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关于中国水墨画的论战，从未停止。先有康有为“国画学应遂灭绝”，陈独秀“美术革命”：后有徐蒋体系“改良中国画”，李小山“中国画的穷途末路”和吴冠中“笔墨等于零”，越论越狠，越辩越乱。尤其近二十年来，在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又出现了“实验水墨”、“当代水墨”、“新水墨”、“新文入画”的新概念，同样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并没有彻底解决今日中国画究竟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
　　作为中国水墨领域一级市场的前线战士，我先是经历了从古代、近现代传统书画人手，又与当代体制内诸多大小画家实战演练十多年，过眼书画，不胜枚举。缴了一摞摞不菲的钞票作学费。残酷的现实和精神的饥渴逼迫我不断学习、深入、思考、反省，我意识到水墨画创作存在着许多问题。抱着这种忧虑和对解决问题的探索，我在2009年进驻798艺术区并创立了首家以中国水墨为主推方向的艺术机构——太和艺术空间。通过这些年不间断的水墨展览，将我个人认为具有当代学术意义的水墨作品实际投放市场来加以检验，汇集以往经验总和，得到以下几条结论，现略作表述，以期指正。
　　一、生发传统
　　优秀的当代水墨艺术家，一方面必须深刻了解传统文人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借物移情和聊以自娱的自赏性目的，造成了历来中国画的创作“重神轻形”，追求“气韵生动”的极致。比如“写意精神”、“逍遥精神”、“卧游可居”，又比如“汉唐气象”、“魏晋风度”“宋元气象”、“明清气韵”和“禅宗精神”，抛开造型的束缚，实则是对于审美层次的高精神性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精神性是中国水墨作为东方美学样式对话世界的最大杀手锏，这一文化根性必须得到有机的传承和生发，从而达到激活传统的目的。
　　另一方面，保留优秀传统的前提下，还需要摒弃传统绘画中的不足。古往今来，师承系统被日益顽固化，一脉相承的笔法、图式成为范本始终延活扩散，“程式化”的陋习又进—步加强了创作者主观的惰性选择，对前人经典绘画语言的依赖，也是中国水墨后继无力的一大原由。面对传统，如何扬弃，从传统中生发出新的内涵，是中国水墨发展途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直指当下
　　在各种流派、主义、观念泛滥于今日之中国美术界的现实境况下，趋于泛社会化创作的群体意识已经夺取了眼下舆论和审美的至高审判权，并裹挟强大力量正在逼迫个体意识做出立场坚决的表态。越是在这个时候，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显得突出重要，当代艺术的进步来自于个体价值的挖掘，不依赖于群体抑或潮流即可独立存在。文人画的社会语境已不复存在，再坚持老一套的水墨传统，只会成为丧失灵魂的皮囊，空洞乏味。如何在新时代体现出对当代水墨的独立思辨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水墨媒介、样式、观念的创新表达上，当然这个创新不是倚仗于肤浅的标新立异来彰显个性，而是面对当下繁复世界的深度自我凝视、观照甚至有法度的反叛，是必须基于当下生存感受和生命体验的艺术性创造。
　　三、面向未来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虽然生发于传统，和传统有着上下文的连接关系，但艺术之于人类的崇高意义必然存在某种慰藉或者指引，所以关于中国水墨的发展，其所指能够具有关乎未来的预见和导向是很有必要的——诚如杜尚之小便池。当然，这种预见和导向的萌发，难度很大，一方面既要有深厚的学养和实践能力，在不断地观察、发现中才有可能抓住一线希望；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勇气，敢于打破常规，敢破敢立，敢立敢破，真正做到“与古人不同，与今人不同，与自己不同”。艺术是多元的，水墨艺术也不例外。我们切不可陷入一元论的陷阱，尽量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间的纬度和文化立场来审视中国的水墨艺术。水墨其实是—种精神，是新世纪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