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文学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与城市文化不断成熟而发展起来的，百年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波峰浪谷与中国城市文化的盛衰荣辱是相协调一致的，城市的生活与文化是孕育城市文学的摇篮与子宫，城市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城市文化的积累和经验。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题材，还是文学研究对象，城市文学都被我们不断提起和反复讨论。与此同时，城市文学的经验价值与审美意识也不断处于反思和重构中，它既受文艺潮流与文学观念变迁的影响，也随文学对城市认知方式的改变而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乡意识形态一直是城市文学写作与评论无法绕开的话题。城乡结构及其多边关系是几十年城市文学创作的草蛇灰线，也是文艺界研究与评估城市文学的主要切入点与中心议题。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习惯在抽象整体的逻辑认识论层面上把握和理解城市，常常将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作为表象与浅层次存在，而力图在现代性、商业性、世俗性、底层性等与乡村文化相对或相关的文化论上抵达城市的物质内核和精神本体，并在同一性理解中对其作伦理化的价值判断。这其实是典型的本质主义的思考理路。这种在城市文学中重构与寻找派生一切的整体图式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是可疑的，而且相对于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的相对恒定不变和宁静缓慢，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本身就是流转不息和凝散不定的，它不存在较稳定的内在性和规律性，更何况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也缺乏主导性和主流性的思想潮流，即便存在，它对日常生活的覆盖面也较为有限。在整体观与一体化理解模式下，城市中人与人、人与城之间的微妙关系难免会沦为神经末梢，不是悄然溜走，就是被掩入叙事盲区。城市书写由此变成了参照某种先验认识和已有观念的文化纹身运动，它虽不乏生动和深刻，却经常常不能触及城市的肌理。可喜的是，近年来的城市文学的关注重心、叙事立场、思维方式已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模式与结构，努力呈现只属于城市自身的各个侧面与诸多角落，当然，它们不乏相关性和相通性，但常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城市文学在不断探索中有了对城市生活更为深刻复杂的体悟，并在反思与修正中逐渐确立了新的价值目标和书写对象，这种动向在近年来的中短篇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城市生活的网格化与多层结构决定了城市文学题材的多样性，其文本景观随着城市文学触角的延伸而不断拓宽，值得肯定之处不在于选择了崭新的对象，而在于其能对焦距之物进行富有新意和深意的表现。吴君的《十八英里》是一篇视角新颖且较有深度的创作。作品讲述了二十年前居于社会文化中心颇受尊敬的教师家庭步入财富新贵的华丽庭院和奢豪大房后，面对已成为富翁的昔日不过是个体户的学生家长的心理落差和局促紧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崛起的历史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是同步的，这个过程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持续创造和重新分配。社会物质地位与生活层次的升降浮沉创生出新的市民阶层与市民文化，也造就了特殊的心理样态和新的价值观念。