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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的破冰与不断推进，必须要有舆论氛围的大力支持。在改革的舆论氛围中，人们可以体会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了解改革的方向、路径与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营造改革舆论氛围，始终坚持以揭示陈旧体制弊端为起点，反思和审视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体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奠定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以先行试点实践为基础，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以实践成效论证改革可行性;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为佐证，强调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必须坚定对外开放;以外国发展经验为参照，站在国际高度构建中国改革舆论。在对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中，改革取得了全国的共识，凝聚了人心，中国共产党人也实现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掌握，从此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舆论氛围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4-0056-11
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改革开放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对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发展体制机制的革新。而要让改革顺利地开展并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让全国上下在改革的舆论氛围中体会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明晰改革的方向、路径与内容，消除质疑和分歧，达成共识，凝聚人心，共创改革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因时制宜，营造出符合改革实践的舆论氛围。而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率先破冰，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营造出了符合中国改革实践所需的舆论氛围。这一舆论氛围，以对陈旧体制弊端的揭示为起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以先行的试点实践成效为基础，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佐证，以其他国家发展为参照。正是在对舆论氛围的营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引领整个国家踏上了一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一、以揭示陈旧体制的弊端为起点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那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运行体制机制的革新，是破旧与立新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要立新，就必须破旧;而要破旧，就必须要揭示出破旧对象的不可延续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并对既有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揭示。邓小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一段时期的社会建设中搬用苏联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僵化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另一场革命，其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这些话从总体上揭示出既有发展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明确了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成为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起点。
1.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在改革开放肇始就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议题，而在营造经济体制改革舆论氛围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对既有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邓小平对此就曾坦白地指出：“我們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在同一时期，陈云进一步分析指出，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时，都出现了“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的错误。“计划太死”“集中过多”“缺少市场调节”……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揭示中，改革的主题被引出。
经过六年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探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六年城乡经济改革的经验，对此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系统性的整体部署。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35年来的建设成就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从经济角度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然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匹配、不相适应。这种僵化的模式，忽视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使得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统管过多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在该《决定》中被深刻揭示，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自明。同时，这也充分表明，党中央对于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
2.对政治体制弊端的审视
“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改革氛围的营造，不止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反思，也在于对政治体制弊端的审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视，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此后，在1986年，他又先后四次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谈话。邓小平明确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论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时明确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等缺陷。这些论断，明晰了我国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所存在的弊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在同时浮出水面。而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明确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点，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 3.对文化和科技发展体制的反思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时，邓小平对我国的文化和科技的传统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扭转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左”的发展方向，我国的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领我国文化和科技体制建设。邓小平指出，我国发展文化艺术的路子要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基础上越走越宽，“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在这一全新文化发展范式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深刻剖析文化和科技发展体制中的弊端。1985年3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建国三十五年来，科技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必须注意到，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科学技术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如在运行机制方面，国家包得过多、统得太死，科研机构没有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能力;在组织结构方面，则体现为科研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由此造成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在人事制度上，则体现为对科研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与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充分尊重。该《决定》明确强调，这些弊病，不利于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束缚了科学技术人員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个《决定》指出了科技体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这些方面也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
没有对旧有体制机制弊病的揭示与反思，改革氛围的营造就会失去基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破旧的基础上，找到了改革、立新的突破口。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分别提出改革的主张和举措，使得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进入佳境，让改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舆论氛围的营造，始于揭示旧有体制机制弊端。
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
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不仅需要厘清先行体制机制的弊端.同时也需要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改革的依据，以证明改革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改革的理论基石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和发展，推动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可谓是决定一切社会发展的力量。对于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在政权建立后所要进行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就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这一基本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定位改革目的提供了理论依据。凡是与生产力性质和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是落后还是超前，都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生产力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阐释改革的核心目的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的精辟论断，言简意赅地向世人表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诠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精辟分析并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不再固守孤立、封闭、自给自足的状态，而是向着世界性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将会日渐增多，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最终将有利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前途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卡夫丁峡谷”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存在，因此，落后的国家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发展成果，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跨越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刻不向世人论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理论更是被着重提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
