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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年前著名女作家冰心访“面人郎”，在《面人郎采访记》中记述：当冰心向郎绍安问道：“您现在带徒么？”他指了指桌边站着的小姑娘，说：“她是我的学徒，也是我的女儿。”后来，正是这个小姑娘成为了“面人郎”的重要传承人，早在1995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她，就是当今的面塑大家郎志丽。
最让我们称奇的是，陈永昌、郎志丽夫妇都是非遗传承人，丈夫陈永昌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传承人，妻子郎志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面人郎”传承人。他们夫妻二人相识于1957年，1964年结婚，恩爱有加。一个捏面人儿，一个刻细瓷儿，各有各的绝技，技艺难分高下。
特写镜头之下，一团看似普通的面粉，在她的手里变成一个个小小的面人，活灵活现地演绎出“十八罗汉”、“八仙过海”、“三打白骨精”、“史湘云醉卧芍药茵”等精彩的故事场面，叹为观止。她，就是京城赫赫有名的面塑艺术家、人称“面人郎”——郎绍安老先生的女儿郎志丽。
而提起郎绍安老先生，也许不少中老年读者朋友不会陌生，因为著名女作家冰心的《面人郎采访记》选录在中学教科书里，文中对“面人郎”郎绍安老先生的技艺有精彩的介绍：他“捏什么像什么……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这都是‘面人郎’小时候最熟悉的北京街头巷尾的一切，也是我自己童年所熟悉的一切-…一”
郎志丽从少年时代起，便跟随父亲郎绍安老先生学习面塑艺术，至今坚守了60年。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工艺美术师。她的作品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及荣誉证书。1999年其论文《论面塑艺术的创新》，经世界学术贡献奖评审委员会评审获论文金奖。她也曾多次出访美国、英国、日内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2008年6月，“北京面人郎”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6月，郎志丽被评为该项目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郎女士说，传承面人是她家族的使命。
陈永昌先生专攻北京刻瓷——一柄刻刀、一把錾子、一方木槌，在莹如玉、薄如纸的瓷器釉面上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轻轻錾画出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线条，上色后，呈现国画独有的皴染效果……”这便是被誉为“瓷器上刺绣”的北京刻瓷。作为北京刻瓷这项市级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他也默默坚守了近60个年头。
一把刻刀，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一双灵动的双手，一件件精美、技艺奇妙的作品，无不传递出两位非遗传承人的艺术追求与作风，诠释出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朴实情怀。
永不忘初心
51年前冰心访“面人郎”。嘱咐她学好父亲手艺
2017年7月21日，由文化部举办的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一“北京六大非遗项目传承人”特别活动上，六大“京味儿”非遗技艺传承人首次集中亮相。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让会场气氛显得热烈。记者在那里见到了郎志麗夫妇的代表作品，并观看了他们精彩的技艺表演与演讲。采访中，两位老人慈祥的神情和淡定的笑容，一次次让我感动。
那么，是怎样的机缘让“北京面人郎”与“北京刻瓷”获得了世人的好评呢？两位老艺术家为传承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带着这些问题，便约好了再去拜访的意愿，没想到两位老人让我如愿以偿。
7月23日，记者来到位于西直门外交大东路一个普通小区，再次拜访了陈永昌、郎志丽两位老艺术家。走进他们的家，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面人郎”牌匾，遒劲有力的笔道衬托出“郎氏面塑”的百年内涵，旁边的另一幅书法“天道酬勤”，正说明了这对夫妇几十年来对艺术追求的情怀。
下午的阳光十分酷热。陈永昌、郎志丽夫妇却罩已为我备好了一罐凉茶。一边跟他们聊天，一边欣赏着被精心放置在仅拇指大小的半个核桃皮里的造型各异、惟妙惟肖的“十八罗汉”，和被错落有致地摆放在破成两半的葫芦肚里的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的“水浒一百零八将”，感觉“面人郎”作品非同一般，几乎达到了神似的新境界，极具艺术感染力。
郎志丽的父亲郎绍安老先生（1909～1992年）是北京郎派面塑艺术创始人，曾任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获“老艺人”称号。他，12岁向民间艺人面人大王——赵阔明先生拜师学艺，从事面塑创作70余年。其创作的题材多以北京民间小贩、戏剧人物、寺庙佛像以及各种昆虫等为创作对象，作品有《八仙祝寿》、《三百六十行》、仿珊瑚《锁蛟龙》等，栩栩如生，小巧、细腻。经过郎家近一百年的努力，“面人郎”如今依然是北京最著名的、最有特色的民族手工艺之一。既是民族手工艺人在旧社会苦难中的亲历者，也是新中国传统手艺得以传承、发展的参与者，更是“面人郎”民族手工艺在新社会取得辉煌成就、为国争光的见证人。
“1957年，冰心老人专访我的父亲，后来发表文章并高度称赞了父亲‘面人郎’的手艺。”郎老说。
“记得那是北京一个很寒冷的冬天，冰心老人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综合室。那时候靠生炉子取暖，天气冷，屋子里已经生炉子了，暖烘烘的。父亲与冰心一见如故。冰心非常和蔼，说话声不大却很温柔。我那时才16岁，怕见陌生人，害羞，一直在低头干活，连茶也是父亲给倒的。冰心边喝茶，边安静地坐在父亲工作的桌边很有兴趣地欣赏起桌上的作品来，且赞不绝口。我知道那是父亲刚刚制作的《西游记》中的一段，孙悟空手搭凉棚，腋下挟着金箍棒，蜷着—条腿站在棉花做的云端里，栩栩如生。冰心问起了父亲的学徒经历，也许这次是父亲第一次接受采访，故很激动，又非常诚恳。后来我就读到了冰心老人写的文章《面人郎采访记》。文章里，有很长的篇幅是我父亲的从艺经历——‘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1909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到天津去学石印的手艺去了……” “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的童年是怎样的。因为父亲以前很少跟我透露，我只知道郎姓是满洲大姓，祖籍吉林，父亲出生在西城白塔寺的大喜鹊胡同。出生时间是除夕夜，喜从天降，故取名‘双喜’。父亲跟冰心老人说，他从小就深受国难之苦，不到11岁的他就离家到天津去当学徒。那时当学徒，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些本领后，再给师傅效劳一年。那时可不比现在，受的打骂可多了，他的第一个师傅还好，第二个师傅就厉害极啦！父亲跟师傅学的是套色石印，一共有七色，套印错了，师傅巴掌就打过来了。他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就商量好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褥，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饥寒交迫，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凑了点钱买车票回京。他们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晓得火车到东便门，车底下钻上来一个人，看了看车票，说：‘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他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他们拍桌子，叫他们每人再拿出十吊钱来——现在也就合四角钱，可怜他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褥都被扣下了，结果还是从东便门就被撵下车了！父亲从东便门走到阜成门宫门口里的横四条25—争一就是鲁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为了衣食温饱，父亲搞石印，拉洋车，但过得很苦。
