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对于中西戏剧的悲剧作品来说，因为双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在戏剧作品方面必然会存在着某些差异。由此，本文主要从中西悲剧作品的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等方面进行对比，进而探讨中西悲剧的异同。
【关键词】：悲剧；对比；人物选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
在中西方戏剧史上，悲剧作为一种重要的戏剧类型给人以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当假恶丑作为强大的力量出现时，真善美的毁灭与新生就极具有象征意义。无论是中国悲剧还是西方悲剧，两者在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一、中西悲剧中悲剧人物选择上的不同
戏剧中人物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剧中的主人公贯穿全剧，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剧中其他角色，甚至影响结局的走向。中西悲剧在悲剧人物上的选择具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审美趣味。从诸多中西方著名的悲剧作品中看，剧中主角形象的选择和塑造各有特点，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不同悲剧意识。
在剧作中，西方式悲剧主要强调主角对人生困境和社会灾难的主动斗争与对抗，表现着强烈的个体意识，选材中善于选择大人物。中国式悲剧的主人公则个体意识较弱，作品中善于忍耐顺从的人物较多，在人物的选材上往往只关注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从众多古典戏曲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选择的人物经常满足于精神上的坚忍自宽，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却经常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即使有所反抗，但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大都寄于天地神灵、皇帝官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昆曲苏州派作家群体所创作的一系列传奇作品之后才有所改善。在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窦娥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反抗意识的小人物。在遭到张驴儿父子的胁迫时，窦娥一开始没有屈服、妥协，但随着外界的逼迫，悲剧产生了。为了婆婆的性命，窦娥屈打成招。其中在第三折：“【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1]这段话唱词向观众展现了中国古代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因迫于社会现实，只能“善于忍耐”，把自己的悲剧结局归结于天地身上，逆来顺受。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妇女被封建礼教紧紧地压在社会最底层，她们所受的迫害最深，她们的不幸命运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同情，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她们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虽然有些人机智聪明，最终虎口脱险，但更多的是为了所谓的“大义”而独自撑起生活的重担。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这种悲剧主角的设定广泛存在于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创作者以弱者的不幸激起观众内心对于真善美的思考，进而对社会上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
在西方悲剧中，西方悲剧的主角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内心的抗争意识较强。如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剧中的主人公是天神；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剧中的主角是公主；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剧中的主人公是国王。至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更是这样，《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奥赛罗》，这些名剧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上层人物的代表，国王、王子之类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人物关系复杂，大多极富个性。如《哈姆雷特》中杀主篡位的克劳迪斯，《人生如梦》中因国王占卜而被囚禁的塞西斯蒙多，《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天神的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但他却甘愿受罚，始终坚贞不屈，承担一切，极富个性，有着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可以说，在西方悲剧的人物设定上，上层人物的不幸较多，且有着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斗争性较之中国式悲剧稍强，往往主角在戏剧的庞大关系网中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地位。当然，這也与西方社会中长期占据主流的宗教与神话有关。
二、中西悲剧中悲剧冲突上的不同
在中西方戏剧中，中国悲剧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产生了迫害与受迫害的关系，最终惨遭不幸，体现了外在的斗争主题。西方悲剧的悲剧冲突则是主要表现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体现了悲剧主人公自身的内心斗争。
在中国悲剧的冲突中，很多作品展现的是恶毁善、邪压正的情节。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悲剧往往以喜剧的形式结尾，是冲突的和解。[2]如关汉卿的《窦娥冤》，这出戏是通过窦娥的善被张驴儿父子等人的恶所毁灭的悲惨经历，颂扬了“六月飞雪”的冤屈之善。再如《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他挥舞屠刀将赵家满门抄斩的时候，内心涌动的只有恶念，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愧疚。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冲突是在于焦母与长兄的不同意，反而两人内心世界的冲突极少。剧中的刘兰芝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和人格尊严，她不会为了苟且偷生，屈服于任何人。当这种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刘兰芝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爱情的自由与纯洁，这就产生了悲剧。而在西方悲剧中，欧里疪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则不是这样。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并为他叛国，后来伊阿宋另觅新欢，美狄亚痛不欲生。她在绝望中杀死了伊阿宋的两个儿子进行报复。作品细致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位为爱而生的女性，她内心所经历的疯狂与毁灭。
