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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更是一部人类阅读思想史。阅读与意识形态、个人信仰、生存心态一脉相承,是社会观念转向、文化结构调适的佐证。
阅读的历史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阅读的历史》是新西兰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费希尔继《语言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之后的又一力作,上自标记最初演变为符号,下迄当代电子文本出现,展现了人类阅读历史的全貌,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并出版。重新诠释了阅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为深刻地解构人类阅读的现象与本质。在作者笔下,阅读是一个隐喻,在新历史主义的多棱镜下抽丝剥茧、渐次展开。
一、阅读史的本质:话语权之争
深受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具有消解、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关注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力图从政治视角诠释历史现象〔1〕。费希尔以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本族文字与拉丁文字、文字自由与文字审查的对抗关系为主线,探究阅读历史的本质,认为阅读史实质上是社会不同阶层争取话语权、围绕阅读的各种权力关系博弈与制衡的过程,表现为主导与从属、强势与劣势、禁锢与自由的二元对立。
1.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的冲突
在阅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分庭抗礼。以孔子、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思想家推崇口头传统,漠视一切形式的写作;罗马演说家西塞罗、雅典剧作家米南德则青睐阅读的独特优势,认为“阅读使人领悟力倍增”〔2〕48,276 。印度的婆罗门认为书面传授知识是不自然的、凡人授意的,而口头传授知识则是自然的、受神灵感召的。直到14世纪后半叶,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吠陀经》才被编辑成书面文字。纵观历史,目不识丁的民众与能读会写的精英争夺话语权的较量此起彼伏。精英阶层最终掌握了阅读能力,并借此获得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可以不夸张地说“阅读即权力”。
早期的阅读主要用于检索信息或辅助记忆。费希尔认为,控制这种原始工具就意味着获取某种权力。以苏美尔书吏为例,他们掌握书写文本的解释权,以厘清模糊的账目或律条为己任,履行特定的社会职能。又如,公元前7世纪,犹太人开启了崇奉书面文字的先河,使阅读演化为神谕,成为理解神明的途径。在随后的时代,书写文化与神权联姻,教士阶层获得了无上的权威,正如作者所言:
宗教文学的阅读者主要是接受过书记员培训的教士。他们写下口述给他们的传说,然后在神圣的场所诵读。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精英阶层,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影响、控制和把握社会方向。正是从此时起,“白纸黑字写着”这个词组才开始有了权威性,也就是实际上的神圣性,……。社会上识字的阅读者,即教士身份的书记员, 由于其权威性,他们的评论后来演变为经文:即至圣真言。(p.34)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掌握书写的少数人统治着不识字的多数人,民众由于无法分享“书写文字的文明”,无法接受创新思想,难以摆脱宗教束缚,无法建立劳动力与商品的网络,难以实现信息交流,丧失了话语权,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书写文化得以普及,人们对于阅读权力的认识日趋深入。1789年,美国宪法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疾呼,这部关乎人权的根本性纲领应当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民阅读,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更是一个自由国家平等公民的责任。费希尔对此评价说,这一态度深刻揭示了数个世纪以来阅读日益增强的社会功能,阅读本身成为这个新生的平等社会的支柱。19世纪,口述传统淡出社会舞台,书写文化取得最终胜利,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彻底打破,普通读者得以摆脱教区牧师,赢得了独立获取知识的权力,凭借个人的天资禀赋参与社会活动。阅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以为然的能力,不识字被社会视作耻辱。在20世纪末的发达国家,一个人没有阅读能力,则根本无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费希尔深刻解构这一发展过程中阅读权力与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将阅读权提到了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指出在当代社会,文盲的处境甚至比残疾人更为悲惨,因为其心灵遭到了放逐。阅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会员证。
然而,在高度赞颂书写文化赋予权力的同时,作者以“暴君”和“附庸”为譬喻,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犀利地揭露了现代社会中书写文化对人类的另类控制,指出作为一种人为的霸权,书写文化把自己强加于每个识字人的身上,剥夺了人们的口头记忆、口头文化和口头自由。
2.本族文字与拉丁文字的博弈