可以看出，在党中央看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想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必须融入对外开放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引用和阐释，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舆论营造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以先行试点实践为基础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时喜欢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并非意味着改革是缺少蓝图的“乱枪打鸟”，而是强调对改革的正确认知必须来源于实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始终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在建立中国改革的舆论场时，邓小平善于借鉴实践经验，利用实践智慧，并注意通过实践试点效果论证改革的可行性，将改革舆论氛围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1.对实践经验的借鉴
经验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也是认识的开端。经验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启迪和借鉴意义。邓小平深知，改革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试验并不断激发群众创新活力，从而积累实践经验的过程。在营造改革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善于借助实践经验，提出改革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可以说，改革的号角，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实践经验上吹响的，而不断深化的改革实践，又使得改革经验得到进一步升华。1987年5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端于农村。在对农村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党中央得以明晰城市经济发展改革的蓝图，并加以实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发生在我国农村的生产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起来，“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论及农村改革时，邓小平也曾坦率地指出，率先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始时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但在四川、安徽的带头试点成功后，我们“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因此，在农村先行的改革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为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提供了堅实的实践支撑。
2.对实践智慧的利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书写者，更是改革的实践主体。在营造中国改革舆论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对民间实践智慧的总结，最为典型的就是鼓励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全国的实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包产到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划上等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凤阳人敢为天下先，以包产到户创造了粮食大丰收的奇迹。在凤阳奇迹中，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希望。安徽石破天惊的创举，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在赞同之外，也出现了许多非议。关键时刻，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安徽的试点实践。他强调：“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逐渐铺开，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上升为指导全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政策。1981年6月，在会见外宾谈到农村政策时，邓小平就指出：“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我国农村改革经验时就进一步明确强调：“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尊重群众智慧，尊重群众实践，并将群众的实践经验用以构建改革舆论氛围，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的重要因素。
3.运用实践效果来论证改革的可行性
实践效果的好坏，是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更是消弭改革分歧，统一改革舆论，坚定改革决心的重要因素。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时，邓小平极为注重改革试点的成效，主张以改革成效支撑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改革之初，在鼓励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全国实施的过程中，邓小平就先后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在以农村改革实践成果回应对农村改革的质疑后，邓小平进一步表示，制定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并以此精神搞长期规划。农业的政策要放宽，要允许包产到组、包产到人。而此后农业产量逐渐增长的实效也表明，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改革舆论氛围的巩固与增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成果支撑。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进行阐述时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农村个别地方的先行试点为契机，继而推广到全国范围;再以农村的改革实践成果为示范，铺开经济体制的全范围改革。农村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铺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注重用实践成效论证改革的可行性，打消了人们潜在的疑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成效说话，在改革之初成为支撑整个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合理性依据，也成为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实践的经验、智慧、成效，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营造改革舆论氛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以实践为推手来营造改革的舆论氛围，使改革建立在更为可靠的基础上，便于获得全国范围的一致认同和支持。
四、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为佐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于改革开放而言更是极具重要意义。以历史经验为支撑，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能够增强改革的历史厚重感，使改革获得历史的支撑，让大众明晰为什么改革必须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什么要反“左”防右，为什么要打开国门。
1.以历史为佐证，阐释改革为何必须从国情出发
改革只有立足于国情，从国情出发，才能获得最大规模的人群的支持，才能走向成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国情，要想改革成功，就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明确改革目标，设计改革蓝图，制定改革政策。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遵循独立自主原则，立足中国国情进行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注意以历史为佐证。他表示，回顾历史，中国革命之所以在一段时期遭受到挫折，就在于照搬外国经验，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缺乏经验的前提下，曾照搬苏联模式进行建设，虽然在党的八大期间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力图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但苏联模式的弊端的确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少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历史经验，强调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这就不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2.以历史为佐证，诠释改革为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极为重视通过历史的回顾来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历史。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道路曾经在中国实践过，但并没有成功。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进一步阐释时，邓小平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指出，国民党在中国统治二十多年，中国还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仍然在贫穷落后中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就明白无误告诉中国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真正翻身做主，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所依靠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进而总结强调，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奋起直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的回顾中不难找到答案。
3.以历史为佐证，说明反“左”防右的改革立场
