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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义,1935年5月生,海南省乐东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终身任职。现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著作三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此外,还获得中国图书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多个高级别奖项。
问者:邢老师,您好!我叫王耿,是华师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硕士生,我本科也就读于您亲手创办的语言学系,可以说得上是您忠实的“粉丝”。因此,《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委托我对您进行一次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此前,我已经阅读了一些关于您的访谈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有谈文学与语言学关系的,有谈语言学科建设的,有谈文品学风的,等等。我最近有幸拜读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您的新著《语法问题献疑集》[1],所以,我想仅就这部著作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您已经陆续出版过《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语法问题追踪集》等论著,请问,您的这部新著命名为“献疑集”,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答者:这本册子刚刚于2009年10月出版,但书名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计划好了,当时《语法问题思索集》出版后,我跟我的学生宇明、向农、国政、振国、国胜、邱林几位闲谈,谈到以前的书名“探—掘—思”三个字之间隐约存在着一种推递性关联,宇明问我以后再出集子怎么命名。我告诉他以后再出的命名为《语法问题追踪集》,再以后上了年纪,研究不动了,只能为后人提出一些疑问了,所以命名为《献疑集》,当然这本《献疑集》不仅仅是献出疑问,而且献出了我本人对疑问的思考之所得。疑问永远回答不完,思考了某些疑问之后,跟着肯定又会冒出更多的新疑问,求知是没有止境的。
问者:“探讨→发掘→思索→追踪→献疑”组成了一条有序的链索,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忠实记录了您的研究历程。邢老师您虽已年逾古稀,思维依然如此活跃,依然站在语法研究的制高点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实在令作为晚辈的我们由衷地感到欣喜和踏实。能否请您向广大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这部新著的主要内容?
答者:好的。《语法问题献疑集》主要收录了我从2002年到2008年发表的文章。共31篇,分为五组,第一组讨论语言学科的发展及相关方法论;第二组到第四组文章都偏重于具体语言事实的探讨,但观测方法和角度有所不同:第二组着重对语言现象进行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的考察;第三组将语言现象放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这两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第四组则将考察背景扩大为大三角“普—方—古”,即进一步把“汉语方言”纳入考察范围。第五组文章主要讨论学人的学风,教师的教风等有关问题。这五组文章的后边,还有序言12篇和学术散文8篇。
问者:在采访之前,我已经仔细拜读了这部著作。我个人认为,在整部著作的编排上,其实也贯彻了您一直强调的理论与事实的辨证关系,正如您所介绍的,这本著作涉及了语言学研究路数及学风文风,这其实就相当于“宏观理论”;您对具体语言现象的深入考察就相当于“事实论据”,这些坚实的具体研究稳稳地支撑起您的研究理论,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您所倡导的“朴学”精神。所以,我想请您对语言学研究的“朴学”精神作一个具体的阐释。
答者:我曾在2006年的“博雅大讲坛”上作过“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的讲演,讲演稿也录入了《献疑集》,其中就详细阐释了中国语言学的“朴学”精神。“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中汉武帝和倪宽的对话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道:“朴学,朴实的学问。后来特指清代的考据学。”暂且不管特指义,朴学精神其实就表现为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这是国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学风。
在语言学研究中如何体现和传承这种学风,我认为要做到两点:首先要按朴学精神的要求,充分占有材料,据实思辨,不应疏而漏之。比如数词“三”在中国文化中既可表示定数,又可表示约数。定数指确定的数,比如二加一等于三、四减一等于三的“三”;约数指不确定的数,又叫概数。表示约数的“三”,许多时候跟“多”相联系,我们一口气可以说出“三思而行、三令五申、推三阻四、一波三折、举一反三、三人成虎、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例子。清代学者汪中写了一篇《释三九》,他说:“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故三者,数之成也。”这一点,反映了汉民族的心理形态。但是,从现代汉语看,约数“三”是否都跟“多”相联系呢?不一定。有时反而表示“少”。比如,“三句话不离本行”。同是“三X两Y”,“三心两意”表多,“三言两语”却表少;“三番两次”表多,“三拳两脚”却表少;“每天三碗两碗地吃肥肉”表示多,“每天只能赚到三块两块钱”却表少。显然,规约“三”的多与少,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跟“三”联系的事物,以及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认知。可以看出,充分占有与“三”有关的材料,全面地考察约数“三”,才能对“三”的内涵做深入的了解。
