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博士阶段的研究对象是犹太政治理论大师汉娜·阿伦特。在陈伟的思想构成中，阿伦特也是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公众较为熟悉的阿伦特的思想内容，是关于“平庸的恶”。
　　我先入为主的判断此刻得到印证。陈伟说，自己对公共关怀和公共表达的重视，的确是来源于阿伦特思想的要求。
　　“阿伦特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每一个公民，走在街上，看到一栋房子着火了，虽然不是你家，也不会蔓延到你家，但你还是有义务去参加救火，而不能视而不见。”陈伟说，“这就是阿伦特所表述的公民责任，学者的责任是从属于公民责任的。”
　　我说，从功利角度解释，如果你不参与救火，很可能下次着火的是你家也没有人参与救火。
　　“加上你说的这一句，就是自由主义的典型表述。阿伦特的理论当中是不包含这一句的，这就是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在共和主义理论中，不需要从利己的角度去寻找救火的理由。”
　　陈伟进一步阐述他进行公共表达的思想动力。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讲学者的责任时说，因为学者相较一般民众有知识上和信息上的优势，因此他有责任和公众分享，发言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社会学角度说，民众通过劳动，用税收供养着一个文化阶层，让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站出来说话是我们的义务。”
　　自觉认知贯穿于实际行动，就有了公共舆论圈子里的陈伟。他说是思想信仰让他无法妥协，而不妥协的结果便是在现实世界里被边缘化。
　　不过有时候，陈伟的表现也是矛盾的，只是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
　　比如在微博中，他对于一些学者将俚语俗语用在学术论文中十分看不惯，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流氓的行为。“比如有学者写美国的金融危机，起个题目叫《美国的金融是怎么玩完的》，就像美国已经完了一样，其实毫无依据。用这样的粗话写文章，还发表在严肃的学术期刊上，我看了吓一跳，这哪里是学者写出的文字？就算是杂文，也要讲究雅致。”
　　然后我就指出，他在微博中的用词经常也并不雅致，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他便说，如果要求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只有上帝才做得到。
　　陈伟对自己上课的水平以及负责任的态度相当自信，认为只要认真的学生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自己是受欢迎的。不过，一名班主任则说，学生们都很畏惧上他的课，因为他要求过于苛刻，有时候一个班的学生有将近一半挂科。“我带的一个班50个人，挂科的有17个，还是必修课，很多学生都怨声载道。”
　　“前几年的确有过一个班，挂科比例比较高，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成绩很差，后来这个名声就不断流传，以讹传讹。”他解释说。
　　学者的完整性
　　“陈伟时刻”这一公众号的阅读量并不高，存在一年多，头条阅读量大多数时候只有1000多。
　　去年5月份开通后不久，不经意间介入了一起中部某大学学生自杀事件，客观上帮助了学生家长争取赔偿，3天时间里增加了1万多粉丝。陈伟说，那时的感觉就像一个“暴发户”，然而事件结束之后，半年里也没有净增一个粉丝，还在天天不停地掉。
　　这样惨淡的存在，约等于自娱自乐。陈伟对博得社会公众的眼球并没有什么兴趣，别人建议他当一名“公知”，多写一点时评，他却毫无反应。
　　说了一些话之后，从不同意见的方向传来一些骂声，陈伟看了之后觉得很不舒服。“这也证明我不适合当‘公知’，我不会主动去找骂，而‘公知’是越多人骂越高兴，粉丝经济，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谋生手段。我完全没有这种利益动力，从不考虑去维持一个频率和产量。”
　　陈伟认为，作为一名学者，最终的评价指标是学术成果。“如果大家对我的认知是因为我评论社会现实，而不是因为写了很好的学术著作，那我作为一个学者就是失败的。”
　　而之所以仍然要说话，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埋头书卷、对现实毫无兴趣的学者可能是有学术建树的，但也是境界不高的。“这不是道德绑架，境界高本就应该是学者的追求。比如一个学者可能做了10卷本的考据，当然这也很重要，但如果他在重要的公共事务上不作声，那他也只是一个工匠，而不是思想家。思想是自由灵动、充满活力的，是对人本身的关爱。”
　　对他认为不适当的言行不愿沉默，说得多了，陈伟在周围人眼里慢慢变成一个另类，而他也逐渐变得对此毫不在意。他认为，只有是非标准比较清楚的人多了起来，人与人交往的交易成本才会降低，社会资本才会比较丰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高，做起事来就比较简洁。如果社会资本非常贫乏，现代活动就根本无法开展，整个社会就处于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
　　陈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说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阿伦特说，这种期待是因为新人不断出生，不断来到这个世界，而每一个新人的到来，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它会给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东西。”
　　他一边思考一边表达，轻松而自然，直到拍摄照片的时候，他的双手才一下子变得无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