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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书里，令人瞩目地将“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了具体论述，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三条详尽措施。
虽说扩大内需仍是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非2012年所独创，查阅资料可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被强调。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需要以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国内的总消费需求并不低，甚至在某些领域需求过剩。所以说，中国的扩大内需的提法缺乏明确目标。这个提法需要商榷。
A
一般来说，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那么，扩大内需究竟是要扩大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
在投资需求方面，中国的投资需求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过热的状态。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30193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这个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很显然，鉴于国内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大多数的场合中，扩大国内需求就特指要着力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如果笼统地说扩大内需，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往往变成了盲目扩大投资需求的最好借口。即使是在投资需求中，需要鼓励和扩大的也只是民间的投资需求，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冲动则必须得到有效遏制。
即使扩大内需专指扩大消费需求，但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速其实一点也不慢。有关数据表明，近些年来，消费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2003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35.8%逐年增加到2010年的52.5%，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到2011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51.6%。消费增长之迅速，实为罕见。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甚至被国际媒体誉为拯救世界经济的一股力量。比如在今年2012春节黄金周，中国人再次掀起了一股出国旅游购物的浪潮，中国人在海外消费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预计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将达146亿美元以上，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不少商品仍在限购之列，这是对内需不足的一个反证。2012年，绝大多数城市仍将对住房实行限购政策，限购政策不仅抑制了住房需求，还抑制了与住房有关的装饰装修、家具建材等方面的需求。此外，对汽车的限购令也在一些中心城市继续实行。
B
既然消费增长如此迅速，而且某些商品还需要依靠限购来解决需求过热问题，那为何中国媒体还一直宣传“消费需求不足”？我想，其中的缘由大概有三个。
一是相对于投资贡献率而言，消费一直处于“老二”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大量投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起飞”。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来看，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而最终消费率的贡献却越来越小。这就表明，为了维持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在8%以上的高增长率，对投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二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率相比，中国的消费贡献率和消费水平明显偏低，这正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率至少要低10～20个百分点。
令人惊奇的是，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消费贡献率基本上呈现单边下降的走势。2001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61.4%，投资贡献率为36.5%。经过十余年的此消彼长后，消费对投资的优势已然转变成劣势。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2%，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
第三，中国消费不足实际上是对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一种反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
显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将大大地拉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试想，一个拥有13.4亿人的大国，如果消费只能依靠10%的中上收入者支撑的话，总消费不足就是必然的事情。除此以外，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和部分民生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削弱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这也是导致国内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如果以1978年为100，2009年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为1001.6，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为712.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为616.8；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519，其中城镇为558.4，农村为389.5。以住房价格、医疗价格、教育费用等为代表的关系民生的产品价格更是一飞冲天。仅以房价为例，近5年来，许多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都超过了100%，一些中心城市的上涨幅度更是在300%以上。
有关估算显示，近两年中国住房销售总额年均在6万亿元左右，几乎占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的三分之一以上。
C
中国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内需不足，即使有，内需不足也仅是表象而已。进一步讲，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因此，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到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不能用模糊笼统的概念来代替，这样才能精准地定位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扩大内需要着力培养以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为新动力。长期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落实起来就变成了政府投资和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民间投资和消费受到了较大的压抑。而政府消费除了正常的行政管理支出外，还包括颇受争议的“三公”支出。如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只有52.9亿元，而到目前差不多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30多年增长了近200倍。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实现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所在。
其次，扩大内需要尽快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由于垄断现象的存在，市场被分割，壁垒始终难以打破。在投资需求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也十分明显。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再来一次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约束国企的经营范围和领域，给民营经济腾出更多的活动余地，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在鼓励民间投资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培养中等收入阶层。虽然从名义收入上来看，近十年来职工的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GDP的增速，但在通货膨胀和部分主要生活用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真实收入与实际购买力大打折扣。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少部分高收入阶层奢侈性消费与大部分居民消费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在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形成了“消费塌陷”的格局。只有加快形成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推动型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成型。
此外，必须坚决实行减税政策。要扩大民间消费，就必须坚决实行减税政策，这是实现“藏富于民”的必经之路。我们已经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任务，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为企业所得和居民个人收入方面。其中对中小型民营企业减税，还能起到促进企业提高普通职工工资的效果。