其次,传承“朴学”学风要做到面对新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应以朴学精神反复验证,不应大而化之。比如表示递进关系的“不但”和“不仅”,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二者的区别跟文体有没有关系?我们曾做过一次小实验,检索语料库中的《人民日报》语料,共两千六百多万字,其中“不仅”出现五千多次,“不但”出现九百多次;检索当代数十名作家的小说语料,其中“不仅”出现近六百次,“不但”出现近一千次。于是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可能非文学作品多用“不仅”,而文学作品多用“不但”。事实是否如此呢?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扩大了检索范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不但”出现三百多次,“不仅”三十多次,可见,在非文学作品里,不一定“不仅”多于“不但”。我们再检索杨沫的《青春之歌》,“不但”出现十多次,“不仅”出现二十多次,可见在文学作品里,不一定“不但”多于“不仅”。这就是说,结论不可信,假设不成功,目前我们并没有摆脱认识的模糊状态,还需要从别的角度去做更多的努力。由此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语料库不管多大,都不可能穷尽语言事实;即使语料库大到基本穷尽语言事实了,也可能会在求证角度、程序和方法上出漏子。所以说,先进的科技为我们做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依然要遵循“朴学”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实证,讲实据。
问者:我有幸聆听过您2006年的那次《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的演讲,获益匪浅。“朴学”精神其实就是蕴含在国学中反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朴实学风。我们知道您的研究一直提倡“民族性”,在这部《献疑集》中您也反复地进行了强调,这种民族自信在当今西学侵逼的形势下显得非常宝贵。但是不能否认,西方语言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科学严密的研究体系,产生了许多特色鲜明的学派,拥有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这些特点和优势对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向“语言学”演变有着推动作用,也促成了当今中国语言学界两种研究模式:生发型与引创型。请您具体阐释一下这两大模式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好吗?
答者:引创型指引进国外理论,通过同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相结合的考察验证,从而有所创新;生发型则指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及其影响,强调更多地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本身特点进行发掘,从而有所创新。
这两种研究范式其实反映了语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对重要的辩证互补关系,即“引进提高”和“自强自立”。所谓“引进提高”,是指通过引进国外学术思想、理论和做法,促使本国的研究水平得到理想的提高。没有引进提高,就没有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这是历史事实。季羡林曾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无论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语言学史何独不然。从《马氏文通》起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内,中国语言学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人们现在常说,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引进西方的‘理’,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探索,并不断取得成功的过程。衡之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这话也是适用的。”季先生的话,代表我们的共识。
所谓“自强自立”,是指不依成法,自力更生,自我创造。“引进”的目的,是“提高”;“提高”的结果,是创造出自己的模式;自己模式的成熟状态,是中国特色学术流派的形成。从这一点看,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硬瘦”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中国语言学,仅就汉语语法学而言,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至今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鲜明标志,距离真正成熟还十分遥远。
如果说,“引进提高”指的是一种发展途径,那么“自强自立”指的便是一种原则立场。中国语言学要真正做到“同国际接轨”,必须以“能够跟国外理论平等对视”作为基本出发点,不能引进、引进、再引进,一味跟着跑,永远处于附庸地位。接轨是双向的,要跟强者接轨,自己必须成为强者。弱国无外交,小羊不可能和狼接轨,在学术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一方面重视“引进提高”,一方面重视“自强自立”,二者相互补足,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语言学科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
百余年来,没有外来理论的引进,便没有中国语言学的今天。对外来理论,我们永远尊重和欢迎;对为外来理论的引进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学者们,我们永远心怀感激和敬意。但是,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国外理论的“引进”和“汉化”,也许应该是一个很长历程中先后衔接的两大阶段。“引进”,是先行阶段,重点在于把国外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举出若干汉语例子来略作演绎。而“汉化”,即中国化,是后续阶段,重点在于让国外理论在汉语事实中定根生发,使国外理论融入汉语研究的整体需求,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问者:邢老师您的话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他面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之风提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无疑,在那个盲目跟风的时代,鲁迅是清醒的。时代在发展,中国在进步,当今世界,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新形势下,邢老师您立足于本土,不断地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特色语言学,使之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资质,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请问中国语言学如何才能继承、延续和发扬学术研究的民族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呢?
