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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起,哈鲁图涅、道尔等人的第三世代的著述,继承诺曼的学术传统,对前两世代关于日本现代化论断做出革命性的反叛。他们强调在战后日本对战前日本的诸多负面继承和联系上,指出美国出自自身的国家利益支持,强化了这些负面的继承和联系。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道尔著,王丽萍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拥抱战败,比克斯著,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
前不久写了一篇《历史学家的悲剧》,介绍北美两位“日本学”的元老——埃德温·赖肖尔和赫尔特·诺曼不同的学术倾向和命运。最近读到刘柠的一篇书评《出版视野中的第三波“日本热”》(《新京报》,6月21日),加上手头正好在读东京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哈利·哈鲁图涅(Harry Harootunian)的论文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抗争》(《歴史と記憶の抗争》,みすず書房,2010年4月)和道尔(John W.Dower)的《昭和:战争与和平的日本》(《昭和:戦争と平和の日本》,みすず書房,2010年2月)。〔1〕在这里想再次涉足美国“日本学”这个话题,把《历史学家的悲剧》一文中没有说畅的话说完。刘柠在文中提到的两位欧洲的学者——伊恩·布鲁玛、艾伦·麦克法兰的著述,尽管也有一些日译本,但是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日本民众、日本读者、日本学术界甚至政治界,都很在意西洋学人如何看日本,但是,与其他西洋“碧眼”相比(从李长声《碧眼里的日本人》一文题目中借用“碧眼”这个词),他们最在乎、最重视的是美国学者的“碧眼”如何看待、怎么评判自己的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现实政治。这不仅因为美国的大学学术总体水平处于世界顶尖地位,“日本学”的教育和研究规模在西洋处于领先地位,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美国是一个在20世纪使得日本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今天还在左右日本政治、经济,日本的“安全”依然仰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日本社会的学术、文化、生活方式依然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自美国的影响。要说今天在日本学术界、出版界风头最健的“日本学”的“碧眼”,那就数哈鲁图涅和道尔两人。这两位穿梭于大洋彼岸美日两国之间脚头也最勤。哈鲁图涅主攻日本现代思想史,与当下红火的日本左翼“后学”学者群体关系密切,遥相呼应;道尔背后则有一个日本史研究者左翼群体支持,常年据点是一桥大学。前者,不仅竹内好厚重的大著Overcomme by Modernity(2000)的日文版《近代的超克》三年前在东京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30余篇论文在美国问世后很快被翻译成日文,多在日本左翼“后学”学者活跃的《现代思想》、《情况》、《批评空间》等刊物上刊出,今年新出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抗争》所收的也就是先后在东京的媒体上刊登过的文章。经过北京的中国“后学”同好的推荐,两者的著述都已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虽然哈鲁图涅专著好像尚未有中译本,但是他的《构想的不确定性:顽强的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日本》一文早在6年前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视界》第12辑上。今天中国政治学圈子里的学人讨论后殖民主义、东亚民族认同、战争责任等问题时,也有援引他英文原著或日译本中的文字,但只是他著述的一隅。
道尔的研究领域是20世纪美日关系史、主要业绩在战后日本史,可以说第三世代中最早起来造元老反的一位,1975年他编辑了《诺曼选集》,提出重新评价诺曼的话题。日本学界做出呼应,1977年东京岩波书店《思想》4月号上刊出了他的论文《诺曼与自由主义学术的现代危机》。他的《帝国及其战后:吉田茂及日本人的经验》(Empire and Aftermath:Yoshida Shigeru and Japanese Experieience,1878—1954,1979、日文版《吉田茂とその時代》,1981)和《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1999、日文版《敗北を抱きしめて》,2001,2004)在日本学界声誉卓著。在为《帝国及其战后》日文版写的序言中,他已经精辟地提及一些战后日本保守体制的本质问题:吉田茂保守主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其保守主义中含有一些自由主义要素,是来自下层追求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结果,吉田茂的保守主义才不至于矫枉过正。
哈鲁图涅和道尔都属于美国“日本学”的第三代学者。人们一般把二战期间形成的“美国日本学”学者群体划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世代,就如赖肖尔、霍尔(John W.Hall,1916—1997)那样的出生在日本的传教士后代,精通日文;第二世代是二战爆发后在军队中接受日语训练、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参与过占领当局工作的那些学者;第三世代就学时代适逢越战,很多人受到反战左翼思潮影响;第四代年轻研究者则是第三世代研究者的弟子。我在《历史学家悲剧》中谈到:北美“日本学”形成时期的元老赖肖尔与诺曼对明治维新评价上就有很大分歧,即赖肖尔赞赏明治维新那样自上而下、渐进的改良,导致秩序稳定地实行现代化;而诺曼认为明治维新只是不彻底的改良,只有大众革命,才能解放被压抑的大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转折。这一对日本近代社会与现代化历史进程评价的观点分歧,延续给了他们的徒子徒孙。随着学术群体自然的新陈代谢,20世纪80年代起,哈鲁图涅、道尔等人的第三世代的著述,继承诺曼的学术传统,对前两世代关于日本现代化论断做出革命性的反叛。他们强调在战后日本对战前日本的诸多负面继承和联系上,指出美国出自自身的国家利益支持,强化了这些负面的继承和联系。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当局改变了东亚政策和战略,对日本战犯处罚的宽大、日本强化维持天皇的象征性和扶植保守政权,都是为了防范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左翼大众运动。而这些负面继承和联系正是当今日本社会各种显在或潜在的危机的根源。日本左翼历史学家之所以欢迎美国日本学第三世代群体的著述[深受日本学界欢迎的还有属于这第三世代的赫伯特·比克斯( Herbert P.Bix)的《昭和天皇》]〔2〕是因为在日本同行看来,日本国家和国民长期不能承担起战争责任,患有历史健忘症,虽然是日本人首先要自我反省的,但是这种推诿责任和健忘症与美国的国策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认和怂恿。现在美国这一学术领域挑大梁的第三世代左翼美国学者被日本同行称为“再阐释派”〔3〕。他们不仅是从外部批判战后日本社会,而且也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政府的战后东亚政策。