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评文论字，常以老辣言之，所谓老辣，指的是火候、道行的精准、深厚。这里提及的“老辣”一词，实际上隐含着某种顺序关系，即老而后辣之，老可指年岁，也可指从业经历之久。约定俗成，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是也。由此可知，散文是一种老年文体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毕竟，阅世的深度与视野的宽度，非闪电式的才华所能托举。王国维先生主张客观诗人要多阅世，阅世与阅读，乃为文之道的两个支点，缺了一点，文气就会衰减。
　　阅世为年岁增长的必修课，但也不排斥特例，我们的文化系统里向来有少年老成的说辞。在当下散文界，胡竹峰堪称少年老成的例证，观其人，沉稳平和，阅其文，则如阶下老僧之谈。韩愈有气盛言宜的说辞，熟悉竹峰文字的朋友们皆知，其文章自有一番独特的气韵。魏文帝曾将文气之独特归结到天赋的准则上去，此论甚为玄虚，姑且搁置。
　　活跃在当下文学现场且不同代际的散文作家风格的形成，要点有二，阅读养成的趣味为主，文学交际促成的在场影响则次之。与诸多散文作家将目光锁定在“当下”不同的是，胡竹峰的视野越过了当代或者现代的阙域，其间接地汲取上至先秦诸子、六朝文章，再到唐宋古文，后延到明清小品文的经脉中去，不单是文章法度，古典的茶道、书法、饮食等士大夫倾心赏玩的小摆设，素欢喜之。
　　《木屑集》第一则为《笔记》，所追叙的就是自我文章法度的饮取之地，这一地带纵横贯通。从庄子的《逍遥游》，下延至近人（或今人）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沉浸日久，便有了心得。这心得，既有对古人文章的感知，也有自我的读取之道。通观《笔记》中之所列举，堪称中国文章的一段掠影，这些不同时代的作品拥有两个共性的特点，一方面在形制上皆为短章，语少而意足;另一方面，在精神底色上，这些文章皆呈现出独特的“自况”色彩。如同夫子自道之“暮春者”或“道之不行”，他们的这种“自况”皆超越了洛阳纸贵的现实欲求，甚至超越了赢取身前身后名的心理驱动，而是指向某种存在的自明。
　　新时期文学以来，从西方现代文学中汲取养料的做法遍被华林，散文也不例外。从文学理念到写作技法，各有所取，各有所需。比较而言，散文的姿态相对保守，还有一批作家把目光投向现代传统文学。这其中，将目光投向中国文统的则寥寥无几，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谈到，在师古而不泥古的层面上，当下有三位散文作家成绩斐然。浙江的陆春祥集中开掘中国古典笔记的矿藏，创造出笔记体随笔这一体式。来自中原的冯杰则师法明清到民国的小品文，同时从古代医学典籍、《聊斋志异》等白话短篇小说中吸取营养，在自己的文章中极力打造“北中原”这一主题意象，其文风悠游不迫，内含幽默的因子，因袭了传统士大夫的趣味。胡竹峰的散文随笔，看上去与冯杰颇为相像，都走的是小品文的路线，求其短而舍其长，文风皆有传统的笔致和情调，读他们的文章，皆有古气袭来之感。不过，两者终归同行而分道，在表达和取材上，胡竹峰更加随意，在文体追求上，他似乎在贯通文脉的基础上，欲营造一种新的法度。正所谓，天地间，人生百味皆成文，胡竹峰欲以丹青妙手，调和日常所见及不常见之物，上色着情，进而打通文学与生活的隔阂，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生活就是文章，文章也是生活方式之一种。而上述诸言，恰恰是其文章独特气韵的主要内容。
　　李健吾先生曾将中国文化总结为一种“竹简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入国人的文章写作、欣赏心理、文人雅集之中。辞达而已，绘事后素，就是这种精神的精练表达。竹简精神与书写传统有关，也和汉语的基本属性有关。汉语的极端单音节性造就了文学表达系统高度凝练的特点，使得在审美上，形成了推崇简练、精确的心理定势。纵观胡竹峰所作，在法度上，他将鲁迅的命题“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贯彻到某种极致之境。这里所谓的“随便”包含两层意思，一层在取材上，散文可以做到千变万化，“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题”;另一层则是在处理上，追求一种轻松自由的状态。从白话散文史的经验来看，散文的书写很不容易抵达随便的程度，废名和周作人皆为冲淡平和之路，晚年的孙犁走的是真纯路线，至于林、梁、钱等散文方家，则是另外道路上的马车。符合随便这个标尺的散文作家，除了汪曾祺之外，其他作家皆不够典范和完整。胡竹峰的文字，其手、其口、其心浑然一体，随便的尺度似乎比之汪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笔下，几乎全部是烟火痕迹，却又让人不觉想到烟火之外的东西。如《发饭癫》这则短文，题目加内容加标点，恰好百字，有童年行止，有祖母的对白，有结尾处看似闲笔却不等闲的备注之语。从取材上，不过是从万千童年片段中随意舀取。再对照《木屑集》中其他短章的取材就可以发现，哪怕是枯树断枝，或者残砖断瓦，对于胡竹峰来说，皆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关键之处不在于题材的大小形制，而在于妙理的注入。再说《发饭癫》这个作品，体例上如同《世说新语》，却又抽掉了游心太玄的内容，注入的则是现实的沉痛，这些沉痛恰在留白处。此外，在表达上，胡竹峰的文字也特别随意，形成了独有的腔调，这种腔调，在冯杰、止庵、车前子的小品中皆难以寻见。他的这种腔调相当难于把握，似乎与无相之相有关，但又不全是，似乎与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有关，但也不尽是。其作品的开头和结尾源于其独特的腔调，则无迹可寻。
　　在精神品相上，虽然胡竹峰师法古人甚多，但他并没有被古人埋没。个性表达之于散文如同个人印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散文忌讳的就是千人一面。胡竹峰的文章属于那种在万千绿叶中打眼即可辨别的一枝，之所以如此，除了独特的腔调外，其文的精神个体性主要表现在“自我的策马”上。他的小品文看似随意，但对于自我，向来不加遮蔽地托出，他不会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强加于读者，但也绝不掩饰自我的喜怒哀乐。梅花好不好看，必须要等到“我”来看之后，好看不好看，方成为实相。而“我”既不强夺万物，也不强夺读者，“我”要带上最真实的“自我”来看梅花，来访古寺，来翻查旧籍，来访友觅踪。因为这“自我的策马”，使得他的言说之道似乎有着鲜明的“自言自语”调子。这就是胡竹峰，不在乎武功的高低，而在乎武功的自創。
　　法国的福柯曾指出，文化不是一种教条，一种学说和理论，文化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当下散文云集了乡土叙事及历史材料的翻炒，苦难多，感人的泪水多，故事也多，就是文化味道太淡了。时代的焦虑和紧张同样投射在散文文体上，使得当下的散文少了趣味、情态、闲适及幽默。鲁迅的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摘掉其间的批判性要素，就作文之法而言，老先生举手投足之中，尽显个体的狡黠和文化自信。单一的狡黠容易让人生厌，和文化自信组合在一起，则游戏精神通透，换成大白话就是，太好玩了！比之鲁迅式的杂感，胡竹峰的随笔小品圆润诸多，他还没有宽大到狡黠的程度，而文化味道则浸透于笔墨，再加上敦厚处凸显的智慧之光，已相当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