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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所具有的复杂意涵,至此彰显无余。它并非只是一个现代心理/文化的形而上学问题,也不仅是为权利而斗争的群体利益之争,更是有关我们对人之本性的一种根本认定。
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近年来,“文化研究”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谁的文化?”这样一个问题,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亦称“认同政治”。它集中表现为考察文化形构过程中的主体身份(阶级、种族、性别),以达成社会个体自我身份的觉醒,它受到了新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等诸多派别的青睐。学者们汲汲于确立各自独特身份表述,进而谋求一种激进文化政治。西方各种女权的、同性恋的、宗教的、族群的实践行动如星火燎原,虽唤醒了某种权利意识,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群体纷争,甚至灾难。
面对因身份冲突而引发的各种暴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美籍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展开了独特思考。他承认身份认同感可以给人带来骄傲、力量与信心,但又指出“身份认同可以杀人”。很多时候,某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感会对其他群体造成疏远和背离,发展为群体间的不和。这样,森就看到了身份政治的两面性:身份认同既可形成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爱的源泉,同时,它也能带来暴力与恐怖。森指出,这是一种“单一身份”幻象的灾难,森则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身份属性,人性才会如此丰富。他坚决反对抹杀多元群体和多重身份,反对按照狭隘公式界定单一身份群体。
森对待身份政治十分微妙,既否定群体间单一的绝对身份差异,又主张个体自身多元的相对身份差异,更呼唤群体间的团结政治。但是问题在于,身份认同的差异仅仅是性别、种族、阶级的吗?我们仅仅从社会学、文化理论的视野来理解身份政治,会不会遗漏了它的某些更重要层面呢?
当下汉语学界的身份政治研究日益趋强,但却往往在诸般启蒙式的洞见中隐现出某种视域的盲目。学界往往将身份政治缘起追溯到二战结束: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造成了现实生活政治的主体身份自我觉醒;同时,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使得身份政治开始渗透文学文化研究。此外,也有学者从长远视野来观测其起源,概括出“三次大的裂变”及“三种模式”: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现有理解仅仅构建了漫长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段身份政治问题史,并且只是属于现代和后现代时段。或许,将目光投放到现代之前的历史中去,身份政治的复杂意涵能够得到全新敞开。
根本上说,身份政治是一个启蒙问题。这一启蒙,并非仅仅从18世纪的康德开始,或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女权、种族运动开始。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一个截然不同层面的“启蒙”,它所意味的东西或许刚好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反视当下文化研究的绝好视点。这一视点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身份政治最早起源于柏拉图的《王制》(旧译《理想国》)。在这部经典之作中,苏格拉底同一群爱智慧的雅典青年一道,围绕正义问题展开讨论,集中展现了古典爱智者在言辞中建立一个理想城邦的努力。在《王制》卷3中,为了向好学青年格劳孔说明怎样可以调和城邦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苏格拉底运用“高贵的谎言”讲述了两个关于城邦公民起源的神话。这两个神话可被视为西方思想史上身份政治的第一次露面。
神话一: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公民孕育于大地深处,甚至武器和装备也来源于大地,大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因此,公民们一定会将他们出生的土地看做母亲,念念不忘,保家卫国,抵抗外敌,团结一致,有如亲生兄弟。神话二:苏格拉底认为,尽管这些城邦公民是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时,却在不同人身上掺入了不同金属,有人是黄金,有人是白银,有人是铁和铜。身上有黄金者,自然最宝贵,就是统治者;身上有白银者,则是辅助者(军人);身上有铁铜者,则是农民和技工。