答者: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旗帜鲜明: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需求;根在中国,根在民族土壤。我们重视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方法。在这一点上,要承认自己的落后,要看到自己同别人之间的差距,要测定和把握研究工作的先进走向。作为汉语研究工作者,我们又应该重视“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和创建自己的特色结合起来,处理好“向”和“根”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局面。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流派,提倡探求和凸显中国语学的特色。无可怀疑,跟文字、训诂、音韵等相比较,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中国现代语学的面貌都是全新的。但是,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却显露了明显的弱点,比如原创性学说缺乏,创新性理论不多,学术风格不明朗,因而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跟别人平等对话。中国语学要得到进一步长足发展,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话语权。要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就必须强调语言研究的“自主创新”。正如“国学”是相对西学侵逼而提出的概念一样,“自主”创新针对的是“他主”创新。举个例子,金庸小说中的王重阳和林朝英原应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却没有结合,这是因为二人武功既高,自负益甚,一直到死,争竞之心始终不消。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经,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墓中。然而私下王重阳认为自己比林朝英稍逊一筹,因为自己的武功依傍的是前人的遗书,而玉女心经乃林朝英自创。王重阳很清醒,做出了“自创”高于“依傍”别人的判断。
只要形成了语言学的中国学派,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国家提倡振兴民族文化之时,强调“中国特色”,更有导向性作用。当然,中国语言学要形成和凸显自己的特色,绝非易事,需要做长期而艰苦的探求工作。怎样探究?季羡林先生指出两点:一是要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来把握汉语的特点;二是要在对汉语和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以上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季先生的意见自然也是“探究性”的,但起码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因为我认为,中国语言学还是应该要有一颗中国“心”!
问者:您刚才的一番话使我想起了半年前您对我的一次耳提面命。因为语言学界有积极引进国外理论的习惯,所以当时我也看了几本关于功能认知主义方面的译著。认知主义强调语言的主观性,同时我又联想到您在研究中常常提到的“主观视点”,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您论著的读后感《邢福义语法研究中的“主观视点”》,末尾部分我将“主观视点”与认知主义的“主观性”联系到一起。现在想来,感觉十分仓促和牵强。因为不仅生发这两个理论的土壤不同,而且二者本身一个属于“舶来”,一个属于“自创”,对汉语的适应性也应有所区别。我记得当时邢老师您并没有直接指出我文章的问题,而是跟我谈中国的国际地位、“汉语热”现象、孔子学院、中国语学传统、近几十年来中国语学现状等等。那次见面之后,我一直都在回味您的话语,慢慢领悟到了您的良苦用心,原来,您是在帮助我建立一种学术自信,因为从汉语土壤生发出的理论才具有民族特色,而只有“民族的”才真正是“世界的”。
在研读您著作的时候,我有个感觉,您的某些文章不仅对具体语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而且还有意识地对研究方法、研究理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文章,虽然有时候只是寥寥数语,但对把握您的研究脉络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收入《献疑集》的《理论的改善和事实的支撑——关于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讲实据,求实证》,还有您在“句子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以单线递进句为论柄点评事实发掘与研究深化》等文章都反复强调“事实的力量”,能否请您谈谈语言事实在语言研究中的威力?
