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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士文化是不同时期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就是引领方向的文化坐标。泰州产生过不少国士级的大儒，如胡瑗、范仲淹、王艮等。国士文化的根本在于勤学苦思，在于躬行，在于创新，在于学以致用，但最重要的还在担当，没有担当情怀的儒生，即便是够得上大儒之称，亦成不了国士。泰州国士独领风骚的原因还在于这座城市的秀外慧中，在于这里的三水环境及人文底蕴。
关键词： 国士 泰州 知遇 担当
每座城市都有文化标志，如同城市的建筑坐标一样，人们更习惯把城市的文化“主要景观”称之为城市“文心”。泰州这座城市的文心，非范仲淹与胡瑗莫属，因为他们是最早在泰州传道的大儒。我们分析范仲淹和胡瑗的文化行为，自觉不自觉地便要联想到“担当”这个词。他们的担当，并非一己的担当，而是多重担当，也可以说，他们之担当，是有“来头”的。人们曾为“人生难得一知己”的动人词曲感慨万分，也曾为“高山流水有知音”的美丽传说快慰不止。中华文化的儒雅和婉约，迷倒了无数的文人雅士，造就了大量感性诗文。当然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简单归之于浪漫和婉约。文化是为心性服务的，引领着时代的方向，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独领风骚。宋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少了范仲淹，便显得缺了虎魄熊胆；少了胡瑗，则明显失魂落魄，可见范仲淹和胡瑗之于宋初的影响力有多大。范仲淹和胡瑗不只是文化知己，还是人生挚友，他们相携着一路走来，引导并指点思想，风华当年，共同架构起宋初的意识形态大厦。而泰州，正是这两位文化大师心灵相通的重要城市，也是两位打点文化、激扬文字的文学交汇场。
一、泰州相识成知己
宋朝是中国文化比较繁荣的一个时代，出了不少大师，这些大师，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的山尖，因而把一个时代积聚成为文化的高地。大师自然有其独特风范，但旧时的文化传承，都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有些虽然不是很明显地表现出师承脉络，但暗中的连接是必然存在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普遍现象。
范仲淹的横空出世，跟“词人宰相”晏殊有关。晏殊得道较早，且深得皇帝赏识，但他并不以其横行于世，依然是温文尔雅，尤其对教育十分用心，悉心培养后生。《宋史》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涑水纪闻》载，晏殊在翰林时，欣赏范仲淹才华，力邀其到书院讲学，并推荐他做了馆职。晏殊任枢密使后，又奏请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出道不久的范仲淹，在晏殊的提携下于天禧五年（1021），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是时，胡瑗已从泰山学成归来，设塾授徒，名气不小①。曾做过馆师的范仲淹，很快就跟胡瑗相识了，他们便成了诗词唱和的文化朋友。泰州曾建“景范楼”②，后办“景范学堂”③，再现当年范仲淹与胡瑗等五位挚友吟诗作赋之象，甚而立了五贤之石雕。可见，泰州之于文化名士的厚待有多深，这也是泰州为什么能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因所在。
不能不为泰州点赞。遥想当年，泰州的亭台楼阁间、乡野渡口旁，范仲淹和胡瑗等人徜徉沉吟，操琴弄管，四时为之动容，八节为之铺陈，小溪为之低缓，流云为之留步，好一派文人雅士图啊。但千万别以为他们只在乎文朋诗友的应酬与唱和，他们还在为“范堤”④的建筑而处心积虑；他们在为思想领域的僵化而发愁；他们一起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他们的所谓欢乐，是建立在积极进取、勤奋工作基础之上的快乐，是勇于争先、努力探索的社会实践之上的快乐。他们都想打破宋初沉闷的风气，要在理学和教育方面大显身手。所不同的是：
范仲淹更多地把精力付诸于社会治理方面，而胡瑗更多地把时间投到了教育方面。
要知道，像胡瑗这样才高八斗、心比天高的地方名士，眼里和心里，绝不会把某一个地方官吏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么，范仲淹为什么会使胡瑗敬服呢？一方面，范仲淹并非随波逐流的官员，每一任上皆有建树，这使胡瑗内生爱戴，打心眼里喜欢范仲淹。另一方面，范仲淹文才了得，胡瑗自愧不如，对范仲淹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以先忧后乐写春秋
范仲淹（989—1053），字希文，谥文正，亦称范履霜，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仲淹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其所著《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千古名句，向来为仁人志士抬为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并非在文章中先忧后乐，其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前奏；他积极改善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使宋西线边防稳固；他荐拔了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胡瑗便是其中的一位。朱熹称其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前面提到，在泰州，范仲淹并不只与文人唱和，他还兴修海堤，以绝海患。当年，失修海堤已坍圮不堪，盐场亭灶失去屏障，农田民宅屡受威胁。看到海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蒙受损失，他上书江淮漕运张纶，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捍海堤堰。张纶赞同，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天圣二年（1024年）秋，仲淹率领来自四州数万民夫治堰。此间，一场海潮吞噬了百多民工，部分官员认为是天意，主张停工，事报京师，朝廷踌躇不定。风浪冲腿，仲淹不退，好友滕宗京亦从容不迫，两人泰然自若，退去的民众便又纷纷回到了堰上。