再阐释派认为,老前辈赖肖尔等人自由主义的近代日本观在现实政治领域发挥影响,与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互动互励。20世纪60年代,赖肖尔任驻日本大使,表现出支持越战的现实政治立场。在这些赖肖尔等人的激进的反战弟子们看来,他支持美国武力干涉越南内政,实际是否定激进社会革命——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选择另外一条现代化道路,即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是霸权主义。所以,“再阐释派”第三代学人都把批判集中于这样一个疑点:日本果真是亚洲国家中现代化成功的典型、优等生?是不是值得推崇“日本模式”?经济上的成功就等于现代化的成功?因此他们都想要在战后的日本与战前法西斯的日本两者的历史联系中找到尚未清除的潜在的毒素,这些毒素现在还在危害日本社会。其实从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英文原著的书名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就可以看到美国“再阐释”派学人所指的这一焦点,“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其含义比中文版书名偏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更加深邃。比克斯在书中援引多种新发掘史料证实日本皇族都知道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暴行”〔4〕287—295,指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放弃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导致了日本国民形成了潜在的心理:天皇可以不负责任,我们当然也不用负起责任了。〔4〕221—230不仅如此,比克斯在全书的最后,否定战后日本有了根本上进步的观点——国民与公司一体化,对国家忠诚淡薄了,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代化的成功自然、必然有利于民主主义体制形成。他相反明确指出日本战后高速经济增长现代化模式与战前天皇制之间的联系、双方反民主的互动作用:“就如江户时代武士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在明治时期转化为作为臣民对天皇的忠诚那样,今天的社会观念转化为员工对公司的忠诚。日本虽然急速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因为政治大国的地位尚未恢复,……(战后美国制定的)宪法为了维持违反国民平等的君主制,还是需要把这个束缚个人自由的忠诚心的要因延续下去。20世纪60、70年代的保守政治体制虽然没有必要再像明治时期那样积极强化国家观念、也没有必要像大正时期、昭和初年那样打压民主主义,那是不仅因为公司自身孕育出了社会等级和差别,同时天皇位于社会顶点体制也起到了承认等级、差别原则的作用。”〔4〕270道尔在《战争的功能》一文中也说到,对公司的忠诚也能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昔日战争中听到的“优秀的大和民族”——作为战争的遗产、危险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又冒出来了。〔5〕25—26道尔在《拥抱战败》的结语里,也集中批判赖肖尔等老前辈的所谓日本是欧美各国之外现代化成功模式论点,也是他长期从事日本战后史研究得出的总结。他直言:“战后日本模式大部分特征实际可以叫做日本与美国交配而成的模式。这个模式框架在二战中已经构思好,日本战败被占领时得以强化,以后延续了几十年。贯穿于这几十年的特征是因为体制脆弱带来的恐怖感,所以,认为日本国家上层设定的最大经济增长计划及其保证是不可缺少的观点广泛流传。让人们能理解胜者和败者为何会一起拥抱日本的败北时,也开始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不感到不能理解了。如果借用二战结束后很快流行的幽默说法,可以更贴切地叫做‘占领军司令部与日本人合作制作的日本模式’”。〔6〕418他还强调,所谓日本模式,“在儒教外衣遮蔽下的许多东西,是先前二战留下的制度的遗产”。为了维持这个制度,必须追求最大限度经济增长和强化日本官僚制度,战前战时的历史污垢、罪行都没有彻底清洗,留下一个不伦不类的“天皇民主主义体制”。〔6〕421—423
更早一些、2001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的《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歴史としての戦後日本》、Postwar Japan as History,1997)是由十位美国著名大学日本学教授的论文编辑合成的论文集(道尔也是其中一位)。十位作者研究侧重各有不同,研究方向分属政治史、外交史、文化人类学、法制史、思想史等不同领域,但都是美国第三世代日本学研究者,而且这些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批判、颠覆他们的前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美国日本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日本现代模式论,许多论点都有其闪光点,笔者感到最有意义的是这些学者都从日本战后经济增长中看到负面的要素,对其他正在现代化转型社会也有警示意义。这里俯拾几例。比如,编者高东(Andrew Gordon)在序言一开始就提醒人们要铭记重要的一条:历史连续与断裂的辩证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最大历史转折点,但是战后并不能与过去完全孤立地割裂开来,战后的日本只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环。〔7〕12道尔在《两种体制中的和平与民主主义》中,明确指出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带来民主主义高涨,作为其结果,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大众娱乐也是保守的自民党政权具有持久力的一个要素。哈鲁图涅也指出全球化时代,文化也成了资本的工具,作为商品进入世界贸易市场,产品规格化、同一化,所谓文化不是与特定价值观没有联系的。〔8〕89—90这与汉娜·阿伦特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大众文化有其诱发国民划一追求的要素有同样的见解。(参见《过去与未来之间》)所以,道尔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日本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远离政治,标志日本国民政治上的理想主义的衰退。〔7〕88—90再如,古鲁克(Carol Gluck)在《现在的过去》一文中谈到,日本战后的“历史”特别长,老是不能终结,其原因是日本国民公共记忆的双重标准导致得不到亚洲战争受害国家国民的谅解,即对外作为加害者的同时,每年8月日本国民总要以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诉说单边记忆。日本有良知的、进步反体制知识分子战后一直坚持历史记忆的抵抗,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国民中流社会意识、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兴起,媒体上他们的存在感、发言的机会逐渐被保守的右翼知识界所取代。〔7〕160—161这也与道尔所说的消费社会中中产阶级远离政治,导致日本国民政治上的理想主义的衰退有关。