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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用一个传奇般的寓言故事追寻了人们关于创伤和战争的记忆。而张悦然也是一个有着清醒历史意识的年轻作家，她的《誓鸟》，包括指向性更为明显的《茧》，都是关于找寻记忆的故事。尽管两位作家叙述的故事和其中包含的隐喻大不相同，但都用了同一种现代的、阴郁而柔美的、梦境一般的叙述方式，在共同的艺术想象中，其思想内涵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最终都指向记忆与人性的关联，指向各自的历史创伤。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石黑一雄；张悦然；《被掩埋的巨人》《誓鸟》；记忆；历史创伤
一
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既意外也不意外地颁给了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正如学者谢有顺所说，诺贝尔文学奖只可能颁发给那些有批判精神、运用了现代性写法的作家。[1]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具有天然的探索精神，能将艺术的可能性变为常识，挑战人们传统的写作观念。
而说到现代性，毕飞宇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将莫泊桑的《项链》改写成了一个中国的故事，只不过换了中式人名和身份背景，结果却发现整个故事漏洞百出。[2]毕飞宇无不尖锐地指出，在中国，项链之“假”已是常态，传统的缺乏契约精神的中国人可能做不出归还真项链这种事情。除却文化因素，另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项链》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描绘的是一个本来就真实的世界，所以用结尾的“假”来震撼读者；而现代派的作品，比如在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局外人》中，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格格不入的反而是“真”。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会批判，但并不质疑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反之，具有现代性的作品，是将整个现实世界悬置起来的，它探讨的往往是人们生存的精神真相。
简而言之，具有现代观念的作品，就是以我们立足的世界之假，来反衬人性之真。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说：石黑一雄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真与假之间，我们与世界的联系之间，往往是一种虚幻的、靠想象维持的关系，对于石黑一雄来说，这种“真”就是记忆，“假”就是刻意地抹掉记忆。所以他才一改以往的第一人称写法，进入到集体意识的“假”的领域，创作了这部《被掩埋的巨人》[3]。在这个故事里，失去记忆的假象世界是常态，打败魔龙、寻找记忆的过程，就是寻找历史真相，一步步挖掘人性本质的过程。假如我们炮制毕飞宇的改写游戏，就会发现，这个写中世纪亚瑟王时代的传奇寓言故事，如果换上当代中国的背景，也并无不妥。那侵入人潜意识的细腻写法，重视细节和感官体验的风格，那缓慢的、轻柔的、梦境一般的叙事节奏，都为读者营造出了一个现实之上的世界。在这个仿若卡夫卡的城堡和博尔赫斯的迷宫一般的世界里，人只是人，而不分时代、性别和国籍；人们没有真实的记忆，只有眼前的虚构；就像《等待戈多》里那两个彷徨无助又麻木健忘的流浪汉——不同的是，《被掩埋的巨人》中那对老夫妇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并非等待着戈多，而是在寻找戈多。他们穿过重重阻碍，艰难地、惶惑地寻找着族类的记忆，却被痛苦而又巨大的真实击中了。他们看见血，看见和平之下的残忍，看见那些与爱一起被忘却的仇恨。
如此的主题似曾相识。石黑一雄在一个访谈录中曾说过，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来自于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争：“当今世界的一切都是以二战作为起点的”，“二战后那种看似谋求和平与和解的姿态很引人深思。事实上，那并非是真正的和平。只不过是在铁托政权下，这种仇恨受到压抑而已”[4]。他的前几部作品《长日留痕》《远山淡影》《浮世画家》，也都是基于二战导致的心理创伤所创作的作品。而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少，如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甚至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也运用了“失忆”来隐喻战争。但对于整个日本文坛来说，如石黑一雄这样大胆探讨战争问题的作家仍属少数，石黑一雄本人的英国国籍和日裔身份，能让他跳脱政治和文化的限制，以一种人类视角来审视战争的罪与罚；而日本本土作家，对于二战的态度，基本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叙述视角，来粉饰侵略的罪恶，如战后大冈生平的《俘虏记》、大田洋子的《尸街》等，都是以个人命运的悲剧来描写战争的幻灭感。最后，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也是因为如此，战争与失忆，很多人宁愿选择后者。