就这样，绵延数百里的捍海长堤，便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有了保障，流亡民户又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将海堰称作“范公堤”。甚至，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姓了范。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父老敬祀如初。范仲淹用自己的政治行动，把忧乐观填实赋美，海陵（泰州别称）有所谓前八景，其中就有“范堤烟柳”。范仲淹名号及其政绩被永远锁定在泰州的风景之中，这是文化之于名士最高的奖励。 王安石敬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⑤。而也就是这位王安石，曾一度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官场之于文化界是有本质区别的，即如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大师、文学名士，也会发出言不由衷的议论，好在他承认范仲淹的文化地位。
理学大师朱熹如此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吕中曾评：“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要知道，作为一代伟人和诗词大家的毛泽东，心气之高，一般不下如此之肯定结论，可见范仲淹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国无名士，则无清明，学无所尊，则无榜样。中国文化对名士风流是肯定的，是赞赏的，是推崇的。范仲淹并非浪得虚名，担当得起中国名士之称谓，何况他根本不浪。我们之于对范仲淹的了解，可能更多于他那对千古名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确，就凭这两句，范仲淹已经可以傲立于中国文化的思想之林中。至今，他的这两句话，仍然是不少领导干部的座右铭。范仲淹政治理想的高绝，完全不同于“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消极的正派做派。无论顺逆或荣辱，范仲淹都置之度外，他坚持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理念，为天下谋福利，是其终身的追求。他不在乎一时一地的得失，在他的眼里，忧患要远大于欢乐，责任重于泰山。正因为范仲淹思想永远处于“顶层设计”和“底层民生”两个端面上，因此深得统治者及民众的推崇，人们始终将他排列于“第一国士”的大位上。放眼古今，几人能拼得“第一国士”的名号。国士之号的评定，历经千余年文化之考验，难得之极，又何况是“第一”之尊。范仲淹的担当，不仅教育了宋代文人，还教育了自他以后的中国文化人。当然，第一国士的称谓，似有笼统之意，有不同意见者，完全可以排排中国文化名人的座次，谁当得起“第一”大号？想必各有所见，但文化之实之名归，自有公论。我们认为范仲淹当得起第一之名，跟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比，范仲淹之于“国之士”名，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担不起开山立派的大家称谓。
文化的担当，需要儒学道学和佛学等学理的培养，但根本点在文化之骨气。范仲淹不只为仁义礼智信所动所用，还在于忠孝节勇及温良恭谨让等方面的刻苦修行，作为中国思想的忠实信徒，范仲淹无愧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无愧于之后的中国历史，他的思想早已走出国门，为世界所赏所赞，他的经典阐述，早已成为世界名言，几乎每一种哲言和名言版本中，都留下了他的光辉之名。这不仅是范仲淹的荣耀，也是中华文明的骄傲。其核心思想，就是真心实意地忧国忧民，为祖国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范仲淹不只撑起了宋初意识形态的大旗，他的思想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宋朝，时至今日，人们仍将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他代表的确实是先进文化的方向。这也是胡瑗佩服范仲淹的地方。
三、苏湖教法自成一体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中国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因他的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少年饱读诗书，擅长文字，13岁通五经。宋祥符六年（1013），20岁的胡瑗与孙复、石介等学友赴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十年不归。30岁开外，胡瑗才从山东回到家乡，并参加科举，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胡瑗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私塾，今泰州中学）讲学。也就在这时，范仲淹来到了泰州做官，曾做过教师的范仲淹自然而然地跟胡瑗等地方名士走到了一起。自此，范仲淹多次提携胡瑗，如当初晏殊提携自己一样。
景祐初年（1034），朝廷改定雅乐，下诏求通晓音律之人。范仲淹特荐举胡瑗，胡瑗以平民身份在崇政殿回答皇上咨询，后授胡瑗为秘书省校书郎。
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史，举任胡瑗为丹丹推官。不久胡瑗任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改变当时重辞赋的学风，而重经义和时务。他在校中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研究经学基本理论，治事斋则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为主，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为支持胡瑗，范仲淹将儿子范纯佑送入郡学，拜胡瑗为师。范纯佑严格遵守学规，其他学生不敢任意违反。胡瑗视学生如子弟，学生们也信任爱戴他如父兄一般，跟随他学习的常常有数百人。胡瑗力纠社会时弊，坚持体用为本思想，大胆改革教育，首创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主张州县办学。胡瑗探索办学新路，严立规章，言传身教，注意体、美、音乐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倡社会实践，并开展游历考察活动。其教法自成一体，史称“苏湖教法”。
