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新现象、新技术来表征或命名当下社会是目前一种很通行的做法，像新世纪、E时代、大数据、传媒时代、网络社会等语词在当下颇为流行，并以高度发达的媒介传播而来的文化现代性与多元性而自诩。在性别话语层面，当下更强调对传统性别机制的颠覆与对抗性，“她世纪”、“女汉子”、“性少数”、“我的身体我做主”、酷儿文化等往往成为性别现代性与女性（权）主义的象征，在追新逐异的时尚文化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与之相反的则是，“传统”（tradition）似乎成了文化守成主义（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女性传统的真善美、传统的妻职母职、传统的性别操守，即使不是被某些人弃之若敝履的话，也在传媒时代成了一个不被重视的话题，退居到了暗淡的边缘角落。然而，“现代”一切皆新/好，“传统”一切旧/坏吗？“传统”性别话语中是否亦有女性主义的性别蕴含，其在当下时代价值几何？本文想从冰心抗战期间以《关于女人》为题发表的一组短文谈起。
《关于女人》的“传统”与“现代”
从中国知网发布的对《关于女人》的研究论文来看，学界一般以挖掘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真善美传统为主。像鹿琳的《讴歌真善美——读冰心的〈关于女人〉》、韩莹莹的《献给女人的一首爱与美的颂歌——冰心〈关于女人〉浅议》、刘文菊与谢文开的《一曲抗争女性的赞歌——再读冰心的〈关于女人〉》等，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论述重心。還有些论文是通过对《关于女人》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来论述冰心笔下的女性观，像骆卫华《论冰心〈关于女人〉的妇女观》将该作品集中的女性人物从“淡雅稳健的朴素美”、“内外统一的理想美”、“静柔含蓄的性格美”、“国家为重家庭为重的伦理观”等几个层面，并将之概括为“充溢着民族精神，浸透着民族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的妇女观”①。这些都无不是聚焦于《关于女人》所表达的女性人情美与伦理美，将冰心创作纳入弘扬民族传统的领域中。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究界从晚近女性主义思潮中解读冰心《关于女人》的并不多，有人甚至将其界定为“中国女性主义前文本”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学界往往是在本土民族的“传统”视域下界定冰心女性意识的。这种现象与西方的海外汉学研究形成了一定对比。英语世界中《关于女人》的研究散见于毛尘（音译）的《家国内外：再语境化的冰心》、严海萍《中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McDougall Bonnie的《五四叙述中消失的女人与男人：对茅盾、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短篇小说的后女性主义分析》等论文或论著中（这些在国内尚没有英译本，目前并不为国内学界关注）。或许与海外学者更频繁接触西方理论相关，这些著述无一例外都旗帜鲜明地扛起了feminism（女性主义）的大旗。像《家国内外：再语境化的冰心》通过分析《关于女人》前两个篇章《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和《我的择偶条件》的文本细读，从叙述修辞学角度分析了冰心对男权文化的颠覆性与反抗性，认为《关于女人》运用了比限定于传统“更具象征性和模糊性”的叙述声音，以“男性化叙事和客观化叙事解构了文学想象中的性别稳定性”，并由此“制造了深受拉康和巴赫金影响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与现代小说相关的‘复调’声音”③。而《中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则将冰心的女性写作同当时有人提出来的“典型闺秀派”（typically feminine）相区别，认为它们比“第一眼看上去的要复杂”，以“我弱小但我也会因此而强悍”（I am weak and therefore I am strong）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④
的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深层解读会让我们发现冰心的《关于女人》并非仅如彰显了女性真善美的“民族传统”这么简单。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曾认为，“差异与他者性或对立面的生发……从来不是完全从外在而来，也不是极端反对的……差异的界域是不可知的、恒变的、分裂的。”⑤“传统”与“现代”这两个看似逆向并行的概念也应作如是观。从冰心在抗战时期写于山城重庆的《关于女人》这一组文章来看，女性勤勉、善良、无私，恪守为人妻母之道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性别观，但她们在妻职母职中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我的母亲》中的母亲）与挖掘的生活之美（如《我的学生》中的S），却无不闪耀着“现代性”的人性光辉；她们在国难当头的忍辱负重行为固然彰显着中国女人吃苦耐劳的“传统”操守，但在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英勇担当与睿智聪慧又挑战了男性权威，并具有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代“女汉子”精神（如《我的同学》中的L女士等）。因此，对于冰心《关于女人》体现出来的性别观念，笔者愿将其界定为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女性自立自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在婚姻家庭和民族国家的双向度上践行着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
