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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未随时间和岁月流走,而是不断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生活中反复演绎,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在被妖术恐慌支配了灵魂的百姓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集体的疯狂和歇斯底里,而类似全民性的狂热,不是依然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11年前,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继费正清之后“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上海三联本译序),孔飞力绝对属于厚积薄发的那类学者,著述并不多,自20世纪60年代出道以来,仅出版过三四部学术专著,且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这在动辄著作等身的西方一流学者中是非常少见的。不过,“十年磨一剑”,他的每一本著作问世,都能在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从最早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到《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和《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2008),每一部作品,均得学术风气之先,引领着美国的近代中国史研究走向前沿。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于1990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美国及世界中国史研究界的极大关注。正如上海三联版的两位译者陈兼和刘昶在译序中所言,本书“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1990年,《叫魂》获得了“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因为它“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纽约书评》杂志则称它是“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虽然《叫魂》一书出版已经20年,虽然关于它在学术史的开创性成就的各种好评均早已尘埃落定,现在再重新读一读这部书,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思考一些以前可能忽略了的问题,得到一些略带新意的结论。
一、“叫魂”案始末
《叫魂》共分10章,从结构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主要描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国叫魂妖术事件发生的过程和背景;第二部分为第六至第八章,介绍了清政府从皇帝到地方官员合力清剿妖党、查处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第九、十章为第三部分,是对全书分析的概括与总结,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思考,揭示了妖术案件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上的多重意义。
1768年初春,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逐渐向全国各地蔓延。德清县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为修水桥和城门,向河底打桩。目不识丁的农民沈士良为惩罚两个对他不孝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这是一种在民间流传过的巫蛊之术,据说这样做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名字被敲打的人则会被摄取精气,非死即病。当时的社会上,类似的传言甚多。有人说,妖师们可以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或者直接剪掉人的发辫,盗取人的灵魂,趁机夺取人的财物。这些在今天看来的巫蛊之言和无稽之谈,在18世纪的中国却有着无限的市场。
于是,在吴东明把沈士良告官之后,在萧山、苏州,接连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普通百姓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不时将身边发现的乞丐、游僧和道士扭送官府,指控他们施妖术,叫魂。虽然地方官们经过调查审讯后,确认这些指控全无根据,但在普通百姓中的恐慌却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叫魂事件也从浙江沿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扩展到其他行省,席卷了半个中国,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从当时人们对叫魂妖术的过激反应来看,这无疑是一场群众性的非理性行为,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和冲动。迷信的民众将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直接指向那些外来的陌生人,指向乞丐、游僧和道士这些社会的边缘人。
对于民众的骚动,各级地方官员一开始采取瞒报和压制的态度,视之为无知荒谬,力图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快,乾隆皇帝弘历得知了此事,并作出了妖术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惊天阴谋的判断。于是,大清帝国的整部国家机器开动了起来,从朝廷到省、府、县,都在清查叫魂妖犯。朝廷的紧锣密鼓与地方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极为震怒,不断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敦促他们严密清剿,务将妖党一网打尽。一时间,大半个中国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各地方官员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不惜严刑拷打,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一大批乞丐、僧道等社会底层人被捕入狱,受尽冤屈,有的屈打成招,有的冤死狱中。全社会各阶层均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叫魂案”一波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历时半年却并未达到乾隆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一无所获。朝廷中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员如军机大臣刘统勋等在审讯中发现,所谓妖党全系捏造,纯属无中生有,所有的侦讯都不过是捕风捉影,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在他们的规劝下,乾隆皇帝不得不接受现实,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为期数月、蔓延数省,牵动朝廷上下的“叫魂”风波终于以闹剧的形式收场。
二、大历史叙事
综观整部《叫魂》,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把具体入微的历史案件与庞大宏阔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作者洞悉社会历史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视野、历史见识、研究方法和学术意义,都令人耳目一新,让我们大开眼界。有人把这样的历史研究称为“大历史叙事”,是有道理的。在我们惊叹于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细微准确的把握时,我们又更加叹服作者通过这些事件的梳理,剖析社会历史结构,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能力。众所周知,早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孔飞力就被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一度打算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虽然最终师从费正清,选择了中国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但克拉克洪教授所强调的注重最基本原始的历史著作的理念,还是对他的研究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对历史档案的掌握和梳理,都显得那样从容、准确而清晰。这是孔飞力历史著作的一大特色。而对史实的人类学关怀,更让他的史学研究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从此,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孔飞力历史研究的主要思维模式和核心命题。在他的几部学术专著中,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以及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特色。
1984年,孔飞力远涉重洋,来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清实录》、《朱批奏折》等大量的第一手清代历史档案和资料。从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孔飞力眼光独具,发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妖术案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在中国治清史的学者中,或许从未有人关注过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更没有人试图从中探寻出事件背后所隐匿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结构。这正是史学大家孔飞力的敏锐和杰出之处。正如孔飞力在三联版中译本序言所说的那样,他很快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等。于是,也正如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那样,对叫魂一案,孔飞力进行了全面细腻的描述和梳理;对案件背后的问题,进行了其中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而且最后,他得到了绝对有价值的结论!
