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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家书。家书不唯是亲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承载无限亲情的一种寄托。
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家书。-家书不唯是亲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承载无限亲情的一种寄托。家书像一双隐形的翅膀，为他乡的游子遮蔽严寒，加增温暖；家书是一瓶甘露，为勤劳的父母扫去炎热，带来清凉；家书如一双助力的手掌，为兄弟姐妹送去鼓励与支持。因了家书，千里之遥缩短距离，亲情加重厚度，儿女受到教育，父母得到安慰，兄弟姐妹更加相亲相爱。
《傅雷家书》傅雷 著
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傅雷家书》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傅雷的儿子，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有压力的事。
透过《傅雷家书》，我们看到傅雷兼具慈母与严父两种角色。他时时表现出的对儿子的关爱，于细节处流露出的舐犊情怀，令许多母亲也会自愧弗如，“钢丝弹性很足，有弹伤眼睛身手的危险。你自己千万不可随便拉开，一定要让动手做的人收场。”“大照片中有一张笑的，露出牙齿，中间偏左有一个牙短了一些，不知是何道理?难道摔过跤撞折了一些吗?望来信告知，免我惦念。”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但这种爱子之情如果太过无微不至，也就容易变成教训，“第一件我要郑重嘱咐你的事，就是你千万不要下海游泳。”“你写的信封为什么老是这么不neat(干净)?……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再看这些文字，就嗅到了《傅雷家书》的“家训”味道。傅雷曾说：“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因此，尽管傅雷深受西学熏陶，也会因自己对儿子的粗暴行为作出道歉，但他骨子里是“士大夫”的内质，他不可能真正平等地与儿子对话。
除可以看作家训，《傅雷家书》还可以看作是傅雷的谈艺录。傅雷学贯中西，对音乐、绘画、文学、戏剧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他的一些论述，颇有见地。
比如在绘画方面，他认为“学西洋画的人第一步要训练技巧，要多看外国作品，其次要把外国作品忘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同时再追求自己的民族精神与自己的个性”。在戏剧方面，他说：“大抵川戏与中国一切的戏都相同，长处是做工物别细腻，短处是音乐太幼稚，且编剧也不够好；全靠艺人自己凭天才去咂摸出来，没有经作家仔细安排。”
上个世纪80年代，傅雷的这些艺术观点，对于处于知识饥渴状态的国内来说，无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除可以看作家书、家训、谈艺录，《傅雷家书》还可以看作一个家族的盛衰史，同时折射了一个时代由理智走向颠狂的种种情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人忍辱偷生，终于盼到黎明到来，这是可赞叹的；然而傅雷轰轰烈烈的死，给人的却是永不停息的震撼，面对傅雷，让人油然想起这样一句诗“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梁启超家书》梁启超 著
梁启超有子女10人，除幼子思同早天，长成的9人，多从事学术研究，各有自己的成就——其中3个儿子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氏一家可谓“满门俊秀”。
儿女有如此斐然的成就，和父亲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通过《梁启超家书》中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中国最早的新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其在儿女教育上思想之开明，不仅放在20世纪是新的，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也足令许多唯分数论的家长汗颜。
梁启超从不苛求儿女的学业。甚至因长女思顺学习太过勤奋，恐其伤身，乃以“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责之。他认为，学问之道。“为的是学做人”“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因而他更关注子女健康人格之养成，“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梁启超能因材施教，针对儿女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例如，他认为长子思成学问太专，宜扩大学问趣味，“我怕你因所学太专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建议次女思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
由此可见，梁家子女之成才，绝不是棍棒底下出之。
从《梁启超家书》中所收书信可看出，梁任公对子女的学业、职业、交际、情感、生活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从不强迫命令，而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总能设身处地为儿女着想。他是真的爱自己的儿女!而他留给儿女的最大的教诲，便是爱国。他的儿女受了他的“遗传和教训”，无一人“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而是个个成才，其中虽有7人在海外学习，但未有一人留在国外，个个学成归国。他们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从不靠父亲的名声，却又都和他们的父亲梁启超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梁启超教育之成功。
《曾国藩家书》(清)曾国藩 著
论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曾国藩家书》的第一封书信里，曾国藩详细地向父母禀告了自己进京的情况，这一举动，正契合了其儒者的身份。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坚守儒者职分的一生，通过其家书，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毕生追求。
《曾国藩家书》约1500封，大多写于曾国藩40岁之后。但其在40岁之前的家书，更显可爱。通过这前期的百余封家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为青年的奋斗史。这个青年，28岁入京，作“北漂”一族，住在逼仄的出租房内，时常借钱度日，能够邮寄回家中的不过是“黄芽白菜”、“冬菜一篓”。而其通过10年努力奋斗，至37岁时，已官居二品，再邮寄回家的已变成辽参、虎骨，其为母送葬，酒席至260余桌……曾国藩青年时期的奋斗史，可以给现今漂泊在都市中的青年一代莫大的启示。
从一个下层官吏到朝中大员，从一介读书人至内明外用之境，曾国藩何以成为曾国藩?透过其家书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在其家书里，儒家所倡导的致圣之途径，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体现。