当代性别话语谱系中的冰心
学界对冰心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其文本生成的民国语境中，其实在当代话语谱系中探究其殊异个性更有意味。冰心一直被认为是传统温婉派的代表，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冰心论》中曾用“新贤妻良母主义”来形容冰心，《关于女人》中《我的母亲》一文也直接提到了这一点，“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觉得有点逆耳刺眼……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关于女人》的时代背景（1940年代、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使冰心妇女观的提出有一个鲜明的历史语境：一、当时大多数中国女性尚没有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的机会，或者即使接受教育的女性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也因为抗战期间时局不稳等诸多因素而被迫退回家庭（比如《我的邻居》中的M太太，《我的学生》中的S），这使得为人妻母的身份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二、抗战期间民族矛盾、家国意识异常突出，使得女性反抗压迫与权威、张扬自我的很多行为需要通过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我的奶娘》中的奶娘、《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等）。这两点在冰心的年代均有着坚实的时代与现实基础，但却同后来的女性文学界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了不少的距离，这些都造成了冰心性别观在后世亦不乏争议之声。 在第一个层面上，冰心的言说与后来女性写作以“消解爱情（婚姻）神话”来为彰显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主义立场似乎相去甚远。在新时期文坛上，消解婚爱神话不仅是女性学界的一个重要向度，而且在各个时段或思潮中的具体表达方式亦各有不同。张洁、张辛欣等1980年代的女作家对爱情（婚姻）神话的消解是通过书写现代婚爱关系的脆弱、男人的不堪、极力张扬女性在社会事务中强悍拼搏的“女强人”气质体现的；王安忆、池莉等的日常化叙事是对现代婚姻中利弊权衡的功利主义挖掘与批判，探讨在真爱难求的时代女性的自立自足之道的；林白、陈染等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则将女性身处的男权文化进行放大性书写，不惜以自我边缘化与幽闭化的极端姿态表明对男权社会的不合作；新世纪以来的酷儿文化更是通过瞩目于女同性恋者、变性者、性工作者等“性少数”人群表达对主流婚爱关系、异性恋机制的决绝反抗。显然，在这些内容上越来越激进、形式上不断“花样翻新”的女性写作的衬托与参照下，冰心的性别话语显得似乎越发有着“传统”之嫌。的确，一代一代的女作家都会在摆脱“审美疲劳”的文学创新性原则之下，努力使自己寻求新的话语空间，在女性立场的具体表达上也不例外——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尺度”越来越激进和激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才辈出的文学园地脱颖而出。然而，正如人文社会领域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最大之处在于“新”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一样，女性话语的价值并不能同文学艺术的创新性价值进行简单类比，也不能以抗拒男权文化的激烈程度论英雄，而是需要从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现实及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響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到冰心的《关于女人》，我们说其所呈现的女性观即使在远离那个时代的今天仍有一定代表性。如同尽管不时有亲子关系破裂的恶性事件出现，母爱依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最亲密最温暖的关系一样，即使在传媒时代的当下，从成年女性的生存状态来看，已婚而非单身或离异，异性恋而非同性恋，为人母而非选择丁克之家，仍是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常态。在此意义上，如果将激进女性主义所扬言的在男权废墟上重建女性文明看作是理想主义的性别“应然”图景的话，在妻职母职中与男性一道参与社会的建设才是与大多数女性更加休戚相关的性别“实有”景观。而在此意义上重视家庭的价值，认可女性的自我实现同样可以从家庭建设中体现出来就不仅是一种囿于时代因素的权宜之机，还有着修复紧张的两性关系，构建性别和谐的女性主义意味。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菲·维尔登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妇女解放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战场现在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我们如何不成为牺牲品，或者说如何不感觉自己是牺牲品，如何不去因为自己的困境而责备他人，如何为自己做点事，如何设法过上以家庭为单元，由男人、女人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生活，尊重所有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妇女的权利。”