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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译界相继出现了语用等效翻译和零翻译。本文在探讨可译与不可译、语用等效翻译和零翻译的基础上，从罗国青教授的《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一文出发，分析对比了语用等效翻译和零翻译，发现它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零翻译以原语语言文化为标准，其强调翻译标准；而语用等效翻译则强调翻译的语用效果。因此只有根据不同的文体，选取适宜的翻译方法，尽量保留原文所传递的所有信息，才是最佳翻译。
关键词：可译 不可译 语用等效翻译 零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外国语文2011年2月第1期的《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一文中，罗国青教授提出零翻译可以解决不可译问题，并列举零翻译解决不可译问题的实例。通过举例分析对比零翻译策略和语用等效翻译策略，罗教授认为后者对例子的翻译不尽人意。因深受启发，在此冒昧地就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和不可译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二 可译与不可译；语用等效翻译与零翻译
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界自古即有的一对矛盾。邱懋如（2001）认为可译性是翻译的一个普遍原则；贾影（2002）认为，“不可译”客观存在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从本质上看它是由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导致的；而唐述宗（2002）则认为，不可译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或对某些人的，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所有东西都是可译的，但同时绝对没有信息丢失的翻译也是不存在的。其实，翻译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两者共存于文本中。这意味着原文文本的形式和内容有多少在译文中得到再现：再现的多，流失的少，文本的可译性就高；反之则低。任何文本都是可译的，但是绝对完全的翻译却又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可译与不可译只是程度问题。而所谓的不可译性则是翻译中存在的困难障碍，但是通过不懈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如古诗《静夜思》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但是马红军的《翻译批评散论》就收集了13种译文，钟述孔的《英汉翻译手册》则收集了10种。
针对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相继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翻译观或叫翻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与零翻译。
语用等效翻译观主张从语用学的角度，运用语用学理论解决诸如翻译所涉及的理解过程和重构过程中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何自然，2004）。其追求的是立足于社交语用意义（功能）的分析，在语言文化的对比基础上，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不同层面上，不照搬原文的字面意义，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和结构等，大胆进行词汇、句法、结构等的調整，以使译文与原文一样传情达意，尽最大程度地达到语用等效。
零翻译手段早已存在，但其概念是由杜争鸣在2000年首次提出，而后邱懋如（200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可译性及零翻译》，首次正式全面地提出零翻译的定义和分类。邱教授指出，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原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源语中的词汇故意不译；二是指不用目的语中的词语来翻译源语中的词语。刘明东（2002）进一步将零翻译分为绝对零翻译和相对零翻译。绝对零翻译的实现手段如：省译和移译；相对零翻译的实现手段如：音译、音义兼译、补偿、直译加注、归化等。
三 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就不可译问题的对比分析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的某些固有特征属于不可译范畴，如语音的押韵、谐音、对联、字谜、古诗等在语言文字方面固有特性的体现，以及文化上的词汇空缺（如赤脚医生）、概念空缺（如“无为”思想）等。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技能的提高，持语用等效观者则认为是可以逐个攻克的。罗国青教授提出零翻译是解决不可译的对策，并引用下面几例来分析对比语用等效翻译和零翻译的优缺，他认为零翻译才是可取的。
例1：What makes a road broad?
The letter B.
语用等效翻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门变阔？
“活”字。
零翻译观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road（路）变broad（宽）？
字母B。
（2）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语用等效翻译：
为什么“大”字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偷来“一”杠，不是“人”。（赵彦春）
零翻译观译文：
为什么字母D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让ma（妈妈）变mad（疯）。
（3）What flower does everybody have?