“有一次，我父亲在白塔寺庙会上，认识了一个捏面人的赵阔明。赵师傅是当时有名的面塑艺人，人称‘面人赵’，又称‘面人大王’，活了81岁。父亲站在他身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替他做这做那，他挪地方父亲就替他搬东西，他们就攀谈起来了。问我父亲姓甚名谁，住在哪里。父亲一一说了。原来两家是邻居。回家时父亲把一切都告诉了爷爷，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爷爷答应了，同赵师傅一说，说成功了，从此我父亲便开始了70余年的面塑生涯。”
“父亲跟赵师傅学了一个多月，就能捏好些东西拿出去卖钱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生活的了。但拜师学艺才五个月，赵师傅却带着家人去天津了。此后，父亲就凭借着对捏面人的喜爱，自己研究面人制作。父亲最熟悉社会的底层生活，所以他最爱捏三百六十行的人物形象，像锔碗的、推车卖菜的、卖大小金鱼的、算卦的、要饭的、拉洋片的、卖风筝的……个个精彩。父亲肯钻研，人特别勤快。父亲觉得捏戏剧的洋画不够生动，就开始去听戏，但口袋里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去蹭戏。看完回来，他凭借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就这样，父亲一边卖艺一边学，一年多的工夫，父亲就会捏戏剧人物，什么《二进宫》《三娘教子》等……为了积累素材，父亲走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寺庙和文物古迹，观察生活，体味民风民俗，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那次采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还高兴地告诉冰心老人，说：‘她是我的学徒，也是我的女儿。’冰心老人很和藹地对我微笑，一再鼓励我好好学，嘱咐我‘你要好好跟你父亲学，把这门手艺学好’。我不停地点头。冰心老人似乎对那些工具也特别感兴趣。我便打开了桌上一个带格的木盘，拿出拨子、锥子、小木梳之类的东西，一一介绍。做一个面塑造型，细说起来要有上百道工序。从面的制作到颜色的调配到人物形象、服装服饰的搭配，每一步都很繁琐。父亲还掀起另一个木盘上的一块遮着的白布，底下就是我们用的熟面料，一小条一小条的像颜色粉笔，冰心老人还用手去捏了捏。父亲介绍，这熟面是四分之三的面粉和四分之一的江米面，和起，烫熟，再上锅蒸，然后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做成的面人就可一二十年不裂不坏……说着，父亲拿出一团面在手里揉一揉就变出了一只和平鸽，憨态可掬。她问父亲这手艺易学吗？父亲说：‘也容易也不容易，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分之九十靠自己研究揣摩！’
“临走前，父亲让我陪伴冰心老人去资料室参观。当时资料室里有我父亲的很多作品，架子上也全摆满了，真是琳琅满目。冰心老人很喜欢我父亲做的新作品——‘鸡毛信’，‘采茶扑蝶’等，赞不绝口，说太逼真了。后来，我在冰心的文章里看到了她对父亲这些作品的评价很高，她写得真好，至今难忘——‘我最爱的，还是一小组一小组的旧北京街头小景，什么卖糖葫芦的——一个戴灰呢帽子穿黑色长袍的人，左臂挎着一个小篮子，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剃头的——一个披着白布的人低头坐在红板凳上，旁边放着架子和铜盆；卖茶汤的；卖沙锅的；吹糖人的；无不惟妙惟肖！其中最使我动心的，是一件‘打糖锣的’，是我童年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我想也是‘面人郎’自己最深刻的童年回忆吧，因为这一件做得特别精巧细致：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竹；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凡是小孩子所想望的玩的吃的，真是应有尽有了！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回忆到这里，郎志丽双眼饱含深情，她表示，冰心老人的叮嘱她至今未忘，且至今在为实践这份承诺而不懈地努力着。
一次机缘改变命逗
多次受朱德的关心，“面人郎”免遭技艺失传
在郎志丽夫妇的家里，记者看到客厅的一整面墙的棕红色陈列柜里，摆放的全是他们夫妇一个个被赋予“生命力”的作品，简直是一个大宝藏。“柜子右半边是老陈的（刻瓷作品），左边是我的（面人）。”郎老说。郎老的作品，有《红楼梦》元春省亲题材的，有《西游记》三打白骨精题材的，还有唐老鸭、奥特曼、草裙舞姑娘等现代题材的，一个个人物造型非常细腻，活灵活现。仔细观看，无论是贾母的每一根头发丝，还是夏威夷跳草裙舞姑娘身上戴的每一朵花儿的花瓣，清晰可见，堪称巧夺天工。
郎老介绍，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就跟随父亲走街串巷捏面人，耳濡目染，打小就学会了捏面人。她三四岁就会帮父亲捏一些糖葫芦、绣球、小萝卜之类的“配件”，六七岁就能独立完成作品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面人了。 郎志丽说，父亲由在街头流浪卖艺变为有固定工作，可以安心创作面塑，源于一次机缘巧合。她说，“父亲那一辈子老艺人为讨生活四处漂泊，有时粮食少得尚不足以果腹，却还舍不得吃，省下面来做面人。当时我们家人口多，九口人，全靠父亲的面人摊子过日子，生活很苦。1955年，父亲参加了北京手工业合作总社，1956年，街道推荐父亲的面人作品去中山公园参加工艺品展览会参展，当时父亲就把他制作的一套《智取华山》山水人物送去了。它被前来观展的朱德总司令注意到了，便问作者是谁？随身人员告诉他，一位老手艺人。叉问这位老手艺人在哪？千什么的？随行人员介绍说，在家里做小生意。当朱德得知我父亲还没有正式工作时，就立即让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了下来。没多久，父亲就接到通知去开会，回来时，他兴奋得不得了，说国家要他去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所在东单小羊马胡同的平房里。北京面人，北京刻瓷，北京皮影，北京剪纸，北京内画鼻烟壶，燕京八绝等行业的老艺人们都聚集在那里了，人气很旺。在困难年代，人都要挨饿，就更找不到粮食来做面人了，幸亏朱德总司令大力支持，特拨了一小批面粉，正是这小小的特权才让郎老这门手艺没有中断。父亲也因此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少算得上是面塑中的精品。
“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所聘父亲为‘研究员’，要求父亲亲手授徒，还承诺可以选一个自己的孩子进所里去学。于是，父亲便选择了我。当时我才15岁。其实我们家有好几个孩子都会捏面人，为何父亲却选择了我呢，也许是父亲对我的偏爱吧。也就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老伴陈永昌先生。当时我的工资是15元，学徒工。每天坐公交车去东单上班。三年学徒，父亲对我很严厉。父亲每次都告诫我说，‘捏面人必须心静专注，与练气功有相同之处。”’
进入研究所之后，郎志丽在苦练手艺之余，也琢磨着怎样拓展“面人郎”的表现空间，从而让面人更精细、更有创意、更富含时代特色。一件作品在提手要做时也是灵感最丰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是选择从头到尾一次完成作品，有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这种情况下每天晚上熬到凌晨二三点或者通宵做都是很普遍的情况。
“在捏面人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父亲总会恰好出现在我身边，来教我一些技巧性技术，带我克服难关。捏不好，便向父亲求助，父亲总是丢下一句话：‘老做就好了。”’父亲的引导让郎志丽对面人的热情从未减退。