这两个神话自然纯属苏格拉底虚构,但是关键在于这种诗之文学形式的背后隐藏着的问题,即对人类身份政治的辩证思考。
第一个故事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公民身份的共通性问题。他认为城邦公民来源于大地,每人都是土生土长,虽各有不同,但都拥有共同的母亲,即脚下的土地。由此,苏格拉底完成了对人类身份共通性的确证:土地是人之诞生与存在的母体,尽管人的成长历程会有贫富、性别、工种等诸多分化,亦即“差异”。但如果我们不那么健忘,应该可以记起在“前差异”的时代,我们曾经诞生自同一方水土,这种对于先天“自然”(Physis)根源的回忆可以平衡后天“习俗”(Nomos)差异的不等,从而凝聚成共同的城邦意识,型塑积极的公民身份。正如布鲁姆所说:“由于一个普遍国家的缺乏,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够使个人和很多现存城邦中的一个产生自然的关联。”依靠神话叙事,第一个故事解决公民身份的共通性问题,采用的方式是诉诸自然性(naturalness),一种经由神话形式展现的血缘纽带,使我们能在历史沧桑的差异分化之后还能彼此达成某种认同和沟通,尤其是在重大政治时刻还能积极参与、彼此扶助、共同度过。
第二个故事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公民身份的差异性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类来自大地,但又被上天赋予了不同品质,这一品质的形象比喻便是著名的“金银铜铁”说。这一论证是为了阐释正义在于使相应品质的人从事相应工作、处于相应等级。这可以视为西方思想史上对身份政治的第一次原初表述,如果不抱任何偏见,我们会发现,“金银铜铁”说远远不是替某个阶级辩护,也不同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它显得意涵更为复杂,思虑更为幽深。
问题可分三层来看:首先,“金银铜铁”是源于“上天”所赐,表现于不同品质的人担任不同的等级职业,这是一种自然论基调,强调身份差异源于先天,这一层仿佛还和当代身份政治类似,性别、种族、阶级都或多或少与这种差异的先天/后天根源密切相关。其次,苏格拉底进一步说,虽然父子可以天赋相承,但有时也会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这就使得第一层的等级制变得不那么稳定,有了上下交流的渠道,这一渠道本身仍然是自然论的。它以自然的偶在性撼动了传统习俗中看似僵硬的等级制度,因为传统习俗是以生理血缘、金银财富来界定人之身份的,而苏格拉底则巧妙地对这些传统习俗的身份政治因素作了一个决定性的置换。这就涉及了问题的第三层,即决定身份差异的根本因素“金银铜铁”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无疑,在苏格拉底看来,这并不是外在的财富、声名、权势,而是一个人对“善好”(good)的追求与渴望程度。与金银铜铁这些人的品质相对应,在《理想国》卷9中,苏格拉底进一步鉴定了五种类型的人:王者型、贪图名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僭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五种政制:王制(哲人王)、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
由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所言的“身份”并非当今文化研究的“身份”。“金银铜铁”和“种族、性别、阶级”的差别在于:前者关注人的灵魂本性,它是那种永远目光向上并向善的追求,它包括苏格拉底所言的理智、节制、勇敢、正义四项美德。占有美德品质越多的人在属性上越是位于上层等级,占有美德最多的人理应成为城邦社会的统治者,占有美德较少的人理应安分处于属己位置;后者关注人的社会身体,肤色、性别、阶级,均从身体着眼,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从而确证独特身份意识,以此为依凭去争取属于自我身份的平等权利。准确而言,对于身份政治,古典哲人的思考根基在于自然灵魂的善好层面,而现代/后现代哲人的思考着力却在于社会身体的权利层面。无怪乎,美的事物在苏格拉底那里统统都是殊相,哲人追寻的始终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本身”,而现代美学则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本身”有关一种美且好的整全知识与秩序理解,而“肉体话语”则完全有关属人身体的片面把握,如感性、激情乃至欲望。这种人之界定的根本不同,亦即“感性学”的现代美学不同于“整全知识”的古典美学的根本所在。