Tulips.（Tulips=Two lips）
语用等效翻译：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泪花。（马红军）
零翻译观译文：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Tulips（郁金香，注意：Tulips与Two lips（两片嘴唇）谐音。）
就上例的两种翻译观或策略来说，罗国青教授认为第一种并非真正的翻译，因为“完全是汉语自己的字谜，看不到原文的一点影子”。而零翻译则是不可译的真正解决方案。它没有脱离“不可译”之客观原因的根源，是译者解决不可译的主观能动反映。上面例子的零翻译译文“保留了原文文字反映字谜的本来面目”。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上例中的体现，这有助于我们翻译理论的发展，提高翻译技能，培养辩证科学的翻译观。
我们看例（1）英文原文，它是个字谜游戏，游戏过程中主要包含了字的拆分（“road”+“b”=“broad”，即“broad”-“road”=“b”）。游戏设计者的主旨意图即例（1）所传达的众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种意义——语用意义：首先，游戏参与者在没有答案的前提下理解问句过程中通过耗费心智努力而辨认出此游戏属于字谜游戏的过程。从时间上看此过程或许很短暂，但却会是个很复杂的心智努力的种种尝试过程。如游戏中的关键词汇搭配road和broad会使游戏参与者投入心力去产生系列相关的联想（如要使路变宽的诸种方法等）。当心智努力的种种尝试失败后，便转向其文字本身所要传递的意义，此时游戏者便认出游戏的目的，或者说是游戏的种类，即文字的拆分。此游戏的乐趣就在于游戏参与者在辨认游戏目的和做出正确答案的过程中，做出种种尝试而所付出的心力，付出得多，得出正确答案后的那种乐趣就多。 现在，我们来看例（1）的两种翻译。通过语用等效翻译，译文中同样包含了拆字游戏（“门”+“活”=“阔”，即“阔”-“门”=“活”）。“门变阔”与“路变宽”有相同的意境，相同的思维，需要耗费相同的心力，从而得到同样的语用效果。游戏的目的和乐趣即游戏的语用意义得到很好的传递。目的语文化的读者以本土的思维和语言做出同等的心智努力处理，从而享受到同等的游戏乐趣。可见，原文和译文达到了近似等同的语用效果。罗国青教授对此例采用了零翻译手段，保留了原文中的三个关键词road、broad和B。很显然，游戏的目的通过原文的照搬而进一步凸显，游戏参与者不需要耗费心力便可明白其是拆字游戏，自然不需耗费心力，直奔目标（拆字）便可做出正确判断，游戏也就失去了乐趣，从而使翻译中原文的一种重要意义无法传递，导致重要意义损失。
因为情况基本雷同，对例（2）和例（3）两例中的零翻译译文不做赘论，我们且来欣赏其语用翻译译文。对例（2）翻译的难点在于英文原文中的字的拆分（ma+d=mad），赵彦春老师从语用等效翻译的角度，同样采取了汉字的拆分来对其进行翻译（“大”=“一”+“人”，“大”不是“人”），而且译文中巧妙地采用了“偷”字将原文的意境更加精确地翻译出来。至于例（3），罗国青教授认为马红军老师的翻译“泪花”失去了英文原文中的谐音（Tulips与Two lips）。请看此译：“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没花（梅花）”。显然，翻译中同样拥有了谐音（“没花”和“梅花”）。从译文的斟酌推敲来看，零翻译译文相对固定，也省时省力；而语用等效翻译译文则需要反复斟酌和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译文可能会一直处于变化中，因为语用等效是抽象的、无极限的概念，译文的语用等效程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就督促译界有志之士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永不停息。
就文中的几例，罗国青教授对语用翻译译文的异议可能在于：例（1）中的road和broad并不等于“门”和“阔”，而字母B也不等于“活”；例（2）中的D不是“大”，ma和mad也不等于“一”和“人”，自然就不能把它们做出相对应的翻译。我们不能要求用一个英文单词来翻译一个汉语方块字（这样要求是极为荒唐的）（唐述宗，2002），反之亦然。在翻译实践中，为了真实地传递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当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发生冲突时，译者应舍弃语义意义而获取语用意义的对等，使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使翻译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对于文中几例的两种译文（语用等效翻译译文和零翻译译文），对于字谜游戏类的翻译来说，语用等效翻译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使原文的语用意义（作者或游戏者的意图）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而零翻译译文则凸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使游戏难度降低，游戏者体会不到应有的乐趣。当然，采用此译，就意味着耗费大量心力、不断推敲斟酌，但是这不正是做学问者所需要的执着吗？
无可怀疑，零翻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翻译手段或策略，它以源语语言文化为标准，使源语语言文化走进目的语语言文化，尽量保留源语语言文化风貌，为进一步解决不可译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对文中三例，零翻译便体现了其独到的魅力（如省时省力，译文相对固定等），但它也和其它任何翻译手段一样都不是完美的、更不是万能的。语用等效翻译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源语和译语，分析探讨源语和译语的动态对等，从而达到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可见，零翻译和语用等效翻译这两种翻译观或者手段策略各有千秋，就翻译观或策略手段来说它们是无法实现对比的，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零翻译以源语语言文化为标准，其强调翻译标准；而语用等效翻译则强调翻译的语用效果。针对不同的文体，或语篇特点等，我们可以选取适合的翻译方法，译出最理想的译文。
四 结语
可译与不可译划分的标准是程度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源文信息丢失较多而保留较少，其可译度就低，不可译度就高；反之，则可译度高，不可译度低。可译性是翻译的普遍原则，不可译性指翻译中的难题，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就会逐步解决。因此，承认可译性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务的提高起积极作用，鼓舞着译界努力寻找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以克服更多传统上认为不可译的问题。
