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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本哈尔，德国
任何一天，德国西南部小城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主管约翰内斯·范·贝尔根（Johannes van Bergen）都要监控、管理他手下的燃气、热能、电力团队，以保障当地数十万施瓦本地人以及德国其他地区9万多名客户的能源需求。每一天——实际上，是每个小时——能源的结构都在不断地变化。
施瓦本哈尔市智能电网中心的技术人员，需要监控和管理这家公用事业公司的大约3000个地方能源供应源：几千部太阳能光伏（PV）设备、2个风力发电厂、1座燃气和蒸汽发电站、6座小型水电站、3座生物原料发电站（木屑）、6家沼气厂、48家综合供热供电发电厂以及市外的一些传统能源供应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源。
让这一揽子小型的、地方的能源供应源协调运行的工作固然不太起眼，但其却是德国能源行业未来发展的一种全方位测试——被测试、被证明！
施瓦本哈尔是一座中世纪市集风格的小城镇，其拥有的这家公用事业公司是一家获奖的公司，也是德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先驱之一。这家公司的大多数能源供应商都是个人、农民、小企业等等，因此，它就好像是一家“能源合作社”，由一群地方投资者拥有和共同管理一批清洁能源设备。谈起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的日常能源供应管理工作，范·贝尔根先生说道：“这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地方设备和公民拥有的能源供应源是最适合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他指的是德国全国清洁能源过渡时间表，一场开始于施瓦本哈尔这类地方的德国可再生能源革命，其模式就是：小可以变大，而且迅速变得更大。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工业强国德国已经用绿色能源取代了大约31%的化石燃料发电和核能。这些绿色能源包括中等规模的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水电和生物能源装置等。当德国能源转型计划2000年刚启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德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地方驱动、公民主导的能源大潮
德国的目标是截至2050年减少至少80%的碳排放。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同时，德国还在逐步全面放弃核能。这一全面放弃核能的运动是14年前由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提出，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本来对此持怀疑态度，但自从2011年发生了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后，默克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加速淘汰核电站。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果遇到阳光普照的大风天，那么在中午时分，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就会飙升至70%以上。一些专家认为，如果用更大的决心去推动德国能源转型计划，再加上节能措施和扩大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可再生能源网络，那么德国在2035年或2040年就可以达到全国所有能源供应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不过，默克尔政府在预测和政策方面都更为保守一些，他们预计要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后德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德国目前的整个能源供应方式以及其管理方式——和不久前这个国家的状况真是大相径庭。之前的情况和现在完全相反，工业强国德国此前的日常能源需求依靠大型的、集中化的电厂。而如今则日益朝向动态化、分散化的混合体发展：全国超过200万个小型或中型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源来满足需求，而且数量还在逐月增加。这些中小型生产源包括：企业、乡村、城镇、合作社、个人、绿色投资基金、农场主等等。这些中小型能源生产源的输出，日益依赖细密、紧凑的跨边界智能电网。能源供给组合几乎每分钟都在变化，因为其受到天气、需求以及整个国家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德国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电能被生产出来，并通过类似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这样的智能网络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易，甚至是进行跨国境的交易。
当德国能源转型计划刚刚启动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地方驱动、公民主导的能源大潮。甚至只是四年前，每一个参与进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人都认为，德国要实现所有能源供应完全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必须依靠大型项目，例如在德国北部海域打造大型海上风力发电厂，或者是占地5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技术”（Desertec）项目，即在中东、北非的沙漠打造巨型太阳能发电厂，然后集中这些电能，通过跨越地中海的电缆输送到德国。