在中世纪,拉丁文在欧洲的教会、学校和学术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基督教王国及其一切学术活动的专业交流媒介,只有懂得拉丁文的人才能获取书面知识。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懂拉丁语,因而无法涉猎大部分书面文献。本族文字与拉丁文字的博弈,实质上是各国读者打破语言藩篱、争取知识话语权的一场持久斗争。
在宗教领域,讲拉丁文的牧师与讲方言的凡人之间的论战持续了数个世纪,集中表现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为保障教会的神圣话语权,天主教庭宣布圣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唯一“正宗”版本,并宣称《圣经》作为圣廷的基础应保持其“神秘性”,只有通过罗马教皇陛下准许才可阐释。翻译《圣经》成为一项危险的使命。这场文字交锋的背后继而隐含着一场激烈的话语权之争,因为翻译经书的行为让市井村夫都可能成为《圣经》学者,从而削弱教会的权力。英文《圣经》之父威廉•廷代尔因译经而被处以绞刑。马丁•路德广泛宣扬每一个体都享有“神圣的权利”,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上帝的意旨,结果在奥格斯堡险遭不测。
在殖民主义时代,文字与权力的二元关系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话语权之争。许多没有书写文字的民族根据本土需要借用拉丁文创造 了本民族文字。
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一过程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演,结果总是殊途同归。由于借用拉丁字母的缘故,当地的口述传统及其附带的特征,最终被成批丢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拉丁字母所带来的文学样式、风格以及价值观。
这一趋势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继续延展,语言多样化、民族多样化走向终结,全球单一文化出现端倪。费希尔对于当今世界文学的单一化倾向表示忧虑。
3.文字审查与自由阅读的对抗
文字压制与审查制度贯穿整个阅读史,有关图书出版的话语权表现为惩罚权,体现了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宗教派别之间、神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与制衡关系。费希尔援引《书写的历史与权力》一书指出,统治者发现要保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就必须在书籍出版发行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世纪欧洲的权力格局使得宗教作品成为早期文字审查的对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对所有书面作品加以限制,以达到捍卫神权的目的。法皇查理九世颁布法令,宣布未经皇家特许不得擅自出版任何书籍。费希尔分析认为,此举实为法国王室试图与天主教会抗衡的手段。英格兰的审查制度表现为宗教派别之间的权力话语之争。玛丽•都铎曾残酷压制所有新教作品的印刷和阅读。然而,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读者争取自由的反抗。索邦神学院的博士们倡导思想自由,反对任何审查制度,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终于使法国教会及皇家审查制度解体。16世纪末期,清教徒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轰轰烈烈地为自由阅读的权力而战,反对国家干涉任何信仰自由。
书籍审查同时成为政治斗争的缩影。秦始皇查封和烧毁数十万部诸子百家的著作,作者指出此举的真实目的是排除异己。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伊始,就在柏林焚毁了2万多册图书。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对聚集的人群宣称:“旧的精神已经死亡,新的精神将浴火重生!”〔2〕48,276对此,作者评价说:
在整个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独裁统治者总以为限制阅读、销毁书籍就可以为自己争得权利、赢取时间,可以抹消历史从而造就新的命运。然而每次都是自食其果,以失败而告终。文明社会认为,真正强大的力量源自个人自由,而其首当其冲的表现形式就是不受审查的自由阅读。(p.277)
作者进而将阅读权提高到民族生存权的高度,认为唯有鼓励并支持合法“阅读文化”的社会,特别是崇尚和热爱书籍的社会,才能走向繁荣昌盛。
二、阅读的隐喻: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一切书写形式和阅读形式都具有社会物质性和历史文化性的内容,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对任何文本的阐释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行为,文本总是处于一个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中。〔3〕392—418另一方面,认为历史仅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人们只有通过这种叙述话语结构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真相。所有的历史文本因而都是一种 “修辞想象”,是将叙述者对历史“素材”的理解连缀起来形成的。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4〕396在史学研究中,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指涉来解释过去的文本,进而将其重构为历史客体,试图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 〔5〕。
文史互证这种独特做法显见于《阅读的历史》,突出表现为对文学作品的泛文化解读。例如,该书第五章援引了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六世中篇》关于叛乱分子裁缝杰克•凯德的描述:
他(杰克•凯德)叫嚣道:“去,去把国家的档案全烧掉。今后我一张嘴就是英国的国会!”之后他宣布赛伊勋爵该砍“十次”头,他训斥道:“我就是一把扫帚,要把你这肮脏的东西从宫廷里扫出去。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中等学校来腐蚀国内的青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棍子上面刻道道儿就能计数,没有什么书本儿,你却想出印书的法儿……” (p.202)
费希尔指出,这一幕是15世纪50年代的场景,但是英国第一家印刷所是1476年创办的,比杰克•凯德晚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费希尔对该文学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加以充分肯定,指出它充分展现了口述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激烈交锋,阅读作为统治阶级的标志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当权者压制弱势群体的工具,因而遭到激进文盲的仇视,其根源恰恰来自印刷术对阅读的推动。透视文本的历史性,我们会发现阐释历史的声音趋于多元化,杰克•凯德的声音、莎翁的视角、费希尔的当代思想在文本的再现和回味中交相辉映。
新历史主义的具体手法得益于格尔兹的“厚描”理论,强调细腻地描述文化事件对于当事者的意义,表现为旁征博引相关的典章和文物。〔6〕《阅读的历史》将大流士一世的碑文、古亚述医学泥板、古埃及陵墓壁刻、巴比伦国王请柬、阿玛拿信札、玛雅人《方士秘录》等作为论据,与佩脱拉克、卡夫卡、艾略特、惠特曼、拉贝、清少纳言等名家的文学作品片段共置一处。其分析过程则注意将信息加工学、神经心理学、未来学等不同学术领域纳入共时研究,在各学科之间互融、互释,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表现出开放的理论形态和恢弘的理论视野。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观念另一方面表现为注意寻找文化中貌似微不足道的片段、细节,强调在特定时空概念下某种不寻常的隐喻关系。《阅读的历史》中有不少逸事,经过史学家打磨,折射出深邃的历史价值。第五章中,费希尔撷取莎士比亚《凯撒大帝》中布鲁特斯的一句话:“……摺角的那一页在哪?我上次读到哪了?”继而评价说:
布鲁特斯当然不会把公元前一世纪的莎草纸书卷“摺角”。莎翁再次搞错了时代,以为布鲁特斯看的手抄卷便宜得像16世纪的印刷书一样。显然,在印刷术问世的这个世纪里,许多人放弃了传统的书签,开始用摺书角来标记上次读到的位置。这一简单的做法标志着观念的彻底转变。至此,稀世之宝终于成为了简易的书本。(p.214)
正如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路易斯•蒙特洛斯所言,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学成为关于阅读历史的隐喻,在作者的诠释下赋予了阅读历史更新的意义与视角。〔7〕
三、阅读的主体:读者地位与边缘读者
根植于后现代语境之下的新历史主义,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响应“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认为历史身份的确认是过去和现在共同“对话”、共同作用的结果〔8〕,认为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一度消隐在文本背后的解释主体“我”被引入研究中来,“我”的言说受制于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实,“我”既是历史的言说者,又是历史话语中的“在场”者。〔9〕24费希尔对读者主体性的界定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认为:
读者是无拘无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阐释作品,并做出反应…… 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对读者发号施令,重要的宗教经文也不例外……在阅读中,读者扮演着上帝的角色。(p.317)
费希尔以希腊神话为原型,进一步阐释读者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我即书,书即我”的观点:
实际上,每一文本都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存在之外,蕴含难以胜数的潜在溢美之词。……书面文本一次次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社会在变化,个人在变化,人们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不会一成不变。没有一种阅读是终极的,读者在每一次阅读中都会重塑自我。(p.317—318)
就阅读主体的范围而言,费希尔秉承新历史主义的传统,十分关注非主流话语。一方面辟专章对非西方国家的读者加以描述,另一方面对女性、黑人、同性恋者等边缘人群予以持续的关注,这在以往的阅读史书中较为鲜见。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的边缘人群通过阅读反映自己独特地位、经历和弱点的书籍,直面自己的过去、今朝,造就自己的未来。通过阅读,所有的边缘化读者得以分享差异性,增强认同感。
费希尔关注女性读者身份的发展,注重发掘女性视角、女性话语。书中各个章节追述女性读者的话语权,并大段引用伊丽莎白一世、大德兰修女等一批女性作者对阅读的论述,为世界范围内女性阅读研究提供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宝贵史料与鲜活视角。作者援引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对女性作品的一段讽刺,从女作家的视角反照当时的女性创作,颇为新奇有趣:
女作家的无聊作品……是个分支繁多的物种,以各种类型的无聊而著称于世:或空虚浅薄,或平淡无奇,或矫揉造作,或迂腐狭隘。凡此种种特征融合一处,集女性无知之大成,即宣告这一门类小说的诞生。……这些女人庸庸碌碌却投身创作,借口是其他职业将她们拒之门外……(p.265)