当然,现代和古代的身份政治,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身份启蒙”,但它们启蒙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哲人,试图引导以格劳孔为代表富有天资的雅典青年走向一种以追求善好为己任,提防各种多余、非法的激情、欲望侵蚀灵魂,同时又不离弃城邦共同体而自觉肩负公共利益担当的责任,即下降至洞穴承担“哲人王”这样一种理想。而康德代表的现代哲人,从喊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一启蒙运动的经典口号开始,一方面的确催醒了现代人的自我身份感与权利意识,为18世纪以来整个社会公义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苏格拉底的理智、勇敢、正义都能在康德以降的各种身份政治中找到;另一方面,现代哲人却遗漏掉了古典哲学中最可宝贵的“节制”意识。体现在身份政治中,则是苏格拉底对于人之内在灵魂秩序的看重,理智始终应该对激情和欲望居于统治地位,就像在外在政制中,属金的哲人王应该始终是对属银的战士阶层、属铜和铁的农民、技工阶层处于统治地位。人与社会,在古典哲学中,都应该既各处其位、各安其份,又戮力同心、同仇敌忾。而现代以降的文化思潮,固然在自然权利方面使所谓“人性”得到了极度伸张,私人利益获得了高扬。但是,相应地却涌现出了两大重要问题:其一,启蒙“理智”由于丧失了节制而走向启蒙“欲望”,消费社会正是这一现代欲望启蒙的严重后果。拥有理智德性的主体颇为稀少,无所敬畏、算计心思的消费主体却高扬理智、勇敢的旗号成为了当下时代的风景。其二,在性别、种族乃至同性恋等身份政治权利得到弘扬的同时,社会共同体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小群体的利益之争,而丧失了更为博大崇高的社会共同体诉求。
借助古典政治哲学视野,我们看到,身份政治问题既联系又区分了古今启蒙。联系在于它们共同有着启蒙人性的诉求,区分在于古典身份政治强调人的内在品性,弘扬属人的理智对激情、欲望的节制,从而达到一种个体的私人美德与城邦的公共政治相和谐的境界,现代身份政治则强调人的外在权利,追求源自现代理性却泛滥于激情、欲望的盲目自信与私人狂欢。
身份政治所具有的复杂意涵,至此彰显无余。它并非只是一个现代心理/文化的形而上学问题,也不仅是为权利而斗争的群体利益之争,更是有关我们对人之本性的一种根本认定。一方面,在人的心灵本性上,身份政治应该肯定差异,号召人作为人,去争取一种更完善更美好的生活理想与人生境界,去实现一种如金子般品质的高端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在社会(城邦)的关系定位上,身份政治应该宽容沟通,摒除狭隘短见的私人利益或者特殊团体的争斗与暴力,去争取一种普世主义的全球正义和全球团结。只有辩证把握身份政治,才能突显它的全新现实意义,更新我们“用以想象自己所居处与维系的社会的方式”,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即“每个人在达成自己目的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人的秩序”(查尔斯·泰勒语)。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近年来,“文化研究”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谁的文化?”这样一个问题,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亦称“认同政治”。它集中表现为考察文化形构过程中的主体身份(阶级、种族、性别),以达成社会个体自我身份的觉醒,它受到了新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等诸多派别的青睐。学者们汲汲于确立各自独特身份表述,进而谋求一种激进文化政治。西方各种女权的、同性恋的、宗教的、族群的实践行动如星火燎原,虽唤醒了某种权利意识,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群体纷争,甚至灾难。
面对因身份冲突而引发的各种暴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美籍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展开了独特思考。他承认身份认同感可以给人带来骄傲、力量与信心,但又指出“身份认同可以杀人”。很多时候,某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感会对其他群体造成疏远和背离,发展为群体间的不和。这样,森就看到了身份政治的两面性:身份认同既可形成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爱的源泉,同时,它也能带来暴力与恐怖。森指出,这是一种“单一身份”幻象的灾难,森则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身份属性,人性才会如此丰富。他坚决反对抹杀多元群体和多重身份,反对按照狭隘公式界定单一身份群体。
森对待身份政治十分微妙,既否定群体间单一的绝对身份差异,又主张个体自身多元的相对身份差异,更呼唤群体间的团结政治。但是问题在于,身份认同的差异仅仅是性别、种族、阶级的吗?我们仅仅从社会学、文化理论的视野来理解身份政治,会不会遗漏了它的某些更重要层面呢?
