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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性意识”是劳伦斯对遭受工业革命摧残的人性和两性关系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的哲学，也是构成其文艺思想的基础，本文从的“血性意识”的角度来解读其短篇小说《马贩子的女儿》，试图揭示本文所体现的重拾人性和重建正常两性关系的良方。
关键词：《马贩子的女儿》；血性意识；拯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38-02
一、引言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其20年左右的创作生涯中创造了《儿子与情人》等多部经典作品和自己的文艺批评。劳伦斯对西方工业文明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是工业文明带来了残酷的竞争，导致了战争，机械化的发展导致了个性和创造性的缺失，理性主义使人类的活力之源枯竭，正因此，劳伦斯非常重视正常人类关系的重建。正如刘炳善所说，“他一直主张通过人际间关系的调整，尤其是两性关系的调整，来拯救正在腐朽的文明”（1：491）。
二、“血性意识”概述
“血性意识”的形成一方面受工业革命对社会冲击的影响，一方面“与他生活年代兴起的非理性主义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2：138）。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业已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在劳伦斯的家乡诺丁汉矿区，他亲眼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美丽和谐的自然环境和人类关系的破坏。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异化力量也给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心理带来了空前的冲击。如刘江荣所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摧残了人的本性。破坏了两性的和谐与平衡。男女双方沦为机器文明的牺牲品”（3：156）。劳伦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机械文明和过度的理性主义对人的自然本性和两性关系的摧残和扭曲。因此劳伦斯通过在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对和谐自然的男女关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在劳伦斯看来，只有重新建立和谐的男女关系才能将英国人从萎靡不振中拯救出来；只有“血性意识”才能抗拒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重新找回自我。在1913年1月17日给厄尼斯特·科林思的信中劳伦斯写道：“我伟大的宗教就是相信血和肉比智力更聪明。我们的头脑所想的可能有错，但我们的血所感觉的、所相信的、所说的永远是真实的……我全部的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而不需要思想、道德等的无聊干预”（4：63）。
劳伦斯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包括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在内的代表人物，无一不将关注的重点瞄准了人，直面人的生命。赵翠华、白风欣说道，他们“宣扬意志、直觉、盲目等力量。对他们来说，人的认识与人的理性无关。相反，人的认识由情绪、本能、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决定”（2：138）。劳伦斯这种呼唤本能和血性来对抗西方文明制度、重新调整两性关系以获得新生的理想正好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呼应。
三、作品中所体现的“血性意识”
（一）故事及背景
《马贩子的女儿》创作于1916年1月，此时已近作者前十年创作生涯的后期，汪志勤认为此时是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和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日趋成熟的阶段，他的创作手法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5：15）。篇幅不长，但主人公“梅宝与年轻的医生弗格森的爱情故事是典型的劳伦斯式的爱情”（3：157）。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性依稀可见。故事发生的小镇，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这是一个阴沉的冬日，深绿色原野一派惨淡，附近铸造厂的浓烟把空气染得黑不溜秋”。不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化境遭到破坏，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都遭到重创。女主人公梅宝的家庭，小说是这样描写的：长子乔，是“一个驯服的畜生”，即将会“被套上马具”的马（入赘后）。老二亨利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马。小弟马尔科姆是一个只有二十二岁的自以为是的小子，有着一张“清新的马脸”。家中唯一的女性，故事的主人公梅宝被兄弟们形容为一条沉默倔强的“斗牛犬”。这个家庭的成员，性格跟命运都如同动物，有如他们家最后一批“被头尾相接拴在一起”即将遣散的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当马匹离开之时，也是大家即将散去之时，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前途。
