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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抗战间已将自己的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研究,这一做法深化了顾炎武的论断。从上古开始,所谓华夷之分并非全以血缘为界限,重要的更在于文化。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指出:“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唯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这表明他对“亡天下”的理解不仅已离开“易姓改号”,而且也离开了种族血缘,而直指文化。
师友杂忆
钱穆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编,兰台出版社,2000
一
钱穆先生晚年所著回忆录《师友杂忆》,起笔于1977年,定稿于1982年,出版时与1974年所著《八十忆双亲》合刊,影响很大,版本也多。其主要者,在台湾有三民书局/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钱宾四先生全集》版、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在内地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和三联书店1998年版(出版时编辑有“适当改动”)。兰台版增加了29条附注和12篇附录回忆,是为此书最新版本。
作为回忆录,《师友杂忆》的记载未必真确,但其视角独特,见识多出于“主流”之外,其文笔也极有个性,所以近来颇喜读之,旅途亦随身携带。钱穆先生不以文章名(五四以后学者文章被选入国语教科书的不少),而文章自是高手。他能将恰当的意思,用恰当的词语,拼接连缀,婉转推出。其中字句多有命意,但因学养的历久和精湛而深藏不露,仿佛娓娓天成。朱学勤先生早曾说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又说:“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1〕个人觉得,将《师友杂忆》视为一部“注解”固然很好,如果多花心思注解《师友杂忆》而使它成为一部民国学术史,一定也很有意义。
二
钱穆生前曾经表示:“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2〕所以钱穆一生都应归属大陆。但在1949年他却选择了残破的殖民地的香港,个中原由,《师友杂忆》多有追述。
1948—1949年,风云变幻,战事正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这是钱穆第一次被聘任为院长,而他却喜好在太湖边散步,“幽闲无极”。钱穆喜欢游览、散步是出名的,但在无锡,他会整个下午漫步岸上。有时雇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到1949年初春,钱穆外出春假旅行,不偕夫人子女,只身一人,学校寝室中的床铺、书籍都安放如故,甚至刚刚完成的书稿《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都未带在身边。在外人看来,此举也许只是一回延长了的散步。但钱穆这一去便到了广州,转赴香港。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通过广播挽留无锡荣氏家族,学界名流钱基博之弟钱基厚也准备迁往江北,劝钱穆同行。钱穆对钱基厚说,古代的文告你熟,现代的文告你也该清楚,“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3〕264
“开国气象”一语,正是钱穆离开大陆的缘由。
“气象”这一个古历律、古杂占的词语,宋人也用来称述朝廷为治,如说“兴朝气象”、“丰昌气象”、“太平气象”。元人也说“宋之为治气象醇正”。程朱一辈又往往用来称述儒者、人物,如说“圣贤气象”、“尧舜气象”,甚至也用来称述义理,如说“天地生物气象”、“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太极既无气,气象如何”等等。
推敲地说,“气”是无形的,说“气象”即如说无形之形、无象之象。
读到《师友杂忆》中的上述自述,每常不能明了“气象”一语究何所指?毕竟当时学者大师如云,唯有钱穆作如是说,遂成孤鸣。
按钱穆先生为晚近国学一大家,离世未久,亲故俱在,其著作中词语绝不可以妄臆。然而展读再三,却忽而发现钱穆对此已自留有注脚。
三
南下途径上海,钱穆的无锡同乡及江南大学同事许思远,留学西欧治希腊哲学的,为他送行,对他说:“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
《师友杂忆》在紧接“无锡江南大学”的下一节,钱穆自语道:“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3〕265
政权对峙与转移中的民生安居,可视为钱穆书中隐含的第一条“内注”。
1939年由伪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编纂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以“思想积极,足以发扬民族之精神”为宗旨。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新文学和古代作品,日本作家作品的数量明显不超过美欧苏,实际上在三年六册中只有四篇,而在初中第一册就有《岳飞之少年时代》,表彰他“殉国死义”、“以身报国家”的志向。至第四册更有《田单以火牛攻燕》、《郭子仪单骑退敌》、《信陵君救赵》、《杨修之死》一组(今称“单元”),又有《大铁椎传》、《左忠毅公轶事》、《祖逖传》、《马援传》一组。第五册有《书史阁部殉扬州事》、《张巡死守睢阳》、《指南录后序》和《赵氏孤儿》。第六册有《鲁仲连义不帝秦》、《燕太子丹谋秦》、《慎子拒齐求割地》。书中并有提问:“祖逖的志概如何”、“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项庄舞剑,其意可知,简直可当“十年教训”。
在伪署的《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第二册(1938年版)和《高小国语教科书》第二册(1941年版)中,也都有《岳飞》一课。
战前,按国民政府部颁标准编纂的初中国文已经加进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内容。和战前徐蔚南编《初中创造国文读本》(世界书局1932年版)、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沈荣龄编《实验初中国文读本》(大华书局1934年版)几种教科书相比较,伪署教材撤减了选自《淞沪血战回忆录》和《战时日记》的课文,同时却增添了表现国家民族气节的古文。
