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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南京西路1081弄重华新村门口。从车上跳下一个年约50岁、一身戎装的男人，熟门熟路地走入弄内，他就是夏衍。
1949年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南京西路1081弄重华新村门口。从车上跳下一个年约50岁、一身戎装的男人，熟门熟路地走入弄内。居民们惊呆四顾，这个腰佩手枪的人是何方神圣，“怎么径直到了这里？”这男人在59号A楼门前停下，闻声而出的孩子尚在发愣，竟一时没有认出眼前军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阔别三年的父亲——夏衍。
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夏衍刚刚抵达上海市区，开始参与这座伟大城市的接收工作。从文管会位于旧法租界霞飞路（淮海路）旧教育局的会议室出发，他抽空回到重华新村，只来得及洗澡拿了几件衣服就又回到会议室投入工作。
在过了60多年后，当夏衍的孙女沈芸站在重华新村门口确认爷爷昔日住所时不禁莞尔。与夏衍在上海的多处旧居一样，59号的房子有个显著特点：房子都有前后门。这是夏衍在白色恐怖下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所留下的生活痕迹。这里，是夏衍一家见证上海解放的地点。
静安寺路上的重华新村
南京西路，旧名静安寺路，为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批越界筑路。1937年，兵临城下，时局动荡。随着大批平民涌入租界以期避难，租界内房价大涨，看准商机的买办虞洽卿乘机在静安寺路1081弄内建造了一批砖木二层新式里弄房，取名重华新村，同时在里弄深处又建造了10幢左右底层为店面、楼上是住家的小型公寓房，取名重华公寓。
弄堂口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当数知名酒家一梅陇镇酒家。这一酒家最初建于今威海路上，后转让给民主人士吴媚，成为左翼戏曲、电影界人士聚会的场所。当年邓颖超就曾鼓励越剧演员袁雪芬多去“梅陇镇”以接触进步人士，著名的“越剧十姐妹”结拜仪式也在这里举行。而弄堂口昔日另一地标——大夏大学分校已经不复存在。大夏大学于1924年初创时，校舍在小沙渡路201号，后建立校舍于中山路，但“八一三”炮声一响，学校损失甚巨。几经内迁、合并等周折后，1938年依旧困守于上海的教授们曾一度租赁重华新村“梅龙镇”楼上房间为校舍，成立大夏沪分校。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大学时代曾在此就读，在他的回忆里，大学所在的弄堂门口两旁，咖啡馆整日价香气扑鼻，弥漫于书香之中。
在这条弄堂里，另一位著名的住户是作家张爱玲。1947年至1950年，搬离常德公寓的张爱玲曾经和姑母居住在重华公寓，其问，张爱玲的母亲也曾来此与她们小住。1949年解放军进城_--时，张爱玲就在重华公寓的窗口，见证了上海翻开历史新一页。
虽非狡兔却有穴
不过，重华新村并非夏衍落脚上海的第一站。
1920年夏，青年夏衍即将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对前途自感彷徨的他骗母亲去“寻生意”，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目的地，就是上海。
初生牛犊的他抵沪后，贸贸然想去寻找陈望道先生咨询前程，但却记错了地址，几次三番都没有寻到先生。回到小旅馆，他一封又一封给自己认识或者知名的人写信，竟然意外得到知名人士吴稚晖的回应。素不相识的吴稚晖主动到他下榻的旅馆来看他，临别鼓励他“年轻人，不要怕失败”。
似乎是上海之行带来的好运，回到家乡后，夏衍就得到了学校公费保送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同年9月，他再次来到上海，从福州路振华旅馆起身，搭船赴日。
1927年东渡归来时，夏衍已经洗脱稚气。回到祖国后，他也先在上海落脚，暂住在校友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等到与留日归来的未婚妻团聚后，夏衍于1930年结婚，翌年女儿沈宁出生。为了给小家庭找到一个舒适安全的住处，夏衍在唐山路685弄（业广里42号）安下家来。小屋一墙之隔就是夏衍二姐沈云轩家，一旦有情况，大门被堵住，还能从暗门逃走。此时，夏衍已经入党，并成为左翼积极活动分子，对外则是一名翻译家和撰稿人。
1935年，受到第三国际情报局远东负责人华尔敦事件牵连，为躲避追捕，夏衍又在蔡叔厚建议下搬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口（石门二路）一个白俄女人开的公寓避居。这是一座西式二层楼房，一共只有四间客房，可以包伙食，这个房子也有前后两个门。当时除了居住一位老洋人外，其他都空着，虽然房价较贵，但安静安全。难得的平静时光里，夏衍在这里创作了第一个多幕剧《赛金花》和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夏衍后来自嘲“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
于战事频仍的1937年8月，夏衍参与创刊《救亡日报》，同月儿子沈旦华出生。然而11月上海沦陷，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夏衍很快受命离开上海赴港工作，先后去广州和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留在上海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于1943年离沪前往重庆。