当下汉语学界的身份政治研究日益趋强,但却往往在诸般启蒙式的洞见中隐现出某种视域的盲目。学界往往将身份政治缘起追溯到二战结束: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造成了现实生活政治的主体身份自我觉醒;同时,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使得身份政治开始渗透文学文化研究。此外,也有学者从长远视野来观测其起源,概括出“三次大的裂变”及“三种模式”: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现有理解仅仅构建了漫长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段身份政治问题史,并且只是属于现代和后现代时段。或许,将目光投放到现代之前的历史中去,身份政治的复杂意涵能够得到全新敞开。
根本上说,身份政治是一个启蒙问题。这一启蒙,并非仅仅从18世纪的康德开始,或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女权、种族运动开始。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一个截然不同层面的“启蒙”,它所意味的东西或许刚好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反视当下文化研究的绝好视点。这一视点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身份政治最早起源于柏拉图的《王制》(旧译《理想国》)。在这部经典之作中,苏格拉底同一群爱智慧的雅典青年一道,围绕正义问题展开讨论,集中展现了古典爱智者在言辞中建立一个理想城邦的努力。在《王制》卷3中,为了向好学青年格劳孔说明怎样可以调和城邦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苏格拉底运用“高贵的谎言”讲述了两个关于城邦公民起源的神话。这两个神话可被视为西方思想史上身份政治的第一次露面。
神话一: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公民孕育于大地深处,甚至武器和装备也来源于大地,大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因此,公民们一定会将他们出生的土地看做母亲,念念不忘,保家卫国,抵抗外敌,团结一致,有如亲生兄弟。神话二:苏格拉底认为,尽管这些城邦公民是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时,却在不同人身上掺入了不同金属,有人是黄金,有人是白银,有人是铁和铜。身上有黄金者,自然最宝贵,就是统治者;身上有白银者,则是辅助者(军人);身上有铁铜者,则是农民和技工。
这两个神话自然纯属苏格拉底虚构,但是关键在于这种诗之文学形式的背后隐藏着的问题,即对人类身份政治的辩证思考。
第一个故事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公民身份的共通性问题。他认为城邦公民来源于大地,每人都是土生土长,虽各有不同,但都拥有共同的母亲,即脚下的土地。由此,苏格拉底完成了对人类身份共通性的确证:土地是人之诞生与存在的母体,尽管人的成长历程会有贫富、性别、工种等诸多分化,亦即“差异”。但如果我们不那么健忘,应该可以记起在“前差异”的时代,我们曾经诞生自同一方水土,这种对于先天“自然”(Physis)根源的回忆可以平衡后天“习俗”(Nomos)差异的不等,从而凝聚成共同的城邦意识,型塑积极的公民身份。正如布鲁姆所说:“由于一个普遍国家的缺乏,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够使个人和很多现存城邦中的一个产生自然的关联。”依靠神话叙事,第一个故事解决公民身份的共通性问题,采用的方式是诉诸自然性(naturalness),一种经由神话形式展现的血缘纽带,使我们能在历史沧桑的差异分化之后还能彼此达成某种认同和沟通,尤其是在重大政治时刻还能积极参与、彼此扶助、共同度过。
第二个故事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公民身份的差异性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类来自大地,但又被上天赋予了不同品质,这一品质的形象比喻便是著名的“金银铜铁”说。这一论证是为了阐释正义在于使相应品质的人从事相应工作、处于相应等级。这可以视为西方思想史上对身份政治的第一次原初表述,如果不抱任何偏见,我们会发现,“金银铜铁”说远远不是替某个阶级辩护,也不同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它显得意涵更为复杂,思虑更为幽深。