同时初中本国史也反复阐释历史的演进是“中华民族振兴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渐次采取欧西各国的物质文化、科学文化”。第四册现代部分谴责张学良统治东北政治败坏,招致满洲国的独立,末后指出“满洲帝国前途之发展,更难逆料”。书中关于最近期的中日关系仅此而已。
甚至在伪满洲,周作人、鲁迅以外,也有诸如巴金、冰心、茅盾、沈从文、萧乾、丁玲、庐隐、谢冰莹、沅君、石评梅、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汪静之、徐志摩、藏克家、刘大白、王统照、老舍、郁达夫、叶圣陶、胡适、潘梓年、李公仆的作品,出版畅销。
在此种教科书、文学书的影响下,学生及国民便可能少有政权对立的紧张,多有自我伸展的空间。
钱穆称不必逃避沦陷区,有其切身经历为验证。就在战争最为胶着的时候,1939—1940年,钱穆回到了苏州老家,“安详”地居住了一年。
在《八十忆双亲》“先母之卒”一节中,钱穆说到1939年夏,“自昆明只身返苏州,余妻亦挈子女自北平返,迎母来苏。兵乱中,先母与先兄六八两弟三家同居荡口。……余遂择一荒园无人居者,留家苏州奉养,余亦变姓名。闭户不出,伴母一年”。〔4〕27
同时《师友杂忆》也说:“归苏州探母。……余家亦同自北平来沪,返苏州。……及返苏州,获见老母,决心侍养一载,不遽离膝下。”而他所寄居的耦园,“园地绝大,三面环水。园中楼屋甚伟,一屋题‘还读我书楼’。楼窗面对池林之胜,幽静怡神,几可驾宜良上下寺数倍有余”。〔3〕221,222,224
不过此处“变姓名闭户不出”一语,恐只是相对于“孤岛”的活跃人士而言。实际上钱穆曾携《国史大纲》书稿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并“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此年中新撰成的《史记地名考》一书最初也是交付给上海的开明书店。钱穆特别说道,他“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而他所择之地,一处在大后方,另一处却是在沦陷区。
钱穆回忆说:“是年,余《国史大纲》初完稿,为防空袭,急欲付印。乃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务印书馆,王云五馆长允即付印,惟须交上海印刷厂付印。余曰大佳。”〔3〕49这部使“滞留北平学人倍增国家民族之感”的著作,被专门指定在沦陷区出版而作者喜称“大佳”,再次体现了“择地”的含义。
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著名史家吕思勉,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的老师。钱穆在沦陷区还“亲谒”了吕思勉。“余是年居苏州奉母,每隔一两月必去沪。去沪必谒诚之师。……一年中如是相晤,可得六七次。”
时隔近40年,钱穆仍能忆起吕思勉的寓所,“不甚宽,一厅容三桌”。一女习绘事,在左侧一较小长方桌临古画,吕思勉在近窗右侧一长方桌写作,另有一方桌居中央放刀砧碗碟,吕夫人用以整理菜肴,如此诸多细节。
在上海,钱穆还结识了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承其馈赠《四明丛书》,又相助购买香港至重庆机票,见面或不止一次。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日亦处于战争状态,由近年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可知,在1942—1944年,吴宓一直在安排长女吴学淑由北平转学到成都。吴学淑先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后入北平燕京大学,再转伪北京大学。大一的她可以凭“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所发学生身份证明书”和成绩单、选修课目表,来成都试读或借读或考入西南联大,而重庆教育部“可核准学籍”、“可不批驳”。〔5〕294,293,291
据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回忆,钱穆居苏州曾引起傅斯年“横加攻击”,“说钱穆抗战后一年多居敌区不到校”。〔6〕199而此外的批评亦未多见。钱穆此举在当时,应当是被大部分学者视为正常状态的。
四
《师友杂忆》“无锡江南大学”一节在“开国气象”文后,钱穆另有一种议论。
在上海,许思远对钱穆说:“君暂避亦佳,秋间时局即定,到时可再相晤。”
钱穆论道:“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3〕264
对沦陷区人民,政府不知有胜利前的同情,更不知有胜利后的包容,此为钱穆书中隐含的第二条“内注”。
抗战间,钱穆的政治立场,比较而言无疑还是倾向于重庆蒋政权,但是他对于国民党已不能没有批评,上述议论即是一例。但是到解放战争中,随着对蒋政权的失望,钱穆同其他学者一样,不能不面对新政权即将来临的现实。不过他的做法与多数人仍有不同,他的政治视角,较少两党、主义的分判,而更多政权、制度的分析。
据近年有关“苏州解放档案解密”的报道,1949年3月,华中工委的地下党曾编制出一册《苏州概况》,内容不仅包括警察局、保安团人员、枪支的数目,也包括局长、科长的姓名、籍贯、年龄和家庭住址,还包括银行、电话局、工厂企业、商店、学校等名录,详尽到“苏州纺织厂共有纱锭29612枚”、“县立乡村师范校长右倾”等。这本机密文件下发到了即将渡江南下的军人手中。〔7〕
同类文件还有《镇江概况》、《南京概况》、《无锡概况》、《上海概况》、《武汉概况》。
《镇江概况》“内容多为旧江苏省会镇江和丹徒县警察局县保安团分布情况,旧江苏政府组织机构概况等,当地重要社会人物政治背景,好像就有陆小波先生任江苏总商会会长活动等内容”。〔8〕
《南京概况》包括“伪南京市政府”、“伪首都警察厅概况”、“银行金库篇”等共计15册。有“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住址、财产情况、小汽车牌照、地址等详细资料”。“伪政府的组织机构名单、地位、派系等也都注解得一目了然。……对伪南京的考试院、伪军警学校和壮丁训练所等近400个组织、机关、场所都记得一清二楚。”〔9〕
《无锡概况》内容有史地概况、政治、军事、公用交通、经济、文化、公共场所、社会团体、慈善事业、人物调查等共10个部分。编印时间为1949年3月,编印者署名正是2月17日荣德生、钱基厚委派代表到苏北接洽和平解放的华中工委。
《上海概况》于1949年4月(与解放军渡江同时)编成,上中下三编共计14部分,长达660余页。《武汉概况》长400余页。
苏州籍学者顾颉刚,1946—1953年在上海(中间半年在兰州),日记中写有大量解放战争三年胜利后“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的情况。