从《叫魂》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飞力既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可以将整个叫魂案件如讲历史故事一般,娓娓而谈,描述得极为生动鲜活;同时更是一个冷酷的“解密者”,能从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中梳理出主要的历史线索,赋予其意义,对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心理乃至人性进行深入剖析。在谈到民间叫魂恐慌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时,他认为主要缘于当时的民众对生活的一种不安全感。虽然时值乾隆盛世,海内外一派升平气象,但社会生活的各种危机已然开始显现。即使在物质上,由于人口增长,米价上涨,百姓的生存竞争开始趋向激烈。由此导致的生存焦虑,使民众对生活的不安全感空前加剧。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沦为流浪者(僧道和乞丐)。他们作为外来者和陌生人,越来越深入地干扰社区生活,加重了官方与民众的不安全感。这些可以被看做叫魂恐慌产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为什么叫魂案中的妖士总是僧道和乞丐等社会底层和边缘人,为什么叫魂妖术总是有割辫的情形或与辫子联系在一起,孔飞力认为,这里面既有民众知识和信仰的背景(如迷信,相信魂魄可以分离),也有民众集体无意识中的个人权力欲和对弱者的暴力倾向(如对权力的幻觉,公报私仇),更有百年以来对削发令的恐怖记忆(满人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飞力在面对零散浩繁的历史事件时,具有何等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孔飞力的文字更加精彩飞扬,思维也更加深入缜密。他谈到了事件发生后,各地方官员几乎一致的应对态度和措施;谈到了他们明哲保身,不愿上报朝廷,将事件扩大,以免危及自己仕途的心理;谈到了当乾隆皇帝严促此案后他们矫枉过正、病急乱投医荒唐行为;也谈到了乾隆皇帝对叫魂案错误判断、小题大做的原因,认为其中既有他对谋反和汉化的焦虑,也有他的对官场缺乏有效控制的挫折感,更有他作为满人的文化自卑情结,对汉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的认同与拒绝的矛盾心态。透过这一案件,孔飞力试图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即使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盛世,国家的官僚体制正显现出越来越多的惰性;这种惰性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和心愿为转移,谁也无法改变它,英敏聪慧如乾隆皇帝也不例外,即使他试图通过叫魂一案去改变这种惰性。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应急的锚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能避免中国社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但是,这个制度特有的惰性,往往不能有效保证下情上达的顺畅。一旦下情过度积压,会在某个时候,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危及整个帝国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乾隆三十三年的这桩叫魂案就是这样的一次喷发。正如孔飞力在书中的最后所说,“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通过孔飞力我们可以看到,“叫魂”一案彰显出了中华帝国晚期和平的表象下所蕴蓄着的重重危机,中国近代历史悲剧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向我们扑面而来。
三、视角与方法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学术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实现“脱胎换骨”,从传统走向现代。通观孔飞力的学术生涯,我们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40年的时间,学术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叫魂》恰恰是他学术视野的铺垫和开端。只有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和官僚机制进行了充分的剖析之后,他才能从容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的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叫魂》一书的价值和成就表明,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而《叫魂》一书的成功,则完全得益于他独特的“大历史叙事”,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和思维,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仁智之士各有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孔飞力的“大历史叙事”包含了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或者说,体现为两个最主要的层次,那就是视角和方法。其实,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会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出研究者的个性与特色,只不过孔飞力的研究体现得更为独特、更为充分罢了。首先在视角上,孔飞力能够把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微的历史视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利用对历史个案的描述与梳理,实现对历史结构和规律的解构和分析。这一点是孔飞力作为一个中国史研究者最令人赞赏和钦佩的地方,也是他个性研究最特别之处。通过他的选择,繁复的历史变得简单,模糊的过去变得清晰;一些可能在历史上最无人关注的个案,一些在不少史学家眼中最无足轻重的材料,透过他独到的眼光,常常会突然变得闪亮和光彩,照亮了通往历史幽暗深处那条尘封已久的小道,令所有的秘密豁然开朗。就像本书所展示的那样,一件200多年前历时数月、无果而终的叫魂案,竟蕴含着如此深刻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奥秘,在孔飞力的《叫魂》之前,谁会作如此联想?而在《叫魂》之后,谁又敢断言这样的联想无理而虚妄?