故事以“梅宝，你自己准备怎么办呢”这样一个抛向梅宝的问题，将女主人公聚于故事叙事的中心，“揭示了她的生活困境和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局面”（6：71）。这是一个把青春都献给了家庭的女孩儿，即使家道败落她还是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家庭的完整性”。然而她的命运是悲惨的，母亲在她14岁时就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无人再关心她。现在软弱无能的兄长们“除了召开漫无目的讨论会议”，并不能帮她排忧解难。所以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她坐在桌头上，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尽管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堆的债务和分崩离析的家庭，她和所有的兄弟仍保持着往日的骄傲，她不愿意失去身价，因而以沉默对待所有的提问，情感则全部寄于对“母亲的回忆当中”。
（二）“血性意识”的觉醒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梅宝“是一个长期欲望遭到压抑”（6：72）的女性。梅宝生活在自我封闭当中，只有来到母亲的墓前，她才感觉到温暖；在此，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她而言现实的生活“远远没有母亲生活的世界真实”。因此，最后一次给母亲扫墓后，她走向了深不可测的池塘，企图寻找与母亲汇合的机会。
然而，这个池塘却成了她生命的转折点。在这一部分的叙述中，作者的笔调是阴郁的，但也埋下了两个遭到压抑的年轻男女“血性意识”觉醒的伏笔。在她专心致志地清扫母亲的坟墓时，年轻医生弗格森正走出家门要去照料病人。仿佛是有心电感应一般，梅宝在弗格森的注视下抬起了头，两个人有了短暂的眼神交汇。而她走向池塘的行动也没有逃脱弗格森医生的视线，在梅宝即将被淹没的那一刻，不会游泳的弗格森飞跑过去，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梅宝，也拯救了她的灵魂。王玉洁认为，“弗格森医生不仅挽救了梅布尔的生命，也唤醒了她被压抑已久的爱欲，使她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复活了”（7：123）。 梅宝获救后的故事是全文的亮点和高潮。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劳伦斯运用了大量的意象，结合意向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在女主人公身上“血性”与“理性”的挣扎。池塘象征着死亡，池塘的水象征着受洗和重生。梅宝被拯救后，弗格森脱掉了她身上的脏衣服，然后用毯子将她包裹起来。这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意象：脱掉衣服被包裹在毯子里的梅宝像是个初生的婴儿一般，她不再从前的她，她仿佛凤凰涅磐一样重生了。她那“肮脏、浸满了水、充斥着泥腥味”的衣服，被彻底地从她身上除掉了，同时，她身上所有的道德枷锁、所有的文明桎梏也都被打破了。在年轻的医生的细心照料下，她无法自控地爱上了弗格森，她问年轻的医生：“我现在是不是思维不正常？”读者明白，“她并没有思维不正常，她只是没有用理性去思维，而是在用‘血性’思考”（8：90）。
梅宝和弗格森的相爱之路并非坦途，梅宝的血性被唤醒之后，在年轻医生的内心也开始了本能的血性和压抑的理性之间的交锋。梅宝呼唤着医生的爱情，而“弗格森一直徘徊在理性和血性之间”（3：157）。他从来没打算要爱上她，作为一名医生，“理性在向他疾呼千万别卷入这种男女关系”（5：23），但是，他那已经复苏了的血腥和肉体却不忍对这突如其来的时间熟视无睹，“他第一次看到她的一个肩膀完全裸露出来，一只胳膊也袒露着，他还可以瞥见她的一只娇小的乳房”。如汪志勤所提，“他的内心，有某种执拗的东西让他无法放弃。他的心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自然的、最真的情感是如此强烈，弗格森的理性终于彻底地败给了节节进逼的血性，他彻底放弃了同理性的搏斗，听从血性支配下把她的脸庞紧紧抱在自己的胸前，他决不能再让她走开。劳伦斯认为“男人和女人彼此需要。我们在做无益的抵抗以后，在反叛和愠怒之后不妨偃旗息鼓，十分体面地对待这个问题”（9：155）。故事最终在血性意识和肉体的相互冲撞下达成圆满、和谐的结局，双方拯救了彼此：乡村医生急切的表示他愿意翌日就与梅宝结婚，他自己也“找回了生命，感觉从自己的烦恼、日常的自我中解脱了出来”。
四、结语
对于工业文明，劳伦斯一直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洞察力，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他得出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结论：现代文明正在衰败，其主要特征就是人类潜在的野性和未经驯化的自然本能的沦丧。“由于人性中的自然本能被机器、工业化、理性所抑制、所束缚。人类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爱的终结期”（2：140）。劳伦斯借梅宝的形象再一次宣扬了他的济世良方：相信血性意识、赞美肉体的魅力、崇尚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复归和自然欲望的解放是帮助人类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马贩子的女儿》；血性意识；拯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38-02