⑥菲·维尔登的言说并不是一种性别“倒退”，而是有着深重的妇女关怀与人性关怀的意味，这对于形形色色性别话语甚嚣其上的中国当下来说，同样有着一定的现实启示性。如同上世纪末热闹一时的私人化写作的逐渐沉寂，不仅有着“审美疲劳”的艺术原因，还与其过于激进的性别观难以持久相关，女性解放不能以牺牲人性的全面发展为代价，更不能背离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状态走向一意孤行的偏执。当然，重视家庭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女性的妻职母职需要有对等的男性夫职父职来配合。冰心在1948年东京的演讲《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中说：“中国妇女运动中有过标语，‘打倒贤妻良母’，我们并不是不要‘贤妻良母’，可是同时也要贤夫良父，贤和良不应该只是一方面的义务。”这可以算作是对其《关于女人》性别言说的延伸和深化。因此，指出冰心女性观中的某些薄弱之处是可以的，但以后来的女性主义话语为标准、脱离冰心的写作年代，将其指认为“具备性别内涵，却少有性别色彩，缺乏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存在的体验”的“肤浅”和“陈旧”⑦言说并不严谨，也不厚道。
在第二个层面上，《关于女人》中冰心的女性意识往往同抗战、爱国等民族国家观念联系起来，也与后来解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意义上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相去甚远。从新历史主义思潮出发将民族国家话语指认为一种同男性权威联系在一起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进行不无女性主义意味的颠覆与消解，是新时期以来不少女性文艺的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像王安忆《长恨歌》、张洁《无字》、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等。它们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少人阅读、观看、评论的兴趣，是因为其从个人化的、人性化的、边缘化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写出了辗转于大时代暗角地带的女性悲欢，她们没有与大时代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共同起舞，而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欲望，从被压抑的一己情绪与利益出发疏离与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符合后现代主义观念下十分风行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曾有一句名言，“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⑧这催生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并对中国1990年以来的女性写作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相形之下，冰心《关于女人》的女性言说是历史“大叙事”，而不是“小叙事”，爱国、抗日、战争等话语囊括了《关于女人》中几乎所有的女性故事，“我”的母亲、奶娘、同学、学生等几乎所有的女性亲属或朋友无不在前方或后方积极支持抗战，在投身民族国家运动中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其与后来的女性写作最大的区别。日寇铁蹄威逼着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个中国人，是冰心这种女性话语的前提和背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女性只有投身民族爱国战争才能确保自身的利益与福祉。像《我的奶娘》中奶娘嘱咐“我”，长大了一定要“跨海东征”打“东洋鬼”。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奶娘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从自身受辱的日常生活中发出的血泪呼声，它是时过境迁之后的女性写作难以想象的。言之凿凿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都不免苍白。
“传统”性别话语之于当下的意义
女性主义理论家莫罕娣说过：“妇女运动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抗争，这两个层次是同时进行而且是紧扣一起的，一是意识形态与话语层次，面对的是妇女、女性气质的再现；另一个是物质与经验层次，面对的问题是工作、家庭、性倾向的微观政治。”⑨的确，如果说不少晚近的女性主义思潮侧重于从意识形态或话语层次上对男性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话，冰心的女性话语其实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早期女性主义联系更为紧密，而且是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中推进女性解放。因为这些主张往往同主流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紧密相连，所以冰心每每成为传统女性话语的代表，似乎远没有后来那些“时髦”的女性主义思潮更能引起女性学界的注意，但笔者却觉得越是中国性别话语日渐多元、各类消费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现时代，恰恰越有重新提倡它的必要： 第一，物质与经验层次上的性别政治，也许其在话语层面上仍然走不出父权制公共秩序的边界，但是作为个体女性“此在”的现实生存状态而言，它却是政治实践性最强的一种性别话语，而且这种政治目标在今天尚远未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被女性理所当然的拥有和实现。