零翻译和语用等效翻译是具有不同侧重点、同为不可缺少的翻译理论、观点、手段和策略，前者侧重于翻译标准，后者侧重于语用效果，在翻译实务中各有所长、不可互相取代。只有全面分析对比源语和譯语语言文化，结合各种翻译手段，尽量保留源语所传递的语言文化等各方面意义，才能做出最佳翻译。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二语语用发展的体验认知研究。项目编号：2009FYY009。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2] 侯国金：《双关的认知语用解释与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 刘明东：《零翻译漫谈》，《中国科技翻译》，2002年第1期。
[4] 罗国青、王维倩：《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外国语文》，2011年第1期。
[5] 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懋如教授商榷》，《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6] 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
[7] 却正强：《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10年第2期。
[8] 唐述宗：《是不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红星，女，1978—，河南郏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翻译，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可译 不可译 语用等效翻译 零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外国语文2011年2月第1期的《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一文中，罗国青教授提出零翻译可以解决不可译问题，并列举零翻译解决不可译问题的实例。通过举例分析对比零翻译策略和语用等效翻译策略，罗教授认为后者对例子的翻译不尽人意。因深受启发，在此冒昧地就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和不可译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二 可译与不可译；语用等效翻译与零翻译
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界自古即有的一对矛盾。邱懋如（2001）认为可译性是翻译的一个普遍原则；贾影（2002）认为，“不可译”客观存在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从本质上看它是由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导致的；而唐述宗（2002）则认为，不可译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或对某些人的，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所有东西都是可译的，但同时绝对没有信息丢失的翻译也是不存在的。其实，翻译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两者共存于文本中。这意味着原文文本的形式和内容有多少在译文中得到再现：再现的多，流失的少，文本的可译性就高；反之则低。任何文本都是可译的，但是绝对完全的翻译却又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可译与不可译只是程度问题。而所谓的不可译性则是翻译中存在的困难障碍，但是通过不懈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如古诗《静夜思》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但是马红军的《翻译批评散论》就收集了13种译文，钟述孔的《英汉翻译手册》则收集了10种。
针对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相继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翻译观或叫翻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与零翻译。
语用等效翻译观主张从语用学的角度，运用语用学理论解决诸如翻译所涉及的理解过程和重构过程中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何自然，2004）。其追求的是立足于社交语用意义（功能）的分析，在语言文化的对比基础上，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不同层面上，不照搬原文的字面意义，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和结构等，大胆进行词汇、句法、结构等的調整，以使译文与原文一样传情达意，尽最大程度地达到语用等效。
零翻译手段早已存在，但其概念是由杜争鸣在2000年首次提出，而后邱懋如（200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可译性及零翻译》，首次正式全面地提出零翻译的定义和分类。邱教授指出，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原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源语中的词汇故意不译；二是指不用目的语中的词语来翻译源语中的词语。刘明东（2002）进一步将零翻译分为绝对零翻译和相对零翻译。绝对零翻译的实现手段如：省译和移译；相对零翻译的实现手段如：音译、音义兼译、补偿、直译加注、归化等。
三 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就不可译问题的对比分析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的某些固有特征属于不可译范畴，如语音的押韵、谐音、对联、字谜、古诗等在语言文字方面固有特性的体现，以及文化上的词汇空缺（如赤脚医生）、概念空缺（如“无为”思想）等。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技能的提高，持语用等效观者则认为是可以逐个攻克的。罗国青教授提出零翻译是解决不可译的对策，并引用下面几例来分析对比语用等效翻译和零翻译的优缺，他认为零翻译才是可取的。
例1：What makes a road broad?