《叫魂》的读者们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孔飞力的写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松散而集中,由松弛而紧凑,由松缓而急促,逐渐把阅读者引向思维和情绪的高潮。在欣赏了孔飞力对叫魂一案的从容不迫的叙说和娓娓而谈的描述之后,我们来到了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九章和第十章,全书最为精彩和点睛的乐章。孔飞力对叫魂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密码的解剖,从这里才真正开始。从第九章一开始,孔飞力就说,关于叫魂妖术的叙说,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来自普通百姓、地方官僚和皇帝。“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但是,在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术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在这里,孔飞力明确地把目标指向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指向了这一体制的运作过程和机制,认为这才是推动妖术事件起伏的真正原动力。孔飞力宏大的历史视野在这里展现无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接下来对中国官僚君主制的两种权力(常规和专制)的分析中,他批驳了自己崇仰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韦伯所坚持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的说法并不适合于中华帝国,因为,“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而妖术事件的无疾而终,中央和地方从分歧到统一,恰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孔飞力表现了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卓越的历史洞察力!
视角的选择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足够的史学识鉴,不能在方法论层次上进行突破,其研究成就也很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在这一点上,孔飞力也给我们的史学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前面已经提到,孔飞力的研究方法,纵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能把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单调的历史事件以丰富的文化和人类学色彩。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例如,在分析叫魂妖术与发辫的联系时,他不仅谈到了百年前满清入关时剃发令给普通百姓留下的心理阴影,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旁及了在早期人类生活中,把头发与灵魂联系在一起的漫长历史。他引用了人类学家詹姆斯·佛朗泽的观点,认为在早期人类的观念中,“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灵魂一类的东西”。因而,这样的迷信,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比如印度的旁遮普。而在解释为什么叫魂恐慌在江南蔓延之初,普通的大众往往将暴力的对象指向乞丐等社会底层人时,他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民众的弱者角色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强权渴求”和“公报私仇”的心态(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附注中谈到,“文革”中中国民众的暴力倾向恰是这一心态的延续)。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论层次的突破,孔飞力的历史著述让单一枯燥的史实变得丰富、生动而鲜活,让历史文本像文学文本一样,令人心驰神往。
四、旁观者说
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用到孔飞力和他的这本《叫魂》上,在笔者看来,准确而贴切。作为一个经过了严格的史学训练的西方中国史学者,孔飞力的史学思维和方法与我们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和差异,这一点是无庸讳言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能通过自己的眼光,越过文化与语言的障碍,准确地看到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些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也不妨碍他有效地运用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对这些东西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作为一个旁观者,孔飞力能发现一些作为当局者的我们所忽略和发现不了的东西,看到一些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秘密,得到一些我们得不到的结论。这正是孔飞力和《叫魂》的史学价值所在——作为历史旁观者的价值。但是,正如孔飞力所说的那样,历史背后的故事,总比历史本身要丰富精彩得多。从一些原始的历史档案和文件中固然可以还原一段历史,看到一段故事,但倘若就此认为我们找到了全部的历史,发现了所有的秘密,则又显得滑稽了。要知道,历史的叙说本身就不一定是可靠的;而这些叙说的结果——历史档案本身,就同样存在着较多的不真实的可能性。孔飞力以这样的历史档案所构建起来的历史王国,自然也就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不过,在笔者看来,孔飞力历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既有“旁观者清”和“洞若观火”的一面,同时也有“隔靴搔痒”和“不明就里”的另一面。因为毕竟,他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的鸿沟和隔阂。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中许多远比历史记述丰富和复杂的现象,我认为,孔飞力是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他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并试图去理解这样的现象,但也许他永远也不可能走进这些现象的核心,发现事实的全貌。例如,他看到了中国官僚体制中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的妥协,体会到了地方官员在面对底层民众和最高统治者时的不安与尴尬,但他对中国官场的复杂性就缺少完整的认识。他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的官场,常常鱼目混珠,龙蛇并存;既会有恪守信仰的精英,也会有见利忘义的庸人。也许他也并不了解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不了解在官员的安抚公文和奏折中会有多少成分的虚言与妄语。