又如,海因(Laura E.Hein)在《(经济)增长等于成功?》文章中提到的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一、导致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有许多外部的国际要因,不能把增长成就都归功于通产省官僚制定的战略成功,为何泡沫经济崩溃后、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官僚的经济战略一下子不灵了呢?陷于长达10年停滞不前的惨状了呢?实际上内需市场问题、产业结构、金融体制等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7〕235海因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这篇文章,所以在文中说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起停滞了10年;而2010年的今天,日本举国上下都承认“失去了20年”,日本国民普遍生活水平倒退到20年之前。二、从日本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国民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因为GDP一秀而遮百丑,一个国家经济成功最重要标准还有一个财富再分配问题,战后日本社会贫富差别尽管比战前有所改善,但是20世纪60年代高度增长之后,因为分配制度不公,最近30年间反而逐渐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加上大城市人口过度密集、治理公害对策出台迟缓等与国民生计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决不能说日本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7〕237海因这些论述具有前瞻性。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日本学术界就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展开了论争,去年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竟然成为畅销书,可见其现代化社会病灶严重的程度,直至秋天,战后长年一党执政的自民党终于下台,民主党对国民许诺将实施各种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赢得了选举成了执政党。然而鸠山内阁不到一年为了冲绳的美军基地狼狈垮台。
最口无遮拦、激烈、直截地批评前辈的要算哈鲁图涅。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转述他的大部分著述,只能介绍《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抗争》所收的写于1997年《模糊的轮廓:意识形态、学问及美国日本学的形成》一文。这篇文章清楚地勾勒出美国“日本学”界研究者世代间围绕“日本模式”的冲突。在《模糊的轮廓》的开头,哈鲁图涅就指出露斯·本尼迪克的《菊与刀》的研究正值战争时期,与当时许多日本学研究一样,是直接为战争、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服务的研究。为了顺利地战胜敌人,占领、驾驭日本,需要“更深入了解敌人” ,本尼迪克受战略情报局工作(OSS)委托,写了《菊与刀》。她的研究采用那个年代流行的文化特征学派方法,“与阶级、民族性、人种等问题相比,更着力去发现一个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所以把搞清日本国民特征与文化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目的”。这种从一个整体来把握日本社会、倾向于把一个国家国民作为一个整体类型化的方法有其缺陷和带来恶果:一、战争责任问题被作为日本社会整体问题抽象化了。战争责任被作为每个国民的责任,所以,天皇可能在美国占领当局庇护下,重新作为国体的象征。〔8〕20—22二、遇到日本研究中建立在特定意识形态上的领域,就从抽象整体出发,放弃历史学等实证的研究方法。〔8〕34哈鲁图涅认为露丝·本尼迪克及其研究只不过是战时学科开创时期的“日本学”为国家权力服务众多研究中的一个例子。
哈鲁图涅批判的矛头直指三位元老——赖肖尔(哈佛大学)、霍尔(耶鲁大学)和詹森(Marius B.Jansen,普林斯顿大学)。他说,赖肖尔20世纪60年代担任驻日大使,赞赏日本自上而下、渐进的改良,“秩序稳定地实行现代化”;明确的为越战辩解的立场,不仅反映了他否定根本性变革的近代日本历史观,还“标志着对日本等世界各地域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成为政府的工具,这个元老研究群体不仅一开始就缺乏批判性,而且还找到了延续工具性学术、培养后继者的方法,把日本学研究限制在一个封闭圈子里。〔8〕26—27
哈鲁图涅通过剖析霍尔1970年提出的《关于美国日本学的报告》和霍尔1980年代向国际交流基金提出的研究综述《美国的日本学》披露,20世纪60年代起,元老群体为了配合国家战略,为了把先前的敌人转化为今天的盟国之日本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样板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特别是向亚洲国家展示这个美国喜欢的样板,创建了日本模式论。为此,这个元老集团强化他们在这一领域学术权威,形成一个排外、封闭的研究群体。至20世纪80年代为止,元老们把持的日本学研究共同委员会垄断了来自美国各财团的研究经费。〔8〕28—33甚至相关的学术刊物的书评作者都是由元老群体的同伙——刊物的主编指定约稿的。这些热心作为元老们的代理人写赞赏“日本模式论”著作书评的人,则都是他们往昔的弟子。〔8〕45对付道尔等对日本现代化成功论提出质疑、批评的年轻后辈,元老群体“通常拿手的手法,挑出他们成果中一些引文、注释等技术上的小疵,对著述全体加以中伤、否定。”〔8〕47—48哈鲁图涅认为这个元老群体只拥有年资、日语上的优势,并不具有真正的学术权威。他们依仗的是精通日语和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模糊的轮廓”那样的研究手法,其实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研究领域,所以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时,虽然从社会科学中吸收不少养料,但是彻头彻尾是非历史学的研究,把社会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把握的。因为日本现代化模式论成了日本学主流,其隐蔽的为现实国家利益服务的研究目的,使得原先以日本史研究(历史学)为主的“日本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起,从侧重人文科学转向侧重社会科学,不少缺乏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进入了这个领域。哈鲁图涅和道尔等人一样,服膺与元老们同时代的赫尔特·诺曼。他说:“很明显,只有诺曼一个人是具有明确政治意识的历史学家。他的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鲜明显示出历史学家论述那种严密的特征。”〔8〕41诺曼的《被遗忘的思想家》重提被人遗忘的江户时代思想家安藤昌益,与赖肖尔等人强调战后的民主主义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的连续性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并不是为了证明日本历史上存在对权力批判的传统、民主主义的传统,而是通过对安藤昌益的抵抗的重新评价,来证明日本历史上存在绝对主义、军国主义,而改良的明治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机会。