答者:好的。理论生发于事实,事实支撑着理论。任何理论,都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为了理论的不断完善,就必须步步逼进地让理论贴近语言事实。举个例子来说吧,有学者提出一个假设:连词“由于”引领的句子基本上表达的是“不愉快”的含义,比如韦宜君《思痛录》中有个句子: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使我挺心烦的。整句话所表达的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这位学者还利用问卷调查以及语料搜寻等方法证明了以上假设。但是,我们扩大语料的搜索范围后发现了问题,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中[不愉快][2]多于[愉快],余秋雨《文明的碎片》中[愉快]多于[不愉快];《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愉快]多于[愉快],第三卷中[愉快]多于[不愉快];初中《语文》第五册中[不愉快]多于[愉快],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愉快]多于[不愉快]。这说明“由于”所引领的句子和“不愉快”的主观情绪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我们重新分析,与“因为”引导的句子相比,“由于”句所含有的“理据性”和“断定性”更强一些,而不是主观情绪上“愉快”、“不愉快”的差异。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为了更好的使理论经得起检验,在研究中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涵盖语言事实。
再举一个例子,汉语中关于远宾语的构建,有学者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双宾语里的直接宾语排斥领属性偏正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在双宾语句中,远宾语不能由“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利用互联网搜索,发现了这样的例子:送你一颗滚烫的心,送给你我的爱。其中直接宾语“我的爱”就是一个偏正结构。这样的例子在网上还有很多。这些例子由于来自网络,是否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实际呢?我们扩大了搜索面,发现许多文艺作品报刊文稿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一部小说的标题就叫“假如我给你我的心”,作者是于晴。还有“尹小帆带尹小跳参观她的房子,并指给她她的房间。”这是铁凝《大浴女》里的句子。其实,这种格式在古代汉语中也不罕见,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中有“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其中直接宾语“武公之略”就是领属性偏正结构。我在《理论的改善和事实的支撑——关于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一文中列举了九十多个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直接宾语的语例,涵盖网络用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因此,“双宾语里的直接宾语排斥领属性偏正结构”这个论断是否成立便显而易见了。这就是语言事实的威力!
问者:《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读者是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以及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因此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语法知识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
答者:关于语法知识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问题,我想强调汉语语法教学既要传授知识,也要力求学以致用。不搞倾盆大雨式的教学,而是致力于“举一反三”,通过一个个实例的剖析,引导学生连类而及,掌握相关知识,这应该是取得理想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做法。比如关于统数和序数,在讲了一个实例之后,应该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现代汉语里,有的形式可能指统数,也可以指序数:同是包含“三级”,“三级跳远”是指共跳三步的跳远,“三”是统数;“三级教师”是指第三个等级的教师,“三”是序数。有时要结合语境来判别:同是“三车厢”,“荔枝龙眼装了三车厢”等于说“一共三个车厢”,是统数;“我的座位在三车厢”等于说“第三车厢”,“三”是序数。还应该告诉学生,读书时也要运用有关知识。比如《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其中的“一、二、三”都是序数。但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茅庐”,其中的“三”却是统数,因为由这一回内容可知,“三”是“共三次”的意思。
不搞面面俱到的浅尝辄止式教学,而应追求“多思多问”,通过一个个实例的剖析,引导学生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认识的深度,这应该是取得理想教学效果的又一个重要思路。比如关于定数和约数,在分析实例之后应该提醒学生:约数的表达在具体语言形式的选择上是受到某种制约的,并非完全随意。一方面要看是否约定俗成。比如“百般无奈、千般无奈、万般无奈”都能说,意思相同,并不意味着“万般无奈”多于“千般无奈”,“千般无奈”多于“百般无奈”,但是,不能说“十般无奈”。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要看所说的数量跟客观事物的联系是否合理。木兰诗里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绝对不能说成“将军十战死,壮士百年归”。因为,对于身经百战的将军来说,“十战”太少了;而对于一个战士的生命历程来说,“百年”又太多了。可知,约数的使用是有理据的。人们常说“十年寒窗”比喻长期苦读,“十年”显然不是定数,并非整整十年,不多不少。但不能说成“百年寒窗”,这远离事实;更不能说成“千年寒窗、万年寒窗”,除非是妖怪。又如“百年之好”,指男女结为夫妻,永远好合。若说“十年之好”,会挨骂;若说“千年之好”,又过分得缺乏真诚了。通过这样逐步深入的引导,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的认知度,更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深入钻研问题的习惯。
问者:邢老师,谢谢您的教诲!从您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质朴气息以及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这是您扎根汉语土壤辛勤耕耘几十年的感悟。我想只有从汉语土壤中生发出的理论,才能茁壮成长,因为毕竟汉语研究的“根”在中国。最后,望邢老师您多多保重身体,继续为我们晚辈们引领前进方向!