但是，这些大型项目都以失败告终。海上风力发电被证明非常、非常昂贵，技术也要比原本预想的复杂得多，这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成本超支和长达数年的延迟。德国的七大海上风力发电厂提供的电能，仅占该国可再生能源总量的0.6%，尽管海上风力发电企业声称进入良性发展已经指日可待，但其这么说了很多年了。
与此同时，大名鼎鼎的“沙漠技术”项目，曾预期到2050年可以满足全欧洲电能需求的15%，但从立项至今的五年以来，连一千瓦的电也没向欧洲输送过，由于进展一直不顺畅，该项目最大的投资方现在威胁要撤资。在中东和北非，政治动荡可能会把这一超级能源项目扼杀在萌芽状态。
那些传统的能源生产企业如今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新世界。德国四大能源集团——意昂（E.ON）、巴登-符腾堡能源（EnBW）、莱茵-威斯特法伦（RWE）和瑞典国家全资拥有的大瀑布（Vattenfall）——在可再生能源革命的早期反应迟钝，如今正面临看不到尽头的利润流失。在能源市场上，四巨头的传统份额被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不断瓜分走，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其投入主要就是前期的设备投入，之后的生产成本基本为零。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除非他们迅速转向可再生能源，否则终将被淘汰，他们充其量只能尽量延迟这一天的到来，但却无法避免。
而核电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巨头”，但也是一种没有出路的“白象”（代指昂贵而无用的东西）。波兰、捷克和美国的经历都证明了，建设新核电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几乎已经不可能吸引来投资者。例如，为了筹措270亿美元建造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萨默赛特郡欣克利角的核电站，英国政府不得不答应法国能源公司EDF高达148.64美元/兆瓦时的担保电价，这是当前正常市场电价的两倍，而且期限长达35年。
颠覆能源市场同时带来经济红利 而德国目前发生的以地方为基础、以公民为主导的能源供给转变，正在做的绝不仅仅是颠覆了能源市场，它也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德国独立智库“生态经济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Economy Research）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仅2012年一年，绿色能源销售就为类似施瓦本哈尔这样的城市财政增加了221亿美元的收入，并为企业带来了310亿美元的利润。由于减少了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进口，德国的城市还另外节约了78亿美元的资金。此外，德国能源转型计划还为地方企业创造了38万个就业岗位。市政公用事业是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支柱之一。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各个不同党派的政治家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选区去大谈德国能源转型计划。即使是传统上非常保守的地区，比如巴伐利亚乡村，那里的选民们也在呼吁更多的能源转型计划。
德国的能源供应和供应商们是如何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的？又是如何变化得这么迅速的？这一进化始于1998年，当时欧盟授权欧洲能源市场实行自由化。在德国，四巨头当时控制了整个国家近90%的能源生产和供应网络，这导致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四巨头被要求强制分拆生产和销售部分，放弃了电网的控制，开放市场，引入一批新的竞争者。
然后是德国开创性的能源立法——《可再生能源法案》——于2000年获通过成为正式法律。这部法案成为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基石：一份未定型的、政府授权的价目表担保可再生能源在之后20年可享受固定的、高于市场的售价，这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来说是个有力的激励政策。
法案还规定电网运营商要从小型绿色能源生产商那里购买电能，小到什么程度呢，例如一个巴伐利亚乳业牧场主，他在自己的牛棚上装了太阳能光伏板，那么其就可以把发的电以国家规定的高价卖给电网。而这种激励政策造成的成本上升会转嫁给客户，因此使得德国的电费在欧洲国家中是属于比较昂贵的。不过德国对能源密集产业实施免税优惠，使得他们在批量购买电力时的成本是欧洲最低的。
同样是在2000年，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也表示将开始逐步淘汰核电，停建新的反应堆，等最后一座反应堆达到使用寿命后，德国就完全淘汰核电。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技术的进步带来成本的下降，不论是太阳能光伏板、还是陆上风电设备的硬件价格都在下降，与此同时，这些新设备的发电效率还在上升。如今，太阳能光伏硬件的价格已经下降了这么多，几乎不需要补贴，投资回报来得更快了。
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能源合作社
这些都是先决条件，再加上默克尔总理在2011年因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而产生的顿悟，德国为私人投资者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开辟了道路，并开始了一场如今发展得如火如荼的能源革命。上网电价（这里的网是指电网而非互联网）这一固定的激励价格拉平了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距，使得私人投资者哪怕就是为了购买和安装少到一两个、多到250个太阳能电池板，都能够很容易从当地银行贷到款。各个地方的市政公用事业也加入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例如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加速转型成为尖端清洁能源供应商。