功夫不负有心人，郎志丽精心做成的《穆桂英》被送去参加莫斯科国际少儿艺术作品比赛，获得优秀奖，引起不小的轰动。1958年“三八妇女节”，《穆桂英》还被送去向人民大会堂建成献礼，她还因此受前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朱德的接见。父亲还带着她一起制作了上海大世界新旧对比面塑造型，让她大开眼界。这不仅是接受新事物的开始，也是日后发展创新面塑艺术的基础。1960年，郎志丽被北京市少年宫聘为少年宫面塑组辅导员，当时她才19岁。那时，她还给中科院做过菌蘑造型，上百种毒蘑菇，生动传神。这些作品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能食用，因此，这些毒蘑菇就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科教片，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文革”时期，郎绍安一家不得不放弃了面塑的工作，她说，“那些日子，我父亲被安排去打扫卫生、推煤渣，而我被安排去做石膏像。”但郎志丽不愿就此与面塑“分手”，一有时间就躲在家里偷偷练习捏面人，捏好了就藏在家里，没敢告诉任何人。1970年，朱德到工艺美术厂视察，听说“面人郎”父女不再捏面人时，便提出“面人应当恢复，民间艺术不能让它失传”。于是，在朱德再一次关心下，郎志丽和父亲终于又有机会重拾面人艺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在半个葫芦塑下了水浒108将
郎志丽介绍，父亲郎绍安擅长做京剧的盔甲人物，如《穆桂英》《关公》《白蛇传》和北京风俗三百六十行人物等，造型准确。1956年，郎绍安先生随中国工艺美术代表团赴英国交流访问，那是面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在英国那段日子，郎绍安先生在展览会上，每天有一万多双眼睛盯着他的双手，惊讶地看一块块彩色的面团，瞬间变为小姑娘、孙悟空、和平鸽……在场观众无不啧啧称奇。
“有位英国女士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得知‘面人郎’来英国办展，非常期待。可她第一次去展館时，展馆却关门了，后来因为起得太早，低血糖，在路上晕倒了又没去成。第三次才找到我父亲。在展览会上，她告诉父亲，她是搞科研的，研究原子能，她特别喜欢中国的民间手工艺。父亲很高兴，把自己做好的面人送给了她。父亲回国后跟我说小小面人能走向世界，觉得十分自豪。他还说起了那位喜爱中国民间文化的搞科研的外国女士。没想到，24年之后的1980年，我出国到夏威夷进行艺术文化交流时，也真是凑巧，有位老太太很有兴趣地提起了24前她在英国遇到的一位中国捏面人艺术家，说他的名字叫郎绍安。我一惊，心想一个外国老太太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翻译告诉我，当年在英国时，她遇到了一位中国面人艺术家，还为她捏过一个面人，至今收藏着。原来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当年我父亲提到过的那位喜爱中国民间艺术的科学家。没想到父亲做的面人，让一个外国人牵挂了那么多年……”郎老动情地说。
郎志丽说，“从父亲那一辈开始，郎家面人就走向世界进行展览，我也去过很多国家，去办过展览，好多外国人特喜欢。好多华侨对我说，以为大陆这些传统技艺都没了，真不错，竟都给保留下来了。”
1993年，郎志丽应奥组委的邀请随中国代表团到摩纳哥访问并现场表演，在摩纳哥的巴黎饭店，她为几十位奥组委委员做面人。“当时我给萨马兰奇捏了一只和平鸽，他手捧和平鸽高兴地说，‘和平、和平’，他那次是带着女儿去的，他的女儿拿起我做的鸽子也爱不释手，并问我能送她礼物吗？我点点头，看她那高兴的劲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那次，她回赠给我的是一枚1993年摩纳哥奥运会纪念章。”
“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钟；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这段文字是冰心描绘郎绍安先生做的一件面人作品《打糖锣》的，足见“面人郎”的作品是多么的逼真与细腻。但这次采访我却没有看到郎绍安老先生作品的实物，只好翻画册解馋了，照片上那泛着柔润光泽的“珊瑚”，逼真到无法形容的“玉米蝈蝈”，一次次，无不让我感慨良多，面塑艺术太神奇了。 郎老说，“作为一代名师，父亲在面塑技艺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生活经历，社会实践，艺术技法之高是我无法达到的，所以创新才是我的成功之路。我的面塑论文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整理写出来的，《论面望艺术的创新》，它能获得论文金奖，我想道理也在此吧。”
我好奇地问郎老，创作灵感打哪来？她说，生活中，日常起居的点点滴滴。她说，有次有一个朋友送来一个葫芦，她突发奇想，便把葫芦对半劈开，将水浒一百零八将放在其中；还有一个核桃皮里，一边放54个小人物，还有山石、树木、花草点缀其中，再利用葫芦本身的形态，画成一双对语的仙鹤。
除了核桃皮、葫芦，还有小酒盅、造型独特的镜框等，郎志丽都利用上了，做成了精美工艺品。平时吃饭的时候剩下的贝壳她也留了下来，竟然做了—件精美的贝壳观音面塑作品。看到小孙女看动画片，她就想到做卡通人物；去听了个相声看了场戏，她回来连饭都不吃可能就会投入人物创作中。
郎志丽的作品在缩微技术、载体选择、题材涉猎方面都有创新。她尤其喜欢做传统人物，尤其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根据小说情节，她创作了不少红楼梦人物的面塑，小到要用放大镜观看，有能装进核桃皮里的《黛玉初进贾府》；大到人物有手指般高，可展现盛大场景的《元春省亲》……—个个个人物姿态各异，活灵活现，堪称巧夺天工。与父亲相比，郎志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北京麴瓷”自成一派
“这把小刻刀，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
“我们是1957年5月5日认识的，1964年结的婚。当时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屋里上班……”郎老说起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却特显羞涩。
当年，郎志丽的父亲进了工艺所后，她女承父业进了工艺所当学徒。而她的丈夫陈永昌也是子承父业，以学徒工的身份在工艺所跟随父亲学刻瓷，所以他们两个是同年同月进的工艺所，跟随各自的父亲学习手艺，在那里他们两个由此结缘。
“陈老师，我向记者介绍得差不多了，您自个儿说您的事情吧。”郎志丽老师很幽默，对她的丈夫几乎是赞不绝口，还一口一个“陈老师”的唤着，非常亲热。此时陈永昌先生正用手机审阅学生们完成的作业，他赞叹说，不错，这些孩子能安静坐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陈老语言严谨平稳，大概是常年潜心艺术创作的缘故。
记者看到，桌子上摆满了陈老刻瓷的工具，主要就是不同型号的錾子、刻刀、木槌。有一把黄杨木的小槌还是上世纪60年代用的，陈老说至今也在用它，那浅色凹进去的坑就是几十年敲击形成的，这让我想起那句成语“滴水穿石”。陈老介绍，北京刻瓷的技术说起来简单，就是錾、刻两种。先在瓷器上用毛笔画出图案，再用錾子、刻刀，辅以小木槌，去掉图案部分的釉面，露出瓷胎，再上色。用小槌子均匀敲击錾子，使其在釉面上推移，形成国画深浅不一的皴染效果，这叫錾；刻，就是直接用刻刀。景德镇的骨瓷细腻薄滑，手轻了不着痕迹，重了易伤瓷胎，刻坏一刀，这件瓷器基本就报废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陈老师刻瓷这门手艺。