范仲淹当政兴学曾取其法，“著书令于太学”。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兴办太学，派人到湖州学习胡瑗教学之法，并因之制成学规。又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胡瑗称病不上任。后做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辞职。胡瑗不仅识相，而且知趣，他多次拒绝了“身为帝王师”的厚遇，他只是想坚持一种教法，一种可以被广大士子接受，可以为社会所用的教法。《宋史·胡瑗传》载胡瑗名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之任者在师儒，宏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皇中期（1049—1053），朝廷召胡瑗，常做乐事。后为大理寺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胡瑗推辞不上任。一年以后，授胡瑗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升迁为大理寺丞，皇上赐之以绣着银鱼的红袍。胡瑗就住在太学，实行太学“寄宿制”，时，他的学生更多，太学住不下，租太学旁官舍安顿。礼部所录官员，胡瑗弟子常占十之四五。胡瑗的学生，无论才能高下，皆注意修身养性，严谨自律，穿戴举止，往往相似，一看便知是胡瑗弟子。 嘉祐初年（1056），胡瑗擢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这时他仍然管理太学。胡瑗倡导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主张知行合一实践思想。胡瑗的“苏湖学规”，被朝廷定为太学及郡县学宫的“法式”，对宋代的儒学发展起过推动作用，被公认为宋代儒学宗师，宋神宗称他为“真先生”。后胡瑗染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而辞官，告老还家，众弟子和朝廷官员在城东门外为胡瑗饯行，当时将此事传为佳话。不久，胡瑗病终，皇上下诏厚赏其家，并帮助办理了胡瑗丧事。发自内心，出于真情，皇家不例外，这才是对胡瑗最重最厚最实最美的“点赞”。王安石誉其为“天下豪杰魁”。
朱熹曾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
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是省内最古老的书院之一，比扬州书院早436年。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拨款在泰州“安定讲堂”处建胡公祠。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监察御史杨瞻倡议，院内建祠专祀安定先生，立《宋胡先生讲学故址碑》和《安定祠碑》。清乾隆五年（1740）改称“胡公书院”。书院前厅板联“精忠上仰将军岳，正学前瞻教授胡”。岳飞在泰州多有建树，因此得到泰州的礼遇，泰州人民把胡瑗和岳飞联在一起，是对胡瑗的厚爱。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胡文昭公祠是官方祭祀宋代大儒、教育家胡瑗的祠堂。胡祠也称胡瑗专祠，在华东共有五处，其中湖州，苏州，泰州三处建于宋朝，无锡，常州二处建于顺治末、康熙初。
知遇之恩长被世人曲解，以为必当相报。其实，中国文人不讲究钱物之报，但十分注重品性相投，其报答往往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这才是意义中的知遇。都以钱物去衡量的话，其实已不是属于所谓的知遇，也就是钱钱交易或物物交易，算不得思想的一脉相传。胡瑗与范仲淹相识后，并没有把范仲淹对自己的赏识作为“跳板”，他也没有因为皇家的厚爱而在官场上“逐鹿”，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教育及教育改革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正是他的担当。虽然他担当得并不轻松，但是他完成了时代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他靠自己的奋斗，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这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一词：责任，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责任。
四、家国责任担在肩上
《礼记·大学》中著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段话对中国文化人来讲，可谓耳熟能详。自古以来，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一直坚守着“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以仁为本，忠恕至上，在性格上体现出温和与理性，在执政上体现着“人本”和“民本”理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文化人的职守又是一种文化人的责任。文化人很多，但有担当的文化人其实很少。而我们更关切的是“铁肩担道义”的“担”字，其次才是所谓的“妙手著文章”。范仲淹如果没有担当情怀，他也就不可能写出“先忧后乐”的担当文字。范仲淹的担当，在于国风、社风、家风的熏陶和培植，是中国文化造就了范仲淹，离开了中国文化，也就不可能出现范仲淹，这是一个大前提。
1.节俭持家戒骄奢。范仲淹清廉一生，不仅青年时代贫寒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仍能自奉节俭。他在求学时，就拒绝吃同学为他提供的好酒好菜。为官以后，他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每日反省自己，“以清苦俭约著于世”，“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范公曾经说：“我晚上睡觉前，一定先盘算一下每一天奉养家庭的费用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假如平衡而合理，就能睡得很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整夜都睡不安生，第二天一定要做到让它平衡合理。”范仲淹治家极严，儿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未过门的儿媳要用罗绮做一顶帐子，心中很不高兴，他对家人说：“做帐子怎能用这么贵重的材料？我家一向清俭，决不能任其败坏家风。如果她敢带这样东西过门，我就当众把它烧掉。”他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平日如果没有宾客登门，家人吃饭，他不准上两样荤菜。家人衣食，只是够用。到了晚年，他的子弟要为他置办宅第田产，他断然拒绝。范仲淹一生忧乐天下，开一代廉政之风，死后入殓时，连一件新衣服都找不到，他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以德行事”、“积德行义”⑥的廉政主张，体现了一代名臣的崇高风范。