提倡日本模式的元老们,则强调战后体制与日本传统的一贯性、连续性,日本历史上存在的种种有利于现代民主主义形成的平等主义积极要素,暗示种种优良传统只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时中断而已。比如,多尔的《德川时代的教育》(Ronald Philip Dore, Education of Tokukawa Japan,1965)〔9〕强调江户时代初等教育的普及,读算能力,不仅造就了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武士统治阶层,也为明治以后培养现代化各种人才打下基础。又如,莫利主编的论述日本现代化论文集《日本现代化的两难困境》(James W.Morley,ed.,The Dilemmas of Growth in Japan’s Modernization,1971)中不少文章,强调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日本,传统价值还是闪射着光芒,20世纪30年代起至1945年战败期间这样的传统价值只是一时中断。〔8〕52—53为了反驳这种日本模式样板论,哈鲁图涅以属于提倡日本模式阵营的罗伯特·贝拉的名著《德川时代的宗教》(Rober N. Ba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1957)为例,说明与元老们的研究的预设和目的充满内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本著作中,贝拉运用派森斯的社会功能理论和行为理论,论证德川时代人们的宗教经验是共同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在以后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合理化各种倾向不可缺少的要素,犹如新教伦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那样。德川时代的宗教经验中的遵循习俗、受从众意识的制约等传统价值渗透到整个社会,而这种传统价值又防止社会转型时发生毁灭性的混乱的功能。但是,哈鲁图涅指出,贝拉的论证与元老们期待日本的现代化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样板,有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德川时代日本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其他国家也就不可能模仿这种模式。即日本特殊性、民族独自的价值观的认同,与美国日本学元老们预设的日本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样板的普遍性、连续性的故事之间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诺曼及其后继者的关于江户时代研究正是否定这种预设的普遍性和连续性。”〔8〕72—75哈鲁图涅说,贝拉德把派森斯的社会功能理论和行为理论被运用到现代化研究之方法,对哈佛大学一位中国学者也产生影响,那位学者也试图论证朱子学社会价值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8〕72
冷战结束之前,日本学术界中,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左翼学者是主流,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想,这与战前劳农派、讲座派的左翼学术传统不无关系。而战前劳农派、讲座派存在,并不能说明日本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优秀传统价值在现代化过程的连续性,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武器来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只能说明传统价值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因为学术界左翼的强大,所以,战后诺曼著述受到日本学术界欢迎,赖肖尔他们一提出日本现代化的理论,就遭到日本左翼学者的质疑。1960年箱根学术讨论会上,丸山真男委婉地指出,关于现代化概念尚未规范,对规范价值体系还没有确立,讨论起来各种观点会引起歧义。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则直截了当批评美国的日本学研究者否认日本现代化以后的农村依然存在前近代的要素,过分强调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过程,无视军国主义、专制体制的延续,无视教育和近代思想普及的同时,国民日常生活的父权制和社会的等级差别。〔8〕61进入21世纪后,第三世代道尔、哈鲁图涅、比克斯的著作日文版在东京问世,不断与日本的后学左翼相互呼应,那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后高度经济增长时期被GDP掩盖、隐蔽的社会矛盾都成为明显的社会病理。拙文前述的《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一书中美国的研究者们能看到的各种病理,身历其境的日本左翼学者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哈鲁图涅在这篇写于1997年的文章最后,提醒同行注意两个问题:其一,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学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甚至对研究成果的颁奖也来自日本方面,说明从研究成果获利的权力转移到了日本方面,因为研究经费必定制约研究倾向,所以美国日本学学者们依然要警惕自己的研究为特定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服务;而且全球化时代跨国财团兴起,为某一特定权力服务会变得模糊起来。其二,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日本学研究之中,虽然有批判的锋芒,但作为一种方法,其内在核心价值依然是西方的价值,不能忘记这一点;也不能忘记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差异论、文化特殊论,其不仅只是对接受使得全球划一化、同质化商品的人们一种心理补偿,而且,清楚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差异和特殊性本身,是促进所有商品在全球畅销的前提。文化差异论、文化特殊论研究者也可能成了为跨国财团开辟新市场的先锋。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世界中)某一地域的研究就有可能沦为为某一国家(或跨国企业)利益服务的实践。〔8〕91—93评注释
〔1〕英文书名分别为:Struggle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和Japan in War and Peace。
〔2〕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中文版书名翻译成《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
〔3〕他们为了与James Fallows、 Clyde Prestowitz 等人的“修正学派”相区别,特意把“revisionist”翻译成“再阐释派”。
〔4〕日文版《昭和天皇》(下),2002。
〔5〕日文版《昭和:戦争と平和の日本》,2010。
〔6〕日文版《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下),2001。