The letter B.
语用等效翻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门变阔？
“活”字。
零翻译观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road（路）变broad（宽）？
字母B。
（2）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语用等效翻译：
为什么“大”字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偷来“一”杠，不是“人”。（赵彦春）
零翻译观译文：
为什么字母D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让ma（妈妈）变mad（疯）。
（3）What flower does everybody have?
Tulips.（Tulips=Two lips）
语用等效翻译：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泪花。（马红军）
零翻译观译文：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Tulips（郁金香，注意：Tulips与Two lips（两片嘴唇）谐音。）
就上例的两种翻译观或策略来说，罗国青教授认为第一种并非真正的翻译，因为“完全是汉语自己的字谜，看不到原文的一点影子”。而零翻译则是不可译的真正解决方案。它没有脱离“不可译”之客观原因的根源，是译者解决不可译的主观能动反映。上面例子的零翻译译文“保留了原文文字反映字谜的本来面目”。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上例中的体现，这有助于我们翻译理论的发展，提高翻译技能，培养辩证科学的翻译观。
我们看例（1）英文原文，它是个字谜游戏，游戏过程中主要包含了字的拆分（“road”+“b”=“broad”，即“broad”-“road”=“b”）。游戏设计者的主旨意图即例（1）所传达的众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种意义——语用意义：首先，游戏参与者在没有答案的前提下理解问句过程中通过耗费心智努力而辨认出此游戏属于字谜游戏的过程。从时间上看此过程或许很短暂，但却会是个很复杂的心智努力的种种尝试过程。如游戏中的关键词汇搭配road和broad会使游戏参与者投入心力去产生系列相关的联想（如要使路变宽的诸种方法等）。当心智努力的种种尝试失败后，便转向其文字本身所要传递的意义，此时游戏者便认出游戏的目的，或者说是游戏的种类，即文字的拆分。此游戏的乐趣就在于游戏参与者在辨认游戏目的和做出正确答案的过程中，做出种种尝试而所付出的心力，付出得多，得出正确答案后的那种乐趣就多。 现在，我们来看例（1）的两种翻译。通过语用等效翻译，译文中同样包含了拆字游戏（“门”+“活”=“阔”，即“阔”-“门”=“活”）。“门变阔”与“路变宽”有相同的意境，相同的思维，需要耗费相同的心力，从而得到同样的语用效果。游戏的目的和乐趣即游戏的语用意义得到很好的传递。目的语文化的读者以本土的思维和语言做出同等的心智努力处理，从而享受到同等的游戏乐趣。可见，原文和译文达到了近似等同的语用效果。罗国青教授对此例采用了零翻译手段，保留了原文中的三个关键词road、broad和B。很显然，游戏的目的通过原文的照搬而进一步凸显，游戏参与者不需要耗费心力便可明白其是拆字游戏，自然不需耗费心力，直奔目标（拆字）便可做出正确判断，游戏也就失去了乐趣，从而使翻译中原文的一种重要意义无法传递，导致重要意义损失。
因为情况基本雷同，对例（2）和例（3）两例中的零翻译译文不做赘论，我们且来欣赏其语用翻译译文。对例（2）翻译的难点在于英文原文中的字的拆分（ma+d=mad），赵彦春老师从语用等效翻译的角度，同样采取了汉字的拆分来对其进行翻译（“大”=“一”+“人”，“大”不是“人”），而且译文中巧妙地采用了“偷”字将原文的意境更加精确地翻译出来。至于例（3），罗国青教授认为马红军老师的翻译“泪花”失去了英文原文中的谐音（Tulips与Two lips）。请看此译：“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没花（梅花）”。显然，翻译中同样拥有了谐音（“没花”和“梅花”）。从译文的斟酌推敲来看，零翻译译文相对固定，也省时省力；而语用等效翻译译文则需要反复斟酌和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译文可能会一直处于变化中，因为语用等效是抽象的、无极限的概念，译文的语用等效程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就督促译界有志之士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永不停息。