注释:
[1]《语法问题献疑集》于20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不愉快]这种符号为语义特征符号,意为“由于”引领的句子含有不愉快的语义特征。后文中[愉快]以此类推。
王耿,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晓 苏
问者:邢老师,您好!我叫王耿,是华师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硕士生,我本科也就读于您亲手创办的语言学系,可以说得上是您忠实的“粉丝”。因此,《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委托我对您进行一次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此前,我已经阅读了一些关于您的访谈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有谈文学与语言学关系的,有谈语言学科建设的,有谈文品学风的,等等。我最近有幸拜读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您的新著《语法问题献疑集》[1],所以,我想仅就这部著作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您已经陆续出版过《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语法问题追踪集》等论著,请问,您的这部新著命名为“献疑集”,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答者:这本册子刚刚于2009年10月出版,但书名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计划好了,当时《语法问题思索集》出版后,我跟我的学生宇明、向农、国政、振国、国胜、邱林几位闲谈,谈到以前的书名“探—掘—思”三个字之间隐约存在着一种推递性关联,宇明问我以后再出集子怎么命名。我告诉他以后再出的命名为《语法问题追踪集》,再以后上了年纪,研究不动了,只能为后人提出一些疑问了,所以命名为《献疑集》,当然这本《献疑集》不仅仅是献出疑问,而且献出了我本人对疑问的思考之所得。疑问永远回答不完,思考了某些疑问之后,跟着肯定又会冒出更多的新疑问,求知是没有止境的。
问者:“探讨→发掘→思索→追踪→献疑”组成了一条有序的链索,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忠实记录了您的研究历程。邢老师您虽已年逾古稀,思维依然如此活跃,依然站在语法研究的制高点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实在令作为晚辈的我们由衷地感到欣喜和踏实。能否请您向广大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这部新著的主要内容?
答者:好的。《语法问题献疑集》主要收录了我从2002年到2008年发表的文章。共31篇,分为五组,第一组讨论语言学科的发展及相关方法论;第二组到第四组文章都偏重于具体语言事实的探讨,但观测方法和角度有所不同:第二组着重对语言现象进行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的考察;第三组将语言现象放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这两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第四组则将考察背景扩大为大三角“普—方—古”,即进一步把“汉语方言”纳入考察范围。第五组文章主要讨论学人的学风,教师的教风等有关问题。这五组文章的后边,还有序言12篇和学术散文8篇。
问者:在采访之前,我已经仔细拜读了这部著作。我个人认为,在整部著作的编排上,其实也贯彻了您一直强调的理论与事实的辨证关系,正如您所介绍的,这本著作涉及了语言学研究路数及学风文风,这其实就相当于“宏观理论”;您对具体语言现象的深入考察就相当于“事实论据”,这些坚实的具体研究稳稳地支撑起您的研究理论,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您所倡导的“朴学”精神。所以,我想请您对语言学研究的“朴学”精神作一个具体的阐释。
答者:我曾在2006年的“博雅大讲坛”上作过“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的讲演,讲演稿也录入了《献疑集》,其中就详细阐释了中国语言学的“朴学”精神。“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中汉武帝和倪宽的对话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道:“朴学,朴实的学问。后来特指清代的考据学。”暂且不管特指义,朴学精神其实就表现为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这是国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学风。
在语言学研究中如何体现和传承这种学风,我认为要做到两点:首先要按朴学精神的要求,充分占有材料,据实思辨,不应疏而漏之。比如数词“三”在中国文化中既可表示定数,又可表示约数。定数指确定的数,比如二加一等于三、四减一等于三的“三”;约数指不确定的数,又叫概数。表示约数的“三”,许多时候跟“多”相联系,我们一口气可以说出“三思而行、三令五申、推三阻四、一波三折、举一反三、三人成虎、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例子。清代学者汪中写了一篇《释三九》,他说:“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故三者,数之成也。”这一点,反映了汉民族的心理形态。但是,从现代汉语看,约数“三”是否都跟“多”相联系呢?不一定。有时反而表示“少”。比如,“三句话不离本行”。同是“三X两Y”,“三心两意”表多,“三言两语”却表少;“三番两次”表多,“三拳两脚”却表少;“每天三碗两碗地吃肥肉”表示多,“每天只能赚到三块两块钱”却表少。显然,规约“三”的多与少,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跟“三”联系的事物,以及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认知。可以看出,充分占有与“三”有关的材料,全面地考察约数“三”,才能对“三”的内涵做深入的了解。