当时学者熟知汉高“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天下”的旧规,对于共产党枪杆子出政权、又枪杆子建政权的做法,明显恐慌。故顾氏所记是否属实姑且不论,旧日学者中有此传言则是事实。
同时,在北方,史家赵俪生在《篱槿堂回忆》中也说到,北平解放,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重新登记。“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大多就行了。”这时,成仿吾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说:“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赵俪生评论:“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10〕137—138
五
钱穆到达广州,见到熊十力、陈寅恪、杨树达,又致函梁漱溟,相约赴港,均没有响应,诸人“决意不离大陆”。在“新亚书院”一节,《师友杂忆》写道:“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3〕267
如果有“国家所有制”一概念,钱穆此时亦已不复追问其归属。显然,当务之急已不是“国家何人治”,而是“国家所以治”。而国家所以致治的前提则是全体国民的不离不弃。“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他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11〕167
新政权应该包容国家国民为一个整体,这一点可视为钱穆“开国气象”的第三条“内注”。
早在1919年,钱穆已与吴公之的弟子朱怀天讨论共产主义,著有《辟宥言》一篇。“时中国共产主义尚未大兴,而余两人则早已辩论及之矣。”所以,钱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陌生,不隔膜。在离开大陆前夕,在无锡太湖的小小游船上,钱穆甚至宽缓地说,中国儒家的礼治精神可以将“今天西方人所想象追求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在内”。〔12〕50—51
抗战前钱穆在北平,接触到众多知名学者,后来追忆到的有孟森、钱玄同、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陈寅恪、吴宓、陈援、马衡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在“北京大学”一节中,《师友杂忆》写道:诸人“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3〕171
钱穆这段简短叙述其实已很大程度地概括了民国学术史的重点。
当时在燕大任教的张尔田、张东荪兄弟两人,张尔田“慕古之意特深”,而张东荪“趋新之意则盛”。一门之内,精神意趣已若河汉。然而,钱穆说道:“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3〕171
钱穆向来视学者为社会的精神领导者,视国家学术的发展为民族元气的象征。在此,他并不担忧诸人治学倾向的分歧,而只叹惋政权对学界的薄于支持。换言之,无论哪个政府,只要支持学界,都可造就出学术乃至国家的新局面。“新风貌”、“新风气”、“新局面”,是即“新气象”的同义语。
关于抗战前的北京政府,当时与事后均罕有评赞,然而北京政府尚且能够开出端绪,何况后来者。抗战虽然爆发,机缘却不可说没有。
所以到1939年,就在钱穆撰写《国史大纲》中途,他径直写出《建国三路线》一篇短文。以“中国已往立国规模之大概”,“讨论目前的建国问题”。这大约是钱穆平生的“第一次做政论”。文章中,钱穆指出,建国不外三条路线,其中领袖建国论狭窄,民众建国论空洞,只有由中层阶级主持的“协调融合”路线,“是中国得救之朕兆,亦便是目前建国的一条大路,唯一的一条大路”。同时钱穆强调:“中国立国,是由整个国家全体各部凝合而成。”〔13〕71,77,72
陈寅恪治史,曾经三论李唐氏族的低微出身,同时却加力表彰唐代的政治与制度。钱穆的秦汉史研究也有此意。
实际上,早在1931年,钱穆就已强调“东方邹鲁齐梁诸邦,转败亡于文化落后之秦国”、“六国后裔及其故家世族,转失败于一群无赖白徒之手”这一现象。
钱穆说道:“尤可奇者,不徒六国后裔全不成事,即社会夙所推尊故家大族、贤人学士,只其带有往昔贵族之色彩,比较近于民间一般之想望者,亦复先后失败。而最后之成功转落于一辈纯粹平民之手。此尤当时民间心理所未始逆料也。”〔14〕37—39
如张耳为魏信陵君客,陈余为儒者,周文为陈之贤人、春申君客,项氏世世为楚将,“而卒亦覆败”。汉祖父无名字,母无氏族,其家庭之孤微可知。至其为人,“实一无赖平民”。其一时功臣亦皆所谓“布衣将相”。“而汉高君臣起于卑微,其朴实之本色,平民化之精神,实较秦皇、李相之以贵族地位、学士智识凌驾一世者,更足以暗合于时代之趋向。斯则汉祖之大度,萧相之恭谨,所由以创开国弘远之模也。”〔14〕49
钱穆还说:“赵翼所谓‘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此语洵足以道破当时之情势。实则无论一民族,一国家,一团体,其文化之积累既深,往往转不足以应付新兴之机运。”〔14〕49
此处所谓“开国弘远之模”与“新兴之机运”,仍可视为“开国气象”的同义语,而钱穆对于国家兴盛及“朴实、平民”政治团体的期盼,可知亦早有表露。唯按照以往传统,此种朴实、平民化政治团体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过武取文守、逆取顺守的一重转换。“最先或不可免武力征诛……但武力保持与武力创辟,事大不同。”〔15〕102
“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体现一种人群社会整体包容的原则。“约法三章”,是将秦国父老都接收下来。诛韩信、英布,所钳制的是自家谋臣良将。
抗战间,秦汉史的研究转盛,诸子学的研究转衰,大抵亦与学者对汉唐开国经验的关注同一步骤。
六
早先,顾炎武身处华夷、鼎革的双重逆境,遂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的著名论断。至清末民初,便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衍生出来,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情感生发剂,而此语的主题与多重含义反被掩盖。按《日知录》,顾炎武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为:亡国则无奈而也可以搁置,亡天下则无可退避故不得已;若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则匹夫可以无责。实际上,亭林对于五胡甚至伪朝的些许善政都有表彰,而批评最烈的则是其本朝的政治弊端。