陈老拿出一把小刻刀说，“我入这行得从父亲说起，他是我的恩师。这把小刻刀，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说起父亲，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陈永昌的父亲陈智光先生是北京有名的刻瓷艺人，曾在清朝造办处工艺局学习刻瓷。刻瓷源于雕玉，最早是用雕玉的工具“砣子”，在瓷器上砣出字形。“1904年，父亲15岁，因家贫而辍学，家里人希望他能学点手艺。恰逢清末光绪年间，顺天府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工艺学堂，父亲便成为其中刻瓷科的学员，那时候专门从上海请来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当老师，学员一共二十多个。三年学徒期满后，这些人大多各奔他乡，只有我父亲和朱友麟留在了北京。两位老前辈对刻瓷工艺进行了改革，将南方惯用的‘刻’和北方常用的‘錾’相结合，形成北京刻瓷自成一派的风格。此后一段时间，二人一直在前门西河沿一家瓷器店里打工，专攻老本行刻瓷。我父亲以工笔为主，朱友麟则擅长写意，哥俩本想着要在刻瓷这一行当里闯出个名堂，可无奈后来活儿不多，只好暂时转行，父亲改做牙雕，朱友麟从事刻章。”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陈永昌感慨良多，“所幸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授予‘老藝人’称号，并安排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才有了转机。”
“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当父亲的学徒那会儿，父亲说精湛的手艺，离不开一套好工具，便给了我一把刻刀，一个瓷制的笔筒，先让我练刻线，一刻就是一个月，得刻直了才行……”陈永昌在研究所一千就是几十年，“退休离开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市场，做完的东西都归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对行情始终没概念。”对于自己的作品，陈永昌个个视若珍宝，从不掩饰内心的喜爱。他说，“每一件都满意，不满意的话，早就不做了。”他随手从柜子里取出一方瓷盘，画面中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笔墨浓淡相宜，“这个我取名叫《天路》，是1975年刻的，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修建青藏公路，主角特意选了汉藏两族的设计师。”陈永昌先生又指了指男一方瓷盘，“姊妹篇，叫《幸福路》，用来纪念青藏铁路建成。瓷盘与普通彩绘无异，但你仔细瞧，便能觉出深浅不一的刻痕，人物有十八描，山水有十六法，以线条来说，最基本的就有游丝刻和铁线刻。先用墨画稿，再将瓷面破坏用以抓色，深的地方用錾，浅的地方用刻。别小看手劲上的细微差别，立体感就打这儿来。”
陈老在景德镇最薄的胎瓶上刻画，瓷瓶厚度仅1毫米，玲珑剔透，叹为观止。选料方面，陈永昌先生说也颇有讲究，“一来要看硬度，二来得挑色泽，通常都是用的景德镇瓷器。”在上色环节，陈永昌也没少花心思，“过去上的都是国画色，不防水，后来用过油画色，但还是耐不住久泡。”后来他开发出一种专用防水材料，实现了色牢度上的根本性突破，“现在已经尝试成功，用在刻瓷茶具等器皿上，再也不用怕水了。”说着，便再次演示了几个新材料做的刻瓷成品，确实如此。
除了在瓷器上刻画以外，陈永昌还瞄上了鼻烟壶，“人们熟悉的都是内画，我搞的是内刻。”小巧玲珑的鼻烟壶中，刻的是徐悲鸿的马，一匹飞奔的骏马跃然其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研究所的一位玉雕大师就曾给我提过这么个想法，但当时没能付诸实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忽然记起这档子事儿，自己就琢磨起来。把刻瓷的工具稍加改动，从瓶口伸进去，一点点刻画图案，再上色，前前后后也不知道用掉了多少个小瓶子，练熟了才敢拿鼻烟壶来刻。” 伉俪情深刻瓷艺人竟为面塑申遗奔波多年
1964年陈永昌与郎志丽结婚了。婚后，夫妻双方虽然千的都是自己的活，但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如今共同走过了50多年风雨岁月。
记者调皮地问起他们当年的“办公室恋情”，两位老人笑了，说，“那个时候就是听话，没有别的任何想法。我们没有浪漫的事……”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那你们双方的父母该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吧？”郎老告诉我，“当时我身子骨弱，不怎么好，尤其是关节，手脚经常发麻。当时他父亲就是我未来的公公，看在眼里，跟我父亲说，得好好治。我公公以前学过医，懂中医，就给我开了些方子。那段时间，陈老师特勤快，每天帮我把熬好的药放桌子上就走了，从来不多说一个字。我服了不到三个月，竟奇迹般好了。结婚时，老公公没在场，因为他老人家在我们结婚前走了。现在想，我们的婚姻倒是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在家里，陈老师付出的比我多。因为平时他做饭的次数总比我多。因为我在干活（捏面人），已上手，怕面粉容易干，就不好洗了手再去千家务活。他也从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不看电视，为的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视力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去创作作品。”
“北京刻瓷现在属北京市级非遗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其实，这个项目也是能评国家级的，当年他为了帮我的‘面人郎’准备材料去申報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才耽误了下来。”郎老很感激地说。
那是2005年，郎志丽夫妻初次听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消息，便开始着手准备申报。“陈老师为了给我准备电子版的资料，从头学起了电脑及拼音打字，由于渠道不对，材料交完后没了音讯。2007年，第二批申遗开始，我们叉忙碌了起来，这次顺利完成区级、市级、国家级三级跳。2009年，‘面人郎’正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问起夫妻两个有没有共同创作的作品，陈老指了指柜子里那件刻瓷作品《刘胡兰》说，“《刘胡兰》是我俩共同合作的第一个作品，人物是我刻的，而瓷板里的文字是老伴用面材做的。”
在闲聊中，我觉得这两位老艺术家在很多方面都有认同。比如，在创作中他们说各门艺术之间应当有“融合精神”，可以使艺术门类的融合空间更大。例如—个作品中既有木雕、也有刺绣等。另外民间艺术家可以与设计艺术家融合，在工艺的发展上多加入现代设计的元素。
“掌握一门技艺的人往往也是热爱这门技艺的，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将这个技艺传承下去。”他们认为，针对工艺美术从业者的培训很多，但培训往往只注重技艺，而忽略了对艺术家人文精神和思想的灌输与熏陶，缺少人文素养的培养。
陈老介绍，2014年，西城区启动“濒危非遗项目”保护计划，“北京刻瓷”作为项目之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传承志愿者。“一开始说是每个项目招五个人，结果报名的有一百多个，经过考试后留下十个有一定绘画基础的，连续在非遗中心给他们进行了24课时的集中培训。”遗憾的是，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位80后姑娘周晓明，“我的要求其实就一个，坐得住。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脑瓜子太活，总想着见效益，少了几分踏实劲儿。难得这个姑娘本身就是搞陶瓷设计的，又打心底里爱好。我也不求徒弟多，有一个就带一个。”
目前他们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学了陈老师的刻瓷，女儿学了我的面塑，外孙女也学了我的”.此外，目前还有5个徒弟跟着郎志丽学习。她的心愿是：一是把徒弟带出来，传承“面人郎”的手艺；二是继续捏面人，多留下些细致的活儿给后人。
郎老说，创作应当是在保留传统和精华的同时，在创新中加以传承，要让作品符合时代的审美。也正因为如此，作品才能受到市场的认可。如今，老两口的作品摆满一屋，但他们并没想过拿出去卖，靠这个挣钱，不图发财只是一心教徒。“我们现在已经70多岁了，不打算再挣多少钱，这钱哪，你挣多挣少都是过。岁数大了，我也没那么大精力。只是一心把徒弟带好，别让这门手艺后继无人。另外，我还在做一些精细的东西，给国家也好，给孩子留个念想也好。”
这对老艺人夫妇身上有着老辈儿传统手艺人的气质——谦虚、内敛、有度，打心眼儿里爱惜这门手艺。在工美行当摸爬滚打几十年，夫妇两个有一个深刻的感触，那就是自己的技艺还是要面对市场的，都需要一些积累的。