农场主们有一些把自己的谷仓贴满了太阳能光伏板，有些把土地出租给新兴风电企业，有些开始种植玉米、油菜籽等能源作物，有些甚至开始自己生产生物能源。在整个德国境内，从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Holstein）到丹麦边境再到西南部的黑森林，能源合作社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为当地投资者提供了一种被叫做Bürgerenergie（能源合作社）的投资方式，即你投资于可再生能源，但并不拥有固定资产，拥有的是管理方面的发言权。这种方式可以汇集整个乡或整个城镇的资金，用于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朝向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有率100%的目标前进。在全德国，这样的乡村或者城镇有159个。
2011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收回了之前延长德国核反应堆寿命的决定。
默克尔的决定使得德国三分之一的核反应堆在一夜之间关停，这对可再生能源产业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其必须尽快填补因此造成的国内能源供给空白。这些空白目前已经被填补了一部分，当前德国能源市场上可再生能源占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高过了褐煤和核电，但仍未填补所有国内空白，余下部分仍需要传统能源生产来填补。不幸的是，填补市场的并非清洁的天然气，而是肮脏的煤。
然而，尽管工业巨头们的游说团体一直在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吹毛求疵，称其无法满足高度工业化经济的能源需求，但德国多样化、供给驱动的能源系统仍在向前发展。德国目前是世界上停电率最低的国家，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设备被添加进供给组合中，状况还在进一步改善。德国目前出口的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进口电力了。
德国的能源系统目前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内没有大型的电力存储系统。尽管有德国智库指出这种思路是错误的，但仍有智库认为，既然太阳能、风能等与天气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如此高，这种系统就是必需的，否则可能难以为大工业化用电需求提供稳定的供给。
但无论如何，后院的风车和谷仓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正为德国这个“欧洲的工业发动机”提供一种充满希望的绿色能源未来。
任何一天，德国西南部小城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主管约翰内斯·范·贝尔根（Johannes van Bergen）都要监控、管理他手下的燃气、热能、电力团队，以保障当地数十万施瓦本地人以及德国其他地区9万多名客户的能源需求。每一天——实际上，是每个小时——能源的结构都在不断地变化。
施瓦本哈尔市智能电网中心的技术人员，需要监控和管理这家公用事业公司的大约3000个地方能源供应源：几千部太阳能光伏（PV）设备、2个风力发电厂、1座燃气和蒸汽发电站、6座小型水电站、3座生物原料发电站（木屑）、6家沼气厂、48家综合供热供电发电厂以及市外的一些传统能源供应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源。
让这一揽子小型的、地方的能源供应源协调运行的工作固然不太起眼，但其却是德国能源行业未来发展的一种全方位测试——被测试、被证明！
施瓦本哈尔是一座中世纪市集风格的小城镇，其拥有的这家公用事业公司是一家获奖的公司，也是德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先驱之一。这家公司的大多数能源供应商都是个人、农民、小企业等等，因此，它就好像是一家“能源合作社”，由一群地方投资者拥有和共同管理一批清洁能源设备。谈起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的日常能源供应管理工作，范·贝尔根先生说道：“这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地方设备和公民拥有的能源供应源是最适合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他指的是德国全国清洁能源过渡时间表，一场开始于施瓦本哈尔这类地方的德国可再生能源革命，其模式就是：小可以变大，而且迅速变得更大。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工业强国德国已经用绿色能源取代了大约31%的化石燃料发电和核能。这些绿色能源包括中等规模的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水电和生物能源装置等。当德国能源转型计划2000年刚启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德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地方驱动、公民主导的能源大潮