〔7〕日文版《歴史としての戦後日本》,2001。
〔8〕日文版《歴史と記憶の抗争》,2010。
〔9〕多尔是英国学者,但是哈鲁图涅把他也归入美国日本学“日本模式”学者群体之中。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道尔著,王丽萍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拥抱战败,比克斯著,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
前不久写了一篇《历史学家的悲剧》,介绍北美两位“日本学”的元老——埃德温·赖肖尔和赫尔特·诺曼不同的学术倾向和命运。最近读到刘柠的一篇书评《出版视野中的第三波“日本热”》(《新京报》,6月21日),加上手头正好在读东京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哈利·哈鲁图涅(Harry Harootunian)的论文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抗争》(《歴史と記憶の抗争》,みすず書房,2010年4月)和道尔(John W.Dower)的《昭和:战争与和平的日本》(《昭和:戦争と平和の日本》,みすず書房,2010年2月)。〔1〕在这里想再次涉足美国“日本学”这个话题,把《历史学家的悲剧》一文中没有说畅的话说完。刘柠在文中提到的两位欧洲的学者——伊恩·布鲁玛、艾伦·麦克法兰的著述,尽管也有一些日译本,但是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日本民众、日本读者、日本学术界甚至政治界,都很在意西洋学人如何看日本,但是,与其他西洋“碧眼”相比(从李长声《碧眼里的日本人》一文题目中借用“碧眼”这个词),他们最在乎、最重视的是美国学者的“碧眼”如何看待、怎么评判自己的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现实政治。这不仅因为美国的大学学术总体水平处于世界顶尖地位,“日本学”的教育和研究规模在西洋处于领先地位,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美国是一个在20世纪使得日本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今天还在左右日本政治、经济,日本的“安全”依然仰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日本社会的学术、文化、生活方式依然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自美国的影响。要说今天在日本学术界、出版界风头最健的“日本学”的“碧眼”,那就数哈鲁图涅和道尔两人。这两位穿梭于大洋彼岸美日两国之间脚头也最勤。哈鲁图涅主攻日本现代思想史,与当下红火的日本左翼“后学”学者群体关系密切,遥相呼应;道尔背后则有一个日本史研究者左翼群体支持,常年据点是一桥大学。前者,不仅竹内好厚重的大著Overcomme by Modernity(2000)的日文版《近代的超克》三年前在东京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30余篇论文在美国问世后很快被翻译成日文,多在日本左翼“后学”学者活跃的《现代思想》、《情况》、《批评空间》等刊物上刊出,今年新出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抗争》所收的也就是先后在东京的媒体上刊登过的文章。经过北京的中国“后学”同好的推荐,两者的著述都已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虽然哈鲁图涅专著好像尚未有中译本,但是他的《构想的不确定性:顽强的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日本》一文早在6年前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视界》第12辑上。今天中国政治学圈子里的学人讨论后殖民主义、东亚民族认同、战争责任等问题时,也有援引他英文原著或日译本中的文字,但只是他著述的一隅。
道尔的研究领域是20世纪美日关系史、主要业绩在战后日本史,可以说第三世代中最早起来造元老反的一位,1975年他编辑了《诺曼选集》,提出重新评价诺曼的话题。日本学界做出呼应,1977年东京岩波书店《思想》4月号上刊出了他的论文《诺曼与自由主义学术的现代危机》。他的《帝国及其战后:吉田茂及日本人的经验》(Empire and Aftermath:Yoshida Shigeru and Japanese Experieience,1878—1954,1979、日文版《吉田茂とその時代》,1981)和《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1999、日文版《敗北を抱きしめて》,2001,2004)在日本学界声誉卓著。在为《帝国及其战后》日文版写的序言中,他已经精辟地提及一些战后日本保守体制的本质问题:吉田茂保守主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其保守主义中含有一些自由主义要素,是来自下层追求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结果,吉田茂的保守主义才不至于矫枉过正。
哈鲁图涅和道尔都属于美国“日本学”的第三代学者。人们一般把二战期间形成的“美国日本学”学者群体划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世代,就如赖肖尔、霍尔(John W.Hall,1916—1997)那样的出生在日本的传教士后代,精通日文;第二世代是二战爆发后在军队中接受日语训练、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参与过占领当局工作的那些学者;第三世代就学时代适逢越战,很多人受到反战左翼思潮影响;第四代年轻研究者则是第三世代研究者的弟子。我在《历史学家悲剧》中谈到:北美“日本学”形成时期的元老赖肖尔与诺曼对明治维新评价上就有很大分歧,即赖肖尔赞赏明治维新那样自上而下、渐进的改良,导致秩序稳定地实行现代化;而诺曼认为明治维新只是不彻底的改良,只有大众革命,才能解放被压抑的大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转折。这一对日本近代社会与现代化历史进程评价的观点分歧,延续给了他们的徒子徒孙。随着学术群体自然的新陈代谢,20世纪80年代起,哈鲁图涅、道尔等人的第三世代的著述,继承诺曼的学术传统,对前两世代关于日本现代化论断做出革命性的反叛。他们强调在战后日本对战前日本的诸多负面继承和联系上,指出美国出自自身的国家利益支持,强化了这些负面的继承和联系。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当局改变了东亚政策和战略,对日本战犯处罚的宽大、日本强化维持天皇的象征性和扶植保守政权,都是为了防范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左翼大众运动。而这些负面继承和联系正是当今日本社会各种显在或潜在的危机的根源。日本左翼历史学家之所以欢迎美国日本学第三世代群体的著述[深受日本学界欢迎的还有属于这第三世代的赫伯特·比克斯( Herbert P.Bix)的《昭和天皇》]〔2〕是因为在日本同行看来,日本国家和国民长期不能承担起战争责任,患有历史健忘症,虽然是日本人首先要自我反省的,但是这种推诿责任和健忘症与美国的国策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认和怂恿。现在美国这一学术领域挑大梁的第三世代左翼美国学者被日本同行称为“再阐释派”〔3〕。他们不仅是从外部批判战后日本社会,而且也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政府的战后东亚政策。再阐释派认为,老前辈赖肖尔等人自由主义的近代日本观在现实政治领域发挥影响,与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互动互励。20世纪60年代,赖肖尔任驻日本大使,表现出支持越战的现实政治立场。