说到这里，夫妻两个都相视一笑。郎老说，“手艺这种事儿勉强不来，继承也绝不是墨守成规……”可以感觉到，夫妇两个的手工艺艺术事业未来的蓝图，已经越发清晰地描绘在他们的心中。
最让我们称奇的是，陈永昌、郎志丽夫妇都是非遗传承人，丈夫陈永昌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传承人，妻子郎志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面人郎”传承人。他们夫妻二人相识于1957年，1964年结婚，恩爱有加。一个捏面人儿，一个刻细瓷儿，各有各的绝技，技艺难分高下。
特写镜头之下，一团看似普通的面粉，在她的手里变成一个个小小的面人，活灵活现地演绎出“十八罗汉”、“八仙过海”、“三打白骨精”、“史湘云醉卧芍药茵”等精彩的故事场面，叹为观止。她，就是京城赫赫有名的面塑艺术家、人称“面人郎”——郎绍安老先生的女儿郎志丽。
而提起郎绍安老先生，也许不少中老年读者朋友不会陌生，因为著名女作家冰心的《面人郎采访记》选录在中学教科书里，文中对“面人郎”郎绍安老先生的技艺有精彩的介绍：他“捏什么像什么……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这都是‘面人郎’小时候最熟悉的北京街头巷尾的一切，也是我自己童年所熟悉的一切-…一”
郎志丽从少年时代起，便跟随父亲郎绍安老先生学习面塑艺术，至今坚守了60年。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工艺美术师。她的作品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及荣誉证书。1999年其论文《论面塑艺术的创新》，经世界学术贡献奖评审委员会评审获论文金奖。她也曾多次出访美国、英国、日内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2008年6月，“北京面人郎”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6月，郎志丽被评为该项目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郎女士说，传承面人是她家族的使命。
陈永昌先生专攻北京刻瓷——一柄刻刀、一把錾子、一方木槌，在莹如玉、薄如纸的瓷器釉面上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轻轻錾画出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线条，上色后，呈现国画独有的皴染效果……”这便是被誉为“瓷器上刺绣”的北京刻瓷。作为北京刻瓷这项市级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他也默默坚守了近60个年头。
一把刻刀，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一双灵动的双手，一件件精美、技艺奇妙的作品，无不传递出两位非遗传承人的艺术追求与作风，诠释出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朴实情怀。
永不忘初心
51年前冰心访“面人郎”。嘱咐她学好父亲手艺
2017年7月21日，由文化部举办的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一“北京六大非遗项目传承人”特别活动上，六大“京味儿”非遗技艺传承人首次集中亮相。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让会场气氛显得热烈。记者在那里见到了郎志麗夫妇的代表作品，并观看了他们精彩的技艺表演与演讲。采访中，两位老人慈祥的神情和淡定的笑容，一次次让我感动。
那么，是怎样的机缘让“北京面人郎”与“北京刻瓷”获得了世人的好评呢？两位老艺术家为传承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带着这些问题，便约好了再去拜访的意愿，没想到两位老人让我如愿以偿。
7月23日，记者来到位于西直门外交大东路一个普通小区，再次拜访了陈永昌、郎志丽两位老艺术家。走进他们的家，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面人郎”牌匾，遒劲有力的笔道衬托出“郎氏面塑”的百年内涵，旁边的另一幅书法“天道酬勤”，正说明了这对夫妇几十年来对艺术追求的情怀。
下午的阳光十分酷热。陈永昌、郎志丽夫妇却罩已为我备好了一罐凉茶。一边跟他们聊天，一边欣赏着被精心放置在仅拇指大小的半个核桃皮里的造型各异、惟妙惟肖的“十八罗汉”，和被错落有致地摆放在破成两半的葫芦肚里的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的“水浒一百零八将”，感觉“面人郎”作品非同一般，几乎达到了神似的新境界，极具艺术感染力。
郎志丽的父亲郎绍安老先生（1909～1992年）是北京郎派面塑艺术创始人，曾任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获“老艺人”称号。他，12岁向民间艺人面人大王——赵阔明先生拜师学艺，从事面塑创作70余年。其创作的题材多以北京民间小贩、戏剧人物、寺庙佛像以及各种昆虫等为创作对象，作品有《八仙祝寿》、《三百六十行》、仿珊瑚《锁蛟龙》等，栩栩如生，小巧、细腻。经过郎家近一百年的努力，“面人郎”如今依然是北京最著名的、最有特色的民族手工艺之一。既是民族手工艺人在旧社会苦难中的亲历者，也是新中国传统手艺得以传承、发展的参与者，更是“面人郎”民族手工艺在新社会取得辉煌成就、为国争光的见证人。
“1957年，冰心老人专访我的父亲，后来发表文章并高度称赞了父亲‘面人郎’的手艺。”郎老说。
“记得那是北京一个很寒冷的冬天，冰心老人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综合室。那时候靠生炉子取暖，天气冷，屋子里已经生炉子了，暖烘烘的。父亲与冰心一见如故。冰心非常和蔼，说话声不大却很温柔。我那时才16岁，怕见陌生人，害羞，一直在低头干活，连茶也是父亲给倒的。冰心边喝茶，边安静地坐在父亲工作的桌边很有兴趣地欣赏起桌上的作品来，且赞不绝口。我知道那是父亲刚刚制作的《西游记》中的一段，孙悟空手搭凉棚，腋下挟着金箍棒，蜷着—条腿站在棉花做的云端里，栩栩如生。冰心问起了父亲的学徒经历，也许这次是父亲第一次接受采访，故很激动，又非常诚恳。后来我就读到了冰心老人写的文章《面人郎采访记》。文章里，有很长的篇幅是我父亲的从艺经历——‘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1909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到天津去学石印的手艺去了……” “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的童年是怎样的。因为父亲以前很少跟我透露，我只知道郎姓是满洲大姓，祖籍吉林，父亲出生在西城白塔寺的大喜鹊胡同。出生时间是除夕夜，喜从天降，故取名‘双喜’。父亲跟冰心老人说，他从小就深受国难之苦，不到11岁的他就离家到天津去当学徒。那时当学徒，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些本领后，再给师傅效劳一年。那时可不比现在，受的打骂可多了，他的第一个师傅还好，第二个师傅就厉害极啦！父亲跟师傅学的是套色石印，一共有七色，套印错了，师傅巴掌就打过来了。他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就商量好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褥，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饥寒交迫，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凑了点钱买车票回京。他们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晓得火车到东便门，车底下钻上来一个人，看了看车票，说：‘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他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他们拍桌子，叫他们每人再拿出十吊钱来——现在也就合四角钱，可怜他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褥都被扣下了，结果还是从东便门就被撵下车了！父亲从东便门走到阜成门宫门口里的横四条25—争一就是鲁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为了衣食温饱，父亲搞石印，拉洋车，但过得很苦。
