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读者说：“一个作者写多样的人和事，或者多个作者写同样的人和事，这样的书都吸引人。”《日日如新——外国驻华大使夫人访谈录》一书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来自不同国家的大使夫人，她们看中国的视角和体验都带有新鲜感。
　　当她们随着命运之船驶向久已向往的古老又现代的中国，所有的记忆正在成为她们一生的珍藏。在一路感受、一路收藏的过程中，她们通过自己的视角也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信息。
　　本书由何秋菊编著，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现节选书中精彩部分，与读者分享。
　　
　　三个名字，三个故乡
　　文／日本驻华大使夫人 阿南史代
　　
　　我有三个不同的名字。无论你叫Virginia Helen Stibbs、阿南史代（Fumiyo Anami）还是阿南史代（Anan Shidai），那都是我的名字，它们代表的是我所钟情的三种文化。我生长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26岁时入了日本国籍，但又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所幸，我几乎所有的朋友，无论是美国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叫我的昵称“吉霓”，因为这个称呼在三种语言里的发音都很简单。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在新奥尔良一个古老的法国社区的小巷散步，这些小巷在很多方面太像北京的胡同了。更有意思的是，新奥尔良很多老房子都有中庭，这些中庭与北京的四合院也极其相似。同样，我住在日本的时候，总会组织我的学生们到东京市内一些老地方去游玩，去寻找过去的足迹。这种漫游、在游玩中发现历史，是我持久的爱好，在中国居住期间我也照常这样做。
　　继1983年和1995年两次出使中国之后，2001年，我丈夫又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我狂喜至极，终于又可以第三次回到我的第三故乡，又可以回到这个曾经居住六年多的城市了，又可以在它的大街小巷漫游了。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是在1976年，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北京，当时只有五个地方外国游客可以去。当年，我们还去了上海，这个城市使我一见如故，很有点儿我的故乡新奥尔良的港口城市味道。这两个城市也都以美味的虾和螃蟹著称。另外，和新奥尔良、东京一样，上海也有令人痴迷的美妙的爵士乐。
　　到1986年为止，我已经走遍中国大地。“走遍每一角落”是我从年轻时起就养成的习惯。在我20岁时，我已经走遍美国各州。然而，“走遍日本”却让我用了不少时间。直到我去年参观了冲绳后，我才敢这样说：我的“三个故乡”的每一个州、县、省我都走过了。
　　在我探查古寺庙遗迹之际，总是有人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喝茶和聊天。有时，我甚至为给我讲故事的老妈妈捶背，如果正好赶上，我也会与接待我的家庭共进午餐。现在，我非常庆幸当时走访了北京城内那么多的胡同，而如今它们中的一些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一次，我拜访了一对老夫妻，而他们的房子恰好是以前的尼姑庵。在我们聊天时，一股浓浓的饭菜香味从他们的锅里飞出来，令人馋得流口水。老妇人告诉我：“在外头的饭馆，你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家老头子曾在皇宫里当御厨。”说完，他们又继续给我讲起这个遗址。“看，我们这儿的地势多低呀，在过去的上百年间，北京的地势高了许多，所以，我们这些老房子就显得低多了，再也见不到当年的气势了。瞧，我们这儿还有一棵古树呢。”然而，这些故事快要绝迹了，因为能讲这些故事的人们已经搬到郊外的楼房里去了。
　　一天傍晚，大雨滂沱，我从北京门头沟区一座山上下来之后，在一个小小的山村迷了路。山村小径就像迷宫一样，我真的是辨不清东南西北了，只好向一个院子走去。我听见有声音从屋子里传出，为了避免吓着主人，我大声说道：“我是个外国人，我迷路了。”门开了，我看见这家人正在吃饭。我请求道：“请帮助我找到离开村子的路。”他们二话没说，放下筷子就出来了，一直帮助我找到我停车的地方。事后，每当我跟中国朋友说起这件事儿，他们都大笑，但是，当时我可是笑不出来。
　　有时，沿路被打听的人也不跟家人打个招呼，就跳上我的车，随我走了。有很多次，人们放下手头儿的活计跟着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走就是一天。最近，我在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待了一天；天开村的人们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他们讲述了流传千年的故事。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老百姓一旦开了口，就如同决了堤的大坝，收也收不住了。我们所到之处，一会儿就聚集起一大群人。那些老人可能是第一次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客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尤其还是在外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口才，他们感到很自豪。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所讲述的是鲜活的历史。
　　回首我在中国与老百姓那些令人高兴的接触，我认识到与我三个故乡保持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在我不断探寻的过程中，有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由于我长着西方人的样子，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日本的少数民族。不时地，总会有人语气平淡地跟我谈起日本侵华的那段悲惨历史，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叙述当时一些恐怖的情节。然而，他们讲这段历史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谈话；说一句“我很抱歉”这样的话，显得多么苍白，我能做的是，听他们讲下去，承认他们的痛苦，承认那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要想成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是相互依靠的伙伴，中国和日本是平等的，是經济上的伙伴，是文化上的兄弟。这种相互依靠的力量必须不断地加强，就像我的三个故乡都对爵士乐充满激情一样，持久不衰。让我们彼此庆贺，庆贺所有这种共同点。