在这些赖肖尔等人的激进的反战弟子们看来,他支持美国武力干涉越南内政,实际是否定激进社会革命——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选择另外一条现代化道路,即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是霸权主义。所以,“再阐释派”第三代学人都把批判集中于这样一个疑点:日本果真是亚洲国家中现代化成功的典型、优等生?是不是值得推崇“日本模式”?经济上的成功就等于现代化的成功?因此他们都想要在战后的日本与战前法西斯的日本两者的历史联系中找到尚未清除的潜在的毒素,这些毒素现在还在危害日本社会。其实从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英文原著的书名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就可以看到美国“再阐释”派学人所指的这一焦点,“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其含义比中文版书名偏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更加深邃。比克斯在书中援引多种新发掘史料证实日本皇族都知道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暴行”〔4〕287—295,指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放弃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导致了日本国民形成了潜在的心理:天皇可以不负责任,我们当然也不用负起责任了。〔4〕221—230不仅如此,比克斯在全书的最后,否定战后日本有了根本上进步的观点——国民与公司一体化,对国家忠诚淡薄了,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代化的成功自然、必然有利于民主主义体制形成。他相反明确指出日本战后高速经济增长现代化模式与战前天皇制之间的联系、双方反民主的互动作用:“就如江户时代武士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在明治时期转化为作为臣民对天皇的忠诚那样,今天的社会观念转化为员工对公司的忠诚。日本虽然急速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因为政治大国的地位尚未恢复,……(战后美国制定的)宪法为了维持违反国民平等的君主制,还是需要把这个束缚个人自由的忠诚心的要因延续下去。20世纪60、70年代的保守政治体制虽然没有必要再像明治时期那样积极强化国家观念、也没有必要像大正时期、昭和初年那样打压民主主义,那是不仅因为公司自身孕育出了社会等级和差别,同时天皇位于社会顶点体制也起到了承认等级、差别原则的作用。”〔4〕270道尔在《战争的功能》一文中也说到,对公司的忠诚也能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昔日战争中听到的“优秀的大和民族”——作为战争的遗产、危险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又冒出来了。〔5〕25—26道尔在《拥抱战败》的结语里,也集中批判赖肖尔等老前辈的所谓日本是欧美各国之外现代化成功模式论点,也是他长期从事日本战后史研究得出的总结。他直言:“战后日本模式大部分特征实际可以叫做日本与美国交配而成的模式。这个模式框架在二战中已经构思好,日本战败被占领时得以强化,以后延续了几十年。贯穿于这几十年的特征是因为体制脆弱带来的恐怖感,所以,认为日本国家上层设定的最大经济增长计划及其保证是不可缺少的观点广泛流传。让人们能理解胜者和败者为何会一起拥抱日本的败北时,也开始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不感到不能理解了。如果借用二战结束后很快流行的幽默说法,可以更贴切地叫做‘占领军司令部与日本人合作制作的日本模式’”。〔6〕418他还强调,所谓日本模式,“在儒教外衣遮蔽下的许多东西,是先前二战留下的制度的遗产”。为了维持这个制度,必须追求最大限度经济增长和强化日本官僚制度,战前战时的历史污垢、罪行都没有彻底清洗,留下一个不伦不类的“天皇民主主义体制”。〔6〕421—423
更早一些、2001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的《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歴史としての戦後日本》、Postwar Japan as History,1997)是由十位美国著名大学日本学教授的论文编辑合成的论文集(道尔也是其中一位)。十位作者研究侧重各有不同,研究方向分属政治史、外交史、文化人类学、法制史、思想史等不同领域,但都是美国第三世代日本学研究者,而且这些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批判、颠覆他们的前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美国日本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日本现代模式论,许多论点都有其闪光点,笔者感到最有意义的是这些学者都从日本战后经济增长中看到负面的要素,对其他正在现代化转型社会也有警示意义。这里俯拾几例。比如,编者高东(Andrew Gordon)在序言一开始就提醒人们要铭记重要的一条:历史连续与断裂的辩证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最大历史转折点,但是战后并不能与过去完全孤立地割裂开来,战后的日本只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环。〔7〕12道尔在《两种体制中的和平与民主主义》中,明确指出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带来民主主义高涨,作为其结果,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大众娱乐也是保守的自民党政权具有持久力的一个要素。哈鲁图涅也指出全球化时代,文化也成了资本的工具,作为商品进入世界贸易市场,产品规格化、同一化,所谓文化不是与特定价值观没有联系的。〔8〕89—90这与汉娜·阿伦特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大众文化有其诱发国民划一追求的要素有同样的见解。(参见《过去与未来之间》)所以,道尔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日本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远离政治,标志日本国民政治上的理想主义的衰退。〔7〕88—90再如,古鲁克(Carol Gluck)在《现在的过去》一文中谈到,日本战后的“历史”特别长,老是不能终结,其原因是日本国民公共记忆的双重标准导致得不到亚洲战争受害国家国民的谅解,即对外作为加害者的同时,每年8月日本国民总要以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诉说单边记忆。日本有良知的、进步反体制知识分子战后一直坚持历史记忆的抵抗,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国民中流社会意识、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兴起,媒体上他们的存在感、发言的机会逐渐被保守的右翼知识界所取代。〔7〕160—161这也与道尔所说的消费社会中中产阶级远离政治,导致日本国民政治上的理想主义的衰退有关。又如,海因(Laura E.Hein)在《(经济)增长等于成功?》文章中提到的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一、导致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有许多外部的国际要因,不能把增长成就都归功于通产省官僚制定的战略成功,为何泡沫经济崩溃后、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官僚的经济战略一下子不灵了呢?