多年不见的两类人重逢后的心理反差与精神对视，无疑昭示了文化价值的贬值和财富价值的增值。财富不但象征着富有与华贵，同时还能带来优良的教育和雍容的世派，它不仅提升着物质生活的层次与品质，同时也创造着品位高雅的文化生活。作品无意表现财富新贵的轻浮与傲慢，或是强者与弱者的尊卑贵贱，也没对知识匮乏者发家致富附以任何色彩，而仅仅表现了普通市民阶层对城市贵族生活的向往和可望而不可及。其所要揭示的固然是人的社会地位反转后的心理危机与伦理不适，但更在提示人们，旧的价值观念业已褪去，新的价值观念已经形成，城市生活的理想正趋于统一，无论身处哪个阶层，无论是否拥有知识，将物质的进步作为生存价值的标志已成为城市生活颠扑不破的真理。傅爱毛的《尖叫与裸奔》也是区别于大多同类题材的一个创作。高级女白领一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与购买的手段消费着男性，追求着皮肤的刺激与感官的庆典，她秉持的生活观念虽与90年代卫慧笔下享受快感的蝴蝶尖叫式的两性观十分相似，但喧闹的躯体感官和另类的生活经验已远不如从前那般坚硬如铁、固若金汤。当应招男子西门春雪失去音讯后，她开始心理失衡渐至抓狂发疯，渴望真实情感的无意识犹如所罗门瓶子中的妖孽，一旦被放出就义无反顾的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生活的失范与精神的失常宣告了她所信奉的有性无爱的生活观的虚妄和破产。杨遥的《卡卡》关注的是基层公务员的生存秩序与职业心态。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借调人不过是一时之需，但每位被借调者都心存被选留和提拔的希望，又都同样会经历由心存幻想到灰心丧气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上级机关工作人员私下仅用数字编码来称呼被借调人，毫无身份感的称谓隐喻了其身份与理想的无意义。整个作品表现了官僚体制下公务人员的犬儒心态和玩世心理。马拉的《阳台上的男孩》和曾楚娇的《老豆，老豆》关注的是城市空巢老人的情感危机与自处之道。亲人的陌生化诱发了独居老人情感的真空和心理的迷失，将陌生人亲人化是他们摆脱心灵困境的唯一选择。而老人对陌生人的情感诉求又常会与陌生人对老人的情感认知构成错位，这种错位因双方身份与需求的不对等而存在某种必然性，于是又引发新的交流障碍和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
　　城市化在助推城市发展和扩大城市版图的同时，也成为几十年来城市文学叙事的核心事件和主要线索。对于城市化群体而言，城市化不仅意味着生存环境的转换，更意味着其不可避免地要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调整生活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化人群在城市中确立存在感与主体性的过程，文化选择、文化调整、文化重构都是他们必然要经历的精神体验与灵魂实践，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化及其心灵叙事几乎占据了城市文学的半壁江山。自然，城市文学对之的倾心特别是对城市化过程中心理的震荡的关注无可厚非，但作家涉猎这一题材时，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叙事张力与戏剧化效果，最大可能地制造出诗性的感染力，当然也受制于乡村美学与乡村价值本位观的影响，城市化过程中人与城之间的认同与共鸣少，对抗与隔阂多，甚至很多叙事被拉向了“血与泪”的文学之列。这不符合城市化的普遍经验，也强化了城乡间的观念分歧与价值对抗，引发了不真实的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的评价。而在近年的创作中，这种艺术处理方式出现了松动，很多作品更倾向去表现城市化主体入城后自行其是的感觉。必亮的《外乡父子》以房东的视角观察作为租客的乡下人入城后日常生活的变化。作品中，没有城市人对外乡人的冷眼，也没有外乡人在异地的隔阂压抑和流浪情绪，只有逆境中衍生出的忧郁与迷茫，而这不过是整个经济下行中不断滑坡的生活困窘的流露而已。