他可以理解中国民众的集体性恐慌,但他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国民性中最卑鄙无耻的心态和最积习难返的劣根性。同样,他看到了乾隆皇帝在面对汉文化时的矛盾心态,理解了乾隆皇帝亦真亦幻的政治策略,但他对乾隆性格心理的分析,又显得那样简单和肤浅,甚至有时相当武断。所以,尽管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大家的多方面的才华,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精准分析,我们还是要认准一点,那就是,孔飞力向我们叙说的历史,依然只是一个叙述者眼中的历史,而绝不是历史本身。这个历史有许多我们从前看不到的侧面,但它的真实面目并不会因孔飞力的旁观而神情毕现。毕竟此时的孔飞力,与我们一样,都“身在此山中”了。所以,作为旁观者,孔飞力历史著作既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借鉴,也难免存在着相当的局限,不能像真正的当局者那样,深入历史最细微的层面!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
五、他山之石
不过,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同样适合孔飞力和他的《叫魂》。孔飞力用他的如椽大笔,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历史,剖析自己的问题,可谓难得的他山之石。特别因为孔飞力历史叙述的独特风格,常常让他的历史文本如文学文本一样,充满了可读性与思想性。合上书本,一种沉重的感受压抑在心里,很长时间挥之不去。发生在数百年前的似乎与今天的我们无关的事件,仿佛就在眼前,那样清晰,那样熟悉,与我们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叫魂》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未随时间和岁月流走,而是不断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生活中反复演绎,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在被妖术恐慌支配了灵魂的百姓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集体的疯狂和歇斯底里,而类似全民性的狂热,不是依然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吗?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了曾经徘徊在盛世天空的幽灵。评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中文系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11年前,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继费正清之后“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上海三联本译序),孔飞力绝对属于厚积薄发的那类学者,著述并不多,自20世纪60年代出道以来,仅出版过三四部学术专著,且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这在动辄著作等身的西方一流学者中是非常少见的。不过,“十年磨一剑”,他的每一本著作问世,都能在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从最早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到《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和《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2008),每一部作品,均得学术风气之先,引领着美国的近代中国史研究走向前沿。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于1990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美国及世界中国史研究界的极大关注。正如上海三联版的两位译者陈兼和刘昶在译序中所言,本书“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1990年,《叫魂》获得了“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因为它“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纽约书评》杂志则称它是“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虽然《叫魂》一书出版已经20年,虽然关于它在学术史的开创性成就的各种好评均早已尘埃落定,现在再重新读一读这部书,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思考一些以前可能忽略了的问题,得到一些略带新意的结论。
一、“叫魂”案始末
《叫魂》共分10章,从结构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主要描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国叫魂妖术事件发生的过程和背景;第二部分为第六至第八章,介绍了清政府从皇帝到地方官员合力清剿妖党、查处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第九、十章为第三部分,是对全书分析的概括与总结,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思考,揭示了妖术案件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上的多重意义。
1768年初春,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逐渐向全国各地蔓延。德清县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为修水桥和城门,向河底打桩。目不识丁的农民沈士良为惩罚两个对他不孝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这是一种在民间流传过的巫蛊之术,据说这样做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名字被敲打的人则会被摄取精气,非死即病。当时的社会上,类似的传言甚多。有人说,妖师们可以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或者直接剪掉人的发辫,盗取人的灵魂,趁机夺取人的财物。这些在今天看来的巫蛊之言和无稽之谈,在18世纪的中国却有着无限的市场。
于是,在吴东明把沈士良告官之后,在萧山、苏州,接连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普通百姓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不时将身边发现的乞丐、游僧和道士扭送官府,指控他们施妖术,叫魂。虽然地方官们经过调查审讯后,确认这些指控全无根据,但在普通百姓中的恐慌却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叫魂事件也从浙江沿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扩展到其他行省,席卷了半个中国,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从当时人们对叫魂妖术的过激反应来看,这无疑是一场群众性的非理性行为,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和冲动。迷信的民众将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直接指向那些外来的陌生人,指向乞丐、游僧和道士这些社会的边缘人。