德国的目标是截至2050年减少至少80%的碳排放。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同时，德国还在逐步全面放弃核能。这一全面放弃核能的运动是14年前由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提出，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本来对此持怀疑态度，但自从2011年发生了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后，默克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加速淘汰核电站。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果遇到阳光普照的大风天，那么在中午时分，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就会飙升至70%以上。一些专家认为，如果用更大的决心去推动德国能源转型计划，再加上节能措施和扩大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可再生能源网络，那么德国在2035年或2040年就可以达到全国所有能源供应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不过，默克尔政府在预测和政策方面都更为保守一些，他们预计要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后德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德国目前的整个能源供应方式以及其管理方式——和不久前这个国家的状况真是大相径庭。之前的情况和现在完全相反，工业强国德国此前的日常能源需求依靠大型的、集中化的电厂。而如今则日益朝向动态化、分散化的混合体发展：全国超过200万个小型或中型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源来满足需求，而且数量还在逐月增加。这些中小型生产源包括：企业、乡村、城镇、合作社、个人、绿色投资基金、农场主等等。这些中小型能源生产源的输出，日益依赖细密、紧凑的跨边界智能电网。能源供给组合几乎每分钟都在变化，因为其受到天气、需求以及整个国家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德国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电能被生产出来，并通过类似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这样的智能网络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易，甚至是进行跨国境的交易。
当德国能源转型计划刚刚启动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地方驱动、公民主导的能源大潮。甚至只是四年前，每一个参与进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人都认为，德国要实现所有能源供应完全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必须依靠大型项目，例如在德国北部海域打造大型海上风力发电厂，或者是占地5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技术”（Desertec）项目，即在中东、北非的沙漠打造巨型太阳能发电厂，然后集中这些电能，通过跨越地中海的电缆输送到德国。
但是，这些大型项目都以失败告终。海上风力发电被证明非常、非常昂贵，技术也要比原本预想的复杂得多，这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成本超支和长达数年的延迟。德国的七大海上风力发电厂提供的电能，仅占该国可再生能源总量的0.6%，尽管海上风力发电企业声称进入良性发展已经指日可待，但其这么说了很多年了。
与此同时，大名鼎鼎的“沙漠技术”项目，曾预期到2050年可以满足全欧洲电能需求的15%，但从立项至今的五年以来，连一千瓦的电也没向欧洲输送过，由于进展一直不顺畅，该项目最大的投资方现在威胁要撤资。在中东和北非，政治动荡可能会把这一超级能源项目扼杀在萌芽状态。
那些传统的能源生产企业如今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新世界。德国四大能源集团——意昂（E.ON）、巴登-符腾堡能源（EnBW）、莱茵-威斯特法伦（RWE）和瑞典国家全资拥有的大瀑布（Vattenfall）——在可再生能源革命的早期反应迟钝，如今正面临看不到尽头的利润流失。在能源市场上，四巨头的传统份额被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不断瓜分走，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其投入主要就是前期的设备投入，之后的生产成本基本为零。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除非他们迅速转向可再生能源，否则终将被淘汰，他们充其量只能尽量延迟这一天的到来，但却无法避免。
而核电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巨头”，但也是一种没有出路的“白象”（代指昂贵而无用的东西）。波兰、捷克和美国的经历都证明了，建设新核电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几乎已经不可能吸引来投资者。例如，为了筹措270亿美元建造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萨默赛特郡欣克利角的核电站，英国政府不得不答应法国能源公司EDF高达148.64美元/兆瓦时的担保电价，这是当前正常市场电价的两倍，而且期限长达35年。
颠覆能源市场同时带来经济红利 而德国目前发生的以地方为基础、以公民为主导的能源供给转变，正在做的绝不仅仅是颠覆了能源市场，它也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德国独立智库“生态经济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Economy Research）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仅2012年一年，绿色能源销售就为类似施瓦本哈尔这样的城市财政增加了221亿美元的收入，并为企业带来了310亿美元的利润。由于减少了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进口，德国的城市还另外节约了78亿美元的资金。此外，德国能源转型计划还为地方企业创造了38万个就业岗位。市政公用事业是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支柱之一。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各个不同党派的政治家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选区去大谈德国能源转型计划。即使是传统上非常保守的地区，比如巴伐利亚乡村，那里的选民们也在呼吁更多的能源转型计划。