在带领全国上下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面临“左”和右的干扰。“左”会让中国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右则会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阐释既要反“左”也要反右的改革立场时，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历史经验。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邓小平强调，正是在不断纠“左”、反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大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影响一度给国家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第一，“左”使中国的经济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阶段。邓小平指出，如果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开始算，这二十年的时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在这一时期，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第二，“左”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二十年期间，“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邓小平指出：“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没有文化大革命……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用历史告诫全国上下，只有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4.以历史为佐证，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对外开放是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强调打开国门加强对外交流的重要性时，邓小平多次用历史事实进行阐释。他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邓小平具体阐释道，中国自明朝中叶开始，就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状态。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仅仅实现了对苏联东欧的开放。自1958年起，中国就处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耽误了20年。邓小平指出，与日本相比，中日两国在五十年代的差距并不那么大，但由于耽误的二十年，“中国并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使中国被迫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与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开放。邓小平强调：“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邓小平以中国自明清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表明，不开放，国家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只有对外开放，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以外国发展经验为参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改革既要坚定地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又要积极地借鉴吸收外国经验。这样能够避免重蹈前人走过的弯路，真正做到后发高起点发展。在建立改革舆论氛围时，邓小平积极地提倡全党上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既包括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建设经验，也包括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者，其经济社会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苏联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邓小平就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由此可看出，纵观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对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明确肯定，其缘由在于新经济政策中的很多思路与做法，如以农村为突破口、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并利用其发展商业和商品交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思想，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于苏联在日后发展中愈发僵化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曾评价道：“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对苏联模式的学习，邓小平早在党的八大后指出：“我们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同时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将这一思想放在经济建设上，就体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一味地搞一大二公，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中国应该汲取苏联不断丧失改革机遇而最终垮台的教训，抓住改革的契机，决不让改革半途而废，绝不能重蹈苏东覆辙。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三百多年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相继考察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访问主要围绕着这些国家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展开。这些考察，让邓小平深受启迪，深刻认识到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感受到了加快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邓小平对此曾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在他看来，要缩小差距，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而要真正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就必须打破将技术与管理经验等经济发展手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固有成见。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振聋发聩地发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以外国发展经验为参照，构建中国的改革舆论，既使中国站在国际高度，将改革融入国际视阈，又使得中国的改革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使改革开放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对于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取得了共识，凝聚了人心，实现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掌握，使改革获得了全国自上而下的配合与支持，从而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舆论氛围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4-0056-11
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改革开放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对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发展体制机制的革新。而要让改革顺利地开展并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让全国上下在改革的舆论氛围中体会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明晰改革的方向、路径与内容，消除质疑和分歧，达成共识，凝聚人心，共创改革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因时制宜，营造出符合改革实践的舆论氛围。而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率先破冰，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营造出了符合中国改革实践所需的舆论氛围。这一舆论氛围，以对陈旧体制弊端的揭示为起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以先行的试点实践成效为基础，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佐证，以其他国家发展为参照。正是在对舆论氛围的营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引领整个国家踏上了一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一、以揭示陈旧体制的弊端为起点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那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运行体制机制的革新，是破旧与立新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要立新，就必须破旧;而要破旧，就必须要揭示出破旧对象的不可延续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并对既有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揭示。邓小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一段时期的社会建设中搬用苏联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僵化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另一场革命，其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这些话从总体上揭示出既有发展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明确了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成为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起点。
1.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在改革开放肇始就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议题，而在营造经济体制改革舆论氛围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对既有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邓小平对此就曾坦白地指出：“我們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在同一时期，陈云进一步分析指出，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时，都出现了“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的错误。“计划太死”“集中过多”“缺少市场调节”……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揭示中，改革的主题被引出。
经过六年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探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六年城乡经济改革的经验，对此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系统性的整体部署。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35年来的建设成就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从经济角度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然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匹配、不相适应。这种僵化的模式，忽视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使得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统管过多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在该《决定》中被深刻揭示，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自明。同时，这也充分表明，党中央对于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
2.对政治体制弊端的审视