钱穆在抗战间已将自己的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研究,这一做法深化了顾炎武的论断。因为从上古开始,所谓华夷之分并非全以血缘为界限,重要的更在于文化。满清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为种族,一为文化。当明清鼎革之际,二者似合而为一,而到乾嘉以后,二者已可分别对待。〔16〕886故道光以后,汉臣多取主动。〔17〕265可知当清朝末年,种族问题并非最终的政治目标,毋宁说只当视为一个次要问题。钱穆之父作为“一乡之士”,谈到“中国皇帝乃满洲人”,只解释说街上“店铺各招牌多书‘满汉’二字,即本此”,不复深论。〔18〕370到1977年,钱穆“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指出:“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唯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19〕表明他对“亡天下”的理解不仅已离开“易姓改号”,而且也离开了种族血缘,而直指文化。
所以,钱穆所关心的“开国”问题并不只是针对中共,抗战间,他已将神州历史文化的丧失归责于当政与在位名流,乃成必然之势。到1950年年初,钱穆遂在一篇措辞醒目的文章中正面批评了国民党,说道:“今天的国民党,实在是腐化了,变质了,这也不容掩饰。今天的国民党,应该首先来改造党自身,其次才谈得到再来担当改造国家。然而国民党要改造自身,这不是件容易事。国民党自身对他所揭橥的三民主义的信仰,早已淡漠而散失了。……国民党对自身改造无信心,如何会对再来担负改造中国的艰巨重任有信心呢?”〔20〕262—272
此条承钱穆研究专家陈勇教授提示,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早在1927—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钱穆就已对其“开国气象”,颇存质疑,指出:“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召开立法会议,吴稚晖、蔡孑民诸人皆预。会中首先讨论婚姻法,夫妇结合是否应定一期限,应否以三年为期,到第四年或离或否,再订新约。此项会议记录,载在当时上海各大报纸。此后潘光旦曾将此资料收入其所著某书中,至今尚可检出。此诸人皆当时国民党元老,在定都之初,首先急切讨论者,乃为此类问题!”〔21〕256—257
七
短文《建国三路线》以“牵及政风治术”原由1943年“附之”《文化与教育》书中出版。〔22〕钱穆不是政治家,不会提出“建国大纲”式的设计。他只是道出了“开国气象”一个概念,提请人们注意,这个概念应当是贯通古今的。
民国时期,身逢乱世,诸多学者大师主观上客观上有太多的不幸。如王国维,自沉时甫50岁,傅斯年死于脑溢血,胡适死于心脏病,都突发而死,陈寅恪亦非自然死亡,往往未竟所学,已先谢世。钱穆先生以其高寿,得遍阅四部,穷尽所学,遂较诸大师走得更高更远,成为民国学术最后的标尺。
1946年底,顾颉刚继续办民众读物、继续唤起民众,提出“正该因时局的安定格外扩展开来,使它成为建国的利器”。〔23〕328而钱穆则早已料到由民众来直接创造政府,往往多是“反面消极的扑一个空”。〔13〕74
每常不能明了钱穆何以有“开国气象”一语,钱氏本以研究古史为业,研究古史何以论此?忽而醒悟,读书如钱穆便说得此语,治史如钱穆便说得此语。评注释
〔1〕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原载《作品》1996年1期。
〔2〕钱行:《父亲归葬记略》,河北教育出版社网,http://www.hbep.com。
〔3〕钱穆:《师友杂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与《八十忆双亲》合刊。
〔4〕钱穆:《八十忆双亲》,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与《师友杂忆》合刊。
〔5〕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
〔6〕钱伟长:《怀念钱穆先叔》,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原刊《钱伟长文选》第五卷。
〔7〕施艳燕:《渡江战役前夕绝密情报源源不断送过江》,《苏州日报》2009年4月14日。又见“苏州市档案局网”,题为《苏州解放档案解密》。
〔8〕杨镜人《想起〈镇江概况〉》,《镇江日报》2010年3月22日。
〔9〕胡剑明:《“机密”老物件:〈南京概况〉》,《南京晨报》2006年12月26日。
〔10〕赵俪生:《篱槿堂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
〔12〕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
〔13〕钱穆:《建国三路线》,收入《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原刊《昆明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22日。
〔14〕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
〔15〕钱穆:《政治·社会·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蔡元培认为:“清代经康熙、雍正以后,汉人信服满人,几出至诚。”参见蔡元培:《何谓文化》,收入《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原为蔡元培1921年2月14日在湖南长沙的讲演。
〔17〕陈登原认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两役……可以见汉族之抬头也。”见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47。
〔18〕钱穆:《怀念我的父亲》,《师友杂忆》附录二。
〔19〕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收入《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
〔20〕钱穆:《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收入《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东大图书公司,1977。原刊香港《民主评论》第1卷20期。
〔21〕钱穆:《学术与风气》,收入《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5。原刊《新亚生活》第5卷18期。