前些年，不少党员干部看到社会上一些人灯红酒绿、吃喝玩乐而心理失衡，看看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当时正是北宋王朝鼎盛之际，享乐安逸之风弥漫朝野，名臣如寇准、晏殊、欧阳修等都不能免俗，他却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时时刻刻把握好自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筑牢做人之基，用好为民之权。
2.扶弱济世释恩怀。范仲淹性情极为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家里贫穷，后来虽然富贵了，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是刚刚够用，他却喜欢施舍给予，设立义庄来赡养家族中的穷人。范仲淹主持政务崇尚忠厚，所到之处对当地百姓多有恩德，邠州、庆州等地的百姓和羌族人都为他画像并设立生祠供奉，当他去世时，悲哀号哭如同父母去世一般。范仲淹曾经上书说：“治理天下的人，唯有地方行政长官最为关键，近来因为选择不适当，使得天下征收赋税不平等、判罚刑狱不公平、水旱灾难无人救济、强盗小偷无人铲除。假若地方行政长官能够有合适的人选，那么政务就成功了。”
3.严谨治学育英才。范仲淹和胡瑗，他们不只在经营自己，还在经营思想与情操，他们才能够在宋初那复杂而纷繁的思想天空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也为中国文化，保留了一股清新之气。范仲淹购买了钱氏的南园，本来打算迁居到那里，阴阳家说那里风水很好，会接连出公卿贵族。范公说：“与其让某一家独自发达，怎么比得上让读书人都能在此受到教育。”于是把这所房子当做了学校，因此吴中一带文风蔚然兴起。深受范公力挺的胡瑗同孙明复、石介一道被学术界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一生与教育结缘，曾两度辉煌。一是在苏州和湖州两地，设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名重朝野；二是在开封，除奉命制作乐器及从政外，主要是掌教太学，为统治者培养了一大批治理人才。胡瑗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事业。胡瑗的献教精神，受到时人与后人极多、极高的赞颂和尊敬，至今仍然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宋代思想家和教育家胡瑗倡导“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开创“经义”“治事”的成才路径，建立“苏湖教法”，执教三十年间，培养出数以千计经世致用的人才，为教育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重温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也许能够给今天的改革带来启示。 4.执政为民保平安。范仲淹为官数十年，入能为相，出能为将，数次升迁，数次被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先后在泰州、睦州、苏州、青州及河中府等地担任过地方官员，每到一地，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兴利除弊，筑城浚河，赈贷捍御，修堤岸，立义庄，兴学救荒，关心民生疾苦，施政以养民。西夏扰边，他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将自己调往边关延州，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正确运用对敌战略，使边关局势转危为安。针对当时朝政弊端，他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改革朝政，史称“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失败，但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他创始的以工代赈，因势利导，疏导分流等治水方法，在中国水利和救荒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话。
我国素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古训，自古就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任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典故，至今仍广为传颂。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被后人所铭记。他故后各地百姓立庙祭祀有18处之多，人民心中的丰碑是对历史人物最好的纪念。古人尚且知道为官责任之重，作为今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
注释：
①胡瑗自幼聪颖好学，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心志远大，10年不归，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②③兴化南郊尽头，有沧浪亭园。穿“文正坊”至衙门，衙前木栅门上一匾赫然：“文正流风”，“文正”即范仲淹。大堂后为一挑檐围栏的暖阁，俗名二堂，一为“景范”，一为“四知”。这座二堂就是著名的“景范堂”。范仲淹宰令兴化时，建学宫、施教育。后人从之，道光十四年（1834），地方呈请以古衙改办书院，为表达兴化人民世代景范之情，命名为文正书院。创办文正书院的同时，又在范公祠中设景范书院和范公祠社学（后改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范公祠首设兴化教育局，文正书院改办为文正高等学堂。辛亥以后，文正书院设县立初级中学，此乃兴化近现代数十座中学的母体和肇始。
④为防海潮破坏，范仲淹在泰州领导民众筑堤抵抗，泰州百姓深得其利，遂将该堤称作“范堤”。
⑤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