对于民众的骚动,各级地方官员一开始采取瞒报和压制的态度,视之为无知荒谬,力图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快,乾隆皇帝弘历得知了此事,并作出了妖术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惊天阴谋的判断。于是,大清帝国的整部国家机器开动了起来,从朝廷到省、府、县,都在清查叫魂妖犯。朝廷的紧锣密鼓与地方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极为震怒,不断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敦促他们严密清剿,务将妖党一网打尽。一时间,大半个中国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各地方官员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不惜严刑拷打,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一大批乞丐、僧道等社会底层人被捕入狱,受尽冤屈,有的屈打成招,有的冤死狱中。全社会各阶层均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叫魂案”一波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历时半年却并未达到乾隆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一无所获。朝廷中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员如军机大臣刘统勋等在审讯中发现,所谓妖党全系捏造,纯属无中生有,所有的侦讯都不过是捕风捉影,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在他们的规劝下,乾隆皇帝不得不接受现实,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为期数月、蔓延数省,牵动朝廷上下的“叫魂”风波终于以闹剧的形式收场。
二、大历史叙事
综观整部《叫魂》,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把具体入微的历史案件与庞大宏阔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作者洞悉社会历史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视野、历史见识、研究方法和学术意义,都令人耳目一新,让我们大开眼界。有人把这样的历史研究称为“大历史叙事”,是有道理的。在我们惊叹于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细微准确的把握时,我们又更加叹服作者通过这些事件的梳理,剖析社会历史结构,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能力。众所周知,早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孔飞力就被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一度打算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虽然最终师从费正清,选择了中国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但克拉克洪教授所强调的注重最基本原始的历史著作的理念,还是对他的研究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对历史档案的掌握和梳理,都显得那样从容、准确而清晰。这是孔飞力历史著作的一大特色。而对史实的人类学关怀,更让他的史学研究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从此,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孔飞力历史研究的主要思维模式和核心命题。在他的几部学术专著中,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以及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特色。
1984年,孔飞力远涉重洋,来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清实录》、《朱批奏折》等大量的第一手清代历史档案和资料。从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孔飞力眼光独具,发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妖术案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在中国治清史的学者中,或许从未有人关注过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更没有人试图从中探寻出事件背后所隐匿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结构。这正是史学大家孔飞力的敏锐和杰出之处。正如孔飞力在三联版中译本序言所说的那样,他很快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等。于是,也正如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那样,对叫魂一案,孔飞力进行了全面细腻的描述和梳理;对案件背后的问题,进行了其中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而且最后,他得到了绝对有价值的结论!
从《叫魂》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飞力既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可以将整个叫魂案件如讲历史故事一般,娓娓而谈,描述得极为生动鲜活;同时更是一个冷酷的“解密者”,能从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中梳理出主要的历史线索,赋予其意义,对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心理乃至人性进行深入剖析。在谈到民间叫魂恐慌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时,他认为主要缘于当时的民众对生活的一种不安全感。虽然时值乾隆盛世,海内外一派升平气象,但社会生活的各种危机已然开始显现。即使在物质上,由于人口增长,米价上涨,百姓的生存竞争开始趋向激烈。由此导致的生存焦虑,使民众对生活的不安全感空前加剧。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沦为流浪者(僧道和乞丐)。他们作为外来者和陌生人,越来越深入地干扰社区生活,加重了官方与民众的不安全感。这些可以被看做叫魂恐慌产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为什么叫魂案中的妖士总是僧道和乞丐等社会底层和边缘人,为什么叫魂妖术总是有割辫的情形或与辫子联系在一起,孔飞力认为,这里面既有民众知识和信仰的背景(如迷信,相信魂魄可以分离),也有民众集体无意识中的个人权力欲和对弱者的暴力倾向(如对权力的幻觉,公报私仇),更有百年以来对削发令的恐怖记忆(满人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飞力在面对零散浩繁的历史事件时,具有何等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孔飞力的文字更加精彩飞扬,思维也更加深入缜密。