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才重新回到阔别的上海。在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里，他写道，“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同住。”与夏衍之前在沪落脚的所有住所一样，重华新村有两个出口，前门出口在静安寺路，门口即为梅陇镇酒家，后门出去能与静安别墅相连，一旦遇到情况，可以迅速撤离。但甫一安顿好家人，夏衍于1946年10月30日和潘汉年又要飞赴香港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工作。
等到3年后的1949年，夏衍以全新身份回到上海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撰稿人、翻译家或剧作者，而是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之一，西装革履的书生穿上了戎装，家人也是这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不过，这天他抽空回到重华新村的举动被负责保卫的人知道后，人们认为“长官”过于冒险便立即向上汇报，上级立即给夏衍配备了警卫和专车。
沈芸记得，爷爷曾告诉儿孙辈，在解放军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陈毅曾来找他询问：“哪里有好吃的？”熟悉上海犄角旮旯美食的夏衍就带着陈毅两个人一路寻出去买了馄饨来吃。回来后只见负责保卫的同志脸色大变，将两人的警卫一顿教训。这件事让夏衍心里也觉得不习惯，他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出门必须时时通知保卫处。对于上海来说，此刻他已经不再是当年能随意在街上溜达买报看的青年了。
到1950年，夏衍一家搬到了安亭路41弄21号的英国式花园，5年后，夏衍从这里受命赴京。
上海味道陪伴终身
2013年，当沈芸来到地处南京西路梅龙镇伊势丹对面的重华新村确认爷爷1946年到1950年的住址时，热情的居民曾纷纷告知：弄堂里的门牌号基本没变。59号A幢公寓共有三层，夏衍及其家人曾经居住过的是59号的底楼，朝南为前门，朝北为后门，出门不远就是昔日著名的平安大戏院，一整天南京西路都热闹繁华。
不过在沈芸的记忆里，离开这里不远的瑞金一路118弄16号夏衍姐姐的房子，则是夏衍家第二代和第三代与这座城市保持感情的“上海基地”。
上个世纪50年代，夏衍到北京生活后，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保留了上海的审美和趣味。家里餐桌上始终是海派口味的小排骨、菜饭和毛豆。一旦有亲友到上海，必定会受托为夏衍购买上海的火腿、南风肉、冬笋和丝绵被，然后在瑞金一路夏衍姐姐家打包，之后从思南路邮局寄往北京。
那些是上海岁月里的滋味，塑造了青年的夏衍，见证过他投身革命的青葱岁月，也在日后成为滋养他后代一生味蕾的基调。
1949年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南京西路1081弄重华新村门口。从车上跳下一个年约50岁、一身戎装的男人，熟门熟路地走入弄内。居民们惊呆四顾，这个腰佩手枪的人是何方神圣，“怎么径直到了这里？”这男人在59号A楼门前停下，闻声而出的孩子尚在发愣，竟一时没有认出眼前军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阔别三年的父亲——夏衍。
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夏衍刚刚抵达上海市区，开始参与这座伟大城市的接收工作。从文管会位于旧法租界霞飞路（淮海路）旧教育局的会议室出发，他抽空回到重华新村，只来得及洗澡拿了几件衣服就又回到会议室投入工作。
在过了60多年后，当夏衍的孙女沈芸站在重华新村门口确认爷爷昔日住所时不禁莞尔。与夏衍在上海的多处旧居一样，59号的房子有个显著特点：房子都有前后门。这是夏衍在白色恐怖下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所留下的生活痕迹。这里，是夏衍一家见证上海解放的地点。
静安寺路上的重华新村
南京西路，旧名静安寺路，为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批越界筑路。1937年，兵临城下，时局动荡。随着大批平民涌入租界以期避难，租界内房价大涨，看准商机的买办虞洽卿乘机在静安寺路1081弄内建造了一批砖木二层新式里弄房，取名重华新村，同时在里弄深处又建造了10幢左右底层为店面、楼上是住家的小型公寓房，取名重华公寓。
弄堂口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当数知名酒家一梅陇镇酒家。这一酒家最初建于今威海路上，后转让给民主人士吴媚，成为左翼戏曲、电影界人士聚会的场所。当年邓颖超就曾鼓励越剧演员袁雪芬多去“梅陇镇”以接触进步人士，著名的“越剧十姐妹”结拜仪式也在这里举行。而弄堂口昔日另一地标——大夏大学分校已经不复存在。大夏大学于1924年初创时，校舍在小沙渡路201号，后建立校舍于中山路，但“八一三”炮声一响，学校损失甚巨。几经内迁、合并等周折后，1938年依旧困守于上海的教授们曾一度租赁重华新村“梅龙镇”楼上房间为校舍，成立大夏沪分校。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大学时代曾在此就读，在他的回忆里，大学所在的弄堂门口两旁，咖啡馆整日价香气扑鼻，弥漫于书香之中。
在这条弄堂里，另一位著名的住户是作家张爱玲。1947年至1950年，搬离常德公寓的张爱玲曾经和姑母居住在重华公寓，其问，张爱玲的母亲也曾来此与她们小住。1949年解放军进城_--时，张爱玲就在重华公寓的窗口，见证了上海翻开历史新一页。