“有一次，我父亲在白塔寺庙会上，认识了一个捏面人的赵阔明。赵师傅是当时有名的面塑艺人，人称‘面人赵’，又称‘面人大王’，活了81岁。父亲站在他身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替他做这做那，他挪地方父亲就替他搬东西，他们就攀谈起来了。问我父亲姓甚名谁，住在哪里。父亲一一说了。原来两家是邻居。回家时父亲把一切都告诉了爷爷，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爷爷答应了，同赵师傅一说，说成功了，从此我父亲便开始了70余年的面塑生涯。”
“父亲跟赵师傅学了一个多月，就能捏好些东西拿出去卖钱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生活的了。但拜师学艺才五个月，赵师傅却带着家人去天津了。此后，父亲就凭借着对捏面人的喜爱，自己研究面人制作。父亲最熟悉社会的底层生活，所以他最爱捏三百六十行的人物形象，像锔碗的、推车卖菜的、卖大小金鱼的、算卦的、要饭的、拉洋片的、卖风筝的……个个精彩。父亲肯钻研，人特别勤快。父亲觉得捏戏剧的洋画不够生动，就开始去听戏，但口袋里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去蹭戏。看完回来，他凭借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就这样，父亲一边卖艺一边学，一年多的工夫，父亲就会捏戏剧人物，什么《二进宫》《三娘教子》等……为了积累素材，父亲走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寺庙和文物古迹，观察生活，体味民风民俗，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那次采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还高兴地告诉冰心老人，说：‘她是我的学徒，也是我的女儿。’冰心老人很和藹地对我微笑，一再鼓励我好好学，嘱咐我‘你要好好跟你父亲学，把这门手艺学好’。我不停地点头。冰心老人似乎对那些工具也特别感兴趣。我便打开了桌上一个带格的木盘，拿出拨子、锥子、小木梳之类的东西，一一介绍。做一个面塑造型，细说起来要有上百道工序。从面的制作到颜色的调配到人物形象、服装服饰的搭配，每一步都很繁琐。父亲还掀起另一个木盘上的一块遮着的白布，底下就是我们用的熟面料，一小条一小条的像颜色粉笔，冰心老人还用手去捏了捏。父亲介绍，这熟面是四分之三的面粉和四分之一的江米面，和起，烫熟，再上锅蒸，然后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做成的面人就可一二十年不裂不坏……说着，父亲拿出一团面在手里揉一揉就变出了一只和平鸽，憨态可掬。她问父亲这手艺易学吗？父亲说：‘也容易也不容易，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分之九十靠自己研究揣摩！’
“临走前，父亲让我陪伴冰心老人去资料室参观。当时资料室里有我父亲的很多作品，架子上也全摆满了，真是琳琅满目。冰心老人很喜欢我父亲做的新作品——‘鸡毛信’，‘采茶扑蝶’等，赞不绝口，说太逼真了。后来，我在冰心的文章里看到了她对父亲这些作品的评价很高，她写得真好，至今难忘——‘我最爱的，还是一小组一小组的旧北京街头小景，什么卖糖葫芦的——一个戴灰呢帽子穿黑色长袍的人，左臂挎着一个小篮子，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剃头的——一个披着白布的人低头坐在红板凳上，旁边放着架子和铜盆；卖茶汤的；卖沙锅的；吹糖人的；无不惟妙惟肖！其中最使我动心的，是一件‘打糖锣的’，是我童年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我想也是‘面人郎’自己最深刻的童年回忆吧，因为这一件做得特别精巧细致：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竹；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凡是小孩子所想望的玩的吃的，真是应有尽有了！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回忆到这里，郎志丽双眼饱含深情，她表示，冰心老人的叮嘱她至今未忘，且至今在为实践这份承诺而不懈地努力着。
一次机缘改变命逗
多次受朱德的关心，“面人郎”免遭技艺失传
在郎志丽夫妇的家里，记者看到客厅的一整面墙的棕红色陈列柜里，摆放的全是他们夫妇一个个被赋予“生命力”的作品，简直是一个大宝藏。“柜子右半边是老陈的（刻瓷作品），左边是我的（面人）。”郎老说。郎老的作品，有《红楼梦》元春省亲题材的，有《西游记》三打白骨精题材的，还有唐老鸭、奥特曼、草裙舞姑娘等现代题材的，一个个人物造型非常细腻，活灵活现。仔细观看，无论是贾母的每一根头发丝，还是夏威夷跳草裙舞姑娘身上戴的每一朵花儿的花瓣，清晰可见，堪称巧夺天工。
郎老介绍，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就跟随父亲走街串巷捏面人，耳濡目染，打小就学会了捏面人。她三四岁就会帮父亲捏一些糖葫芦、绣球、小萝卜之类的“配件”，六七岁就能独立完成作品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面人了。 郎志丽说，父亲由在街头流浪卖艺变为有固定工作，可以安心创作面塑，源于一次机缘巧合。她说，“父亲那一辈子老艺人为讨生活四处漂泊，有时粮食少得尚不足以果腹，却还舍不得吃，省下面来做面人。当时我们家人口多，九口人，全靠父亲的面人摊子过日子，生活很苦。1955年，父亲参加了北京手工业合作总社，1956年，街道推荐父亲的面人作品去中山公园参加工艺品展览会参展，当时父亲就把他制作的一套《智取华山》山水人物送去了。它被前来观展的朱德总司令注意到了，便问作者是谁？随身人员告诉他，一位老手艺人。叉问这位老手艺人在哪？千什么的？随行人员介绍说，在家里做小生意。当朱德得知我父亲还没有正式工作时，就立即让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了下来。没多久，父亲就接到通知去开会，回来时，他兴奋得不得了，说国家要他去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所在东单小羊马胡同的平房里。北京面人，北京刻瓷，北京皮影，北京剪纸，北京内画鼻烟壶，燕京八绝等行业的老艺人们都聚集在那里了，人气很旺。在困难年代，人都要挨饿，就更找不到粮食来做面人了，幸亏朱德总司令大力支持，特拨了一小批面粉，正是这小小的特权才让郎老这门手艺没有中断。父亲也因此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少算得上是面塑中的精品。
“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所聘父亲为‘研究员’，要求父亲亲手授徒，还承诺可以选一个自己的孩子进所里去学。于是，父亲便选择了我。当时我才15岁。其实我们家有好几个孩子都会捏面人，为何父亲却选择了我呢，也许是父亲对我的偏爱吧。也就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老伴陈永昌先生。当时我的工资是15元，学徒工。每天坐公交车去东单上班。三年学徒，父亲对我很严厉。父亲每次都告诫我说，‘捏面人必须心静专注，与练气功有相同之处。”’
进入研究所之后，郎志丽在苦练手艺之余，也琢磨着怎样拓展“面人郎”的表现空间，从而让面人更精细、更有创意、更富含时代特色。一件作品在提手要做时也是灵感最丰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是选择从头到尾一次完成作品，有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这种情况下每天晚上熬到凌晨二三点或者通宵做都是很普遍的情况。
“在捏面人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父亲总会恰好出现在我身边，来教我一些技巧性技术，带我克服难关。捏不好，便向父亲求助，父亲总是丢下一句话：‘老做就好了。”’父亲的引导让郎志丽对面人的热情从未减退。