或许，“任何一种知识或范式的产生，都会突出一些元素，抑制另外一些范畴”⑩，性别领域也不例外。新时期以来女性解放的路子迈得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从冲破毛泽东年代的性别压抑到探索女性特殊性的“做女人”，从“我的身体我做主”、尽情释放女性欲望的身体写作，到穿越到另一个时空中做“妻主”的女尊、女强，被某些人看成是女性主体性由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步步深入的线性过程，而贤妻良母则成了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不过，正如“做女人”与身体写作恰恰落入了男权文化陷阱、女尊女强更多像是一种文化艺术里“纸上的风光”一样，在现实的男权格局中越陷越深的恰恰是女性。据说，凯特琳·克雷蒙曾对西苏直言，人不能在语言与欲望的层次上搞革命11。后现代主义对主流话语具有很强的解构、颠覆性，但在建构性上却并不尽如人意。冰心所倡导的女性关爱自我和他人、在社会洪流中实现女性价值的性别话语，因为符合社会发展常态和时代发展规律，尽管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在长远和真正意义上最具现实性的。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冰心本人无论在事业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都是成功而美满的，这应该是对其所倡导女性话语现实有效性的最好诠释。
第二，在意识形态的硬性规定已有所松动、更加强调人性话语的今天，女性真、善、美的“妇德”诉求相对不容易由宗法礼教、精英倡导等主流话语的外围“召唤”产生，而充实自我、完善自我、顺应自我妻性母性的内在主体诉求就会多一些12。有女性学者指出，“在社会已最大限度地提供与男性等同政治权利的今天，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显示她们生存的价值，她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在束缚，也不是男性世界的意识压力，而主要的是她们自己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复萌”13。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观点对男性权威的过分乐观性解读，不过女性“自主意识的复萌”的确是目前女性彰显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里面不仅有各种前卫的女性主义探索，还包括了冰心所倡导的礼赞母爱、呼唤女性从最“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层面（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关注“妇女职业”、“家事实习”、“儿童教育”等）14做起的女性主义精神，作为同样重要的一个女性主体性侧面，它们不应该在形形色色的女性激进主张中被淹没。
第三，冰心所代表的“传统”性别话语更是警惕消费主义的必需。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来，“男女不一样”的差异认同成了一种新的覆盖面极大的性别话语，尤其由于消费主义的甚嚣其上，对性别生理、心理的“差异”理解往往导向一种本质主义和经验主义，如大众传媒、广告，乃至于某些文学艺术中频频出现的“女人味”、“小女人”等问题，它们在当下的流行绝非仅仅意味着对原先“女性雄化”现象的反动，还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女性性别意识中某些功利性与依附性的东西相联系。冰心曾在其“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我们太太的客厅》等对此进行过批判。《关于女人》以正面弘扬各阶层女性爱国、爱家，有效利用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资源，并在各自位置上有所作为的方式，表达妇女议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提升女性生命价值、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弱势身份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关注大多数妇女生存状态的普遍性更是后来那些热衷于“话语革命”的女性主义派别所难以比拟的。
【注释】
①骆卫华：《论冰心〈关于女人〉的妇女观》，载《郑州纺织工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②程懿：《〈关于女人〉：一个独特的女性主义前文本》，载《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Chen，Mao.“In and Out of Home：Bing Xin Recontextualized”（Chapter 5）. In：Williams，Philip F.（editor）. Asian Literary Voices：From Marginal to Mainstream？（Archiv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 p.66.
④Yan Haiping，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Feminist Imagination，1905-1948，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6，p80，Introduction1.
