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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于政治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沈从文在大陆的文学史上遭受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品位与内蕴，使得对其的研究从没有中断，即使在大陆曾经遭受冷落，海外学者却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
关键词：沈从文；文献综述
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的研究，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早在20年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把沈从文界定为“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作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的论断，但是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苏雪林则走出了评论界的禁锢，他的《沈从文论》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刘西渭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
二、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间的研究
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除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沈从文研究在大陆是一片空白。
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沈从文研究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两者的一致态度是：一是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界定；二是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三是指出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伴随着对诸多知识分子的平反运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80年代后，不仅见于报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有多种研究专著问世，很多编著的文学史也开始涉及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了。9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正越来越走向繁荣。
（一）80年代是沈从文研究的新生期
一是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作为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都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站在政治之外的民主主义者。
二是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来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如《渔》、《龙朱》等是浪漫主义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从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发展到按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丈夫》、《大小阮》等是现实主义杰作。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日臻于成熟，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等短篇以及堪称最具有沈从文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
三是从正面阐释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人性的价值。“人性”是沈從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但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人们的排斥，这一点与社会政治状况有关。笛易、余永祥、吴立昌等人的有关论文都在有限的程度上肯定沈从文作品探索“人性”的价值。
四是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角度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枚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则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中，认定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该时期，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这三篇文章，标志着沈从文研究新阶段的到来。
（二）90年代以来是成果丰硕期
经过前段时期的研究，人们的研究思路被打开了，沈从文研究领域内绽放着一朵又一朵绚丽的花朵。
一是背景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从地域环境、家族背景、民族认同、文化底蕴等角度对沈从文的人格及文风作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从中西文学碰撞、融和的文化背景出发，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沈从文作为一位很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他身上显现出的受外国文化影响或与外来思潮暗合的种种痕迹，更得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如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从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思潮暗合的角度，全面深人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
二是思想研究。“人性”问题成为这一范围的核心。杨洪承《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一文指出沈从文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湘西社会健全人性、健康生命的爱，又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使人性扭曲、人的价值失落的憎。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一书中把沈从文的生命艺术观与泛神论思想相联系，作出了“‘神’是沈从文的艺术情结”的结论。
三是文本分析。对于沈从文单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中《边城》是重中之重。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大致揽括了该篇经典作品的研究。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角度，一是王轻鸿《“建筑在水上”的边城——沈从文<边城>内在意蕴新解》一文，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另一个是王友光《优美恬静与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我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一文，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
四是比较研究。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很好地贯穿了比较研究的思想。其中，《审美遇合：东方的美丽与悲郁》，将沈从文与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将沈从文与福克纳进行比较；《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将沈从文与贾平凹进行比较。此外，还有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沈从文与汪曾棋文体角度对比研究等等。
综上所述，随着乡土文化、民间文化、世界文化这些纵深方向研究的加强，沈从文研究日益开阔，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沈从文；文献综述
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的研究，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早在20年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把沈从文界定为“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作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的论断，但是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苏雪林则走出了评论界的禁锢，他的《沈从文论》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刘西渭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
二、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间的研究
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除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沈从文研究在大陆是一片空白。
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沈从文研究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两者的一致态度是：一是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界定；二是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三是指出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伴随着对诸多知识分子的平反运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80年代后，不仅见于报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有多种研究专著问世，很多编著的文学史也开始涉及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了。9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正越来越走向繁荣。
（一）80年代是沈从文研究的新生期
一是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作为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都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站在政治之外的民主主义者。
二是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来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如《渔》、《龙朱》等是浪漫主义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从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发展到按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丈夫》、《大小阮》等是现实主义杰作。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日臻于成熟，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等短篇以及堪称最具有沈从文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
三是从正面阐释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人性的价值。“人性”是沈從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但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人们的排斥，这一点与社会政治状况有关。笛易、余永祥、吴立昌等人的有关论文都在有限的程度上肯定沈从文作品探索“人性”的价值。
四是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角度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枚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则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中，认定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该时期，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这三篇文章，标志着沈从文研究新阶段的到来。
（二）90年代以来是成果丰硕期
经过前段时期的研究，人们的研究思路被打开了，沈从文研究领域内绽放着一朵又一朵绚丽的花朵。
一是背景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从地域环境、家族背景、民族认同、文化底蕴等角度对沈从文的人格及文风作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从中西文学碰撞、融和的文化背景出发，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沈从文作为一位很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他身上显现出的受外国文化影响或与外来思潮暗合的种种痕迹，更得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如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从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思潮暗合的角度，全面深人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
二是思想研究。“人性”问题成为这一范围的核心。杨洪承《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一文指出沈从文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湘西社会健全人性、健康生命的爱，又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使人性扭曲、人的价值失落的憎。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一书中把沈从文的生命艺术观与泛神论思想相联系，作出了“‘神’是沈从文的艺术情结”的结论。
三是文本分析。对于沈从文单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中《边城》是重中之重。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大致揽括了该篇经典作品的研究。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角度，一是王轻鸿《“建筑在水上”的边城——沈从文<边城>内在意蕴新解》一文，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另一个是王友光《优美恬静与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我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一文，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
四是比较研究。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很好地贯穿了比较研究的思想。其中，《审美遇合：东方的美丽与悲郁》，将沈从文与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将沈从文与福克纳进行比较；《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将沈从文与贾平凹进行比较。此外，还有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沈从文与汪曾棋文体角度对比研究等等。
综上所述，随着乡土文化、民间文化、世界文化这些纵深方向研究的加强，沈从文研究日益开阔，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