“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改革氛围的营造，不止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反思，也在于对政治体制弊端的审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视，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此后，在1986年，他又先后四次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谈话。邓小平明确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论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时明确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等缺陷。这些论断，明晰了我国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所存在的弊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在同时浮出水面。而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明确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点，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 3.对文化和科技发展体制的反思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时，邓小平对我国的文化和科技的传统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扭转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左”的发展方向，我国的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领我国文化和科技体制建设。邓小平指出，我国发展文化艺术的路子要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基础上越走越宽，“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在这一全新文化发展范式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深刻剖析文化和科技发展体制中的弊端。1985年3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建国三十五年来，科技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必须注意到，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科学技术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如在运行机制方面，国家包得过多、统得太死，科研机构没有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能力;在组织结构方面，则体现为科研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由此造成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在人事制度上，则体现为对科研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与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充分尊重。该《决定》明确强调，这些弊病，不利于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束缚了科学技术人員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个《决定》指出了科技体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这些方面也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
没有对旧有体制机制弊病的揭示与反思，改革氛围的营造就会失去基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破旧的基础上，找到了改革、立新的突破口。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分别提出改革的主张和举措，使得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进入佳境，让改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舆论氛围的营造，始于揭示旧有体制机制弊端。
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
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不仅需要厘清先行体制机制的弊端.同时也需要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改革的依据，以证明改革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改革的理论基石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和发展，推动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可谓是决定一切社会发展的力量。对于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在政权建立后所要进行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就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这一基本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定位改革目的提供了理论依据。凡是与生产力性质和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是落后还是超前，都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生产力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阐释改革的核心目的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的精辟论断，言简意赅地向世人表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诠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精辟分析并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不再固守孤立、封闭、自给自足的状态，而是向着世界性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将会日渐增多，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最终将有利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前途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卡夫丁峡谷”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存在，因此，落后的国家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发展成果，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跨越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刻不向世人论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理论更是被着重提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
可以看出，在党中央看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想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必须融入对外开放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引用和阐释，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舆论营造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以先行试点实践为基础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时喜欢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并非意味着改革是缺少蓝图的“乱枪打鸟”，而是强调对改革的正确认知必须来源于实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始终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在建立中国改革的舆论场时，邓小平善于借鉴实践经验，利用实践智慧，并注意通过实践试点效果论证改革的可行性，将改革舆论氛围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1.对实践经验的借鉴
经验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也是认识的开端。经验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启迪和借鉴意义。邓小平深知，改革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试验并不断激发群众创新活力，从而积累实践经验的过程。在营造改革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善于借助实践经验，提出改革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可以说，改革的号角，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实践经验上吹响的，而不断深化的改革实践，又使得改革经验得到进一步升华。1987年5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端于农村。在对农村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党中央得以明晰城市经济发展改革的蓝图，并加以实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发生在我国农村的生产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起来，“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论及农村改革时，邓小平也曾坦率地指出，率先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始时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但在四川、安徽的带头试点成功后，我们“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因此，在农村先行的改革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为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提供了堅实的实践支撑。
2.对实践智慧的利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书写者，更是改革的实践主体。在营造中国改革舆论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对民间实践智慧的总结，最为典型的就是鼓励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全国的实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包产到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划上等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凤阳人敢为天下先，以包产到户创造了粮食大丰收的奇迹。在凤阳奇迹中，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希望。安徽石破天惊的创举，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在赞同之外，也出现了许多非议。关键时刻，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安徽的试点实践。他强调：“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逐渐铺开，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上升为指导全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政策。1981年6月，在会见外宾谈到农村政策时，邓小平就指出：“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我国农村改革经验时就进一步明确强调：“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尊重群众智慧，尊重群众实践，并将群众的实践经验用以构建改革舆论氛围，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的重要因素。
3.运用实践效果来论证改革的可行性