陷于长达10年停滞不前的惨状了呢?实际上内需市场问题、产业结构、金融体制等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7〕235海因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这篇文章,所以在文中说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起停滞了10年;而2010年的今天,日本举国上下都承认“失去了20年”,日本国民普遍生活水平倒退到20年之前。二、从日本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国民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因为GDP一秀而遮百丑,一个国家经济成功最重要标准还有一个财富再分配问题,战后日本社会贫富差别尽管比战前有所改善,但是20世纪60年代高度增长之后,因为分配制度不公,最近30年间反而逐渐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加上大城市人口过度密集、治理公害对策出台迟缓等与国民生计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决不能说日本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7〕237海因这些论述具有前瞻性。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日本学术界就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展开了论争,去年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竟然成为畅销书,可见其现代化社会病灶严重的程度,直至秋天,战后长年一党执政的自民党终于下台,民主党对国民许诺将实施各种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赢得了选举成了执政党。然而鸠山内阁不到一年为了冲绳的美军基地狼狈垮台。
最口无遮拦、激烈、直截地批评前辈的要算哈鲁图涅。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转述他的大部分著述,只能介绍《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抗争》所收的写于1997年《模糊的轮廓:意识形态、学问及美国日本学的形成》一文。这篇文章清楚地勾勒出美国“日本学”界研究者世代间围绕“日本模式”的冲突。在《模糊的轮廓》的开头,哈鲁图涅就指出露斯·本尼迪克的《菊与刀》的研究正值战争时期,与当时许多日本学研究一样,是直接为战争、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服务的研究。为了顺利地战胜敌人,占领、驾驭日本,需要“更深入了解敌人” ,本尼迪克受战略情报局工作(OSS)委托,写了《菊与刀》。她的研究采用那个年代流行的文化特征学派方法,“与阶级、民族性、人种等问题相比,更着力去发现一个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所以把搞清日本国民特征与文化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目的”。这种从一个整体来把握日本社会、倾向于把一个国家国民作为一个整体类型化的方法有其缺陷和带来恶果:一、战争责任问题被作为日本社会整体问题抽象化了。战争责任被作为每个国民的责任,所以,天皇可能在美国占领当局庇护下,重新作为国体的象征。〔8〕20—22二、遇到日本研究中建立在特定意识形态上的领域,就从抽象整体出发,放弃历史学等实证的研究方法。〔8〕34哈鲁图涅认为露丝·本尼迪克及其研究只不过是战时学科开创时期的“日本学”为国家权力服务众多研究中的一个例子。
哈鲁图涅批判的矛头直指三位元老——赖肖尔(哈佛大学)、霍尔(耶鲁大学)和詹森(Marius B.Jansen,普林斯顿大学)。他说,赖肖尔20世纪60年代担任驻日大使,赞赏日本自上而下、渐进的改良,“秩序稳定地实行现代化”;明确的为越战辩解的立场,不仅反映了他否定根本性变革的近代日本历史观,还“标志着对日本等世界各地域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成为政府的工具,这个元老研究群体不仅一开始就缺乏批判性,而且还找到了延续工具性学术、培养后继者的方法,把日本学研究限制在一个封闭圈子里。〔8〕26—27
哈鲁图涅通过剖析霍尔1970年提出的《关于美国日本学的报告》和霍尔1980年代向国际交流基金提出的研究综述《美国的日本学》披露,20世纪60年代起,元老群体为了配合国家战略,为了把先前的敌人转化为今天的盟国之日本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样板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特别是向亚洲国家展示这个美国喜欢的样板,创建了日本模式论。为此,这个元老集团强化他们在这一领域学术权威,形成一个排外、封闭的研究群体。至20世纪80年代为止,元老们把持的日本学研究共同委员会垄断了来自美国各财团的研究经费。〔8〕28—33甚至相关的学术刊物的书评作者都是由元老群体的同伙——刊物的主编指定约稿的。这些热心作为元老们的代理人写赞赏“日本模式论”著作书评的人,则都是他们往昔的弟子。〔8〕45对付道尔等对日本现代化成功论提出质疑、批评的年轻后辈,元老群体“通常拿手的手法,挑出他们成果中一些引文、注释等技术上的小疵,对著述全体加以中伤、否定。”〔8〕47—48哈鲁图涅认为这个元老群体只拥有年资、日语上的优势,并不具有真正的学术权威。他们依仗的是精通日语和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模糊的轮廓”那样的研究手法,其实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研究领域,所以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时,虽然从社会科学中吸收不少养料,但是彻头彻尾是非历史学的研究,把社会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把握的。因为日本现代化模式论成了日本学主流,其隐蔽的为现实国家利益服务的研究目的,使得原先以日本史研究(历史学)为主的“日本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起,从侧重人文科学转向侧重社会科学,不少缺乏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进入了这个领域。哈鲁图涅和道尔等人一样,服膺与元老们同时代的赫尔特·诺曼。他说:“很明显,只有诺曼一个人是具有明确政治意识的历史学家。他的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鲜明显示出历史学家论述那种严密的特征。”〔8〕41诺曼的《被遗忘的思想家》重提被人遗忘的江户时代思想家安藤昌益,与赖肖尔等人强调战后的民主主义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的连续性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并不是为了证明日本历史上存在对权力批判的传统、民主主义的传统,而是通过对安藤昌益的抵抗的重新评价,来证明日本历史上存在绝对主义、军国主义,而改良的明治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机会。提倡日本模式的元老们,则强调战后体制与日本传统的一贯性、连续性,日本历史上存在的种种有利于现代民主主义形成的平等主义积极要素,暗示种种优良传统只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时中断而已。