功夫不负有心人，郎志丽精心做成的《穆桂英》被送去参加莫斯科国际少儿艺术作品比赛，获得优秀奖，引起不小的轰动。1958年“三八妇女节”，《穆桂英》还被送去向人民大会堂建成献礼，她还因此受前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朱德的接见。父亲还带着她一起制作了上海大世界新旧对比面塑造型，让她大开眼界。这不仅是接受新事物的开始，也是日后发展创新面塑艺术的基础。1960年，郎志丽被北京市少年宫聘为少年宫面塑组辅导员，当时她才19岁。那时，她还给中科院做过菌蘑造型，上百种毒蘑菇，生动传神。这些作品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能食用，因此，这些毒蘑菇就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科教片，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文革”时期，郎绍安一家不得不放弃了面塑的工作，她说，“那些日子，我父亲被安排去打扫卫生、推煤渣，而我被安排去做石膏像。”但郎志丽不愿就此与面塑“分手”，一有时间就躲在家里偷偷练习捏面人，捏好了就藏在家里，没敢告诉任何人。1970年，朱德到工艺美术厂视察，听说“面人郎”父女不再捏面人时，便提出“面人应当恢复，民间艺术不能让它失传”。于是，在朱德再一次关心下，郎志丽和父亲终于又有机会重拾面人艺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在半个葫芦塑下了水浒108将
郎志丽介绍，父亲郎绍安擅长做京剧的盔甲人物，如《穆桂英》《关公》《白蛇传》和北京风俗三百六十行人物等，造型准确。1956年，郎绍安先生随中国工艺美术代表团赴英国交流访问，那是面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在英国那段日子，郎绍安先生在展览会上，每天有一万多双眼睛盯着他的双手，惊讶地看一块块彩色的面团，瞬间变为小姑娘、孙悟空、和平鸽……在场观众无不啧啧称奇。
“有位英国女士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得知‘面人郎’来英国办展，非常期待。可她第一次去展館时，展馆却关门了，后来因为起得太早，低血糖，在路上晕倒了又没去成。第三次才找到我父亲。在展览会上，她告诉父亲，她是搞科研的，研究原子能，她特别喜欢中国的民间手工艺。父亲很高兴，把自己做好的面人送给了她。父亲回国后跟我说小小面人能走向世界，觉得十分自豪。他还说起了那位喜爱中国民间文化的搞科研的外国女士。没想到，24年之后的1980年，我出国到夏威夷进行艺术文化交流时，也真是凑巧，有位老太太很有兴趣地提起了24前她在英国遇到的一位中国捏面人艺术家，说他的名字叫郎绍安。我一惊，心想一个外国老太太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翻译告诉我，当年在英国时，她遇到了一位中国面人艺术家，还为她捏过一个面人，至今收藏着。原来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当年我父亲提到过的那位喜爱中国民间艺术的科学家。没想到父亲做的面人，让一个外国人牵挂了那么多年……”郎老动情地说。
郎志丽说，“从父亲那一辈开始，郎家面人就走向世界进行展览，我也去过很多国家，去办过展览，好多外国人特喜欢。好多华侨对我说，以为大陆这些传统技艺都没了，真不错，竟都给保留下来了。”
1993年，郎志丽应奥组委的邀请随中国代表团到摩纳哥访问并现场表演，在摩纳哥的巴黎饭店，她为几十位奥组委委员做面人。“当时我给萨马兰奇捏了一只和平鸽，他手捧和平鸽高兴地说，‘和平、和平’，他那次是带着女儿去的，他的女儿拿起我做的鸽子也爱不释手，并问我能送她礼物吗？我点点头，看她那高兴的劲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那次，她回赠给我的是一枚1993年摩纳哥奥运会纪念章。”
“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钟；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这段文字是冰心描绘郎绍安先生做的一件面人作品《打糖锣》的，足见“面人郎”的作品是多么的逼真与细腻。但这次采访我却没有看到郎绍安老先生作品的实物，只好翻画册解馋了，照片上那泛着柔润光泽的“珊瑚”，逼真到无法形容的“玉米蝈蝈”，一次次，无不让我感慨良多，面塑艺术太神奇了。 郎老说，“作为一代名师，父亲在面塑技艺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生活经历，社会实践，艺术技法之高是我无法达到的，所以创新才是我的成功之路。我的面塑论文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整理写出来的，《论面望艺术的创新》，它能获得论文金奖，我想道理也在此吧。”
我好奇地问郎老，创作灵感打哪来？她说，生活中，日常起居的点点滴滴。她说，有次有一个朋友送来一个葫芦，她突发奇想，便把葫芦对半劈开，将水浒一百零八将放在其中；还有一个核桃皮里，一边放54个小人物，还有山石、树木、花草点缀其中，再利用葫芦本身的形态，画成一双对语的仙鹤。
除了核桃皮、葫芦，还有小酒盅、造型独特的镜框等，郎志丽都利用上了，做成了精美工艺品。平时吃饭的时候剩下的贝壳她也留了下来，竟然做了—件精美的贝壳观音面塑作品。看到小孙女看动画片，她就想到做卡通人物；去听了个相声看了场戏，她回来连饭都不吃可能就会投入人物创作中。
郎志丽的作品在缩微技术、载体选择、题材涉猎方面都有创新。她尤其喜欢做传统人物，尤其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根据小说情节，她创作了不少红楼梦人物的面塑，小到要用放大镜观看，有能装进核桃皮里的《黛玉初进贾府》；大到人物有手指般高，可展现盛大场景的《元春省亲》……—个个个人物姿态各异，活灵活现，堪称巧夺天工。与父亲相比，郎志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北京麴瓷”自成一派
“这把小刻刀，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
“我们是1957年5月5日认识的，1964年结的婚。当时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屋里上班……”郎老说起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却特显羞涩。
当年，郎志丽的父亲进了工艺所后，她女承父业进了工艺所当学徒。而她的丈夫陈永昌也是子承父业，以学徒工的身份在工艺所跟随父亲学刻瓷，所以他们两个是同年同月进的工艺所，跟随各自的父亲学习手艺，在那里他们两个由此结缘。
“陈老师，我向记者介绍得差不多了，您自个儿说您的事情吧。”郎志丽老师很幽默，对她的丈夫几乎是赞不绝口，还一口一个“陈老师”的唤着，非常亲热。此时陈永昌先生正用手机审阅学生们完成的作业，他赞叹说，不错，这些孩子能安静坐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陈老语言严谨平稳，大概是常年潜心艺术创作的缘故。
记者看到，桌子上摆满了陈老刻瓷的工具，主要就是不同型号的錾子、刻刀、木槌。有一把黄杨木的小槌还是上世纪60年代用的，陈老说至今也在用它，那浅色凹进去的坑就是几十年敲击形成的，这让我想起那句成语“滴水穿石”。陈老介绍，北京刻瓷的技术说起来简单，就是錾、刻两种。先在瓷器上用毛笔画出图案，再用錾子、刻刀，辅以小木槌，去掉图案部分的釉面，露出瓷胎，再上色。用小槌子均匀敲击錾子，使其在釉面上推移，形成国画深浅不一的皴染效果，这叫錾；刻，就是直接用刻刀。景德镇的骨瓷细腻薄滑，手轻了不着痕迹，重了易伤瓷胎，刻坏一刀，这件瓷器基本就报废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陈老师刻瓷这门手艺。
陈老拿出一把小刻刀说，“我入这行得从父亲说起，他是我的恩师。这把小刻刀，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说起父亲，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陈永昌的父亲陈智光先生是北京有名的刻瓷艺人，曾在清朝造办处工艺局学习刻瓷。刻瓷源于雕玉，最早是用雕玉的工具“砣子”，在瓷器上砣出字形。“1904年，父亲15岁，因家贫而辍学，家里人希望他能学点手艺。恰逢清末光绪年间，顺天府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工艺学堂，父亲便成为其中刻瓷科的学员，那时候专门从上海请来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当老师，学员一共二十多个。三年学徒期满后，这些人大多各奔他乡，只有我父亲和朱友麟留在了北京。两位老前辈对刻瓷工艺进行了改革，将南方惯用的‘刻’和北方常用的‘錾’相结合，形成北京刻瓷自成一派的风格。此后一段时间，二人一直在前门西河沿一家瓷器店里打工，专攻老本行刻瓷。我父亲以工笔为主，朱友麟则擅长写意，哥俩本想着要在刻瓷这一行当里闯出个名堂，可无奈后来活儿不多，只好暂时转行，父亲改做牙雕，朱友麟从事刻章。”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陈永昌感慨良多，“所幸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授予‘老藝人’称号，并安排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才有了转机。”
