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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3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华国锋当时看了，却没有在意。
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5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醒目的4个大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6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中错了3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4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3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华国锋当时看了，却没有在意。
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5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醒目的4个大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6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中错了3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4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