　　
　　我的孩子出生在北京
　　文／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夫人 马吉德
　　
　　那是1981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有几个第一：第一次在外常驻，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怀孕，然后是第一次生孩子。一个清晨，我的大儿子来到了这个家庭，准确地说，他是早上4:15出生的。我确实知道他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是在北京首都医院出生的，我记得太清楚了。
　　1981年的时候北京还没有发展成像现在这么好，那时的北京首都医院与现在的首都医院也不能同日而语。从外面看去，医院就像是一座教堂，四处都是雕刻品。里面光线昏暗，灯泡特小，墙上漆的也是很暗淡的颜色。这是一座简易的医院，只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人家告诉我，那时没有几个外国人敢在北京生孩子。我敢。临产之前的几个月我曾到医院参观过，也见过那里的大夫，跟他们很熟识，感觉也很好。对了，那时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会说英语。我们很幸运，医院尽可能地安排会讲英语的医生为我们服务，所以，我没遇到任何问题。而且，医生很关心我，经常到病房去探望。工作人员都非常好，非常有礼貌，乐于助人。医院本身条件的不足都让工作人员善良友好的服务给弥补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不出谁是谁来，因为所有的人，从看门的到医生，都穿着白大褂。有时看着让人觉得害怕，尤其是当过来一位穿白大褂的，手里拿着针管给你打针，我就想，他该不会是看门的人吧。
　　我生大儿子时采取了剖腹产术。我清晰地记得被推进手术室的情景。令我惊讶和高兴的是，手术设备非常先进，都是最新的。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给我施行了硬膜外麻醉术，就是说，我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的手术。他们让我侧身蜷缩着躺下，在我的脊椎处打了药液。一股液体流入我的脊骨，慢慢地我感觉腰部以下开始麻木。几分钟后，医生开始给我做手术。有意思的是，整个过程中医生、麻醉师、护士和我之间经常会用目光交流。我能感觉到手术刀在我身上轻盈的滑动，但感觉不到疼痛。麻醉师不时地询问我状态是否良好，她可能是想了解麻醉药是否正常发挥效力。我回想起，当时我曾提醒医生不要将手术器具或纱布之类的落在我体内，他们都大笑起来，医生说，“我尽量试着别落下吧。”我不知道他是很严肃地说呢，还是在取笑我，反正他戴着做手术的大口罩，我也看不见他的面孔。不过，真的是很有趣。
　　1984年，我决定在同一所医院生我的二儿子，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用的是全身麻醉，生育过程很容易。我很高兴选择了在北京生育我们的两个儿子。我丈夫更是喜出望外，作为父亲，在儿子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时间就能见到他们，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这里，我要表示对医生、护士们的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全心全意的服务。
　　1998年，我们再一次回到北京，在这个城市又生活了四年，两个儿子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分别在五岁、三岁的时候离开北京，所以重新回到久别的北京，崭新的面貌给这两个孩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北京的确有了巨大的发展，我还记得20年以前，北京饭店是最高的建筑，而长城喜来登饭店正在建设中。那时，公路上没有多少小汽车，清晨或傍晚上下班时间，昏暗的道路上奔涌着自行车的洪流。但是现在，举目望去，高楼林立，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全都是大规模、大手笔。晚间，过去昏暗的街道，现在都明亮了起来，给人以“不夜城”的感觉。
　　一年前，我有过一次不同凡响的经历。我去看望一位在首都医院生孩子的同事，向值班护士打听要去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右首倒数第二间屋。当我走在明亮的走廊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不由得脑袋里产生了幻觉。就在我推开门，迈进病房的一瞬间，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生老二时住过的房间，唯一不同的是床移动了位置。我感觉有点儿怀旧的味道，就对朋友说：“真是‘时光飞逝’啊！”
　　两年前，老大离开家去美国进行深造，老二还在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但很快他就会跟他哥哥一样到美国去学习。这哥俩对北京永远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生在北京，与北京国际学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里他们一直读完高中。除了马来西亚，北京永远会是他们未来要去的目的地之一，因为那已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无论他们在哪里，北京都会在他们心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信息反馈请发至xiaotanzhen@126.cm，欢迎交流。）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