“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此谓致知。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此谓齐家。
“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食禄有年，爱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力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此谓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以自己的坚持，完成立身立言立德之业，但曾国藩又让人感觉是个矛盾体，他关心亲属、族人、同乡，甚至朋友的老妈子也给予挂念，但这样一个人，竟会有对太平天国屠城的“伟业”，甚至连婴孩也不放过，实在让人诧异。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然而其未能推仁及人，未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终究算不上一个儒家的仁者。
《奈保尔家书》[英]V.S.奈保尔 著
阅读《奈保尔家书》，一幅温馨的父子画面时时形诸脑海；画面中的两个男人更像是朋友，他们以真正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父亲从不板起脸孔对儿子进行说教，即使在儿子做了错事的时候，他也只会用理解性的言语进行劝诫。而儿子，则视父亲为“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他理解父亲的不易，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父亲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对父亲的写作才能时时给予肯定，不断地鼓励父亲坚持其所钟爱的写作事业。父子俩这样的通信内容，会让读它的人，感觉到无限的温馨。
《奈保尔家书》收录了1949年9月至1957年6月V.S.奈保尔与家人的近170封通信(包括电报两封)，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v.s.奈保尔1950--1953年于牛津求学期间与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的通信。在校期间，v.s.奈保尔刻苦攻读文学名著，广泛参加社团活动，还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期做兼职记者、编辑，到电台朗读小说，乃至到医院洗盘子，到农场做农活……所有这些，体现的是V.S.奈保尔作为一个有志青年，所具有的积极进取、勤奋向上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与作为父亲的西帕萨德·奈保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家之主，西帕萨德·奈保尔独立支撑着九口之家的生活，但他从不在生活重压之下显示出赢弱之态，而是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的苦和累。只是令人甚感遗憾的是，就在儿女有能力接过他肩头的生活重担时，他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对于V.S.奈保尔来说，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成为他一生的隐痛。在他的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里，他以父亲为原型塑造了毕斯沃斯的形象，这应该算是一个儿子向父亲致敬的方式吧。
西帕萨德·奈保尔还不能称之为出色的小说家，但他短暂的一生无疑“写”出了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他的儿子v.s.奈保尔。从某种意义上说，V.S.奈保尔的文学之路，也是父亲文学之路的延伸，他完成了父亲未竟的文学心愿，并百倍地超越了父亲的文学成绩——他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文学的顶峰。
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家书。-家书不唯是亲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承载无限亲情的一种寄托。家书像一双隐形的翅膀，为他乡的游子遮蔽严寒，加增温暖；家书是一瓶甘露，为勤劳的父母扫去炎热，带来清凉；家书如一双助力的手掌，为兄弟姐妹送去鼓励与支持。因了家书，千里之遥缩短距离，亲情加重厚度，儿女受到教育，父母得到安慰，兄弟姐妹更加相亲相爱。
《傅雷家书》傅雷 著
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傅雷家书》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傅雷的儿子，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有压力的事。
透过《傅雷家书》，我们看到傅雷兼具慈母与严父两种角色。他时时表现出的对儿子的关爱，于细节处流露出的舐犊情怀，令许多母亲也会自愧弗如，“钢丝弹性很足，有弹伤眼睛身手的危险。你自己千万不可随便拉开，一定要让动手做的人收场。”“大照片中有一张笑的，露出牙齿，中间偏左有一个牙短了一些，不知是何道理?难道摔过跤撞折了一些吗?望来信告知，免我惦念。”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但这种爱子之情如果太过无微不至，也就容易变成教训，“第一件我要郑重嘱咐你的事，就是你千万不要下海游泳。”“你写的信封为什么老是这么不neat(干净)?……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再看这些文字，就嗅到了《傅雷家书》的“家训”味道。傅雷曾说：“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因此，尽管傅雷深受西学熏陶，也会因自己对儿子的粗暴行为作出道歉，但他骨子里是“士大夫”的内质，他不可能真正平等地与儿子对话。
除可以看作家训，《傅雷家书》还可以看作是傅雷的谈艺录。傅雷学贯中西，对音乐、绘画、文学、戏剧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他的一些论述，颇有见地。
比如在绘画方面，他认为“学西洋画的人第一步要训练技巧，要多看外国作品，其次要把外国作品忘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同时再追求自己的民族精神与自己的个性”。在戏剧方面，他说：“大抵川戏与中国一切的戏都相同，长处是做工物别细腻，短处是音乐太幼稚，且编剧也不够好；全靠艺人自己凭天才去咂摸出来，没有经作家仔细安排。”
上个世纪80年代，傅雷的这些艺术观点，对于处于知识饥渴状态的国内来说，无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除可以看作家书、家训、谈艺录，《傅雷家书》还可以看作一个家族的盛衰史，同时折射了一个时代由理智走向颠狂的种种情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人忍辱偷生，终于盼到黎明到来，这是可赞叹的；然而傅雷轰轰烈烈的死，给人的却是永不停息的震撼，面对傅雷，让人油然想起这样一句诗“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梁启超家书》梁启超 著
梁启超有子女10人，除幼子思同早天，长成的9人，多从事学术研究，各有自己的成就——其中3个儿子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氏一家可谓“满门俊秀”。
儿女有如此斐然的成就，和父亲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通过《梁启超家书》中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中国最早的新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其在儿女教育上思想之开明，不仅放在20世纪是新的，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也足令许多唯分数论的家长汗颜。