⑤何米·巴颌语，转引自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17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唐岫敏、[英]坎迪丝·肯特：《冲突与和谐——当代英国女作家菲·维尔登访谈录》，载《百花洲》2004年第1期。
⑦程懿：《〈关于女人〉：一个独特的女性主义前文本》，载《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⑧[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三个金币》，转引自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导言一，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⑨[美]灿卓·莫罕娣等编：《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参见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207-208頁，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从阿列谢耶维奇获“诺奖”谈起》，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11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21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孙桂荣：《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49-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彭子良：《新时期女性意识构成初探》，载《当代文坛》1988年第3期。
14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关于女人》的“传统”与“现代”
从中国知网发布的对《关于女人》的研究论文来看，学界一般以挖掘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真善美传统为主。像鹿琳的《讴歌真善美——读冰心的〈关于女人〉》、韩莹莹的《献给女人的一首爱与美的颂歌——冰心〈关于女人〉浅议》、刘文菊与谢文开的《一曲抗争女性的赞歌——再读冰心的〈关于女人〉》等，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论述重心。還有些论文是通过对《关于女人》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来论述冰心笔下的女性观，像骆卫华《论冰心〈关于女人〉的妇女观》将该作品集中的女性人物从“淡雅稳健的朴素美”、“内外统一的理想美”、“静柔含蓄的性格美”、“国家为重家庭为重的伦理观”等几个层面，并将之概括为“充溢着民族精神，浸透着民族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的妇女观”①。这些都无不是聚焦于《关于女人》所表达的女性人情美与伦理美，将冰心创作纳入弘扬民族传统的领域中。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究界从晚近女性主义思潮中解读冰心《关于女人》的并不多，有人甚至将其界定为“中国女性主义前文本”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学界往往是在本土民族的“传统”视域下界定冰心女性意识的。这种现象与西方的海外汉学研究形成了一定对比。英语世界中《关于女人》的研究散见于毛尘（音译）的《家国内外：再语境化的冰心》、严海萍《中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McDougall Bonnie的《五四叙述中消失的女人与男人：对茅盾、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短篇小说的后女性主义分析》等论文或论著中（这些在国内尚没有英译本，目前并不为国内学界关注）。或许与海外学者更频繁接触西方理论相关，这些著述无一例外都旗帜鲜明地扛起了feminism（女性主义）的大旗。像《家国内外：再语境化的冰心》通过分析《关于女人》前两个篇章《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和《我的择偶条件》的文本细读，从叙述修辞学角度分析了冰心对男权文化的颠覆性与反抗性，认为《关于女人》运用了比限定于传统“更具象征性和模糊性”的叙述声音，以“男性化叙事和客观化叙事解构了文学想象中的性别稳定性”，并由此“制造了深受拉康和巴赫金影响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与现代小说相关的‘复调’声音”③。而《中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则将冰心的女性写作同当时有人提出来的“典型闺秀派”（typically feminine）相区别，认为它们比“第一眼看上去的要复杂”，以“我弱小但我也会因此而强悍”（I am weak and therefore I am strong）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④
的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深层解读会让我们发现冰心的《关于女人》并非仅如彰显了女性真善美的“民族传统”这么简单。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曾认为，“差异与他者性或对立面的生发……从来不是完全从外在而来，也不是极端反对的……差异的界域是不可知的、恒变的、分裂的。”⑤“传统”与“现代”这两个看似逆向并行的概念也应作如是观。从冰心在抗战时期写于山城重庆的《关于女人》这一组文章来看，女性勤勉、善良、无私，恪守为人妻母之道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性别观，但她们在妻职母职中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我的母亲》中的母亲）与挖掘的生活之美（如《我的学生》中的S），却无不闪耀着“现代性”的人性光辉；她们在国难当头的忍辱负重行为固然彰显着中国女人吃苦耐劳的“传统”操守，但在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英勇担当与睿智聪慧又挑战了男性权威，并具有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代“女汉子”精神（如《我的同学》中的L女士等）。因此，对于冰心《关于女人》体现出来的性别观念，笔者愿将其界定为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女性自立自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在婚姻家庭和民族国家的双向度上践行着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