问题可分三层来看:首先,“金银铜铁”是源于“上天”所赐,表现于不同品质的人担任不同的等级职业,这是一种自然论基调,强调身份差异源于先天,这一层仿佛还和当代身份政治类似,性别、种族、阶级都或多或少与这种差异的先天/后天根源密切相关。其次,苏格拉底进一步说,虽然父子可以天赋相承,但有时也会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这就使得第一层的等级制变得不那么稳定,有了上下交流的渠道,这一渠道本身仍然是自然论的。它以自然的偶在性撼动了传统习俗中看似僵硬的等级制度,因为传统习俗是以生理血缘、金银财富来界定人之身份的,而苏格拉底则巧妙地对这些传统习俗的身份政治因素作了一个决定性的置换。这就涉及了问题的第三层,即决定身份差异的根本因素“金银铜铁”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无疑,在苏格拉底看来,这并不是外在的财富、声名、权势,而是一个人对“善好”(good)的追求与渴望程度。与金银铜铁这些人的品质相对应,在《理想国》卷9中,苏格拉底进一步鉴定了五种类型的人:王者型、贪图名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僭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五种政制:王制(哲人王)、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
由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所言的“身份”并非当今文化研究的“身份”。“金银铜铁”和“种族、性别、阶级”的差别在于:前者关注人的灵魂本性,它是那种永远目光向上并向善的追求,它包括苏格拉底所言的理智、节制、勇敢、正义四项美德。占有美德品质越多的人在属性上越是位于上层等级,占有美德最多的人理应成为城邦社会的统治者,占有美德较少的人理应安分处于属己位置;后者关注人的社会身体,肤色、性别、阶级,均从身体着眼,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从而确证独特身份意识,以此为依凭去争取属于自我身份的平等权利。准确而言,对于身份政治,古典哲人的思考根基在于自然灵魂的善好层面,而现代/后现代哲人的思考着力却在于社会身体的权利层面。无怪乎,美的事物在苏格拉底那里统统都是殊相,哲人追寻的始终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本身”,而现代美学则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本身”有关一种美且好的整全知识与秩序理解,而“肉体话语”则完全有关属人身体的片面把握,如感性、激情乃至欲望。这种人之界定的根本不同,亦即“感性学”的现代美学不同于“整全知识”的古典美学的根本所在。
当然,现代和古代的身份政治,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身份启蒙”,但它们启蒙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哲人,试图引导以格劳孔为代表富有天资的雅典青年走向一种以追求善好为己任,提防各种多余、非法的激情、欲望侵蚀灵魂,同时又不离弃城邦共同体而自觉肩负公共利益担当的责任,即下降至洞穴承担“哲人王”这样一种理想。而康德代表的现代哲人,从喊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一启蒙运动的经典口号开始,一方面的确催醒了现代人的自我身份感与权利意识,为18世纪以来整个社会公义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苏格拉底的理智、勇敢、正义都能在康德以降的各种身份政治中找到;另一方面,现代哲人却遗漏掉了古典哲学中最可宝贵的“节制”意识。体现在身份政治中,则是苏格拉底对于人之内在灵魂秩序的看重,理智始终应该对激情和欲望居于统治地位,就像在外在政制中,属金的哲人王应该始终是对属银的战士阶层、属铜和铁的农民、技工阶层处于统治地位。人与社会,在古典哲学中,都应该既各处其位、各安其份,又戮力同心、同仇敌忾。而现代以降的文化思潮,固然在自然权利方面使所谓“人性”得到了极度伸张,私人利益获得了高扬。但是,相应地却涌现出了两大重要问题:其一,启蒙“理智”由于丧失了节制而走向启蒙“欲望”,消费社会正是这一现代欲望启蒙的严重后果。拥有理智德性的主体颇为稀少,无所敬畏、算计心思的消费主体却高扬理智、勇敢的旗号成为了当下时代的风景。其二,在性别、种族乃至同性恋等身份政治权利得到弘扬的同时,社会共同体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小群体的利益之争,而丧失了更为博大崇高的社会共同体诉求。
借助古典政治哲学视野,我们看到,身份政治问题既联系又区分了古今启蒙。联系在于它们共同有着启蒙人性的诉求,区分在于古典身份政治强调人的内在品性,弘扬属人的理智对激情、欲望的节制,从而达到一种个体的私人美德与城邦的公共政治相和谐的境界,现代身份政治则强调人的外在权利,追求源自现代理性却泛滥于激情、欲望的盲目自信与私人狂欢。
身份政治所具有的复杂意涵,至此彰显无余。它并非只是一个现代心理/文化的形而上学问题,也不仅是为权利而斗争的群体利益之争,更是有关我们对人之本性的一种根本认定。一方面,在人的心灵本性上,身份政治应该肯定差异,号召人作为人,去争取一种更完善更美好的生活理想与人生境界,去实现一种如金子般品质的高端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在社会(城邦)的关系定位上,身份政治应该宽容沟通,摒除狭隘短见的私人利益或者特殊团体的争斗与暴力,去争取一种普世主义的全球正义和全球团结。只有辩证把握身份政治,才能突显它的全新现实意义,更新我们“用以想象自己所居处与维系的社会的方式”,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即“每个人在达成自己目的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人的秩序”(查尔斯·泰勒语)。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