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笔者在本文中根据吕骥先生《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进行思考和研究，选取其他诸学者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文章观点进行对比和发散式讨论，旨在于更深入地领会《提纲》中的现实意义及操作价值。
【关键词】民间音乐研究；全息；人本；田野；跨界
一、文章背景及结构
吕骥先生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写于1946年9月15日。文章的起因是1938年，为适应抗战需要，延安“鲁艺”成立“民歌研究会”后改为“民间音乐研究会”，开展初步的理论研究工作，吕骥先生应会要求撰写了此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作者希望解决当时的音乐界研究我国民间音乐遇到的困惑，譬如：研究方法、如何研究、研究什么的问题。
二、文章点睛之笔
（一）音乐的全息性
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必然产生不同的音乐文化事项，其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其音乐的阶级性、功利作用不同；其经济现状的不同决定其音乐的商业化程度不同；其文化积淀的不同决定其音乐的历史性、文化内涵的含金量不同。研究一个民族的民间音乐，其生成发展的政经氛围、文化背景、历史延留，都应算作考究的重要佐证。出版于1990年的英译修订版《音乐与话语：关于音乐的符号学》（Music and Discourse： Toward a Semiology of Music）中如纳蒂埃所说的：“由音乐（节奏、曲调）的“内向所指”（音符间的结构关系）和“外向所指”（音乐节奏、曲调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共同组成的。”在特定历史时空中，依据具体的民族心理、民族观念、民族种习等背景前提， 必然产生特定的音乐文化模式。
（二）音乐的人本性
我们现在拿到一份民间音乐资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用学校灌输的西方作曲理论知识去记录、标注、分析、解构它，然而，这份民间音乐资料的流传，本来发自于其特殊的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使用了口口接诵、无谱记传的方法，倘若忽略了这些问题，单纯的用那些格式化、标准化的理论去衡量民间音乐，势必会脱离鲜活的人文内涵，背离其音乐本体原本的生存面貌。正如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所说：在某种情境下，“一首简单的民间歌曲，会比一部复杂的交响曲拥有更多的人类价值。”布莱金在人类学研究颇有造诣，他以独到的人类学的视角观照音乐事项是颇为敏锐和犀利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引发了我们对于音乐的使用者、发明家——人类的研究和关注。音乐研究音乐的落脚点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音乐的田野工作
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特别注重音乐事项的活态现状，这就意味着田野调查，必须进入到音乐事项本身所处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场域之中，通过观察这些音乐事项的所有者是如何在其生活环境中出于何种原因去使用、发展这些音乐，进而阐述和解释音乐事项的性质和文化内涵。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面对完全陌生的地域和音乐事项，我们的确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依据或是说经验总结，去指导我们游刃有余的去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海伦·迈耶尔斯的《田野工作》（H. Myers “Fieldwork”）一文，曾提供给了我们一套真实、详尽的调查步骤和研究方法：准备工作，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有备而来；现场工作，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翔实的收集一切资料；整理工作，要求我们对资料必须分门别类的保存。
（四）音乐的跨界研究
这是现今非常红火的“跨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想必在吕骥先生撰写此文时，心中已有了初步设想的蓝图。同一个族源迁徙到不同的地域，必然随当地的政、经、文、习而变，那么，它的传承与改革、变化和发展、利与弊的评判，都需要我们的研究。我认为，民族民间音乐反映了在特定地域环境下、伴随特定人群的生息应运而生的音乐行为表现方式。作为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本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存在的文化环境的研究加以辅助。如果是一种民族民间仪式音乐做跨界民族比较研究，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这种民族民间音乐是如何进行的，它为什么是这个程序，运用于什么场合，有什么作用。然后我们的研究则将不仅局限于该音乐的本体，而是需要强调对比其跨界区域间的文化背景、文化缘由，进而对比和分析。
（五）音乐的弘扬摒弃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至于现今，使我们愈加清醒的意识到，“民族的即为世界的”，不仅仅是一句空话。中国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范畴中，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不同的音乐品种，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发扬光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始终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且不间断的补充更新再创。不论先进事物发展到何等的无可企及，传统的文化造诣都不应该被遗失。
三、结语
乔建中老师评价说：“以往有学者曾分别讨论某一类别，如戏曲、民谣、乐器、歌舞、古琴等，但从未有人从整体上或分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吕骥是现代音乐家当中以这种视角观照民间音乐的第一人。故在1940年代，该文的发表，可谓弥足珍贵。”
我认为，吕骥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那个资料匮乏，学术条件薄陋的时代下，能够以高瞻远瞩的学术气魄，宏观把握学术发展的命脉，提挈学术研究的纲领，为中国民间音乐理论建设及具体操作范式作出预见。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与理论分析方面，依然奉为理论参照。目前学术界的视野明显拓展和延伸，今天的学者们都更加重视音乐本体的“内涵式研究”与“外延式研究”，这也始终贯穿我们的研究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让·雅可·纳蒂埃[法]，音乐与话语：关于音乐的符号学，1990.
[2]约翰·布莱金[英]，马英珺译，陈铭道校注.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3]张伯瑜.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0（3）.