虽非狡兔却有穴
不过，重华新村并非夏衍落脚上海的第一站。
1920年夏，青年夏衍即将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对前途自感彷徨的他骗母亲去“寻生意”，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目的地，就是上海。
初生牛犊的他抵沪后，贸贸然想去寻找陈望道先生咨询前程，但却记错了地址，几次三番都没有寻到先生。回到小旅馆，他一封又一封给自己认识或者知名的人写信，竟然意外得到知名人士吴稚晖的回应。素不相识的吴稚晖主动到他下榻的旅馆来看他，临别鼓励他“年轻人，不要怕失败”。
似乎是上海之行带来的好运，回到家乡后，夏衍就得到了学校公费保送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同年9月，他再次来到上海，从福州路振华旅馆起身，搭船赴日。
1927年东渡归来时，夏衍已经洗脱稚气。回到祖国后，他也先在上海落脚，暂住在校友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等到与留日归来的未婚妻团聚后，夏衍于1930年结婚，翌年女儿沈宁出生。为了给小家庭找到一个舒适安全的住处，夏衍在唐山路685弄（业广里42号）安下家来。小屋一墙之隔就是夏衍二姐沈云轩家，一旦有情况，大门被堵住，还能从暗门逃走。此时，夏衍已经入党，并成为左翼积极活动分子，对外则是一名翻译家和撰稿人。
1935年，受到第三国际情报局远东负责人华尔敦事件牵连，为躲避追捕，夏衍又在蔡叔厚建议下搬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口（石门二路）一个白俄女人开的公寓避居。这是一座西式二层楼房，一共只有四间客房，可以包伙食，这个房子也有前后两个门。当时除了居住一位老洋人外，其他都空着，虽然房价较贵，但安静安全。难得的平静时光里，夏衍在这里创作了第一个多幕剧《赛金花》和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夏衍后来自嘲“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
于战事频仍的1937年8月，夏衍参与创刊《救亡日报》，同月儿子沈旦华出生。然而11月上海沦陷，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夏衍很快受命离开上海赴港工作，先后去广州和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留在上海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于1943年离沪前往重庆。
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才重新回到阔别的上海。在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里，他写道，“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同住。”与夏衍之前在沪落脚的所有住所一样，重华新村有两个出口，前门出口在静安寺路，门口即为梅陇镇酒家，后门出去能与静安别墅相连，一旦遇到情况，可以迅速撤离。但甫一安顿好家人，夏衍于1946年10月30日和潘汉年又要飞赴香港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工作。
等到3年后的1949年，夏衍以全新身份回到上海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撰稿人、翻译家或剧作者，而是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之一，西装革履的书生穿上了戎装，家人也是这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不过，这天他抽空回到重华新村的举动被负责保卫的人知道后，人们认为“长官”过于冒险便立即向上汇报，上级立即给夏衍配备了警卫和专车。
沈芸记得，爷爷曾告诉儿孙辈，在解放军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陈毅曾来找他询问：“哪里有好吃的？”熟悉上海犄角旮旯美食的夏衍就带着陈毅两个人一路寻出去买了馄饨来吃。回来后只见负责保卫的同志脸色大变，将两人的警卫一顿教训。这件事让夏衍心里也觉得不习惯，他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出门必须时时通知保卫处。对于上海来说，此刻他已经不再是当年能随意在街上溜达买报看的青年了。
到1950年，夏衍一家搬到了安亭路41弄21号的英国式花园，5年后，夏衍从这里受命赴京。
上海味道陪伴终身
2013年，当沈芸来到地处南京西路梅龙镇伊势丹对面的重华新村确认爷爷1946年到1950年的住址时，热情的居民曾纷纷告知：弄堂里的门牌号基本没变。59号A幢公寓共有三层，夏衍及其家人曾经居住过的是59号的底楼，朝南为前门，朝北为后门，出门不远就是昔日著名的平安大戏院，一整天南京西路都热闹繁华。
不过在沈芸的记忆里，离开这里不远的瑞金一路118弄16号夏衍姐姐的房子，则是夏衍家第二代和第三代与这座城市保持感情的“上海基地”。
上个世纪50年代，夏衍到北京生活后，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保留了上海的审美和趣味。家里餐桌上始终是海派口味的小排骨、菜饭和毛豆。一旦有亲友到上海，必定会受托为夏衍购买上海的火腿、南风肉、冬笋和丝绵被，然后在瑞金一路夏衍姐姐家打包，之后从思南路邮局寄往北京。
那些是上海岁月里的滋味，塑造了青年的夏衍，见证过他投身革命的青葱岁月，也在日后成为滋养他后代一生味蕾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