⑥语出陈泰山《从范仲淹的为官境界谈起》文，原载2011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范仲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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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士 泰州 知遇 担当
每座城市都有文化标志，如同城市的建筑坐标一样，人们更习惯把城市的文化“主要景观”称之为城市“文心”。泰州这座城市的文心，非范仲淹与胡瑗莫属，因为他们是最早在泰州传道的大儒。我们分析范仲淹和胡瑗的文化行为，自觉不自觉地便要联想到“担当”这个词。他们的担当，并非一己的担当，而是多重担当，也可以说，他们之担当，是有“来头”的。人们曾为“人生难得一知己”的动人词曲感慨万分，也曾为“高山流水有知音”的美丽传说快慰不止。中华文化的儒雅和婉约，迷倒了无数的文人雅士，造就了大量感性诗文。当然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简单归之于浪漫和婉约。文化是为心性服务的，引领着时代的方向，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独领风骚。宋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少了范仲淹，便显得缺了虎魄熊胆；少了胡瑗，则明显失魂落魄，可见范仲淹和胡瑗之于宋初的影响力有多大。范仲淹和胡瑗不只是文化知己，还是人生挚友，他们相携着一路走来，引导并指点思想，风华当年，共同架构起宋初的意识形态大厦。而泰州，正是这两位文化大师心灵相通的重要城市，也是两位打点文化、激扬文字的文学交汇场。
一、泰州相识成知己
宋朝是中国文化比较繁荣的一个时代，出了不少大师，这些大师，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的山尖，因而把一个时代积聚成为文化的高地。大师自然有其独特风范，但旧时的文化传承，都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有些虽然不是很明显地表现出师承脉络，但暗中的连接是必然存在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普遍现象。
范仲淹的横空出世，跟“词人宰相”晏殊有关。晏殊得道较早，且深得皇帝赏识，但他并不以其横行于世，依然是温文尔雅，尤其对教育十分用心，悉心培养后生。《宋史》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涑水纪闻》载，晏殊在翰林时，欣赏范仲淹才华，力邀其到书院讲学，并推荐他做了馆职。晏殊任枢密使后，又奏请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出道不久的范仲淹，在晏殊的提携下于天禧五年（1021），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是时，胡瑗已从泰山学成归来，设塾授徒，名气不小①。曾做过馆师的范仲淹，很快就跟胡瑗相识了，他们便成了诗词唱和的文化朋友。泰州曾建“景范楼”②，后办“景范学堂”③，再现当年范仲淹与胡瑗等五位挚友吟诗作赋之象，甚而立了五贤之石雕。可见，泰州之于文化名士的厚待有多深，这也是泰州为什么能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因所在。
不能不为泰州点赞。遥想当年，泰州的亭台楼阁间、乡野渡口旁，范仲淹和胡瑗等人徜徉沉吟，操琴弄管，四时为之动容，八节为之铺陈，小溪为之低缓，流云为之留步，好一派文人雅士图啊。但千万别以为他们只在乎文朋诗友的应酬与唱和，他们还在为“范堤”④的建筑而处心积虑；他们在为思想领域的僵化而发愁；他们一起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他们的所谓欢乐，是建立在积极进取、勤奋工作基础之上的快乐，是勇于争先、努力探索的社会实践之上的快乐。他们都想打破宋初沉闷的风气，要在理学和教育方面大显身手。所不同的是：
范仲淹更多地把精力付诸于社会治理方面，而胡瑗更多地把时间投到了教育方面。
要知道，像胡瑗这样才高八斗、心比天高的地方名士，眼里和心里，绝不会把某一个地方官吏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么，范仲淹为什么会使胡瑗敬服呢？一方面，范仲淹并非随波逐流的官员，每一任上皆有建树，这使胡瑗内生爱戴，打心眼里喜欢范仲淹。另一方面，范仲淹文才了得，胡瑗自愧不如，对范仲淹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以先忧后乐写春秋
范仲淹（989—1053），字希文，谥文正，亦称范履霜，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仲淹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其所著《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千古名句，向来为仁人志士抬为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并非在文章中先忧后乐，其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前奏；他积极改善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使宋西线边防稳固；他荐拔了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胡瑗便是其中的一位。朱熹称其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前面提到，在泰州，范仲淹并不只与文人唱和，他还兴修海堤，以绝海患。当年，失修海堤已坍圮不堪，盐场亭灶失去屏障，农田民宅屡受威胁。看到海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蒙受损失，他上书江淮漕运张纶，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捍海堤堰。张纶赞同，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天圣二年（1024年）秋，仲淹率领来自四州数万民夫治堰。此间，一场海潮吞噬了百多民工，部分官员认为是天意，主张停工，事报京师，朝廷踌躇不定。风浪冲腿，仲淹不退，好友滕宗京亦从容不迫，两人泰然自若，退去的民众便又纷纷回到了堰上。就这样，绵延数百里的捍海长堤，便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有了保障，流亡民户又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将海堰称作“范公堤”。甚至，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姓了范。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父老敬祀如初。范仲淹用自己的政治行动，把忧乐观填实赋美，海陵（泰州别称）有所谓前八景，其中就有“范堤烟柳”。范仲淹名号及其政绩被永远锁定在泰州的风景之中，这是文化之于名士最高的奖励。 王安石敬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⑤。而也就是这位王安石，曾一度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官场之于文化界是有本质区别的，即如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大师、文学名士，也会发出言不由衷的议论，好在他承认范仲淹的文化地位。