三、中西悲剧中悲剧结局的不同
中西悲剧的结局也许是两者最明显的区别之一，中国的悲剧一般是以大团圆的结局作为终点，西方悲剧的结局一般则以大毁灭作为终点。
就如众人所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来看，双方虽然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双双死去，但是死后却化作蝴蝶双宿双飞。悲剧的结尾在观众看来并不是真正的终结，它是以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给观众以美好的想象，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的善良愿望，而这正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相一致。大团圆结局之所以具有久盛不衰的生命力，缘于它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生存环境的逐渐改善慢慢淡化了民族的抗争精神。[3]再如洪升的《长生殿》，剧作以李杨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二人虽然阴阳两隔，但他们的真挚爱情感动了上苍，最后同登仙界，获得了永久团圆的结局。《梧桐雨》则描写的是安史之乱时，唐明皇为平息战乱赐死杨贵妃，回长安后日夜思念，在屋中悬挂贵妃画像，使得唐明皇在梦中又与杨贵妃相遇，给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在西方的悲剧中，毁灭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同为爱情故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二人于舞会一见钟情，但因双方身份，不能长双成对，最后酿成一出大悲剧。在这出剧中，双方的爱情并没有像东方的爱情故事一样最后化鸟成蝶，反而真成了一桩死亡悲剧。这样的结局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哈姆雷特因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犹豫，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复仇机会，最后酿成大错，使得情人奥菲利亚，大臣波洛涅斯，无辜的青年雷欧提斯，善良软弱的母亲乔特鲁德以及哈姆雷特自身全部陷于死亡的悲剧。
从中西戏剧中悲剧的比较来看，中西悲剧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正是由于中西悲剧所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差异所造成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即使都在“毁灭”，但在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中，两者在戏剧意义层面上都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即给人带来了一种文化与哲学上的思考，让读者产生共鸣，而这正是悲剧所蕴含的魅力所在。
注释：
[1]臧懋循：《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09页。
[2]何辉斌：《论中西悲剧精神的根本区别》，上饶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3]萬晓高：《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3月版。
参考文献：
[1]臧懋循：《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
[2]何辉斌：《论中西悲剧精神的根本区别》，上饶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3]万晓高：《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3月版。
【关键词】：悲剧；对比；人物选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
在中西方戏剧史上，悲剧作为一种重要的戏剧类型给人以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当假恶丑作为强大的力量出现时，真善美的毁灭与新生就极具有象征意义。无论是中国悲剧还是西方悲剧，两者在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一、中西悲剧中悲剧人物选择上的不同
戏剧中人物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剧中的主人公贯穿全剧，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剧中其他角色，甚至影响结局的走向。中西悲剧在悲剧人物上的选择具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审美趣味。从诸多中西方著名的悲剧作品中看，剧中主角形象的选择和塑造各有特点，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不同悲剧意识。
在剧作中，西方式悲剧主要强调主角对人生困境和社会灾难的主动斗争与对抗，表现着强烈的个体意识，选材中善于选择大人物。中国式悲剧的主人公则个体意识较弱，作品中善于忍耐顺从的人物较多，在人物的选材上往往只关注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从众多古典戏曲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选择的人物经常满足于精神上的坚忍自宽，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却经常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即使有所反抗，但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大都寄于天地神灵、皇帝官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昆曲苏州派作家群体所创作的一系列传奇作品之后才有所改善。在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窦娥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反抗意识的小人物。在遭到张驴儿父子的胁迫时，窦娥一开始没有屈服、妥协，但随着外界的逼迫，悲剧产生了。为了婆婆的性命，窦娥屈打成招。其中在第三折：“【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1]这段话唱词向观众展现了中国古代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因迫于社会现实，只能“善于忍耐”，把自己的悲剧结局归结于天地身上，逆来顺受。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妇女被封建礼教紧紧地压在社会最底层，她们所受的迫害最深，她们的不幸命运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同情，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她们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虽然有些人机智聪明，最终虎口脱险，但更多的是为了所谓的“大义”而独自撑起生活的重担。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这种悲剧主角的设定广泛存在于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创作者以弱者的不幸激起观众内心对于真善美的思考，进而对社会上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