比如,多尔的《德川时代的教育》(Ronald Philip Dore, Education of Tokukawa Japan,1965)〔9〕强调江户时代初等教育的普及,读算能力,不仅造就了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武士统治阶层,也为明治以后培养现代化各种人才打下基础。又如,莫利主编的论述日本现代化论文集《日本现代化的两难困境》(James W.Morley,ed.,The Dilemmas of Growth in Japan’s Modernization,1971)中不少文章,强调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日本,传统价值还是闪射着光芒,20世纪30年代起至1945年战败期间这样的传统价值只是一时中断。〔8〕52—53为了反驳这种日本模式样板论,哈鲁图涅以属于提倡日本模式阵营的罗伯特·贝拉的名著《德川时代的宗教》(Rober N. Ba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1957)为例,说明与元老们的研究的预设和目的充满内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本著作中,贝拉运用派森斯的社会功能理论和行为理论,论证德川时代人们的宗教经验是共同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在以后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合理化各种倾向不可缺少的要素,犹如新教伦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那样。德川时代的宗教经验中的遵循习俗、受从众意识的制约等传统价值渗透到整个社会,而这种传统价值又防止社会转型时发生毁灭性的混乱的功能。但是,哈鲁图涅指出,贝拉的论证与元老们期待日本的现代化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样板,有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德川时代日本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其他国家也就不可能模仿这种模式。即日本特殊性、民族独自的价值观的认同,与美国日本学元老们预设的日本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样板的普遍性、连续性的故事之间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诺曼及其后继者的关于江户时代研究正是否定这种预设的普遍性和连续性。”〔8〕72—75哈鲁图涅说,贝拉德把派森斯的社会功能理论和行为理论被运用到现代化研究之方法,对哈佛大学一位中国学者也产生影响,那位学者也试图论证朱子学社会价值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8〕72
冷战结束之前,日本学术界中,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左翼学者是主流,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想,这与战前劳农派、讲座派的左翼学术传统不无关系。而战前劳农派、讲座派存在,并不能说明日本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优秀传统价值在现代化过程的连续性,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武器来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只能说明传统价值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因为学术界左翼的强大,所以,战后诺曼著述受到日本学术界欢迎,赖肖尔他们一提出日本现代化的理论,就遭到日本左翼学者的质疑。1960年箱根学术讨论会上,丸山真男委婉地指出,关于现代化概念尚未规范,对规范价值体系还没有确立,讨论起来各种观点会引起歧义。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则直截了当批评美国的日本学研究者否认日本现代化以后的农村依然存在前近代的要素,过分强调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过程,无视军国主义、专制体制的延续,无视教育和近代思想普及的同时,国民日常生活的父权制和社会的等级差别。〔8〕61进入21世纪后,第三世代道尔、哈鲁图涅、比克斯的著作日文版在东京问世,不断与日本的后学左翼相互呼应,那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后高度经济增长时期被GDP掩盖、隐蔽的社会矛盾都成为明显的社会病理。拙文前述的《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一书中美国的研究者们能看到的各种病理,身历其境的日本左翼学者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哈鲁图涅在这篇写于1997年的文章最后,提醒同行注意两个问题:其一,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学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甚至对研究成果的颁奖也来自日本方面,说明从研究成果获利的权力转移到了日本方面,因为研究经费必定制约研究倾向,所以美国日本学学者们依然要警惕自己的研究为特定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服务;而且全球化时代跨国财团兴起,为某一特定权力服务会变得模糊起来。其二,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日本学研究之中,虽然有批判的锋芒,但作为一种方法,其内在核心价值依然是西方的价值,不能忘记这一点;也不能忘记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差异论、文化特殊论,其不仅只是对接受使得全球划一化、同质化商品的人们一种心理补偿,而且,清楚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差异和特殊性本身,是促进所有商品在全球畅销的前提。文化差异论、文化特殊论研究者也可能成了为跨国财团开辟新市场的先锋。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世界中)某一地域的研究就有可能沦为为某一国家(或跨国企业)利益服务的实践。〔8〕91—93评注释
〔1〕英文书名分别为:Struggle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和Japan in War and Peace。
〔2〕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中文版书名翻译成《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
〔3〕他们为了与James Fallows、 Clyde Prestowitz 等人的“修正学派”相区别,特意把“revisionist”翻译成“再阐释派”。
〔4〕日文版《昭和天皇》(下),2002。
〔5〕日文版《昭和:戦争と平和の日本》,2010。
〔6〕日文版《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下),2001。
〔7〕日文版《歴史としての戦後日本》,2001。
〔8〕日文版《歴史と記憶の抗争》,2010。
〔9〕多尔是英国学者,但是哈鲁图涅把他也归入美国日本学“日本模式”学者群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