〔22〕钱穆:《文化与教育·序》。
〔23〕顾颉刚:《我们为什么要办民众读物》,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原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育与社会》。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
师友杂忆
钱穆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编,兰台出版社,2000
一
钱穆先生晚年所著回忆录《师友杂忆》,起笔于1977年,定稿于1982年,出版时与1974年所著《八十忆双亲》合刊,影响很大,版本也多。其主要者,在台湾有三民书局/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钱宾四先生全集》版、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在内地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和三联书店1998年版(出版时编辑有“适当改动”)。兰台版增加了29条附注和12篇附录回忆,是为此书最新版本。
作为回忆录,《师友杂忆》的记载未必真确,但其视角独特,见识多出于“主流”之外,其文笔也极有个性,所以近来颇喜读之,旅途亦随身携带。钱穆先生不以文章名(五四以后学者文章被选入国语教科书的不少),而文章自是高手。他能将恰当的意思,用恰当的词语,拼接连缀,婉转推出。其中字句多有命意,但因学养的历久和精湛而深藏不露,仿佛娓娓天成。朱学勤先生早曾说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又说:“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1〕个人觉得,将《师友杂忆》视为一部“注解”固然很好,如果多花心思注解《师友杂忆》而使它成为一部民国学术史,一定也很有意义。
二
钱穆生前曾经表示:“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2〕所以钱穆一生都应归属大陆。但在1949年他却选择了残破的殖民地的香港,个中原由,《师友杂忆》多有追述。
1948—1949年,风云变幻,战事正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这是钱穆第一次被聘任为院长,而他却喜好在太湖边散步,“幽闲无极”。钱穆喜欢游览、散步是出名的,但在无锡,他会整个下午漫步岸上。有时雇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到1949年初春,钱穆外出春假旅行,不偕夫人子女,只身一人,学校寝室中的床铺、书籍都安放如故,甚至刚刚完成的书稿《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都未带在身边。在外人看来,此举也许只是一回延长了的散步。但钱穆这一去便到了广州,转赴香港。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通过广播挽留无锡荣氏家族,学界名流钱基博之弟钱基厚也准备迁往江北,劝钱穆同行。钱穆对钱基厚说,古代的文告你熟,现代的文告你也该清楚,“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3〕264
“开国气象”一语,正是钱穆离开大陆的缘由。
“气象”这一个古历律、古杂占的词语,宋人也用来称述朝廷为治,如说“兴朝气象”、“丰昌气象”、“太平气象”。元人也说“宋之为治气象醇正”。程朱一辈又往往用来称述儒者、人物,如说“圣贤气象”、“尧舜气象”,甚至也用来称述义理,如说“天地生物气象”、“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太极既无气,气象如何”等等。
推敲地说,“气”是无形的,说“气象”即如说无形之形、无象之象。
读到《师友杂忆》中的上述自述,每常不能明了“气象”一语究何所指?毕竟当时学者大师如云,唯有钱穆作如是说,遂成孤鸣。
按钱穆先生为晚近国学一大家,离世未久,亲故俱在,其著作中词语绝不可以妄臆。然而展读再三,却忽而发现钱穆对此已自留有注脚。
三
南下途径上海,钱穆的无锡同乡及江南大学同事许思远,留学西欧治希腊哲学的,为他送行,对他说:“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
《师友杂忆》在紧接“无锡江南大学”的下一节,钱穆自语道:“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3〕265
政权对峙与转移中的民生安居,可视为钱穆书中隐含的第一条“内注”。
1939年由伪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编纂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以“思想积极,足以发扬民族之精神”为宗旨。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新文学和古代作品,日本作家作品的数量明显不超过美欧苏,实际上在三年六册中只有四篇,而在初中第一册就有《岳飞之少年时代》,表彰他“殉国死义”、“以身报国家”的志向。至第四册更有《田单以火牛攻燕》、《郭子仪单骑退敌》、《信陵君救赵》、《杨修之死》一组(今称“单元”),又有《大铁椎传》、《左忠毅公轶事》、《祖逖传》、《马援传》一组。第五册有《书史阁部殉扬州事》、《张巡死守睢阳》、《指南录后序》和《赵氏孤儿》。第六册有《鲁仲连义不帝秦》、《燕太子丹谋秦》、《慎子拒齐求割地》。书中并有提问:“祖逖的志概如何”、“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项庄舞剑,其意可知,简直可当“十年教训”。
在伪署的《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第二册(1938年版)和《高小国语教科书》第二册(1941年版)中,也都有《岳飞》一课。
战前,按国民政府部颁标准编纂的初中国文已经加进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内容。和战前徐蔚南编《初中创造国文读本》(世界书局1932年版)、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沈荣龄编《实验初中国文读本》(大华书局1934年版)几种教科书相比较,伪署教材撤减了选自《淞沪血战回忆录》和《战时日记》的课文,同时却增添了表现国家民族气节的古文。
同时初中本国史也反复阐释历史的演进是“中华民族振兴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渐次采取欧西各国的物质文化、科学文化”。第四册现代部分谴责张学良统治东北政治败坏,招致满洲国的独立,末后指出“满洲帝国前途之发展,更难逆料”。书中关于最近期的中日关系仅此而已。
