论：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家人不能在一起了。
对于本研究中三个个案来说，家庭关系的残缺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现实。
小F原本是五口之家，但是自从爸爸外出打工之后，这个家就没有完整过。“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大概从我二三岁的时候，爸爸就去深圳的打工了。大哥（82年）一直在外求学，二哥（86年）初中毕业也到深圳打工，他们俩都比我大很多，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
小W是三口之间的小家庭，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缺失很多。“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去打工了，妈妈在家照看我和弟弟。在弟弟三岁的时候，她也外出打工，跟爸爸在一起。”
当面对这样的现实的时候，头脑中思索的问题就是“亲人都去哪了”。尤其是，当遇到多子女家庭时，选择谁留守则成为一个影响深远且会深刻影响家庭关系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小L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爸爸妈妈第一次出去打工，去了温州。他们带着弟弟一块去的。过年就没有回来。弟弟一直都在温州，肯定的，我妈在哪他就在哪。肯定不可能把他留在家里的。你想父母三十多岁，想要儿子的迫切的心，肯定都想。”
在这三位同学对家庭关系的建构中，他们所叹息的家庭的不完整，叹息的家庭关系的分散，都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将他们父母的原生家庭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在“家庭”的范畴之外。由此可见，父母在维持子女同原生家庭即扩大化的家庭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一旦父母出现缺失，对应的留守儿童同父系家庭、母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将面临着关系弱化的极大风险。这种弱化的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又加剧了留守儿童对于亲子关系缺失现状的深刻认同，将暂时性的家庭关系残缺转变为“永久性”残缺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加。
二、另类的同伴群体——封闭的自我
同伴群体对于促进儿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伴之间的互动是儿童人际互动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过程。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相互作用，学习文化知识、价值目标和社会规范，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社会观念。但是在访谈中发现，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有点独特。
“我初中的时候，朋友很少，不跟他们说话。说话的就同桌，前后桌都没有。”从这个描述中可以发现：第一，同伴很少，其实是基本没有；第二，这种同伴关系主要局限于课堂教学中，并且是一种平行关系。平行可能意味着社会地位一致，前、后则可能意味着序列化的地位关系。在课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也不是特别良好。
“……从我记事起，同学之中有一小部分同学的父母外出打工。我们离街近，大部分人都是做小生意。我放学就回家，但回家也没事干。我还是挺外向的，但也不太爱跟同学沟通；其实也喜欢和别人玩，就是不喜欢出去玩。”“一小部分”暗示了留守儿童群体数量较少。性格外向却“不爱跟同学沟通”这种悖论从理论上看似乎不可能存在，但结合留守儿童的群体数量及“同学”身份的建构，可以理解为缺少身份地位相同的团体——即与自己留守儿童社会身份一致的同学。因此，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影响了自身对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的影响，数量较少的社会身份一致群体，倾向于将留守儿童从同伴中隔离。同时，亲子关系的完整与否也影响了同伴关系的建立。 “我跟父母在唐山上学的时候，有四个比较好的同学，其中三个都是唐山本地人的，一个是外地。我在家上学是时候，当我从唐山转回来的上初中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男孩，也是从外面转回来，我们关系还不错。”从上面的材料可以发现，当家庭结构完整时，即使在陌生地方也依然建立了恰当的同伴关系，不论是像自己一样的外地人还是当地人。但留守在家时，竟然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在常规的同伴关系中一般同性别的同伴比较多，尤其在农村地区，对于异性同伴的社会交往并不能完全开放，仍然受到很强的社会制约力。但是，支撑本案例中的同伴关系的基础不是性别而是社会身份地位——“外面转回来的”。因此，社会身份的一致性对于同伴关系的选择影响重大。
三、模糊的留守儿童社会身份认同——我是留守儿童吗？
身份认同体现了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一些研究专家在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群体总体社会身份认同较为不确定，具体表现为流动儿童的“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感较为模糊，有11.2%的流动儿童不认同“老家人”身份，69.9%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仅有18.9%的流动儿童认同“老家人”身份。
本研究中，留守儿童对于自己的留守儿童社会身份也充满着深深的疑惑，甚至是否定：“我不是留守儿童（回答非常干脆）。因为我爸妈总有一个人在家。高中的时候爸妈都不在家，但我已经不是儿童了。我理解的儿童就是心理成长成熟之前都是儿童。对我来说，心理成熟是在18岁之后。如果要说我是留守儿童，我也能接受。毕竟爸爸外出打工了。但是我自己不承认自己是留守儿童。客观上来说我是留守儿童，但内心觉得我不是。”
这种拒斥，暗示了留守儿童的社会身份对于这些留守的儿童来说并不是一种体面和能获得较高地位的值得炫耀的资本，反而深深地打上了家庭关系的残缺的烙印。留守儿童的社会身份将自己的家庭从普通家庭的分类中“分化”出来成为家庭分类模式下的亚类别，同时也区分出“正常”与“异常”。留守儿童社会身份建构问题值得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建文.中國农民工生存纪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92）.
[2]徐科朋，周爱保，夏瑞雪，王大顺，李世峰，任德云.社会身份重要性和社会认同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4（11）.
[3]吴康宁.课堂教学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95）.
[4]刘杨，方晓义.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状况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3）.
作者简介：
王洋（1988—），男，河南南阳人，周口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