理学大师朱熹如此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吕中曾评：“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要知道，作为一代伟人和诗词大家的毛泽东，心气之高，一般不下如此之肯定结论，可见范仲淹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国无名士，则无清明，学无所尊，则无榜样。中国文化对名士风流是肯定的，是赞赏的，是推崇的。范仲淹并非浪得虚名，担当得起中国名士之称谓，何况他根本不浪。我们之于对范仲淹的了解，可能更多于他那对千古名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确，就凭这两句，范仲淹已经可以傲立于中国文化的思想之林中。至今，他的这两句话，仍然是不少领导干部的座右铭。范仲淹政治理想的高绝，完全不同于“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消极的正派做派。无论顺逆或荣辱，范仲淹都置之度外，他坚持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理念，为天下谋福利，是其终身的追求。他不在乎一时一地的得失，在他的眼里，忧患要远大于欢乐，责任重于泰山。正因为范仲淹思想永远处于“顶层设计”和“底层民生”两个端面上，因此深得统治者及民众的推崇，人们始终将他排列于“第一国士”的大位上。放眼古今，几人能拼得“第一国士”的名号。国士之号的评定，历经千余年文化之考验，难得之极，又何况是“第一”之尊。范仲淹的担当，不仅教育了宋代文人，还教育了自他以后的中国文化人。当然，第一国士的称谓，似有笼统之意，有不同意见者，完全可以排排中国文化名人的座次，谁当得起“第一”大号？想必各有所见，但文化之实之名归，自有公论。我们认为范仲淹当得起第一之名，跟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比，范仲淹之于“国之士”名，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担不起开山立派的大家称谓。
文化的担当，需要儒学道学和佛学等学理的培养，但根本点在文化之骨气。范仲淹不只为仁义礼智信所动所用，还在于忠孝节勇及温良恭谨让等方面的刻苦修行，作为中国思想的忠实信徒，范仲淹无愧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无愧于之后的中国历史，他的思想早已走出国门，为世界所赏所赞，他的经典阐述，早已成为世界名言，几乎每一种哲言和名言版本中，都留下了他的光辉之名。这不仅是范仲淹的荣耀，也是中华文明的骄傲。其核心思想，就是真心实意地忧国忧民，为祖国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范仲淹不只撑起了宋初意识形态的大旗，他的思想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宋朝，时至今日，人们仍将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他代表的确实是先进文化的方向。这也是胡瑗佩服范仲淹的地方。
三、苏湖教法自成一体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中国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因他的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少年饱读诗书，擅长文字，13岁通五经。宋祥符六年（1013），20岁的胡瑗与孙复、石介等学友赴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十年不归。30岁开外，胡瑗才从山东回到家乡，并参加科举，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胡瑗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私塾，今泰州中学）讲学。也就在这时，范仲淹来到了泰州做官，曾做过教师的范仲淹自然而然地跟胡瑗等地方名士走到了一起。自此，范仲淹多次提携胡瑗，如当初晏殊提携自己一样。
景祐初年（1034），朝廷改定雅乐，下诏求通晓音律之人。范仲淹特荐举胡瑗，胡瑗以平民身份在崇政殿回答皇上咨询，后授胡瑗为秘书省校书郎。
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史，举任胡瑗为丹丹推官。不久胡瑗任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改变当时重辞赋的学风，而重经义和时务。他在校中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研究经学基本理论，治事斋则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为主，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为支持胡瑗，范仲淹将儿子范纯佑送入郡学，拜胡瑗为师。范纯佑严格遵守学规，其他学生不敢任意违反。胡瑗视学生如子弟，学生们也信任爱戴他如父兄一般，跟随他学习的常常有数百人。胡瑗力纠社会时弊，坚持体用为本思想，大胆改革教育，首创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主张州县办学。胡瑗探索办学新路，严立规章，言传身教，注意体、美、音乐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倡社会实践，并开展游历考察活动。其教法自成一体，史称“苏湖教法”。