甚至在伪满洲,周作人、鲁迅以外,也有诸如巴金、冰心、茅盾、沈从文、萧乾、丁玲、庐隐、谢冰莹、沅君、石评梅、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汪静之、徐志摩、藏克家、刘大白、王统照、老舍、郁达夫、叶圣陶、胡适、潘梓年、李公仆的作品,出版畅销。
在此种教科书、文学书的影响下,学生及国民便可能少有政权对立的紧张,多有自我伸展的空间。
钱穆称不必逃避沦陷区,有其切身经历为验证。就在战争最为胶着的时候,1939—1940年,钱穆回到了苏州老家,“安详”地居住了一年。
在《八十忆双亲》“先母之卒”一节中,钱穆说到1939年夏,“自昆明只身返苏州,余妻亦挈子女自北平返,迎母来苏。兵乱中,先母与先兄六八两弟三家同居荡口。……余遂择一荒园无人居者,留家苏州奉养,余亦变姓名。闭户不出,伴母一年”。〔4〕27
同时《师友杂忆》也说:“归苏州探母。……余家亦同自北平来沪,返苏州。……及返苏州,获见老母,决心侍养一载,不遽离膝下。”而他所寄居的耦园,“园地绝大,三面环水。园中楼屋甚伟,一屋题‘还读我书楼’。楼窗面对池林之胜,幽静怡神,几可驾宜良上下寺数倍有余”。〔3〕221,222,224
不过此处“变姓名闭户不出”一语,恐只是相对于“孤岛”的活跃人士而言。实际上钱穆曾携《国史大纲》书稿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并“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此年中新撰成的《史记地名考》一书最初也是交付给上海的开明书店。钱穆特别说道,他“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而他所择之地,一处在大后方,另一处却是在沦陷区。
钱穆回忆说:“是年,余《国史大纲》初完稿,为防空袭,急欲付印。乃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务印书馆,王云五馆长允即付印,惟须交上海印刷厂付印。余曰大佳。”〔3〕49这部使“滞留北平学人倍增国家民族之感”的著作,被专门指定在沦陷区出版而作者喜称“大佳”,再次体现了“择地”的含义。
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著名史家吕思勉,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的老师。钱穆在沦陷区还“亲谒”了吕思勉。“余是年居苏州奉母,每隔一两月必去沪。去沪必谒诚之师。……一年中如是相晤,可得六七次。”
时隔近40年,钱穆仍能忆起吕思勉的寓所,“不甚宽,一厅容三桌”。一女习绘事,在左侧一较小长方桌临古画,吕思勉在近窗右侧一长方桌写作,另有一方桌居中央放刀砧碗碟,吕夫人用以整理菜肴,如此诸多细节。
在上海,钱穆还结识了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承其馈赠《四明丛书》,又相助购买香港至重庆机票,见面或不止一次。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日亦处于战争状态,由近年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可知,在1942—1944年,吴宓一直在安排长女吴学淑由北平转学到成都。吴学淑先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后入北平燕京大学,再转伪北京大学。大一的她可以凭“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所发学生身份证明书”和成绩单、选修课目表,来成都试读或借读或考入西南联大,而重庆教育部“可核准学籍”、“可不批驳”。〔5〕294,293,291
据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回忆,钱穆居苏州曾引起傅斯年“横加攻击”,“说钱穆抗战后一年多居敌区不到校”。〔6〕199而此外的批评亦未多见。钱穆此举在当时,应当是被大部分学者视为正常状态的。
四
《师友杂忆》“无锡江南大学”一节在“开国气象”文后,钱穆另有一种议论。
在上海,许思远对钱穆说:“君暂避亦佳,秋间时局即定,到时可再相晤。”
钱穆论道:“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3〕264
对沦陷区人民,政府不知有胜利前的同情,更不知有胜利后的包容,此为钱穆书中隐含的第二条“内注”。
抗战间,钱穆的政治立场,比较而言无疑还是倾向于重庆蒋政权,但是他对于国民党已不能没有批评,上述议论即是一例。但是到解放战争中,随着对蒋政权的失望,钱穆同其他学者一样,不能不面对新政权即将来临的现实。不过他的做法与多数人仍有不同,他的政治视角,较少两党、主义的分判,而更多政权、制度的分析。
据近年有关“苏州解放档案解密”的报道,1949年3月,华中工委的地下党曾编制出一册《苏州概况》,内容不仅包括警察局、保安团人员、枪支的数目,也包括局长、科长的姓名、籍贯、年龄和家庭住址,还包括银行、电话局、工厂企业、商店、学校等名录,详尽到“苏州纺织厂共有纱锭29612枚”、“县立乡村师范校长右倾”等。这本机密文件下发到了即将渡江南下的军人手中。〔7〕
同类文件还有《镇江概况》、《南京概况》、《无锡概况》、《上海概况》、《武汉概况》。
《镇江概况》“内容多为旧江苏省会镇江和丹徒县警察局县保安团分布情况,旧江苏政府组织机构概况等,当地重要社会人物政治背景,好像就有陆小波先生任江苏总商会会长活动等内容”。〔8〕
《南京概况》包括“伪南京市政府”、“伪首都警察厅概况”、“银行金库篇”等共计15册。有“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住址、财产情况、小汽车牌照、地址等详细资料”。“伪政府的组织机构名单、地位、派系等也都注解得一目了然。……对伪南京的考试院、伪军警学校和壮丁训练所等近400个组织、机关、场所都记得一清二楚。”〔9〕
《无锡概况》内容有史地概况、政治、军事、公用交通、经济、文化、公共场所、社会团体、慈善事业、人物调查等共10个部分。编印时间为1949年3月,编印者署名正是2月17日荣德生、钱基厚委派代表到苏北接洽和平解放的华中工委。
《上海概况》于1949年4月(与解放军渡江同时)编成,上中下三编共计14部分,长达660余页。《武汉概况》长400余页。
苏州籍学者顾颉刚,1946—1953年在上海(中间半年在兰州),日记中写有大量解放战争三年胜利后“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的情况。
当时学者熟知汉高“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天下”的旧规,对于共产党枪杆子出政权、又枪杆子建政权的做法,明显恐慌。故顾氏所记是否属实姑且不论,旧日学者中有此传言则是事实。