其次,传承“朴学”学风要做到面对新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应以朴学精神反复验证,不应大而化之。比如表示递进关系的“不但”和“不仅”,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二者的区别跟文体有没有关系?我们曾做过一次小实验,检索语料库中的《人民日报》语料,共两千六百多万字,其中“不仅”出现五千多次,“不但”出现九百多次;检索当代数十名作家的小说语料,其中“不仅”出现近六百次,“不但”出现近一千次。于是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可能非文学作品多用“不仅”,而文学作品多用“不但”。事实是否如此呢?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扩大了检索范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不但”出现三百多次,“不仅”三十多次,可见,在非文学作品里,不一定“不仅”多于“不但”。我们再检索杨沫的《青春之歌》,“不但”出现十多次,“不仅”出现二十多次,可见在文学作品里,不一定“不但”多于“不仅”。这就是说,结论不可信,假设不成功,目前我们并没有摆脱认识的模糊状态,还需要从别的角度去做更多的努力。由此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语料库不管多大,都不可能穷尽语言事实;即使语料库大到基本穷尽语言事实了,也可能会在求证角度、程序和方法上出漏子。所以说,先进的科技为我们做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依然要遵循“朴学”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实证,讲实据。
问者:我有幸聆听过您2006年的那次《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的演讲,获益匪浅。“朴学”精神其实就是蕴含在国学中反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朴实学风。我们知道您的研究一直提倡“民族性”,在这部《献疑集》中您也反复地进行了强调,这种民族自信在当今西学侵逼的形势下显得非常宝贵。但是不能否认,西方语言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科学严密的研究体系,产生了许多特色鲜明的学派,拥有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这些特点和优势对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向“语言学”演变有着推动作用,也促成了当今中国语言学界两种研究模式:生发型与引创型。请您具体阐释一下这两大模式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好吗?
答者:引创型指引进国外理论,通过同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相结合的考察验证,从而有所创新;生发型则指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及其影响,强调更多地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本身特点进行发掘,从而有所创新。
这两种研究范式其实反映了语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对重要的辩证互补关系,即“引进提高”和“自强自立”。所谓“引进提高”,是指通过引进国外学术思想、理论和做法,促使本国的研究水平得到理想的提高。没有引进提高,就没有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这是历史事实。季羡林曾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无论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语言学史何独不然。从《马氏文通》起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内,中国语言学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人们现在常说,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引进西方的‘理’,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探索,并不断取得成功的过程。衡之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这话也是适用的。”季先生的话,代表我们的共识。
所谓“自强自立”,是指不依成法,自力更生,自我创造。“引进”的目的,是“提高”;“提高”的结果,是创造出自己的模式;自己模式的成熟状态,是中国特色学术流派的形成。从这一点看,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硬瘦”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中国语言学,仅就汉语语法学而言,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至今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鲜明标志,距离真正成熟还十分遥远。
如果说,“引进提高”指的是一种发展途径,那么“自强自立”指的便是一种原则立场。中国语言学要真正做到“同国际接轨”,必须以“能够跟国外理论平等对视”作为基本出发点,不能引进、引进、再引进,一味跟着跑,永远处于附庸地位。接轨是双向的,要跟强者接轨,自己必须成为强者。弱国无外交,小羊不可能和狼接轨,在学术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一方面重视“引进提高”,一方面重视“自强自立”,二者相互补足,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语言学科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
百余年来,没有外来理论的引进,便没有中国语言学的今天。对外来理论,我们永远尊重和欢迎;对为外来理论的引进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学者们,我们永远心怀感激和敬意。但是,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国外理论的“引进”和“汉化”,也许应该是一个很长历程中先后衔接的两大阶段。“引进”,是先行阶段,重点在于把国外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举出若干汉语例子来略作演绎。而“汉化”,即中国化,是后续阶段,重点在于让国外理论在汉语事实中定根生发,使国外理论融入汉语研究的整体需求,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问者:邢老师您的话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他面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之风提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无疑,在那个盲目跟风的时代,鲁迅是清醒的。时代在发展,中国在进步,当今世界,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新形势下,邢老师您立足于本土,不断地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特色语言学,使之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资质,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请问中国语言学如何才能继承、延续和发扬学术研究的民族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呢?