他谈到了事件发生后,各地方官员几乎一致的应对态度和措施;谈到了他们明哲保身,不愿上报朝廷,将事件扩大,以免危及自己仕途的心理;谈到了当乾隆皇帝严促此案后他们矫枉过正、病急乱投医荒唐行为;也谈到了乾隆皇帝对叫魂案错误判断、小题大做的原因,认为其中既有他对谋反和汉化的焦虑,也有他的对官场缺乏有效控制的挫折感,更有他作为满人的文化自卑情结,对汉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的认同与拒绝的矛盾心态。透过这一案件,孔飞力试图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即使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盛世,国家的官僚体制正显现出越来越多的惰性;这种惰性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和心愿为转移,谁也无法改变它,英敏聪慧如乾隆皇帝也不例外,即使他试图通过叫魂一案去改变这种惰性。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应急的锚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能避免中国社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但是,这个制度特有的惰性,往往不能有效保证下情上达的顺畅。一旦下情过度积压,会在某个时候,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危及整个帝国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乾隆三十三年的这桩叫魂案就是这样的一次喷发。正如孔飞力在书中的最后所说,“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通过孔飞力我们可以看到,“叫魂”一案彰显出了中华帝国晚期和平的表象下所蕴蓄着的重重危机,中国近代历史悲剧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向我们扑面而来。
三、视角与方法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学术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实现“脱胎换骨”,从传统走向现代。通观孔飞力的学术生涯,我们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40年的时间,学术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叫魂》恰恰是他学术视野的铺垫和开端。只有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和官僚机制进行了充分的剖析之后,他才能从容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的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叫魂》一书的价值和成就表明,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而《叫魂》一书的成功,则完全得益于他独特的“大历史叙事”,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和思维,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仁智之士各有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孔飞力的“大历史叙事”包含了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或者说,体现为两个最主要的层次,那就是视角和方法。其实,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会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出研究者的个性与特色,只不过孔飞力的研究体现得更为独特、更为充分罢了。首先在视角上,孔飞力能够把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微的历史视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利用对历史个案的描述与梳理,实现对历史结构和规律的解构和分析。这一点是孔飞力作为一个中国史研究者最令人赞赏和钦佩的地方,也是他个性研究最特别之处。通过他的选择,繁复的历史变得简单,模糊的过去变得清晰;一些可能在历史上最无人关注的个案,一些在不少史学家眼中最无足轻重的材料,透过他独到的眼光,常常会突然变得闪亮和光彩,照亮了通往历史幽暗深处那条尘封已久的小道,令所有的秘密豁然开朗。就像本书所展示的那样,一件200多年前历时数月、无果而终的叫魂案,竟蕴含着如此深刻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奥秘,在孔飞力的《叫魂》之前,谁会作如此联想?而在《叫魂》之后,谁又敢断言这样的联想无理而虚妄?
《叫魂》的读者们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孔飞力的写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松散而集中,由松弛而紧凑,由松缓而急促,逐渐把阅读者引向思维和情绪的高潮。在欣赏了孔飞力对叫魂一案的从容不迫的叙说和娓娓而谈的描述之后,我们来到了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九章和第十章,全书最为精彩和点睛的乐章。孔飞力对叫魂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密码的解剖,从这里才真正开始。从第九章一开始,孔飞力就说,关于叫魂妖术的叙说,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来自普通百姓、地方官僚和皇帝。“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但是,在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术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在这里,孔飞力明确地把目标指向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指向了这一体制的运作过程和机制,认为这才是推动妖术事件起伏的真正原动力。孔飞力宏大的历史视野在这里展现无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接下来对中国官僚君主制的两种权力(常规和专制)的分析中,他批驳了自己崇仰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韦伯所坚持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的说法并不适合于中华帝国,因为,“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而妖术事件的无疾而终,中央和地方从分歧到统一,恰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孔飞力表现了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卓越的历史洞察力!