梁启超从不苛求儿女的学业。甚至因长女思顺学习太过勤奋，恐其伤身，乃以“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责之。他认为，学问之道。“为的是学做人”“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因而他更关注子女健康人格之养成，“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梁启超能因材施教，针对儿女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例如，他认为长子思成学问太专，宜扩大学问趣味，“我怕你因所学太专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建议次女思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
由此可见，梁家子女之成才，绝不是棍棒底下出之。
从《梁启超家书》中所收书信可看出，梁任公对子女的学业、职业、交际、情感、生活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从不强迫命令，而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总能设身处地为儿女着想。他是真的爱自己的儿女!而他留给儿女的最大的教诲，便是爱国。他的儿女受了他的“遗传和教训”，无一人“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而是个个成才，其中虽有7人在海外学习，但未有一人留在国外，个个学成归国。他们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从不靠父亲的名声，却又都和他们的父亲梁启超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梁启超教育之成功。
《曾国藩家书》(清)曾国藩 著
论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曾国藩家书》的第一封书信里，曾国藩详细地向父母禀告了自己进京的情况，这一举动，正契合了其儒者的身份。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坚守儒者职分的一生，通过其家书，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毕生追求。
《曾国藩家书》约1500封，大多写于曾国藩40岁之后。但其在40岁之前的家书，更显可爱。通过这前期的百余封家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为青年的奋斗史。这个青年，28岁入京，作“北漂”一族，住在逼仄的出租房内，时常借钱度日，能够邮寄回家中的不过是“黄芽白菜”、“冬菜一篓”。而其通过10年努力奋斗，至37岁时，已官居二品，再邮寄回家的已变成辽参、虎骨，其为母送葬，酒席至260余桌……曾国藩青年时期的奋斗史，可以给现今漂泊在都市中的青年一代莫大的启示。
从一个下层官吏到朝中大员，从一介读书人至内明外用之境，曾国藩何以成为曾国藩?透过其家书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在其家书里，儒家所倡导的致圣之途径，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体现。
“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此谓致知。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此谓齐家。
“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食禄有年，爱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力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此谓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以自己的坚持，完成立身立言立德之业，但曾国藩又让人感觉是个矛盾体，他关心亲属、族人、同乡，甚至朋友的老妈子也给予挂念，但这样一个人，竟会有对太平天国屠城的“伟业”，甚至连婴孩也不放过，实在让人诧异。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然而其未能推仁及人，未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终究算不上一个儒家的仁者。
《奈保尔家书》[英]V.S.奈保尔 著
阅读《奈保尔家书》，一幅温馨的父子画面时时形诸脑海；画面中的两个男人更像是朋友，他们以真正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父亲从不板起脸孔对儿子进行说教，即使在儿子做了错事的时候，他也只会用理解性的言语进行劝诫。而儿子，则视父亲为“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他理解父亲的不易，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父亲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对父亲的写作才能时时给予肯定，不断地鼓励父亲坚持其所钟爱的写作事业。父子俩这样的通信内容，会让读它的人，感觉到无限的温馨。
《奈保尔家书》收录了1949年9月至1957年6月V.S.奈保尔与家人的近170封通信(包括电报两封)，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v.s.奈保尔1950--1953年于牛津求学期间与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的通信。在校期间，v.s.奈保尔刻苦攻读文学名著，广泛参加社团活动，还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期做兼职记者、编辑，到电台朗读小说，乃至到医院洗盘子，到农场做农活……所有这些，体现的是V.S.奈保尔作为一个有志青年，所具有的积极进取、勤奋向上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与作为父亲的西帕萨德·奈保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家之主，西帕萨德·奈保尔独立支撑着九口之家的生活，但他从不在生活重压之下显示出赢弱之态，而是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的苦和累。只是令人甚感遗憾的是，就在儿女有能力接过他肩头的生活重担时，他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对于V.S.奈保尔来说，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成为他一生的隐痛。在他的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里，他以父亲为原型塑造了毕斯沃斯的形象，这应该算是一个儿子向父亲致敬的方式吧。
西帕萨德·奈保尔还不能称之为出色的小说家，但他短暂的一生无疑“写”出了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他的儿子v.s.奈保尔。从某种意义上说，V.S.奈保尔的文学之路，也是父亲文学之路的延伸，他完成了父亲未竟的文学心愿，并百倍地超越了父亲的文学成绩——他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文学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