范仲淹当政兴学曾取其法，“著书令于太学”。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兴办太学，派人到湖州学习胡瑗教学之法，并因之制成学规。又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胡瑗称病不上任。后做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辞职。胡瑗不仅识相，而且知趣，他多次拒绝了“身为帝王师”的厚遇，他只是想坚持一种教法，一种可以被广大士子接受，可以为社会所用的教法。《宋史·胡瑗传》载胡瑗名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之任者在师儒，宏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皇中期（1049—1053），朝廷召胡瑗，常做乐事。后为大理寺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胡瑗推辞不上任。一年以后，授胡瑗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升迁为大理寺丞，皇上赐之以绣着银鱼的红袍。胡瑗就住在太学，实行太学“寄宿制”，时，他的学生更多，太学住不下，租太学旁官舍安顿。礼部所录官员，胡瑗弟子常占十之四五。胡瑗的学生，无论才能高下，皆注意修身养性，严谨自律，穿戴举止，往往相似，一看便知是胡瑗弟子。 嘉祐初年（1056），胡瑗擢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这时他仍然管理太学。胡瑗倡导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主张知行合一实践思想。胡瑗的“苏湖学规”，被朝廷定为太学及郡县学宫的“法式”，对宋代的儒学发展起过推动作用，被公认为宋代儒学宗师，宋神宗称他为“真先生”。后胡瑗染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而辞官，告老还家，众弟子和朝廷官员在城东门外为胡瑗饯行，当时将此事传为佳话。不久，胡瑗病终，皇上下诏厚赏其家，并帮助办理了胡瑗丧事。发自内心，出于真情，皇家不例外，这才是对胡瑗最重最厚最实最美的“点赞”。王安石誉其为“天下豪杰魁”。
朱熹曾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
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是省内最古老的书院之一，比扬州书院早436年。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拨款在泰州“安定讲堂”处建胡公祠。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监察御史杨瞻倡议，院内建祠专祀安定先生，立《宋胡先生讲学故址碑》和《安定祠碑》。清乾隆五年（1740）改称“胡公书院”。书院前厅板联“精忠上仰将军岳，正学前瞻教授胡”。岳飞在泰州多有建树，因此得到泰州的礼遇，泰州人民把胡瑗和岳飞联在一起，是对胡瑗的厚爱。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胡文昭公祠是官方祭祀宋代大儒、教育家胡瑗的祠堂。胡祠也称胡瑗专祠，在华东共有五处，其中湖州，苏州，泰州三处建于宋朝，无锡，常州二处建于顺治末、康熙初。
知遇之恩长被世人曲解，以为必当相报。其实，中国文人不讲究钱物之报，但十分注重品性相投，其报答往往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这才是意义中的知遇。都以钱物去衡量的话，其实已不是属于所谓的知遇，也就是钱钱交易或物物交易，算不得思想的一脉相传。胡瑗与范仲淹相识后，并没有把范仲淹对自己的赏识作为“跳板”，他也没有因为皇家的厚爱而在官场上“逐鹿”，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教育及教育改革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正是他的担当。虽然他担当得并不轻松，但是他完成了时代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他靠自己的奋斗，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这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一词：责任，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责任。
四、家国责任担在肩上
《礼记·大学》中著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段话对中国文化人来讲，可谓耳熟能详。自古以来，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一直坚守着“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以仁为本，忠恕至上，在性格上体现出温和与理性，在执政上体现着“人本”和“民本”理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文化人的职守又是一种文化人的责任。文化人很多，但有担当的文化人其实很少。而我们更关切的是“铁肩担道义”的“担”字，其次才是所谓的“妙手著文章”。范仲淹如果没有担当情怀，他也就不可能写出“先忧后乐”的担当文字。范仲淹的担当，在于国风、社风、家风的熏陶和培植，是中国文化造就了范仲淹，离开了中国文化，也就不可能出现范仲淹，这是一个大前提。
1.节俭持家戒骄奢。范仲淹清廉一生，不仅青年时代贫寒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仍能自奉节俭。他在求学时，就拒绝吃同学为他提供的好酒好菜。为官以后，他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每日反省自己，“以清苦俭约著于世”，“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范公曾经说：“我晚上睡觉前，一定先盘算一下每一天奉养家庭的费用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假如平衡而合理，就能睡得很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整夜都睡不安生，第二天一定要做到让它平衡合理。”范仲淹治家极严，儿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未过门的儿媳要用罗绮做一顶帐子，心中很不高兴，他对家人说：“做帐子怎能用这么贵重的材料？我家一向清俭，决不能任其败坏家风。如果她敢带这样东西过门，我就当众把它烧掉。”他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平日如果没有宾客登门，家人吃饭，他不准上两样荤菜。家人衣食，只是够用。到了晚年，他的子弟要为他置办宅第田产，他断然拒绝。范仲淹一生忧乐天下，开一代廉政之风，死后入殓时，连一件新衣服都找不到，他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以德行事”、“积德行义”⑥的廉政主张，体现了一代名臣的崇高风范。