[4]乔建中主编.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之中国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3）.
【关键词】民间音乐研究；全息；人本；田野；跨界
一、文章背景及结构
吕骥先生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写于1946年9月15日。文章的起因是1938年，为适应抗战需要，延安“鲁艺”成立“民歌研究会”后改为“民间音乐研究会”，开展初步的理论研究工作，吕骥先生应会要求撰写了此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作者希望解决当时的音乐界研究我国民间音乐遇到的困惑，譬如：研究方法、如何研究、研究什么的问题。
二、文章点睛之笔
（一）音乐的全息性
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必然产生不同的音乐文化事项，其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其音乐的阶级性、功利作用不同；其经济现状的不同决定其音乐的商业化程度不同；其文化积淀的不同决定其音乐的历史性、文化内涵的含金量不同。研究一个民族的民间音乐，其生成发展的政经氛围、文化背景、历史延留，都应算作考究的重要佐证。出版于1990年的英译修订版《音乐与话语：关于音乐的符号学》（Music and Discourse： Toward a Semiology of Music）中如纳蒂埃所说的：“由音乐（节奏、曲调）的“内向所指”（音符间的结构关系）和“外向所指”（音乐节奏、曲调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共同组成的。”在特定历史时空中，依据具体的民族心理、民族观念、民族种习等背景前提， 必然产生特定的音乐文化模式。
（二）音乐的人本性
我们现在拿到一份民间音乐资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用学校灌输的西方作曲理论知识去记录、标注、分析、解构它，然而，这份民间音乐资料的流传，本来发自于其特殊的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使用了口口接诵、无谱记传的方法，倘若忽略了这些问题，单纯的用那些格式化、标准化的理论去衡量民间音乐，势必会脱离鲜活的人文内涵，背离其音乐本体原本的生存面貌。正如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所说：在某种情境下，“一首简单的民间歌曲，会比一部复杂的交响曲拥有更多的人类价值。”布莱金在人类学研究颇有造诣，他以独到的人类学的视角观照音乐事项是颇为敏锐和犀利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引发了我们对于音乐的使用者、发明家——人类的研究和关注。音乐研究音乐的落脚点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音乐的田野工作
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特别注重音乐事项的活态现状，这就意味着田野调查，必须进入到音乐事项本身所处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场域之中，通过观察这些音乐事项的所有者是如何在其生活环境中出于何种原因去使用、发展这些音乐，进而阐述和解释音乐事项的性质和文化内涵。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面对完全陌生的地域和音乐事项，我们的确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依据或是说经验总结，去指导我们游刃有余的去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海伦·迈耶尔斯的《田野工作》（H. Myers “Fieldwork”）一文，曾提供给了我们一套真实、详尽的调查步骤和研究方法：准备工作，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有备而来；现场工作，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翔实的收集一切资料；整理工作，要求我们对资料必须分门别类的保存。
（四）音乐的跨界研究
这是现今非常红火的“跨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想必在吕骥先生撰写此文时，心中已有了初步设想的蓝图。同一个族源迁徙到不同的地域，必然随当地的政、经、文、习而变，那么，它的传承与改革、变化和发展、利与弊的评判，都需要我们的研究。我认为，民族民间音乐反映了在特定地域环境下、伴随特定人群的生息应运而生的音乐行为表现方式。作为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本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存在的文化环境的研究加以辅助。如果是一种民族民间仪式音乐做跨界民族比较研究，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这种民族民间音乐是如何进行的，它为什么是这个程序，运用于什么场合，有什么作用。然后我们的研究则将不仅局限于该音乐的本体，而是需要强调对比其跨界区域间的文化背景、文化缘由，进而对比和分析。
（五）音乐的弘扬摒弃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至于现今，使我们愈加清醒的意识到，“民族的即为世界的”，不仅仅是一句空话。中国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范畴中，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不同的音乐品种，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发扬光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始终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且不间断的补充更新再创。不论先进事物发展到何等的无可企及，传统的文化造诣都不应该被遗失。
三、结语
乔建中老师评价说：“以往有学者曾分别讨论某一类别，如戏曲、民谣、乐器、歌舞、古琴等，但从未有人从整体上或分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吕骥是现代音乐家当中以这种视角观照民间音乐的第一人。故在1940年代，该文的发表，可谓弥足珍贵。”
我认为，吕骥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那个资料匮乏，学术条件薄陋的时代下，能够以高瞻远瞩的学术气魄，宏观把握学术发展的命脉，提挈学术研究的纲领，为中国民间音乐理论建设及具体操作范式作出预见。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与理论分析方面，依然奉为理论参照。目前学术界的视野明显拓展和延伸，今天的学者们都更加重视音乐本体的“内涵式研究”与“外延式研究”，这也始终贯穿我们的研究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让·雅可·纳蒂埃[法]，音乐与话语：关于音乐的符号学，1990.
[2]约翰·布莱金[英]，马英珺译，陈铭道校注.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3]张伯瑜.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0（3）.
[4]乔建中主编.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之中国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