答者: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旗帜鲜明: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需求;根在中国,根在民族土壤。我们重视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方法。在这一点上,要承认自己的落后,要看到自己同别人之间的差距,要测定和把握研究工作的先进走向。作为汉语研究工作者,我们又应该重视“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和创建自己的特色结合起来,处理好“向”和“根”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局面。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流派,提倡探求和凸显中国语学的特色。无可怀疑,跟文字、训诂、音韵等相比较,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中国现代语学的面貌都是全新的。但是,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却显露了明显的弱点,比如原创性学说缺乏,创新性理论不多,学术风格不明朗,因而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跟别人平等对话。中国语学要得到进一步长足发展,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话语权。要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就必须强调语言研究的“自主创新”。正如“国学”是相对西学侵逼而提出的概念一样,“自主”创新针对的是“他主”创新。举个例子,金庸小说中的王重阳和林朝英原应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却没有结合,这是因为二人武功既高,自负益甚,一直到死,争竞之心始终不消。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经,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墓中。然而私下王重阳认为自己比林朝英稍逊一筹,因为自己的武功依傍的是前人的遗书,而玉女心经乃林朝英自创。王重阳很清醒,做出了“自创”高于“依傍”别人的判断。
只要形成了语言学的中国学派,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国家提倡振兴民族文化之时,强调“中国特色”,更有导向性作用。当然,中国语言学要形成和凸显自己的特色,绝非易事,需要做长期而艰苦的探求工作。怎样探究?季羡林先生指出两点:一是要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来把握汉语的特点;二是要在对汉语和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以上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季先生的意见自然也是“探究性”的,但起码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因为我认为,中国语言学还是应该要有一颗中国“心”!
问者:您刚才的一番话使我想起了半年前您对我的一次耳提面命。因为语言学界有积极引进国外理论的习惯,所以当时我也看了几本关于功能认知主义方面的译著。认知主义强调语言的主观性,同时我又联想到您在研究中常常提到的“主观视点”,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您论著的读后感《邢福义语法研究中的“主观视点”》,末尾部分我将“主观视点”与认知主义的“主观性”联系到一起。现在想来,感觉十分仓促和牵强。因为不仅生发这两个理论的土壤不同,而且二者本身一个属于“舶来”,一个属于“自创”,对汉语的适应性也应有所区别。我记得当时邢老师您并没有直接指出我文章的问题,而是跟我谈中国的国际地位、“汉语热”现象、孔子学院、中国语学传统、近几十年来中国语学现状等等。那次见面之后,我一直都在回味您的话语,慢慢领悟到了您的良苦用心,原来,您是在帮助我建立一种学术自信,因为从汉语土壤生发出的理论才具有民族特色,而只有“民族的”才真正是“世界的”。
在研读您著作的时候,我有个感觉,您的某些文章不仅对具体语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而且还有意识地对研究方法、研究理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文章,虽然有时候只是寥寥数语,但对把握您的研究脉络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收入《献疑集》的《理论的改善和事实的支撑——关于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讲实据,求实证》,还有您在“句子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以单线递进句为论柄点评事实发掘与研究深化》等文章都反复强调“事实的力量”,能否请您谈谈语言事实在语言研究中的威力?