一、引言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其20年左右的创作生涯中创造了《儿子与情人》等多部经典作品和自己的文艺批评。劳伦斯对西方工业文明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是工业文明带来了残酷的竞争，导致了战争，机械化的发展导致了个性和创造性的缺失，理性主义使人类的活力之源枯竭，正因此，劳伦斯非常重视正常人类关系的重建。正如刘炳善所说，“他一直主张通过人际间关系的调整，尤其是两性关系的调整，来拯救正在腐朽的文明”（1：491）。
二、“血性意识”概述
“血性意识”的形成一方面受工业革命对社会冲击的影响，一方面“与他生活年代兴起的非理性主义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2：138）。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业已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在劳伦斯的家乡诺丁汉矿区，他亲眼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美丽和谐的自然环境和人类关系的破坏。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异化力量也给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心理带来了空前的冲击。如刘江荣所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摧残了人的本性。破坏了两性的和谐与平衡。男女双方沦为机器文明的牺牲品”（3：156）。劳伦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机械文明和过度的理性主义对人的自然本性和两性关系的摧残和扭曲。因此劳伦斯通过在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对和谐自然的男女关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在劳伦斯看来，只有重新建立和谐的男女关系才能将英国人从萎靡不振中拯救出来；只有“血性意识”才能抗拒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重新找回自我。在1913年1月17日给厄尼斯特·科林思的信中劳伦斯写道：“我伟大的宗教就是相信血和肉比智力更聪明。我们的头脑所想的可能有错，但我们的血所感觉的、所相信的、所说的永远是真实的……我全部的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而不需要思想、道德等的无聊干预”（4：63）。
劳伦斯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包括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在内的代表人物，无一不将关注的重点瞄准了人，直面人的生命。赵翠华、白风欣说道，他们“宣扬意志、直觉、盲目等力量。对他们来说，人的认识与人的理性无关。相反，人的认识由情绪、本能、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决定”（2：138）。劳伦斯这种呼唤本能和血性来对抗西方文明制度、重新调整两性关系以获得新生的理想正好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呼应。
三、作品中所体现的“血性意识”
（一）故事及背景
《马贩子的女儿》创作于1916年1月，此时已近作者前十年创作生涯的后期，汪志勤认为此时是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和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日趋成熟的阶段，他的创作手法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5：15）。篇幅不长，但主人公“梅宝与年轻的医生弗格森的爱情故事是典型的劳伦斯式的爱情”（3：157）。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性依稀可见。故事发生的小镇，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这是一个阴沉的冬日，深绿色原野一派惨淡，附近铸造厂的浓烟把空气染得黑不溜秋”。不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化境遭到破坏，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都遭到重创。女主人公梅宝的家庭，小说是这样描写的：长子乔，是“一个驯服的畜生”，即将会“被套上马具”的马（入赘后）。老二亨利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马。小弟马尔科姆是一个只有二十二岁的自以为是的小子，有着一张“清新的马脸”。家中唯一的女性，故事的主人公梅宝被兄弟们形容为一条沉默倔强的“斗牛犬”。这个家庭的成员，性格跟命运都如同动物，有如他们家最后一批“被头尾相接拴在一起”即将遣散的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当马匹离开之时，也是大家即将散去之时，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前途。