外乡父子不是作为城市流亡者的形象现身文本的，而是和城市人一样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发展大潮中的漂浮物，只能被动的左冲右撞的沉浮于动荡的经济潮流之中。凌春杰的《城里无桃花》写了旅居城市的乡下人在择偶过程中对纯洁质朴的乡村少女不可言说的乡愁。作品没对乡村人的冥顽不灵加以嘲讽贬低，更没有渲染城市女性自由开放的两性观，而始终在维护着一种缺乏明确价值判断的纯然自洽的叙事气氛。王棵的《雷木与桃桃》中，憨憨傻傻却始终有着刺激活跃生命力的乡村人在粗野环境中坚韧顽强的生长，最终脱胎换骨，脱离乡村生活惯性成为城里人。作者试图在混沌无知却不乏韧性的乡村人精神结构中寻找某种不易命名却可识别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令他们无须任何过渡，也没有任何障碍地完成了身份的转化。文冰的《理发匠》中，城市男子与入城女子的重组家庭时刻被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所笼罩，女子虽已融入城市生活和新的家庭，但旧的情感与记忆无时无刻不追摄着她，使她不能享受纯粹城里人的轻松感和愉悦感。上述创作虽仍注重入城者与城市间的关系探讨，但并没有在紧张、冲突、分裂的线索上将它们关联在一起，城乡价值的差异性与不平等没有被强化，归属危机、异乡情结、身份缺失也是淡化和缺席的。外鄉人不再作为闯入者与陌生者被凝视，而是作为城市人或准城市人被关注。 　　表达城市平静世俗生活中坚定的情感暗流是近年来城市文学作家倾心的又一主题。这类创作中，放任自流的生活都是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此中寻不到宏大叙事的荡气回肠，觅不到善恶冲突的波澜起伏，没有浓墨重彩，只有杯水微澜，波澜不惊背后是心海的万顷波涛，流淌着的是灵魂深处的炽烈情感，精神的叛乱和感情的风暴在凡俗生活中蓄势待发，炊烟尽头正是硝烟起时。刘静好的《有时也泪如雨下》中，互为邻里的两位女子是生活和爱情的竞争者，她们互相猜忌、提防、欺骗，势不两立，势同水火，但真要分开时，却又发现了对方的缘分默契和闪光品质。作品洞悉了市民阶层精明世故中潜藏的天真与感伤。罗伟章的《细浪》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城与人的恩义与辜负的故事。在城中奋斗数十年的成功女性突然觉悟到，虽然自己通过不懈努力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富足的城里人，但这是以青春的牺牲与容颜的消耗为代价的，自身未能与城市的精致世派形成该有的同构。横空而来的莫名心绪带来的是具有反抗意味的、持续不平的精神骚动。厚脯的《契阔》写了重病卧床多年的妻子对丈夫私生活天鹅绒般的包容和理解，她对丈夫离婚的选择淡漠如烟甚至积极推动，但丈夫心安理得再婚后，她却毅然自杀。不难推想，妻子淡定从容外表下朝生夕死的恐惧由来已久。王棵的《暴风刮过的铁幕》中，一对百无聊赖的情侣面对与己无关的突发事件后，油然生出对生命价值和情感关系的深刻认知，迸发了永远在一起的冲动，这种感受近似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在灾难中对彼此命运和关系的洞彻和选择。姚鄂梅的《某月十五日》表现了徘徊在江湖兄弟间的女子刻骨铭心的个人情感。作品的魅力不仅源自男性的友谊和青春的冲动，更来自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功利的爱。朱日亮的《氓之蚩蚩》写了两名校工数十年的隐秘情感。他们约束而节制的关系与其超凡脱俗和不同凡响的真爱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当然这也使后者更为醒目。马拉的《爱别离》表现了代孕女孩与雇主间的爱情。女孩对雇主以及自己产下的孩子充满眷恋与不舍，但是依依之情留下的不过是几道情感的波痕，最终选择的还是离开，放弃并不意味着懦弱与妥协，而是面对无法圆满的生活的权益之举。必亮的《油盐酱醋》写一对老夫妻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家居生活中体会到的平淡无奇却又相濡以沫的伟大情感。这些文本聚焦的都是城市中的心灵事件，叙事在寻常生活中展开，在舒缓柔和的音调中起步，但最终都会借助超越日常经验的非功利之心和超世俗的执着情感而取得动人平静的艺术效果。