当代性别话语谱系中的冰心
学界对冰心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其文本生成的民国语境中，其实在当代话语谱系中探究其殊异个性更有意味。冰心一直被认为是传统温婉派的代表，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冰心论》中曾用“新贤妻良母主义”来形容冰心，《关于女人》中《我的母亲》一文也直接提到了这一点，“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觉得有点逆耳刺眼……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关于女人》的时代背景（1940年代、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使冰心妇女观的提出有一个鲜明的历史语境：一、当时大多数中国女性尚没有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的机会，或者即使接受教育的女性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也因为抗战期间时局不稳等诸多因素而被迫退回家庭（比如《我的邻居》中的M太太，《我的学生》中的S），这使得为人妻母的身份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二、抗战期间民族矛盾、家国意识异常突出，使得女性反抗压迫与权威、张扬自我的很多行为需要通过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我的奶娘》中的奶娘、《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等）。这两点在冰心的年代均有着坚实的时代与现实基础，但却同后来的女性文学界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了不少的距离，这些都造成了冰心性别观在后世亦不乏争议之声。 在第一个层面上，冰心的言说与后来女性写作以“消解爱情（婚姻）神话”来为彰显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主义立场似乎相去甚远。在新时期文坛上，消解婚爱神话不仅是女性学界的一个重要向度，而且在各个时段或思潮中的具体表达方式亦各有不同。张洁、张辛欣等1980年代的女作家对爱情（婚姻）神话的消解是通过书写现代婚爱关系的脆弱、男人的不堪、极力张扬女性在社会事务中强悍拼搏的“女强人”气质体现的；王安忆、池莉等的日常化叙事是对现代婚姻中利弊权衡的功利主义挖掘与批判，探讨在真爱难求的时代女性的自立自足之道的；林白、陈染等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则将女性身处的男权文化进行放大性书写，不惜以自我边缘化与幽闭化的极端姿态表明对男权社会的不合作；新世纪以来的酷儿文化更是通过瞩目于女同性恋者、变性者、性工作者等“性少数”人群表达对主流婚爱关系、异性恋机制的决绝反抗。显然，在这些内容上越来越激进、形式上不断“花样翻新”的女性写作的衬托与参照下，冰心的性别话语显得似乎越发有着“传统”之嫌。的确，一代一代的女作家都会在摆脱“审美疲劳”的文学创新性原则之下，努力使自己寻求新的话语空间，在女性立场的具体表达上也不例外——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尺度”越来越激进和激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才辈出的文学园地脱颖而出。然而，正如人文社会领域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最大之处在于“新”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一样，女性话语的价值并不能同文学艺术的创新性价值进行简单类比，也不能以抗拒男权文化的激烈程度论英雄，而是需要从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现实及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響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到冰心的《关于女人》，我们说其所呈现的女性观即使在远离那个时代的今天仍有一定代表性。如同尽管不时有亲子关系破裂的恶性事件出现，母爱依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最亲密最温暖的关系一样，即使在传媒时代的当下，从成年女性的生存状态来看，已婚而非单身或离异，异性恋而非同性恋，为人母而非选择丁克之家，仍是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常态。在此意义上，如果将激进女性主义所扬言的在男权废墟上重建女性文明看作是理想主义的性别“应然”图景的话，在妻职母职中与男性一道参与社会的建设才是与大多数女性更加休戚相关的性别“实有”景观。而在此意义上重视家庭的价值，认可女性的自我实现同样可以从家庭建设中体现出来就不仅是一种囿于时代因素的权宜之机，还有着修复紧张的两性关系，构建性别和谐的女性主义意味。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菲·维尔登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妇女解放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战场现在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我们如何不成为牺牲品，或者说如何不感觉自己是牺牲品，如何不去因为自己的困境而责备他人，如何为自己做点事，如何设法过上以家庭为单元，由男人、女人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生活，尊重所有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妇女的权利。”⑥菲·维尔登的言说并不是一种性别“倒退”，而是有着深重的妇女关怀与人性关怀的意味，这对于形形色色性别话语甚嚣其上的中国当下来说，同样有着一定的现实启示性。如同上世纪末热闹一时的私人化写作的逐渐沉寂，不仅有着“审美疲劳”的艺术原因，还与其过于激进的性别观难以持久相关，女性解放不能以牺牲人性的全面发展为代价，更不能背离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状态走向一意孤行的偏执。当然，重视家庭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女性的妻职母职需要有对等的男性夫职父职来配合。冰心在1948年东京的演讲《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中说：“中国妇女运动中有过标语，‘打倒贤妻良母’，我们并不是不要‘贤妻良母’，可是同时也要贤夫良父，贤和良不应该只是一方面的义务。”这可以算作是对其《关于女人》性别言说的延伸和深化。因此，指出冰心女性观中的某些薄弱之处是可以的，但以后来的女性主义话语为标准、脱离冰心的写作年代，将其指认为“具备性别内涵，却少有性别色彩，缺乏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存在的体验”的“肤浅”和“陈旧”⑦言说并不严谨，也不厚道。