故事以“梅宝，你自己准备怎么办呢”这样一个抛向梅宝的问题，将女主人公聚于故事叙事的中心，“揭示了她的生活困境和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局面”（6：71）。这是一个把青春都献给了家庭的女孩儿，即使家道败落她还是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家庭的完整性”。然而她的命运是悲惨的，母亲在她14岁时就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无人再关心她。现在软弱无能的兄长们“除了召开漫无目的讨论会议”，并不能帮她排忧解难。所以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她坐在桌头上，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尽管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堆的债务和分崩离析的家庭，她和所有的兄弟仍保持着往日的骄傲，她不愿意失去身价，因而以沉默对待所有的提问，情感则全部寄于对“母亲的回忆当中”。
（二）“血性意识”的觉醒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梅宝“是一个长期欲望遭到压抑”（6：72）的女性。梅宝生活在自我封闭当中，只有来到母亲的墓前，她才感觉到温暖；在此，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她而言现实的生活“远远没有母亲生活的世界真实”。因此，最后一次给母亲扫墓后，她走向了深不可测的池塘，企图寻找与母亲汇合的机会。
然而，这个池塘却成了她生命的转折点。在这一部分的叙述中，作者的笔调是阴郁的，但也埋下了两个遭到压抑的年轻男女“血性意识”觉醒的伏笔。在她专心致志地清扫母亲的坟墓时，年轻医生弗格森正走出家门要去照料病人。仿佛是有心电感应一般，梅宝在弗格森的注视下抬起了头，两个人有了短暂的眼神交汇。而她走向池塘的行动也没有逃脱弗格森医生的视线，在梅宝即将被淹没的那一刻，不会游泳的弗格森飞跑过去，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梅宝，也拯救了她的灵魂。王玉洁认为，“弗格森医生不仅挽救了梅布尔的生命，也唤醒了她被压抑已久的爱欲，使她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复活了”（7：123）。 梅宝获救后的故事是全文的亮点和高潮。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劳伦斯运用了大量的意象，结合意向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在女主人公身上“血性”与“理性”的挣扎。池塘象征着死亡，池塘的水象征着受洗和重生。梅宝被拯救后，弗格森脱掉了她身上的脏衣服，然后用毯子将她包裹起来。这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意象：脱掉衣服被包裹在毯子里的梅宝像是个初生的婴儿一般，她不再从前的她，她仿佛凤凰涅磐一样重生了。她那“肮脏、浸满了水、充斥着泥腥味”的衣服，被彻底地从她身上除掉了，同时，她身上所有的道德枷锁、所有的文明桎梏也都被打破了。在年轻的医生的细心照料下，她无法自控地爱上了弗格森，她问年轻的医生：“我现在是不是思维不正常？”读者明白，“她并没有思维不正常，她只是没有用理性去思维，而是在用‘血性’思考”（8：90）。
梅宝和弗格森的相爱之路并非坦途，梅宝的血性被唤醒之后，在年轻医生的内心也开始了本能的血性和压抑的理性之间的交锋。梅宝呼唤着医生的爱情，而“弗格森一直徘徊在理性和血性之间”（3：157）。他从来没打算要爱上她，作为一名医生，“理性在向他疾呼千万别卷入这种男女关系”（5：23），但是，他那已经复苏了的血腥和肉体却不忍对这突如其来的时间熟视无睹，“他第一次看到她的一个肩膀完全裸露出来，一只胳膊也袒露着，他还可以瞥见她的一只娇小的乳房”。如汪志勤所提，“他的内心，有某种执拗的东西让他无法放弃。他的心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自然的、最真的情感是如此强烈，弗格森的理性终于彻底地败给了节节进逼的血性，他彻底放弃了同理性的搏斗，听从血性支配下把她的脸庞紧紧抱在自己的胸前，他决不能再让她走开。劳伦斯认为“男人和女人彼此需要。我们在做无益的抵抗以后，在反叛和愠怒之后不妨偃旗息鼓，十分体面地对待这个问题”（9：155）。故事最终在血性意识和肉体的相互冲撞下达成圆满、和谐的结局，双方拯救了彼此：乡村医生急切的表示他愿意翌日就与梅宝结婚，他自己也“找回了生命，感觉从自己的烦恼、日常的自我中解脱了出来”。
四、结语
对于工业文明，劳伦斯一直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洞察力，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他得出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结论：现代文明正在衰败，其主要特征就是人类潜在的野性和未经驯化的自然本能的沦丧。“由于人性中的自然本能被机器、工业化、理性所抑制、所束缚。人类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爱的终结期”（2：140）。劳伦斯借梅宝的形象再一次宣扬了他的济世良方：相信血性意识、赞美肉体的魅力、崇尚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复归和自然欲望的解放是帮助人类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