同时,在北方,史家赵俪生在《篱槿堂回忆》中也说到,北平解放,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重新登记。“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大多就行了。”这时,成仿吾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说:“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赵俪生评论:“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10〕137—138
五
钱穆到达广州,见到熊十力、陈寅恪、杨树达,又致函梁漱溟,相约赴港,均没有响应,诸人“决意不离大陆”。在“新亚书院”一节,《师友杂忆》写道:“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3〕267
如果有“国家所有制”一概念,钱穆此时亦已不复追问其归属。显然,当务之急已不是“国家何人治”,而是“国家所以治”。而国家所以致治的前提则是全体国民的不离不弃。“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他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11〕167
新政权应该包容国家国民为一个整体,这一点可视为钱穆“开国气象”的第三条“内注”。
早在1919年,钱穆已与吴公之的弟子朱怀天讨论共产主义,著有《辟宥言》一篇。“时中国共产主义尚未大兴,而余两人则早已辩论及之矣。”所以,钱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陌生,不隔膜。在离开大陆前夕,在无锡太湖的小小游船上,钱穆甚至宽缓地说,中国儒家的礼治精神可以将“今天西方人所想象追求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在内”。〔12〕50—51
抗战前钱穆在北平,接触到众多知名学者,后来追忆到的有孟森、钱玄同、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陈寅恪、吴宓、陈援、马衡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在“北京大学”一节中,《师友杂忆》写道:诸人“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3〕171
钱穆这段简短叙述其实已很大程度地概括了民国学术史的重点。
当时在燕大任教的张尔田、张东荪兄弟两人,张尔田“慕古之意特深”,而张东荪“趋新之意则盛”。一门之内,精神意趣已若河汉。然而,钱穆说道:“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3〕171
钱穆向来视学者为社会的精神领导者,视国家学术的发展为民族元气的象征。在此,他并不担忧诸人治学倾向的分歧,而只叹惋政权对学界的薄于支持。换言之,无论哪个政府,只要支持学界,都可造就出学术乃至国家的新局面。“新风貌”、“新风气”、“新局面”,是即“新气象”的同义语。
关于抗战前的北京政府,当时与事后均罕有评赞,然而北京政府尚且能够开出端绪,何况后来者。抗战虽然爆发,机缘却不可说没有。
所以到1939年,就在钱穆撰写《国史大纲》中途,他径直写出《建国三路线》一篇短文。以“中国已往立国规模之大概”,“讨论目前的建国问题”。这大约是钱穆平生的“第一次做政论”。文章中,钱穆指出,建国不外三条路线,其中领袖建国论狭窄,民众建国论空洞,只有由中层阶级主持的“协调融合”路线,“是中国得救之朕兆,亦便是目前建国的一条大路,唯一的一条大路”。同时钱穆强调:“中国立国,是由整个国家全体各部凝合而成。”〔13〕71,77,72
陈寅恪治史,曾经三论李唐氏族的低微出身,同时却加力表彰唐代的政治与制度。钱穆的秦汉史研究也有此意。
实际上,早在1931年,钱穆就已强调“东方邹鲁齐梁诸邦,转败亡于文化落后之秦国”、“六国后裔及其故家世族,转失败于一群无赖白徒之手”这一现象。
钱穆说道:“尤可奇者,不徒六国后裔全不成事,即社会夙所推尊故家大族、贤人学士,只其带有往昔贵族之色彩,比较近于民间一般之想望者,亦复先后失败。而最后之成功转落于一辈纯粹平民之手。此尤当时民间心理所未始逆料也。”〔14〕37—39
如张耳为魏信陵君客,陈余为儒者,周文为陈之贤人、春申君客,项氏世世为楚将,“而卒亦覆败”。汉祖父无名字,母无氏族,其家庭之孤微可知。至其为人,“实一无赖平民”。其一时功臣亦皆所谓“布衣将相”。“而汉高君臣起于卑微,其朴实之本色,平民化之精神,实较秦皇、李相之以贵族地位、学士智识凌驾一世者,更足以暗合于时代之趋向。斯则汉祖之大度,萧相之恭谨,所由以创开国弘远之模也。”〔14〕49
钱穆还说:“赵翼所谓‘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此语洵足以道破当时之情势。实则无论一民族,一国家,一团体,其文化之积累既深,往往转不足以应付新兴之机运。”〔14〕49
此处所谓“开国弘远之模”与“新兴之机运”,仍可视为“开国气象”的同义语,而钱穆对于国家兴盛及“朴实、平民”政治团体的期盼,可知亦早有表露。唯按照以往传统,此种朴实、平民化政治团体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过武取文守、逆取顺守的一重转换。“最先或不可免武力征诛……但武力保持与武力创辟,事大不同。”〔15〕102
“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体现一种人群社会整体包容的原则。“约法三章”,是将秦国父老都接收下来。诛韩信、英布,所钳制的是自家谋臣良将。
抗战间,秦汉史的研究转盛,诸子学的研究转衰,大抵亦与学者对汉唐开国经验的关注同一步骤。
六
早先,顾炎武身处华夷、鼎革的双重逆境,遂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的著名论断。至清末民初,便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衍生出来,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情感生发剂,而此语的主题与多重含义反被掩盖。按《日知录》,顾炎武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为:亡国则无奈而也可以搁置,亡天下则无可退避故不得已;若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则匹夫可以无责。实际上,亭林对于五胡甚至伪朝的些许善政都有表彰,而批评最烈的则是其本朝的政治弊端。