视角的选择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足够的史学识鉴,不能在方法论层次上进行突破,其研究成就也很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在这一点上,孔飞力也给我们的史学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前面已经提到,孔飞力的研究方法,纵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能把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单调的历史事件以丰富的文化和人类学色彩。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例如,在分析叫魂妖术与发辫的联系时,他不仅谈到了百年前满清入关时剃发令给普通百姓留下的心理阴影,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旁及了在早期人类生活中,把头发与灵魂联系在一起的漫长历史。他引用了人类学家詹姆斯·佛朗泽的观点,认为在早期人类的观念中,“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灵魂一类的东西”。因而,这样的迷信,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比如印度的旁遮普。而在解释为什么叫魂恐慌在江南蔓延之初,普通的大众往往将暴力的对象指向乞丐等社会底层人时,他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民众的弱者角色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强权渴求”和“公报私仇”的心态(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附注中谈到,“文革”中中国民众的暴力倾向恰是这一心态的延续)。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论层次的突破,孔飞力的历史著述让单一枯燥的史实变得丰富、生动而鲜活,让历史文本像文学文本一样,令人心驰神往。
四、旁观者说
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用到孔飞力和他的这本《叫魂》上,在笔者看来,准确而贴切。作为一个经过了严格的史学训练的西方中国史学者,孔飞力的史学思维和方法与我们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和差异,这一点是无庸讳言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能通过自己的眼光,越过文化与语言的障碍,准确地看到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些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也不妨碍他有效地运用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对这些东西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作为一个旁观者,孔飞力能发现一些作为当局者的我们所忽略和发现不了的东西,看到一些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秘密,得到一些我们得不到的结论。这正是孔飞力和《叫魂》的史学价值所在——作为历史旁观者的价值。但是,正如孔飞力所说的那样,历史背后的故事,总比历史本身要丰富精彩得多。从一些原始的历史档案和文件中固然可以还原一段历史,看到一段故事,但倘若就此认为我们找到了全部的历史,发现了所有的秘密,则又显得滑稽了。要知道,历史的叙说本身就不一定是可靠的;而这些叙说的结果——历史档案本身,就同样存在着较多的不真实的可能性。孔飞力以这样的历史档案所构建起来的历史王国,自然也就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不过,在笔者看来,孔飞力历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既有“旁观者清”和“洞若观火”的一面,同时也有“隔靴搔痒”和“不明就里”的另一面。因为毕竟,他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的鸿沟和隔阂。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中许多远比历史记述丰富和复杂的现象,我认为,孔飞力是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他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并试图去理解这样的现象,但也许他永远也不可能走进这些现象的核心,发现事实的全貌。例如,他看到了中国官僚体制中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的妥协,体会到了地方官员在面对底层民众和最高统治者时的不安与尴尬,但他对中国官场的复杂性就缺少完整的认识。他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的官场,常常鱼目混珠,龙蛇并存;既会有恪守信仰的精英,也会有见利忘义的庸人。也许他也并不了解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不了解在官员的安抚公文和奏折中会有多少成分的虚言与妄语。他可以理解中国民众的集体性恐慌,但他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国民性中最卑鄙无耻的心态和最积习难返的劣根性。同样,他看到了乾隆皇帝在面对汉文化时的矛盾心态,理解了乾隆皇帝亦真亦幻的政治策略,但他对乾隆性格心理的分析,又显得那样简单和肤浅,甚至有时相当武断。所以,尽管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大家的多方面的才华,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精准分析,我们还是要认准一点,那就是,孔飞力向我们叙说的历史,依然只是一个叙述者眼中的历史,而绝不是历史本身。这个历史有许多我们从前看不到的侧面,但它的真实面目并不会因孔飞力的旁观而神情毕现。毕竟此时的孔飞力,与我们一样,都“身在此山中”了。所以,作为旁观者,孔飞力历史著作既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借鉴,也难免存在着相当的局限,不能像真正的当局者那样,深入历史最细微的层面!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
五、他山之石
不过,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同样适合孔飞力和他的《叫魂》。孔飞力用他的如椽大笔,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历史,剖析自己的问题,可谓难得的他山之石。特别因为孔飞力历史叙述的独特风格,常常让他的历史文本如文学文本一样,充满了可读性与思想性。合上书本,一种沉重的感受压抑在心里,很长时间挥之不去。发生在数百年前的似乎与今天的我们无关的事件,仿佛就在眼前,那样清晰,那样熟悉,与我们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叫魂》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未随时间和岁月流走,而是不断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生活中反复演绎,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在被妖术恐慌支配了灵魂的百姓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集体的疯狂和歇斯底里,而类似全民性的狂热,不是依然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吗?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了曾经徘徊在盛世天空的幽灵。评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