前些年，不少党员干部看到社会上一些人灯红酒绿、吃喝玩乐而心理失衡，看看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当时正是北宋王朝鼎盛之际，享乐安逸之风弥漫朝野，名臣如寇准、晏殊、欧阳修等都不能免俗，他却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时时刻刻把握好自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筑牢做人之基，用好为民之权。
2.扶弱济世释恩怀。范仲淹性情极为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家里贫穷，后来虽然富贵了，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是刚刚够用，他却喜欢施舍给予，设立义庄来赡养家族中的穷人。范仲淹主持政务崇尚忠厚，所到之处对当地百姓多有恩德，邠州、庆州等地的百姓和羌族人都为他画像并设立生祠供奉，当他去世时，悲哀号哭如同父母去世一般。范仲淹曾经上书说：“治理天下的人，唯有地方行政长官最为关键，近来因为选择不适当，使得天下征收赋税不平等、判罚刑狱不公平、水旱灾难无人救济、强盗小偷无人铲除。假若地方行政长官能够有合适的人选，那么政务就成功了。”
3.严谨治学育英才。范仲淹和胡瑗，他们不只在经营自己，还在经营思想与情操，他们才能够在宋初那复杂而纷繁的思想天空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也为中国文化，保留了一股清新之气。范仲淹购买了钱氏的南园，本来打算迁居到那里，阴阳家说那里风水很好，会接连出公卿贵族。范公说：“与其让某一家独自发达，怎么比得上让读书人都能在此受到教育。”于是把这所房子当做了学校，因此吴中一带文风蔚然兴起。深受范公力挺的胡瑗同孙明复、石介一道被学术界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一生与教育结缘，曾两度辉煌。一是在苏州和湖州两地，设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名重朝野；二是在开封，除奉命制作乐器及从政外，主要是掌教太学，为统治者培养了一大批治理人才。胡瑗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事业。胡瑗的献教精神，受到时人与后人极多、极高的赞颂和尊敬，至今仍然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宋代思想家和教育家胡瑗倡导“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开创“经义”“治事”的成才路径，建立“苏湖教法”，执教三十年间，培养出数以千计经世致用的人才，为教育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重温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也许能够给今天的改革带来启示。 4.执政为民保平安。范仲淹为官数十年，入能为相，出能为将，数次升迁，数次被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先后在泰州、睦州、苏州、青州及河中府等地担任过地方官员，每到一地，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兴利除弊，筑城浚河，赈贷捍御，修堤岸，立义庄，兴学救荒，关心民生疾苦，施政以养民。西夏扰边，他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将自己调往边关延州，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正确运用对敌战略，使边关局势转危为安。针对当时朝政弊端，他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改革朝政，史称“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失败，但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他创始的以工代赈，因势利导，疏导分流等治水方法，在中国水利和救荒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话。
我国素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古训，自古就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任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典故，至今仍广为传颂。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被后人所铭记。他故后各地百姓立庙祭祀有18处之多，人民心中的丰碑是对历史人物最好的纪念。古人尚且知道为官责任之重，作为今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
注释：
①胡瑗自幼聪颖好学，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心志远大，10年不归，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②③兴化南郊尽头，有沧浪亭园。穿“文正坊”至衙门，衙前木栅门上一匾赫然：“文正流风”，“文正”即范仲淹。大堂后为一挑檐围栏的暖阁，俗名二堂，一为“景范”，一为“四知”。这座二堂就是著名的“景范堂”。范仲淹宰令兴化时，建学宫、施教育。后人从之，道光十四年（1834），地方呈请以古衙改办书院，为表达兴化人民世代景范之情，命名为文正书院。创办文正书院的同时，又在范公祠中设景范书院和范公祠社学（后改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范公祠首设兴化教育局，文正书院改办为文正高等学堂。辛亥以后，文正书院设县立初级中学，此乃兴化近现代数十座中学的母体和肇始。
④为防海潮破坏，范仲淹在泰州领导民众筑堤抵抗，泰州百姓深得其利，遂将该堤称作“范堤”。
⑤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
⑥语出陈泰山《从范仲淹的为官境界谈起》文，原载2011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范仲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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