就文中的几例，罗国青教授对语用翻译译文的异议可能在于：例（1）中的road和broad并不等于“门”和“阔”，而字母B也不等于“活”；例（2）中的D不是“大”，ma和mad也不等于“一”和“人”，自然就不能把它们做出相对应的翻译。我们不能要求用一个英文单词来翻译一个汉语方块字（这样要求是极为荒唐的）（唐述宗，2002），反之亦然。在翻译实践中，为了真实地传递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当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发生冲突时，译者应舍弃语义意义而获取语用意义的对等，使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使翻译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对于文中几例的两种译文（语用等效翻译译文和零翻译译文），对于字谜游戏类的翻译来说，语用等效翻译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使原文的语用意义（作者或游戏者的意图）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而零翻译译文则凸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使游戏难度降低，游戏者体会不到应有的乐趣。当然，采用此译，就意味着耗费大量心力、不断推敲斟酌，但是这不正是做学问者所需要的执着吗？
无可怀疑，零翻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翻译手段或策略，它以源语语言文化为标准，使源语语言文化走进目的语语言文化，尽量保留源语语言文化风貌，为进一步解决不可译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对文中三例，零翻译便体现了其独到的魅力（如省时省力，译文相对固定等），但它也和其它任何翻译手段一样都不是完美的、更不是万能的。语用等效翻译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源语和译语，分析探讨源语和译语的动态对等，从而达到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可见，零翻译和语用等效翻译这两种翻译观或者手段策略各有千秋，就翻译观或策略手段来说它们是无法实现对比的，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零翻译以源语语言文化为标准，其强调翻译标准；而语用等效翻译则强调翻译的语用效果。针对不同的文体，或语篇特点等，我们可以选取适合的翻译方法，译出最理想的译文。
四 结语
可译与不可译划分的标准是程度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源文信息丢失较多而保留较少，其可译度就低，不可译度就高；反之，则可译度高，不可译度低。可译性是翻译的普遍原则，不可译性指翻译中的难题，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就会逐步解决。因此，承认可译性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务的提高起积极作用，鼓舞着译界努力寻找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以克服更多传统上认为不可译的问题。
零翻译和语用等效翻译是具有不同侧重点、同为不可缺少的翻译理论、观点、手段和策略，前者侧重于翻译标准，后者侧重于语用效果，在翻译实务中各有所长、不可互相取代。只有全面分析对比源语和譯语语言文化，结合各种翻译手段，尽量保留源语所传递的语言文化等各方面意义，才能做出最佳翻译。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二语语用发展的体验认知研究。项目编号：2009FYY009。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2] 侯国金：《双关的认知语用解释与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 刘明东：《零翻译漫谈》，《中国科技翻译》，2002年第1期。
[4] 罗国青、王维倩：《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外国语文》，2011年第1期。
[5] 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懋如教授商榷》，《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6] 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
[7] 却正强：《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10年第2期。
[8] 唐述宗：《是不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红星，女，1978—，河南郏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翻译，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