在西方悲剧中，西方悲剧的主角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内心的抗争意识较强。如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剧中的主人公是天神；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剧中的主角是公主；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剧中的主人公是国王。至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更是这样，《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奥赛罗》，这些名剧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上层人物的代表，国王、王子之类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人物关系复杂，大多极富个性。如《哈姆雷特》中杀主篡位的克劳迪斯，《人生如梦》中因国王占卜而被囚禁的塞西斯蒙多，《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天神的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但他却甘愿受罚，始终坚贞不屈，承担一切，极富个性，有着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可以说，在西方悲剧的人物设定上，上层人物的不幸较多，且有着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斗争性较之中国式悲剧稍强，往往主角在戏剧的庞大关系网中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地位。当然，這也与西方社会中长期占据主流的宗教与神话有关。
二、中西悲剧中悲剧冲突上的不同
在中西方戏剧中，中国悲剧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产生了迫害与受迫害的关系，最终惨遭不幸，体现了外在的斗争主题。西方悲剧的悲剧冲突则是主要表现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体现了悲剧主人公自身的内心斗争。
在中国悲剧的冲突中，很多作品展现的是恶毁善、邪压正的情节。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悲剧往往以喜剧的形式结尾，是冲突的和解。[2]如关汉卿的《窦娥冤》，这出戏是通过窦娥的善被张驴儿父子等人的恶所毁灭的悲惨经历，颂扬了“六月飞雪”的冤屈之善。再如《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他挥舞屠刀将赵家满门抄斩的时候，内心涌动的只有恶念，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愧疚。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冲突是在于焦母与长兄的不同意，反而两人内心世界的冲突极少。剧中的刘兰芝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和人格尊严，她不会为了苟且偷生，屈服于任何人。当这种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刘兰芝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爱情的自由与纯洁，这就产生了悲剧。而在西方悲剧中，欧里疪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则不是这样。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并为他叛国，后来伊阿宋另觅新欢，美狄亚痛不欲生。她在绝望中杀死了伊阿宋的两个儿子进行报复。作品细致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位为爱而生的女性，她内心所经历的疯狂与毁灭。
三、中西悲剧中悲剧结局的不同
中西悲剧的结局也许是两者最明显的区别之一，中国的悲剧一般是以大团圆的结局作为终点，西方悲剧的结局一般则以大毁灭作为终点。
就如众人所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来看，双方虽然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双双死去，但是死后却化作蝴蝶双宿双飞。悲剧的结尾在观众看来并不是真正的终结，它是以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给观众以美好的想象，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的善良愿望，而这正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相一致。大团圆结局之所以具有久盛不衰的生命力，缘于它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生存环境的逐渐改善慢慢淡化了民族的抗争精神。[3]再如洪升的《长生殿》，剧作以李杨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二人虽然阴阳两隔，但他们的真挚爱情感动了上苍，最后同登仙界，获得了永久团圆的结局。《梧桐雨》则描写的是安史之乱时，唐明皇为平息战乱赐死杨贵妃，回长安后日夜思念，在屋中悬挂贵妃画像，使得唐明皇在梦中又与杨贵妃相遇，给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在西方的悲剧中，毁灭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同为爱情故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二人于舞会一见钟情，但因双方身份，不能长双成对，最后酿成一出大悲剧。在这出剧中，双方的爱情并没有像东方的爱情故事一样最后化鸟成蝶，反而真成了一桩死亡悲剧。这样的结局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哈姆雷特因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犹豫，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复仇机会，最后酿成大错，使得情人奥菲利亚，大臣波洛涅斯，无辜的青年雷欧提斯，善良软弱的母亲乔特鲁德以及哈姆雷特自身全部陷于死亡的悲剧。
从中西戏剧中悲剧的比较来看，中西悲剧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正是由于中西悲剧所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差异所造成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即使都在“毁灭”，但在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中，两者在戏剧意义层面上都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即给人带来了一种文化与哲学上的思考，让读者产生共鸣，而这正是悲剧所蕴含的魅力所在。
注释：
[1]臧懋循：《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09页。
[2]何辉斌：《论中西悲剧精神的根本区别》，上饶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3]萬晓高：《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3月版。
参考文献：
[1]臧懋循：《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
[2]何辉斌：《论中西悲剧精神的根本区别》，上饶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3]万晓高：《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