答者:好的。理论生发于事实,事实支撑着理论。任何理论,都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为了理论的不断完善,就必须步步逼进地让理论贴近语言事实。举个例子来说吧,有学者提出一个假设:连词“由于”引领的句子基本上表达的是“不愉快”的含义,比如韦宜君《思痛录》中有个句子: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使我挺心烦的。整句话所表达的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这位学者还利用问卷调查以及语料搜寻等方法证明了以上假设。但是,我们扩大语料的搜索范围后发现了问题,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中[不愉快][2]多于[愉快],余秋雨《文明的碎片》中[愉快]多于[不愉快];《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愉快]多于[愉快],第三卷中[愉快]多于[不愉快];初中《语文》第五册中[不愉快]多于[愉快],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愉快]多于[不愉快]。这说明“由于”所引领的句子和“不愉快”的主观情绪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我们重新分析,与“因为”引导的句子相比,“由于”句所含有的“理据性”和“断定性”更强一些,而不是主观情绪上“愉快”、“不愉快”的差异。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为了更好的使理论经得起检验,在研究中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涵盖语言事实。
再举一个例子,汉语中关于远宾语的构建,有学者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双宾语里的直接宾语排斥领属性偏正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在双宾语句中,远宾语不能由“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利用互联网搜索,发现了这样的例子:送你一颗滚烫的心,送给你我的爱。其中直接宾语“我的爱”就是一个偏正结构。这样的例子在网上还有很多。这些例子由于来自网络,是否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实际呢?我们扩大了搜索面,发现许多文艺作品报刊文稿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一部小说的标题就叫“假如我给你我的心”,作者是于晴。还有“尹小帆带尹小跳参观她的房子,并指给她她的房间。”这是铁凝《大浴女》里的句子。其实,这种格式在古代汉语中也不罕见,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中有“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其中直接宾语“武公之略”就是领属性偏正结构。我在《理论的改善和事实的支撑——关于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一文中列举了九十多个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直接宾语的语例,涵盖网络用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因此,“双宾语里的直接宾语排斥领属性偏正结构”这个论断是否成立便显而易见了。这就是语言事实的威力!
问者:《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读者是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以及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因此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语法知识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
答者:关于语法知识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问题,我想强调汉语语法教学既要传授知识,也要力求学以致用。不搞倾盆大雨式的教学,而是致力于“举一反三”,通过一个个实例的剖析,引导学生连类而及,掌握相关知识,这应该是取得理想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做法。比如关于统数和序数,在讲了一个实例之后,应该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现代汉语里,有的形式可能指统数,也可以指序数:同是包含“三级”,“三级跳远”是指共跳三步的跳远,“三”是统数;“三级教师”是指第三个等级的教师,“三”是序数。有时要结合语境来判别:同是“三车厢”,“荔枝龙眼装了三车厢”等于说“一共三个车厢”,是统数;“我的座位在三车厢”等于说“第三车厢”,“三”是序数。还应该告诉学生,读书时也要运用有关知识。比如《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其中的“一、二、三”都是序数。但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茅庐”,其中的“三”却是统数,因为由这一回内容可知,“三”是“共三次”的意思。
不搞面面俱到的浅尝辄止式教学,而应追求“多思多问”,通过一个个实例的剖析,引导学生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认识的深度,这应该是取得理想教学效果的又一个重要思路。比如关于定数和约数,在分析实例之后应该提醒学生:约数的表达在具体语言形式的选择上是受到某种制约的,并非完全随意。一方面要看是否约定俗成。比如“百般无奈、千般无奈、万般无奈”都能说,意思相同,并不意味着“万般无奈”多于“千般无奈”,“千般无奈”多于“百般无奈”,但是,不能说“十般无奈”。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要看所说的数量跟客观事物的联系是否合理。木兰诗里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绝对不能说成“将军十战死,壮士百年归”。因为,对于身经百战的将军来说,“十战”太少了;而对于一个战士的生命历程来说,“百年”又太多了。可知,约数的使用是有理据的。人们常说“十年寒窗”比喻长期苦读,“十年”显然不是定数,并非整整十年,不多不少。但不能说成“百年寒窗”,这远离事实;更不能说成“千年寒窗、万年寒窗”,除非是妖怪。又如“百年之好”,指男女结为夫妻,永远好合。若说“十年之好”,会挨骂;若说“千年之好”,又过分得缺乏真诚了。通过这样逐步深入的引导,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的认知度,更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深入钻研问题的习惯。
问者:邢老师,谢谢您的教诲!从您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质朴气息以及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这是您扎根汉语土壤辛勤耕耘几十年的感悟。我想只有从汉语土壤中生发出的理论,才能茁壮成长,因为毕竟汉语研究的“根”在中国。最后,望邢老师您多多保重身体,继续为我们晚辈们引领前进方向!
注释:
[1]《语法问题献疑集》于20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不愉快]这种符号为语义特征符号,意为“由于”引领的句子含有不愉快的语义特征。后文中[愉快]以此类推。
王耿,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