德国的能源供应和供应商们是如何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的？又是如何变化得这么迅速的？这一进化始于1998年，当时欧盟授权欧洲能源市场实行自由化。在德国，四巨头当时控制了整个国家近90%的能源生产和供应网络，这导致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四巨头被要求强制分拆生产和销售部分，放弃了电网的控制，开放市场，引入一批新的竞争者。
然后是德国开创性的能源立法——《可再生能源法案》——于2000年获通过成为正式法律。这部法案成为德国能源转型计划的基石：一份未定型的、政府授权的价目表担保可再生能源在之后20年可享受固定的、高于市场的售价，这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来说是个有力的激励政策。
法案还规定电网运营商要从小型绿色能源生产商那里购买电能，小到什么程度呢，例如一个巴伐利亚乳业牧场主，他在自己的牛棚上装了太阳能光伏板，那么其就可以把发的电以国家规定的高价卖给电网。而这种激励政策造成的成本上升会转嫁给客户，因此使得德国的电费在欧洲国家中是属于比较昂贵的。不过德国对能源密集产业实施免税优惠，使得他们在批量购买电力时的成本是欧洲最低的。
同样是在2000年，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也表示将开始逐步淘汰核电，停建新的反应堆，等最后一座反应堆达到使用寿命后，德国就完全淘汰核电。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技术的进步带来成本的下降，不论是太阳能光伏板、还是陆上风电设备的硬件价格都在下降，与此同时，这些新设备的发电效率还在上升。如今，太阳能光伏硬件的价格已经下降了这么多，几乎不需要补贴，投资回报来得更快了。
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能源合作社
这些都是先决条件，再加上默克尔总理在2011年因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而产生的顿悟，德国为私人投资者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开辟了道路，并开始了一场如今发展得如火如荼的能源革命。上网电价（这里的网是指电网而非互联网）这一固定的激励价格拉平了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距，使得私人投资者哪怕就是为了购买和安装少到一两个、多到250个太阳能电池板，都能够很容易从当地银行贷到款。各个地方的市政公用事业也加入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例如施瓦本哈尔市市政能源公司，加速转型成为尖端清洁能源供应商。
农场主们有一些把自己的谷仓贴满了太阳能光伏板，有些把土地出租给新兴风电企业，有些开始种植玉米、油菜籽等能源作物，有些甚至开始自己生产生物能源。在整个德国境内，从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Holstein）到丹麦边境再到西南部的黑森林，能源合作社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为当地投资者提供了一种被叫做Bürgerenergie（能源合作社）的投资方式，即你投资于可再生能源，但并不拥有固定资产，拥有的是管理方面的发言权。这种方式可以汇集整个乡或整个城镇的资金，用于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朝向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有率100%的目标前进。在全德国，这样的乡村或者城镇有159个。
2011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收回了之前延长德国核反应堆寿命的决定。
默克尔的决定使得德国三分之一的核反应堆在一夜之间关停，这对可再生能源产业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其必须尽快填补因此造成的国内能源供给空白。这些空白目前已经被填补了一部分，当前德国能源市场上可再生能源占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高过了褐煤和核电，但仍未填补所有国内空白，余下部分仍需要传统能源生产来填补。不幸的是，填补市场的并非清洁的天然气，而是肮脏的煤。
然而，尽管工业巨头们的游说团体一直在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吹毛求疵，称其无法满足高度工业化经济的能源需求，但德国多样化、供给驱动的能源系统仍在向前发展。德国目前是世界上停电率最低的国家，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设备被添加进供给组合中，状况还在进一步改善。德国目前出口的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进口电力了。
德国的能源系统目前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内没有大型的电力存储系统。尽管有德国智库指出这种思路是错误的，但仍有智库认为，既然太阳能、风能等与天气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如此高，这种系统就是必需的，否则可能难以为大工业化用电需求提供稳定的供给。
但无论如何，后院的风车和谷仓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正为德国这个“欧洲的工业发动机”提供一种充满希望的绿色能源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