实践效果的好坏，是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更是消弭改革分歧，统一改革舆论，坚定改革决心的重要因素。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时，邓小平极为注重改革试点的成效，主张以改革成效支撑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改革之初，在鼓励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全国实施的过程中，邓小平就先后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在以农村改革实践成果回应对农村改革的质疑后，邓小平进一步表示，制定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并以此精神搞长期规划。农业的政策要放宽，要允许包产到组、包产到人。而此后农业产量逐渐增长的实效也表明，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改革舆论氛围的巩固与增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成果支撑。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进行阐述时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农村个别地方的先行试点为契机，继而推广到全国范围;再以农村的改革实践成果为示范，铺开经济体制的全范围改革。农村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铺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注重用实践成效论证改革的可行性，打消了人们潜在的疑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成效说话，在改革之初成为支撑整个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合理性依据，也成为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实践的经验、智慧、成效，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营造改革舆论氛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以实践为推手来营造改革的舆论氛围，使改革建立在更为可靠的基础上，便于获得全国范围的一致认同和支持。
四、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为佐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于改革开放而言更是极具重要意义。以历史经验为支撑，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能够增强改革的历史厚重感，使改革获得历史的支撑，让大众明晰为什么改革必须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什么要反“左”防右，为什么要打开国门。
1.以历史为佐证，阐释改革为何必须从国情出发
改革只有立足于国情，从国情出发，才能获得最大规模的人群的支持，才能走向成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国情，要想改革成功，就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明确改革目标，设计改革蓝图，制定改革政策。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遵循独立自主原则，立足中国国情进行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营造改革舆论氛围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注意以历史为佐证。他表示，回顾历史，中国革命之所以在一段时期遭受到挫折，就在于照搬外国经验，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缺乏经验的前提下，曾照搬苏联模式进行建设，虽然在党的八大期间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力图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但苏联模式的弊端的确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少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历史经验，强调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这就不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2.以历史为佐证，诠释改革为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极为重视通过历史的回顾来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历史。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道路曾经在中国实践过，但并没有成功。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进一步阐释时，邓小平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指出，国民党在中国统治二十多年，中国还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仍然在贫穷落后中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就明白无误告诉中国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真正翻身做主，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所依靠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进而总结强调，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奋起直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的回顾中不难找到答案。
3.以历史为佐证，说明反“左”防右的改革立场
在带领全国上下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面临“左”和右的干扰。“左”会让中国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右则会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阐释既要反“左”也要反右的改革立场时，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历史经验。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邓小平强调，正是在不断纠“左”、反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大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影响一度给国家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第一，“左”使中国的经济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阶段。邓小平指出，如果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开始算，这二十年的时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在这一时期，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第二，“左”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二十年期间，“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邓小平指出：“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没有文化大革命……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用历史告诫全国上下，只有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4.以历史为佐证，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对外开放是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强调打开国门加强对外交流的重要性时，邓小平多次用历史事实进行阐释。他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邓小平具体阐释道，中国自明朝中叶开始，就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状态。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仅仅实现了对苏联东欧的开放。自1958年起，中国就处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耽误了20年。邓小平指出，与日本相比，中日两国在五十年代的差距并不那么大，但由于耽误的二十年，“中国并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使中国被迫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与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开放。邓小平强调：“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邓小平以中国自明清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表明，不开放，国家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只有对外开放，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以外国发展经验为参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改革既要坚定地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又要积极地借鉴吸收外国经验。这样能够避免重蹈前人走过的弯路，真正做到后发高起点发展。在建立改革舆论氛围时，邓小平积极地提倡全党上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既包括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建设经验，也包括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者，其经济社会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苏联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邓小平就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由此可看出，纵观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对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明确肯定，其缘由在于新经济政策中的很多思路与做法，如以农村为突破口、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并利用其发展商业和商品交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思想，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于苏联在日后发展中愈发僵化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曾评价道：“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对苏联模式的学习，邓小平早在党的八大后指出：“我们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同时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将这一思想放在经济建设上，就体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一味地搞一大二公，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中国应该汲取苏联不断丧失改革机遇而最终垮台的教训，抓住改革的契机，决不让改革半途而废，绝不能重蹈苏东覆辙。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三百多年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相继考察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访问主要围绕着这些国家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展开。这些考察，让邓小平深受启迪，深刻认识到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感受到了加快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邓小平对此曾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在他看来，要缩小差距，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而要真正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就必须打破将技术与管理经验等经济发展手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固有成见。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振聋发聩地发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以外国发展经验为参照，构建中国的改革舆论，既使中国站在国际高度，将改革融入国际视阈，又使得中国的改革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使改革开放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对于改革舆论氛围的营造，取得了共识，凝聚了人心，实现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掌握，使改革获得了全国自上而下的配合与支持，从而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