在第二个层面上，《关于女人》中冰心的女性意识往往同抗战、爱国等民族国家观念联系起来，也与后来解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意义上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相去甚远。从新历史主义思潮出发将民族国家话语指认为一种同男性权威联系在一起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进行不无女性主义意味的颠覆与消解，是新时期以来不少女性文艺的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像王安忆《长恨歌》、张洁《无字》、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等。它们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少人阅读、观看、评论的兴趣，是因为其从个人化的、人性化的、边缘化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写出了辗转于大时代暗角地带的女性悲欢，她们没有与大时代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共同起舞，而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欲望，从被压抑的一己情绪与利益出发疏离与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符合后现代主义观念下十分风行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曾有一句名言，“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⑧这催生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并对中国1990年以来的女性写作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相形之下，冰心《关于女人》的女性言说是历史“大叙事”，而不是“小叙事”，爱国、抗日、战争等话语囊括了《关于女人》中几乎所有的女性故事，“我”的母亲、奶娘、同学、学生等几乎所有的女性亲属或朋友无不在前方或后方积极支持抗战，在投身民族国家运动中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其与后来的女性写作最大的区别。日寇铁蹄威逼着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个中国人，是冰心这种女性话语的前提和背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女性只有投身民族爱国战争才能确保自身的利益与福祉。像《我的奶娘》中奶娘嘱咐“我”，长大了一定要“跨海东征”打“东洋鬼”。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奶娘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从自身受辱的日常生活中发出的血泪呼声，它是时过境迁之后的女性写作难以想象的。言之凿凿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都不免苍白。
“传统”性别话语之于当下的意义
女性主义理论家莫罕娣说过：“妇女运动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抗争，这两个层次是同时进行而且是紧扣一起的，一是意识形态与话语层次，面对的是妇女、女性气质的再现；另一个是物质与经验层次，面对的问题是工作、家庭、性倾向的微观政治。”⑨的确，如果说不少晚近的女性主义思潮侧重于从意识形态或话语层次上对男性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话，冰心的女性话语其实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早期女性主义联系更为紧密，而且是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中推进女性解放。因为这些主张往往同主流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紧密相连，所以冰心每每成为传统女性话语的代表，似乎远没有后来那些“时髦”的女性主义思潮更能引起女性学界的注意，但笔者却觉得越是中国性别话语日渐多元、各类消费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现时代，恰恰越有重新提倡它的必要： 第一，物质与经验层次上的性别政治，也许其在话语层面上仍然走不出父权制公共秩序的边界，但是作为个体女性“此在”的现实生存状态而言，它却是政治实践性最强的一种性别话语，而且这种政治目标在今天尚远未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被女性理所当然的拥有和实现。或许，“任何一种知识或范式的产生，都会突出一些元素，抑制另外一些范畴”⑩，性别领域也不例外。新时期以来女性解放的路子迈得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从冲破毛泽东年代的性别压抑到探索女性特殊性的“做女人”，从“我的身体我做主”、尽情释放女性欲望的身体写作，到穿越到另一个时空中做“妻主”的女尊、女强，被某些人看成是女性主体性由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步步深入的线性过程，而贤妻良母则成了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不过，正如“做女人”与身体写作恰恰落入了男权文化陷阱、女尊女强更多像是一种文化艺术里“纸上的风光”一样，在现实的男权格局中越陷越深的恰恰是女性。据说，凯特琳·克雷蒙曾对西苏直言，人不能在语言与欲望的层次上搞革命11。后现代主义对主流话语具有很强的解构、颠覆性，但在建构性上却并不尽如人意。冰心所倡导的女性关爱自我和他人、在社会洪流中实现女性价值的性别话语，因为符合社会发展常态和时代发展规律，尽管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在长远和真正意义上最具现实性的。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冰心本人无论在事业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都是成功而美满的，这应该是对其所倡导女性话语现实有效性的最好诠释。