作者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进行了详细的多维解构。首先,他将之定性为一种纯粹的女性文学,源于“女文字”。其次,他分析了这种女性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指出文学、音乐、舞蹈和茶艺都能显示女人的优雅尊贵和温柔屈从,使奴役她们的男人备感荣耀,地位得以巩固,权势关系得以显现。第三,从功能角度,他提出,该时期女性文学具有疗伤价值,寄生于宫廷的贵妇用文学表达宫廷妇女的共同心声,使孤寂的心灵得以慰藉。作者对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社会现象创造了世界上最崇高的文学,是日本文学精英对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重释后的升华。
作者盛赞女性在阅读史中的作用,并借用英国著名文学史学家伊文斯爵士的话,指出女性读者在小说创作中足以与男性媲美,当代小说的读者很有可能主要是女性读者,预计小说的未来可能会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四、结语
《阅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更是一部人类阅读思想史。阅读与意识形态、个人信仰、生存心态一脉相承,是社会观念转向、文化结构调适的佐证。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阈下,阅读的历史表现为一系列文本的隐喻,在多学科观照下得以诠释。阅读的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不同阶层的话语权之争中不断演进,在不同时代的特定社会语境下得以重构。阅读使处于不同文化域的个体在追溯中反思,在借鉴中超越,重组现实信息结构,谋求必要的社会话语权。费希尔高屋建瓴地指出,阅读是对人类自身进步的一种考量,正如人类的其他能力一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一代读者的兴起,阅读交流的优势地位可望日益强化,阅读的未来必将得以重塑,阅读的定义也将发生划时代的转变。评注释
〔1〕“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http://www.doc88.com/p-451070893.html。
〔2〕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3〕Montrose, L.,"New historicisms", in Greenblatt and Gunn.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Greenblatt, S. & Gunn, C.,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6〕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Selden, R., Widdowson, P., & Brooker, P.,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New York: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7.
〔8〕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
〔9〕王敬艳:《刍议我国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铜仁学院学报,2007。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阅读的历史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阅读的历史》是新西兰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费希尔继《语言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之后的又一力作,上自标记最初演变为符号,下迄当代电子文本出现,展现了人类阅读历史的全貌,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并出版。重新诠释了阅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为深刻地解构人类阅读的现象与本质。在作者笔下,阅读是一个隐喻,在新历史主义的多棱镜下抽丝剥茧、渐次展开。
一、阅读史的本质:话语权之争
深受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具有消解、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关注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力图从政治视角诠释历史现象〔1〕。费希尔以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本族文字与拉丁文字、文字自由与文字审查的对抗关系为主线,探究阅读历史的本质,认为阅读史实质上是社会不同阶层争取话语权、围绕阅读的各种权力关系博弈与制衡的过程,表现为主导与从属、强势与劣势、禁锢与自由的二元对立。
1.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的冲突
在阅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分庭抗礼。以孔子、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思想家推崇口头传统,漠视一切形式的写作;罗马演说家西塞罗、雅典剧作家米南德则青睐阅读的独特优势,认为“阅读使人领悟力倍增”〔2〕48,276 。印度的婆罗门认为书面传授知识是不自然的、凡人授意的,而口头传授知识则是自然的、受神灵感召的。直到14世纪后半叶,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吠陀经》才被编辑成书面文字。纵观历史,目不识丁的民众与能读会写的精英争夺话语权的较量此起彼伏。精英阶层最终掌握了阅读能力,并借此获得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可以不夸张地说“阅读即权力”。
早期的阅读主要用于检索信息或辅助记忆。费希尔认为,控制这种原始工具就意味着获取某种权力。以苏美尔书吏为例,他们掌握书写文本的解释权,以厘清模糊的账目或律条为己任,履行特定的社会职能。又如,公元前7世纪,犹太人开启了崇奉书面文字的先河,使阅读演化为神谕,成为理解神明的途径。在随后的时代,书写文化与神权联姻,教士阶层获得了无上的权威,正如作者所言:
宗教文学的阅读者主要是接受过书记员培训的教士。他们写下口述给他们的传说,然后在神圣的场所诵读。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精英阶层,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影响、控制和把握社会方向。正是从此时起,“白纸黑字写着”这个词组才开始有了权威性,也就是实际上的神圣性,……。社会上识字的阅读者,即教士身份的书记员, 由于其权威性,他们的评论后来演变为经文:即至圣真言。(p.34)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掌握书写的少数人统治着不识字的多数人,民众由于无法分享“书写文字的文明”,无法接受创新思想,难以摆脱宗教束缚,无法建立劳动力与商品的网络,难以实现信息交流,丧失了话语权,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书写文化得以普及,人们对于阅读权力的认识日趋深入。1789年,美国宪法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疾呼,这部关乎人权的根本性纲领应当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民阅读,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更是一个自由国家平等公民的责任。费希尔对此评价说,这一态度深刻揭示了数个世纪以来阅读日益增强的社会功能,阅读本身成为这个新生的平等社会的支柱。19世纪,口述传统淡出社会舞台,书写文化取得最终胜利,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彻底打破,普通读者得以摆脱教区牧师,赢得了独立获取知识的权力,凭借个人的天资禀赋参与社会活动。阅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以为然的能力,不识字被社会视作耻辱。在20世纪末的发达国家,一个人没有阅读能力,则根本无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费希尔深刻解构这一发展过程中阅读权力与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将阅读权提到了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指出在当代社会,文盲的处境甚至比残疾人更为悲惨,因为其心灵遭到了放逐。阅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会员证。
然而,在高度赞颂书写文化赋予权力的同时,作者以“暴君”和“附庸”为譬喻,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犀利地揭露了现代社会中书写文化对人类的另类控制,指出作为一种人为的霸权,书写文化把自己强加于每个识字人的身上,剥夺了人们的口头记忆、口头文化和口头自由。
2.本族文字与拉丁文字的博弈
在中世纪,拉丁文在欧洲的教会、学校和学术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基督教王国及其一切学术活动的专业交流媒介,只有懂得拉丁文的人才能获取书面知识。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懂拉丁语,因而无法涉猎大部分书面文献。本族文字与拉丁文字的博弈,实质上是各国读者打破语言藩篱、争取知识话语权的一场持久斗争。
在宗教领域,讲拉丁文的牧师与讲方言的凡人之间的论战持续了数个世纪,集中表现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为保障教会的神圣话语权,天主教庭宣布圣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唯一“正宗”版本,并宣称《圣经》作为圣廷的基础应保持其“神秘性”,只有通过罗马教皇陛下准许才可阐释。翻译《圣经》成为一项危险的使命。这场文字交锋的背后继而隐含着一场激烈的话语权之争,因为翻译经书的行为让市井村夫都可能成为《圣经》学者,从而削弱教会的权力。英文《圣经》之父威廉•廷代尔因译经而被处以绞刑。马丁•路德广泛宣扬每一个体都享有“神圣的权利”,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上帝的意旨,结果在奥格斯堡险遭不测。
在殖民主义时代,文字与权力的二元关系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话语权之争。许多没有书写文字的民族根据本土需要借用拉丁文创造 了本民族文字。
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一过程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演,结果总是殊途同归。由于借用拉丁字母的缘故,当地的口述传统及其附带的特征,最终被成批丢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拉丁字母所带来的文学样式、风格以及价值观。
这一趋势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继续延展,语言多样化、民族多样化走向终结,全球单一文化出现端倪。费希尔对于当今世界文学的单一化倾向表示忧虑。
3.文字审查与自由阅读的对抗
文字压制与审查制度贯穿整个阅读史,有关图书出版的话语权表现为惩罚权,体现了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宗教派别之间、神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与制衡关系。费希尔援引《书写的历史与权力》一书指出,统治者发现要保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就必须在书籍出版发行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世纪欧洲的权力格局使得宗教作品成为早期文字审查的对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对所有书面作品加以限制,以达到捍卫神权的目的。法皇查理九世颁布法令,宣布未经皇家特许不得擅自出版任何书籍。费希尔分析认为,此举实为法国王室试图与天主教会抗衡的手段。英格兰的审查制度表现为宗教派别之间的权力话语之争。玛丽•都铎曾残酷压制所有新教作品的印刷和阅读。然而,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读者争取自由的反抗。索邦神学院的博士们倡导思想自由,反对任何审查制度,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终于使法国教会及皇家审查制度解体。16世纪末期,清教徒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轰轰烈烈地为自由阅读的权力而战,反对国家干涉任何信仰自由。