钱穆在抗战间已将自己的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研究,这一做法深化了顾炎武的论断。因为从上古开始,所谓华夷之分并非全以血缘为界限,重要的更在于文化。满清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为种族,一为文化。当明清鼎革之际,二者似合而为一,而到乾嘉以后,二者已可分别对待。〔16〕886故道光以后,汉臣多取主动。〔17〕265可知当清朝末年,种族问题并非最终的政治目标,毋宁说只当视为一个次要问题。钱穆之父作为“一乡之士”,谈到“中国皇帝乃满洲人”,只解释说街上“店铺各招牌多书‘满汉’二字,即本此”,不复深论。〔18〕370到1977年,钱穆“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指出:“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唯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19〕表明他对“亡天下”的理解不仅已离开“易姓改号”,而且也离开了种族血缘,而直指文化。
所以,钱穆所关心的“开国”问题并不只是针对中共,抗战间,他已将神州历史文化的丧失归责于当政与在位名流,乃成必然之势。到1950年年初,钱穆遂在一篇措辞醒目的文章中正面批评了国民党,说道:“今天的国民党,实在是腐化了,变质了,这也不容掩饰。今天的国民党,应该首先来改造党自身,其次才谈得到再来担当改造国家。然而国民党要改造自身,这不是件容易事。国民党自身对他所揭橥的三民主义的信仰,早已淡漠而散失了。……国民党对自身改造无信心,如何会对再来担负改造中国的艰巨重任有信心呢?”〔20〕262—272
此条承钱穆研究专家陈勇教授提示,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早在1927—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钱穆就已对其“开国气象”,颇存质疑,指出:“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召开立法会议,吴稚晖、蔡孑民诸人皆预。会中首先讨论婚姻法,夫妇结合是否应定一期限,应否以三年为期,到第四年或离或否,再订新约。此项会议记录,载在当时上海各大报纸。此后潘光旦曾将此资料收入其所著某书中,至今尚可检出。此诸人皆当时国民党元老,在定都之初,首先急切讨论者,乃为此类问题!”〔21〕256—257
七
短文《建国三路线》以“牵及政风治术”原由1943年“附之”《文化与教育》书中出版。〔22〕钱穆不是政治家,不会提出“建国大纲”式的设计。他只是道出了“开国气象”一个概念,提请人们注意,这个概念应当是贯通古今的。
民国时期,身逢乱世,诸多学者大师主观上客观上有太多的不幸。如王国维,自沉时甫50岁,傅斯年死于脑溢血,胡适死于心脏病,都突发而死,陈寅恪亦非自然死亡,往往未竟所学,已先谢世。钱穆先生以其高寿,得遍阅四部,穷尽所学,遂较诸大师走得更高更远,成为民国学术最后的标尺。
1946年底,顾颉刚继续办民众读物、继续唤起民众,提出“正该因时局的安定格外扩展开来,使它成为建国的利器”。〔23〕328而钱穆则早已料到由民众来直接创造政府,往往多是“反面消极的扑一个空”。〔13〕74
每常不能明了钱穆何以有“开国气象”一语,钱氏本以研究古史为业,研究古史何以论此?忽而醒悟,读书如钱穆便说得此语,治史如钱穆便说得此语。评注释
〔1〕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原载《作品》1996年1期。
〔2〕钱行:《父亲归葬记略》,河北教育出版社网,http://www.hbep.com。
〔3〕钱穆:《师友杂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与《八十忆双亲》合刊。
〔4〕钱穆:《八十忆双亲》,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与《师友杂忆》合刊。
〔5〕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
〔6〕钱伟长:《怀念钱穆先叔》,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原刊《钱伟长文选》第五卷。
〔7〕施艳燕:《渡江战役前夕绝密情报源源不断送过江》,《苏州日报》2009年4月14日。又见“苏州市档案局网”,题为《苏州解放档案解密》。
〔8〕杨镜人《想起〈镇江概况〉》,《镇江日报》2010年3月22日。
〔9〕胡剑明:《“机密”老物件:〈南京概况〉》,《南京晨报》2006年12月26日。
〔10〕赵俪生:《篱槿堂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
〔12〕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
〔13〕钱穆:《建国三路线》,收入《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原刊《昆明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22日。
〔14〕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
〔15〕钱穆:《政治·社会·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蔡元培认为:“清代经康熙、雍正以后,汉人信服满人,几出至诚。”参见蔡元培:《何谓文化》,收入《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原为蔡元培1921年2月14日在湖南长沙的讲演。
〔17〕陈登原认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两役……可以见汉族之抬头也。”见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47。
〔18〕钱穆:《怀念我的父亲》,《师友杂忆》附录二。
〔19〕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收入《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
〔20〕钱穆:《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收入《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东大图书公司,1977。原刊香港《民主评论》第1卷20期。
〔21〕钱穆:《学术与风气》,收入《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5。原刊《新亚生活》第5卷18期。
〔22〕钱穆:《文化与教育·序》。
〔23〕顾颉刚:《我们为什么要办民众读物》,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原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育与社会》。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