“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当父亲的学徒那会儿，父亲说精湛的手艺，离不开一套好工具，便给了我一把刻刀，一个瓷制的笔筒，先让我练刻线，一刻就是一个月，得刻直了才行……”陈永昌在研究所一千就是几十年，“退休离开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市场，做完的东西都归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对行情始终没概念。”对于自己的作品，陈永昌个个视若珍宝，从不掩饰内心的喜爱。他说，“每一件都满意，不满意的话，早就不做了。”他随手从柜子里取出一方瓷盘，画面中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笔墨浓淡相宜，“这个我取名叫《天路》，是1975年刻的，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修建青藏公路，主角特意选了汉藏两族的设计师。”陈永昌先生又指了指男一方瓷盘，“姊妹篇，叫《幸福路》，用来纪念青藏铁路建成。瓷盘与普通彩绘无异，但你仔细瞧，便能觉出深浅不一的刻痕，人物有十八描，山水有十六法，以线条来说，最基本的就有游丝刻和铁线刻。先用墨画稿，再将瓷面破坏用以抓色，深的地方用錾，浅的地方用刻。别小看手劲上的细微差别，立体感就打这儿来。”
陈老在景德镇最薄的胎瓶上刻画，瓷瓶厚度仅1毫米，玲珑剔透，叹为观止。选料方面，陈永昌先生说也颇有讲究，“一来要看硬度，二来得挑色泽，通常都是用的景德镇瓷器。”在上色环节，陈永昌也没少花心思，“过去上的都是国画色，不防水，后来用过油画色，但还是耐不住久泡。”后来他开发出一种专用防水材料，实现了色牢度上的根本性突破，“现在已经尝试成功，用在刻瓷茶具等器皿上，再也不用怕水了。”说着，便再次演示了几个新材料做的刻瓷成品，确实如此。
除了在瓷器上刻画以外，陈永昌还瞄上了鼻烟壶，“人们熟悉的都是内画，我搞的是内刻。”小巧玲珑的鼻烟壶中，刻的是徐悲鸿的马，一匹飞奔的骏马跃然其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研究所的一位玉雕大师就曾给我提过这么个想法，但当时没能付诸实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忽然记起这档子事儿，自己就琢磨起来。把刻瓷的工具稍加改动，从瓶口伸进去，一点点刻画图案，再上色，前前后后也不知道用掉了多少个小瓶子，练熟了才敢拿鼻烟壶来刻。” 伉俪情深刻瓷艺人竟为面塑申遗奔波多年
1964年陈永昌与郎志丽结婚了。婚后，夫妻双方虽然千的都是自己的活，但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如今共同走过了50多年风雨岁月。
记者调皮地问起他们当年的“办公室恋情”，两位老人笑了，说，“那个时候就是听话，没有别的任何想法。我们没有浪漫的事……”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那你们双方的父母该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吧？”郎老告诉我，“当时我身子骨弱，不怎么好，尤其是关节，手脚经常发麻。当时他父亲就是我未来的公公，看在眼里，跟我父亲说，得好好治。我公公以前学过医，懂中医，就给我开了些方子。那段时间，陈老师特勤快，每天帮我把熬好的药放桌子上就走了，从来不多说一个字。我服了不到三个月，竟奇迹般好了。结婚时，老公公没在场，因为他老人家在我们结婚前走了。现在想，我们的婚姻倒是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在家里，陈老师付出的比我多。因为平时他做饭的次数总比我多。因为我在干活（捏面人），已上手，怕面粉容易干，就不好洗了手再去千家务活。他也从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不看电视，为的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视力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去创作作品。”
“北京刻瓷现在属北京市级非遗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其实，这个项目也是能评国家级的，当年他为了帮我的‘面人郎’准备材料去申報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才耽误了下来。”郎老很感激地说。
那是2005年，郎志丽夫妻初次听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消息，便开始着手准备申报。“陈老师为了给我准备电子版的资料，从头学起了电脑及拼音打字，由于渠道不对，材料交完后没了音讯。2007年，第二批申遗开始，我们叉忙碌了起来，这次顺利完成区级、市级、国家级三级跳。2009年，‘面人郎’正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问起夫妻两个有没有共同创作的作品，陈老指了指柜子里那件刻瓷作品《刘胡兰》说，“《刘胡兰》是我俩共同合作的第一个作品，人物是我刻的，而瓷板里的文字是老伴用面材做的。”
在闲聊中，我觉得这两位老艺术家在很多方面都有认同。比如，在创作中他们说各门艺术之间应当有“融合精神”，可以使艺术门类的融合空间更大。例如—个作品中既有木雕、也有刺绣等。另外民间艺术家可以与设计艺术家融合，在工艺的发展上多加入现代设计的元素。
“掌握一门技艺的人往往也是热爱这门技艺的，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将这个技艺传承下去。”他们认为，针对工艺美术从业者的培训很多，但培训往往只注重技艺，而忽略了对艺术家人文精神和思想的灌输与熏陶，缺少人文素养的培养。
陈老介绍，2014年，西城区启动“濒危非遗项目”保护计划，“北京刻瓷”作为项目之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传承志愿者。“一开始说是每个项目招五个人，结果报名的有一百多个，经过考试后留下十个有一定绘画基础的，连续在非遗中心给他们进行了24课时的集中培训。”遗憾的是，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位80后姑娘周晓明，“我的要求其实就一个，坐得住。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脑瓜子太活，总想着见效益，少了几分踏实劲儿。难得这个姑娘本身就是搞陶瓷设计的，又打心底里爱好。我也不求徒弟多，有一个就带一个。”
目前他们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学了陈老师的刻瓷，女儿学了我的面塑，外孙女也学了我的”.此外，目前还有5个徒弟跟着郎志丽学习。她的心愿是：一是把徒弟带出来，传承“面人郎”的手艺；二是继续捏面人，多留下些细致的活儿给后人。
郎老说，创作应当是在保留传统和精华的同时，在创新中加以传承，要让作品符合时代的审美。也正因为如此，作品才能受到市场的认可。如今，老两口的作品摆满一屋，但他们并没想过拿出去卖，靠这个挣钱，不图发财只是一心教徒。“我们现在已经70多岁了，不打算再挣多少钱，这钱哪，你挣多挣少都是过。岁数大了，我也没那么大精力。只是一心把徒弟带好，别让这门手艺后继无人。另外，我还在做一些精细的东西，给国家也好，给孩子留个念想也好。”
这对老艺人夫妇身上有着老辈儿传统手艺人的气质——谦虚、内敛、有度，打心眼儿里爱惜这门手艺。在工美行当摸爬滚打几十年，夫妇两个有一个深刻的感触，那就是自己的技艺还是要面对市场的，都需要一些积累的。
说到这里，夫妻两个都相视一笑。郎老说，“手艺这种事儿勉强不来，继承也绝不是墨守成规……”可以感觉到，夫妇两个的手工艺艺术事业未来的蓝图，已经越发清晰地描绘在他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