书籍审查同时成为政治斗争的缩影。秦始皇查封和烧毁数十万部诸子百家的著作,作者指出此举的真实目的是排除异己。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伊始,就在柏林焚毁了2万多册图书。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对聚集的人群宣称:“旧的精神已经死亡,新的精神将浴火重生!”〔2〕48,276对此,作者评价说:
在整个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独裁统治者总以为限制阅读、销毁书籍就可以为自己争得权利、赢取时间,可以抹消历史从而造就新的命运。然而每次都是自食其果,以失败而告终。文明社会认为,真正强大的力量源自个人自由,而其首当其冲的表现形式就是不受审查的自由阅读。(p.277)
作者进而将阅读权提高到民族生存权的高度,认为唯有鼓励并支持合法“阅读文化”的社会,特别是崇尚和热爱书籍的社会,才能走向繁荣昌盛。
二、阅读的隐喻: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一切书写形式和阅读形式都具有社会物质性和历史文化性的内容,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对任何文本的阐释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行为,文本总是处于一个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中。〔3〕392—418另一方面,认为历史仅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人们只有通过这种叙述话语结构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真相。所有的历史文本因而都是一种 “修辞想象”,是将叙述者对历史“素材”的理解连缀起来形成的。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4〕396在史学研究中,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指涉来解释过去的文本,进而将其重构为历史客体,试图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 〔5〕。
文史互证这种独特做法显见于《阅读的历史》,突出表现为对文学作品的泛文化解读。例如,该书第五章援引了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六世中篇》关于叛乱分子裁缝杰克•凯德的描述:
他(杰克•凯德)叫嚣道:“去,去把国家的档案全烧掉。今后我一张嘴就是英国的国会!”之后他宣布赛伊勋爵该砍“十次”头,他训斥道:“我就是一把扫帚,要把你这肮脏的东西从宫廷里扫出去。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中等学校来腐蚀国内的青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棍子上面刻道道儿就能计数,没有什么书本儿,你却想出印书的法儿……” (p.202)
费希尔指出,这一幕是15世纪50年代的场景,但是英国第一家印刷所是1476年创办的,比杰克•凯德晚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费希尔对该文学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加以充分肯定,指出它充分展现了口述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激烈交锋,阅读作为统治阶级的标志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当权者压制弱势群体的工具,因而遭到激进文盲的仇视,其根源恰恰来自印刷术对阅读的推动。透视文本的历史性,我们会发现阐释历史的声音趋于多元化,杰克•凯德的声音、莎翁的视角、费希尔的当代思想在文本的再现和回味中交相辉映。
新历史主义的具体手法得益于格尔兹的“厚描”理论,强调细腻地描述文化事件对于当事者的意义,表现为旁征博引相关的典章和文物。〔6〕《阅读的历史》将大流士一世的碑文、古亚述医学泥板、古埃及陵墓壁刻、巴比伦国王请柬、阿玛拿信札、玛雅人《方士秘录》等作为论据,与佩脱拉克、卡夫卡、艾略特、惠特曼、拉贝、清少纳言等名家的文学作品片段共置一处。其分析过程则注意将信息加工学、神经心理学、未来学等不同学术领域纳入共时研究,在各学科之间互融、互释,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表现出开放的理论形态和恢弘的理论视野。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观念另一方面表现为注意寻找文化中貌似微不足道的片段、细节,强调在特定时空概念下某种不寻常的隐喻关系。《阅读的历史》中有不少逸事,经过史学家打磨,折射出深邃的历史价值。第五章中,费希尔撷取莎士比亚《凯撒大帝》中布鲁特斯的一句话:“……摺角的那一页在哪?我上次读到哪了?”继而评价说:
布鲁特斯当然不会把公元前一世纪的莎草纸书卷“摺角”。莎翁再次搞错了时代,以为布鲁特斯看的手抄卷便宜得像16世纪的印刷书一样。显然,在印刷术问世的这个世纪里,许多人放弃了传统的书签,开始用摺书角来标记上次读到的位置。这一简单的做法标志着观念的彻底转变。至此,稀世之宝终于成为了简易的书本。(p.214)
正如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路易斯•蒙特洛斯所言,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学成为关于阅读历史的隐喻,在作者的诠释下赋予了阅读历史更新的意义与视角。〔7〕
三、阅读的主体:读者地位与边缘读者
根植于后现代语境之下的新历史主义,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响应“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认为历史身份的确认是过去和现在共同“对话”、共同作用的结果〔8〕,认为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一度消隐在文本背后的解释主体“我”被引入研究中来,“我”的言说受制于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实,“我”既是历史的言说者,又是历史话语中的“在场”者。〔9〕24费希尔对读者主体性的界定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认为:
读者是无拘无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阐释作品,并做出反应…… 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对读者发号施令,重要的宗教经文也不例外……在阅读中,读者扮演着上帝的角色。(p.317)
费希尔以希腊神话为原型,进一步阐释读者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我即书,书即我”的观点:
实际上,每一文本都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存在之外,蕴含难以胜数的潜在溢美之词。……书面文本一次次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社会在变化,个人在变化,人们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不会一成不变。没有一种阅读是终极的,读者在每一次阅读中都会重塑自我。(p.317—318)
就阅读主体的范围而言,费希尔秉承新历史主义的传统,十分关注非主流话语。一方面辟专章对非西方国家的读者加以描述,另一方面对女性、黑人、同性恋者等边缘人群予以持续的关注,这在以往的阅读史书中较为鲜见。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的边缘人群通过阅读反映自己独特地位、经历和弱点的书籍,直面自己的过去、今朝,造就自己的未来。通过阅读,所有的边缘化读者得以分享差异性,增强认同感。
费希尔关注女性读者身份的发展,注重发掘女性视角、女性话语。书中各个章节追述女性读者的话语权,并大段引用伊丽莎白一世、大德兰修女等一批女性作者对阅读的论述,为世界范围内女性阅读研究提供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宝贵史料与鲜活视角。作者援引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对女性作品的一段讽刺,从女作家的视角反照当时的女性创作,颇为新奇有趣:
女作家的无聊作品……是个分支繁多的物种,以各种类型的无聊而著称于世:或空虚浅薄,或平淡无奇,或矫揉造作,或迂腐狭隘。凡此种种特征融合一处,集女性无知之大成,即宣告这一门类小说的诞生。……这些女人庸庸碌碌却投身创作,借口是其他职业将她们拒之门外……(p.265)
作者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进行了详细的多维解构。首先,他将之定性为一种纯粹的女性文学,源于“女文字”。其次,他分析了这种女性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指出文学、音乐、舞蹈和茶艺都能显示女人的优雅尊贵和温柔屈从,使奴役她们的男人备感荣耀,地位得以巩固,权势关系得以显现。第三,从功能角度,他提出,该时期女性文学具有疗伤价值,寄生于宫廷的贵妇用文学表达宫廷妇女的共同心声,使孤寂的心灵得以慰藉。作者对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社会现象创造了世界上最崇高的文学,是日本文学精英对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重释后的升华。
作者盛赞女性在阅读史中的作用,并借用英国著名文学史学家伊文斯爵士的话,指出女性读者在小说创作中足以与男性媲美,当代小说的读者很有可能主要是女性读者,预计小说的未来可能会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四、结语
《阅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更是一部人类阅读思想史。阅读与意识形态、个人信仰、生存心态一脉相承,是社会观念转向、文化结构调适的佐证。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阈下,阅读的历史表现为一系列文本的隐喻,在多学科观照下得以诠释。阅读的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不同阶层的话语权之争中不断演进,在不同时代的特定社会语境下得以重构。阅读使处于不同文化域的个体在追溯中反思,在借鉴中超越,重组现实信息结构,谋求必要的社会话语权。费希尔高屋建瓴地指出,阅读是对人类自身进步的一种考量,正如人类的其他能力一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一代读者的兴起,阅读交流的优势地位可望日益强化,阅读的未来必将得以重塑,阅读的定义也将发生划时代的转变。评注释
〔1〕“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http://www.doc88.com/p-451070893.html。
〔2〕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3〕Montrose, L.,"New historicisms", in Greenblatt and Gunn.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Greenblatt, S. & Gunn, C.,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6〕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Selden, R., Widdowson, P., & Brooker, P.,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New York: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7.
〔8〕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
〔9〕王敬艳:《刍议我国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铜仁学院学报,2007。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