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我认为，既然扩大内需已经被列入中国2012的经济工作重头戏，那么，就不要让它变成“纸上谈兵”，做到“具体目标具体执行”，只有制定了清晰明了的目标，才可能将它转化为实质性的行动实践。
虽说扩大内需仍是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非2012年所独创，查阅资料可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被强调。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需要以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国内的总消费需求并不低，甚至在某些领域需求过剩。所以说，中国的扩大内需的提法缺乏明确目标。这个提法需要商榷。
A
一般来说，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那么，扩大内需究竟是要扩大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
在投资需求方面，中国的投资需求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过热的状态。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30193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这个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很显然，鉴于国内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大多数的场合中，扩大国内需求就特指要着力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如果笼统地说扩大内需，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往往变成了盲目扩大投资需求的最好借口。即使是在投资需求中，需要鼓励和扩大的也只是民间的投资需求，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冲动则必须得到有效遏制。
即使扩大内需专指扩大消费需求，但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速其实一点也不慢。有关数据表明，近些年来，消费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2003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35.8%逐年增加到2010年的52.5%，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到2011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51.6%。消费增长之迅速，实为罕见。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甚至被国际媒体誉为拯救世界经济的一股力量。比如在今年2012春节黄金周，中国人再次掀起了一股出国旅游购物的浪潮，中国人在海外消费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预计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将达146亿美元以上，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不少商品仍在限购之列，这是对内需不足的一个反证。2012年，绝大多数城市仍将对住房实行限购政策，限购政策不仅抑制了住房需求，还抑制了与住房有关的装饰装修、家具建材等方面的需求。此外，对汽车的限购令也在一些中心城市继续实行。
B
既然消费增长如此迅速，而且某些商品还需要依靠限购来解决需求过热问题，那为何中国媒体还一直宣传“消费需求不足”？我想，其中的缘由大概有三个。
一是相对于投资贡献率而言，消费一直处于“老二”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大量投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起飞”。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来看，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而最终消费率的贡献却越来越小。这就表明，为了维持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在8%以上的高增长率，对投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二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率相比，中国的消费贡献率和消费水平明显偏低，这正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率至少要低10～20个百分点。
令人惊奇的是，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消费贡献率基本上呈现单边下降的走势。2001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61.4%，投资贡献率为36.5%。经过十余年的此消彼长后，消费对投资的优势已然转变成劣势。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2%，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
第三，中国消费不足实际上是对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一种反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
显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将大大地拉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试想，一个拥有13.4亿人的大国，如果消费只能依靠10%的中上收入者支撑的话，总消费不足就是必然的事情。除此以外，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和部分民生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削弱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这也是导致国内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如果以1978年为100，2009年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为1001.6，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为712.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为616.8；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519，其中城镇为558.4，农村为389.5。以住房价格、医疗价格、教育费用等为代表的关系民生的产品价格更是一飞冲天。仅以房价为例，近5年来，许多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都超过了100%，一些中心城市的上涨幅度更是在300%以上。
有关估算显示，近两年中国住房销售总额年均在6万亿元左右，几乎占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的三分之一以上。
C
中国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内需不足，即使有，内需不足也仅是表象而已。进一步讲，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因此，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到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不能用模糊笼统的概念来代替，这样才能精准地定位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扩大内需要着力培养以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为新动力。长期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落实起来就变成了政府投资和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民间投资和消费受到了较大的压抑。而政府消费除了正常的行政管理支出外，还包括颇受争议的“三公”支出。如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只有52.9亿元，而到目前差不多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30多年增长了近200倍。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实现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所在。
其次，扩大内需要尽快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由于垄断现象的存在，市场被分割，壁垒始终难以打破。在投资需求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也十分明显。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再来一次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约束国企的经营范围和领域，给民营经济腾出更多的活动余地，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在鼓励民间投资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培养中等收入阶层。虽然从名义收入上来看，近十年来职工的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GDP的增速，但在通货膨胀和部分主要生活用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真实收入与实际购买力大打折扣。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少部分高收入阶层奢侈性消费与大部分居民消费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在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形成了“消费塌陷”的格局。只有加快形成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推动型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成型。
此外，必须坚决实行减税政策。要扩大民间消费，就必须坚决实行减税政策，这是实现“藏富于民”的必经之路。我们已经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任务，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为企业所得和居民个人收入方面。其中对中小型民营企业减税，还能起到促进企业提高普通职工工资的效果。
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我认为，既然扩大内需已经被列入中国2012的经济工作重头戏，那么，就不要让它变成“纸上谈兵”，做到“具体目标具体执行”，只有制定了清晰明了的目标，才可能将它转化为实质性的行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