第二，在意识形态的硬性规定已有所松动、更加强调人性话语的今天，女性真、善、美的“妇德”诉求相对不容易由宗法礼教、精英倡导等主流话语的外围“召唤”产生，而充实自我、完善自我、顺应自我妻性母性的内在主体诉求就会多一些12。有女性学者指出，“在社会已最大限度地提供与男性等同政治权利的今天，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显示她们生存的价值，她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在束缚，也不是男性世界的意识压力，而主要的是她们自己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复萌”13。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观点对男性权威的过分乐观性解读，不过女性“自主意识的复萌”的确是目前女性彰显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里面不仅有各种前卫的女性主义探索，还包括了冰心所倡导的礼赞母爱、呼唤女性从最“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层面（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关注“妇女职业”、“家事实习”、“儿童教育”等）14做起的女性主义精神，作为同样重要的一个女性主体性侧面，它们不应该在形形色色的女性激进主张中被淹没。
第三，冰心所代表的“传统”性别话语更是警惕消费主义的必需。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来，“男女不一样”的差异认同成了一种新的覆盖面极大的性别话语，尤其由于消费主义的甚嚣其上，对性别生理、心理的“差异”理解往往导向一种本质主义和经验主义，如大众传媒、广告，乃至于某些文学艺术中频频出现的“女人味”、“小女人”等问题，它们在当下的流行绝非仅仅意味着对原先“女性雄化”现象的反动，还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女性性别意识中某些功利性与依附性的东西相联系。冰心曾在其“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我们太太的客厅》等对此进行过批判。《关于女人》以正面弘扬各阶层女性爱国、爱家，有效利用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资源，并在各自位置上有所作为的方式，表达妇女议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提升女性生命价值、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弱势身份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关注大多数妇女生存状态的普遍性更是后来那些热衷于“话语革命”的女性主义派别所难以比拟的。
【注释】
①骆卫华：《论冰心〈关于女人〉的妇女观》，载《郑州纺织工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②程懿：《〈关于女人〉：一个独特的女性主义前文本》，载《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Chen，Mao.“In and Out of Home：Bing Xin Recontextualized”（Chapter 5）. In：Williams，Philip F.（editor）. Asian Literary Voices：From Marginal to Mainstream？（Archiv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 p.66.
④Yan Haiping，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Feminist Imagination，1905-1948，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6，p80，Introduction1.
⑤何米·巴颌语，转引自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17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唐岫敏、[英]坎迪丝·肯特：《冲突与和谐——当代英国女作家菲·维尔登访谈录》，载《百花洲》2004年第1期。
⑦程懿：《〈关于女人〉：一个独特的女性主义前文本》，载《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⑧[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三个金币》，转引自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导言一，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⑨[美]灿卓·莫罕娣等编：《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参见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207-208頁，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从阿列谢耶维奇获“诺奖”谈起》，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11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21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孙桂荣：《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49-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彭子良：《新时期女性意识构成初探》，载《当代文坛》1988年第3期。
14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