生活的核壳被挑开后，露出的是生命的内核和心灵的脆弱。作家们耐心地在文本中设计一个又一个引爆情感的方程式，导火索的燃烧平静而悠长，但爆发出的情感却震撼人心，它爆裂出的是灵光四射的生命火花，喷洒出的是顶天立地的个体人格和透彻人心的深度自我。作品的吸引力不是缠绵悱恻和滚滚红尘，而是电光石火般的感性生命和锋利劲捷的心灵冲击，即便如此，火热和创痛却又无须降温和疗救，心海的万丈波澜能通过自我抚慰与得失考量而归于平静与理性，主人公在纠结挣扎后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舒畅与通达。这些作品能在自然流淌的生活的“静”与翻腾不息的情感的“动”之间寻到某种平衡，有着达观和通透，以及自觉的节制和分寸感。
　　近年的城市文学也流露出明显的先锋印记。相对于乡村的细小、自然、淳朴，城市显得庞大、时髦、华丽，追求别致陌生的先锋意识本身就和新潮时尚的城市文化相伴而生。1985年前后的中国先锋文学的兴起，固然受文学本体意识的苏醒与异域叙事技巧的智能活力的影响，但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本身就是新时期城市生活创生的新景观给国人带来的崭新经验和惊诧感受特有的感知方式和修辞手段。曾楚娇的《坟场》中，主人公如孤魂一般在失忆、逃亡、死亡的梦魇气氛中，在危机重重和回旋恍惚的迷途上漫无目的游走。作品格调虽类似马原、格非、余华、北村等前辈作家的先锋之作，但它并非游戏性与讹变式的，诡异的环境不过是怯于面对真相的阴暗幽冷的城市负罪者焦灼忏悔的心灵投影而已。卫鸦的《黑屋子》以悬疑和惊悚的手法表现了沉迷于无毒而有趣的婚外两性关系的男性的生活观及其遭受的惩罚。古怪乖戾和激情死亡营构出险象环生的文本气氛，生命终结于密室成为沉迷于隐秘亢奋的床帏生活的主人公的必然宿命。林培源的《派生》中，主人公简生表现出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萨特及其文学思想风范的极大兴趣和顶礼膜拜，受他们启发创作的剧本成为情节中的情节。简生经历的无法被证实的超时空体验暗合了先锋文学热衷制造语义空白的语法规则。他扑朔离奇和梦幻激情的经历隐喻了城市中的学生群体渴望超越却又害怕走出，渴望成就却又被禁锢的青春校园体验。
　　近年来城市题材中短篇小说基本上是片断性和速写性的小景观创作，少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叙事意图和占据城市全景的雄心，也少有壮丽的时代图景和社会深度分析的洞悉力，只是借助从容的观察与充分的形象化，从城市生活的局部和细节来透视城市所蕴含的时代性与社会性。这自然受中短篇创作规模容量的限制使然，但同时也透露出城市文学写作的某种新气象。长久以来，城市文学对思维的迷恋超过了对现实的关注。当然，这不是城市文学的专属问题，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总试图在文本中寻找和建构某种意义与正义的固有思维方式的流露。我们常用隔膜于城市生活的方式描摹和讨论城市，经常将城市文学作为复辟反城市或非城市情结的附庸和回声。荷尔蒙式的生活想象，人性的荒漠化描述，人性异化的道德批判等等，其实都是将城市作为映衬或是实现某些价值判断与审美意图的扁平镜子，也为大众文化与世俗文化实现商业化价值提供了契机和土壤。近年来，很多城市文学的叙事动机开始从肉身转向灵语，由原来与社会机制的外在变化亦步亦趋转向了与人的精神主脉相对应，从关注作为机器的城市的属性转向了体验作为生命的城市的脉搏。这种相对于八九十年代同题材创作的深刻变化，使城市文学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城乡意识形态的坚硬构架，摆脱了城乡意识黑白棋子式的博弈与角逐，抛弃了在病态异化层面上关注城市的偏见，更侧重城市空间的确定性中的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个性化特征，更加直面复杂喧闹和枝叶横生的城市生活。这种新的选择不仅增加了文学文本随机应变的进入城市生活的能动性与可能性，同时也发挥了世俗意识形态清道夫的功能，对大众化与商业化写作意图起到了客观防护作用，为城市文学敞开了更多的可能。在這个意义上，近年涌现的部分城市文学中短篇创作可视为城市文学生长的一个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