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辩论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几星期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人民币汇制的社论－建议人民币适当升值。《金融时报》认为中国应逐渐承担和她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相称的责任和义务（这与超值人民币向全球输出通缩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篇社论还指出，人民币升值可以刺激消费（进口需求上升），抑制投资过热（汇率上升相当于加息）。
　　不难想像的是，《金融时报》的观点在国内很难被认同。正如《中国经济与人民币汇率》一文指出，由于新一轮的失业高峰期的到来，中国没有工资上升的压力，货币升值对经济成长没有益处。其实即使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汇率水平也要服从国内就业，物价稳定的大目标。
　　以《金融时报》社论为代表的人民币应升值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中国某些行业的投资过热的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落后的资本市场和不健全的法律使得不少本该被淘汰的企业继续生产没人要的商品，仅仅通过汇率升值从而间接增加企业资本价格，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
　　况且，泛泛地说中国投资过热也与事实不符（SARS疫情暴露出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投资不足）。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内利率在很大程度由行政手段决定，人民币币值上升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给央行调整息口创造更大空间。
　　然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等于维持人民币交易的现状。中国外汇储备激增在很大程度是独特的结汇制度（企业在官方汇价下向央行出售硬通货）造成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一旦废除结汇制度，人民币目前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会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外汇市场无法准确反映人民币的真正供求关系。
　　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肯定要浮动（这是共识），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不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改革目前的汇制。假设结汇制不做进行大的改革，即使人民币在一定的区间（band）浮动，人民币汇率水平最终还是由央行决定。改革汇制的另一思路是使汇市流动性增加。其具体操作手段是让企业（包括个人）逐渐走出去。其实，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试点，对境内居民开放黄金买卖，甚至未来实施QDII均体现出把汇市搞活的思路。
　　不容忽视的是，搞活汇市的步伐目前远远滞后于外汇储备在虚拟外汇交易市场上升的速度。我们不能不对世界经济不景气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所警惕。
　　因此，“走出去”的力度要加大。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不会无休止增加，中国通过贸易盈余积累的巨额财富也就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出于安全、流动性等考虑因素，目前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以欧美国债的形式存放）。
　　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必将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事实上，如果人民币在海外（比如在香港）流通的扩大势必导致人民币海外融资需求的增加。这对中国企业是好事、同时也可以为中国银行业系统庞大的资金找到更佳去处，从而改善国有银行资产质量。
　　中国应该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日本目前在摆脱经济困境中遇到严峻的挑战，但把日本今天的通缩归咎于日本政府当初被迫接受日元的大幅升值有欠公允。如果日本政府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开放国内服务业，今天日本就不会处于高额往常项目盈余、银行呆账上升、日元升值的尴尬的局面。“中国经济与人民币汇率”把东南亚的1997年货币危机归咎于其地区长期依赖外资也是不对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占其GDP的8％，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情形亦大致类似。我们应该认识到上述国家曾以隐含的形式把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转为国家信用，从而造成热钱流入与经济基础面变坏的危机结合。假如这些亚洲国家能通过汇率浮动把企业风险与国家信誉分开，9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就会得到抑制。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