对于战争这个问题，不仅是日本作家感到一种身份的为难，中国作家也是如此。文学创作天然是关注个人命运的，而记住仇恨仿佛是一种“政治正确”，这就让创作陷入了两难。从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带来的伦理批判就可以看出，战争文学很容易成为创作的“雷区”，这篇本质上反战的作品，从个人爱情和幸福的角度来审视战争的意义，但这在当时的年代看来，是给“反侵略”的正当性抹黑的作品。近年来，也不断有华语作家探讨这个问题，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通过日本女子多鹤在中国的遭遇，深入探讨了个人命运与国家仇恨之间的冲突；同样，盛可以在《1937年的留声机》中，也塑造了一个善良、甚至有些柔弱的日本军人麻生的形象。麻生在战争中救了中国女孩，与其相依为命并产生了微妙的情愫，最后日本战败，女孩的父亲回家后果断杀死了这位脱去军服的少年。
可惜，这类通过战争探讨人性的作品，都因仇恨而显得不伦不类。无论是日本的反思者，还是中国的宽容者，在自己的国家往往都是被嘲笑、甚至被唾弃的。也是因为如此，大概只有石黑一雄、严歌苓这样的移民作家，才有更多的勇气去揭示宏大的政治话语之下掩藏的那部分令人痛苦的真相。所幸，当今的中国文坛早已远离了“战争语境”，也远离了“文革”时期那种激进的政治话语，但我们仍旧很难判断，这种遗忘究竟是利是弊。如刚才所说对于二战的零星反思，很可能止步于盛可以那一代，如果要我们找出更年轻的80后一代作家中，谁对于历史的罪恶有着清醒的审判意识，或者说主动去寻求那种记忆的，大概寥寥无几。张悦然可能就是其中一位。在年轻、叛逆的80后一代中，她是比较早去向历史追询的一位。她的《誓鸟》[5]、《茧》，虽然是有关爱情、亲情的故事，但小说内部却有着惊人的历史观念。《茧》将记忆的焦点直接指向“文革”，可以说是张悦然试图主动去追寻父辈心灵历程的一部作品。而《誓鸟》，其主旨更为宽泛，也更为深刻，在对于某些片段及艺术手法的详细比较下，我们会讶异地发现，这部作品与《被掩埋的巨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尤其在对历史与记忆的辩证关系上，張悦然与石黑一雄一样，都用寓言的方式给出了那个令人不忍去面对的答案。 这部《誓鸟》讲述了郑和时期南洋的一个传奇爱情故事。从故事的传奇性来看，与《被掩埋的巨人》亚瑟王时期的故事非常相近，尽管用了郑和这样一个真实人物和“下西洋”的真实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但故事中那些填充着记忆的贝壳，具有强烈的魔幻因素。如果把《誓鸟》也定义成一个寓言，而不是一个古代奇幻爱情故事，那么小说中的隐喻显而易见：少女春迟受尽凌辱，并丧失了记忆，之后阴差阳错地与爱人的哥哥骆驼相爱——其实也就是折磨自己的那帮仇人的首领——然后穷尽一生，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俩人相爱的记忆。这种相爱——遗忘——再相爱——寻找的叙事结构，被张悦然打乱在各个章节的叙述中，直到最后，记忆浮现，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记忆的尽头是欺骗，爱的尽头是仇恨。与《被遗忘的巨人》相比，《誓鸟》这个故事显然更加残忍和震撼。它展示了极致的爱情，让读者倾尽情感去体会主人公命运的起伏，因此也更像是一部注重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通俗小说；而《被遗忘的巨人》中那种平淡的叙述口吻和非故事性，则更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也更加具有现代性。
然而，在两部作品中，作者的焦点都集中在该不该忘却这个问题上。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春迟和那对老夫妇，都认为一定要记起过去。春迟为了寻找记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刺瞎双眼，拔去指甲，沦为歌女，放弃人间情爱，终日不见阳光。她背叛了几乎所有人，用冷漠去惩罚爱她的人们，将记忆当作此生唯一的信念。而她追求的记忆中，全是伤痛，连一个温馨的影子都没有。同样，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埃克索和比特丽丝为了寻找儿子才决定寻找记忆，但找回记忆的他们才发现，原来儿子早就死了。除了记忆的虚无之外，更为惨痛的代价还在继续：尽管小说中没有直述，但无论从书中人物的性格逻辑或是历史真实都可以预见，恢复了记忆的人们，将为了过往的仇恨而重新发动战争。似乎这两位国籍、身份、年龄、创作倾向都颇为不同的作家，一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永远都伴随着血腥、残酷、仇恨和不公。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
二
似乎所有探讨记忆的作品，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伦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想要跳脱伦理束缚，去“客观”地评价这样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在《被遗忘的巨人》中，魔龙的护卫者高文和埃克索之间就出现了某种根本的立场分歧。埃克索质问高文，为什么面对用这么大代价（指亚瑟部队对无辜撒克逊村民的屠杀）赢来的胜利，他还能这么高兴？高文这样说：
“他（亚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获得持久的和平。想想吧，先生。你怜悯的那些撒克逊男孩，很快就会成为武士，迫不及待地要为今天丧生的父亲报仇。那些小女孩的子宫里很快就会生长出更多的武士，这屠杀的魔咒永远不会破解。……然而，今天的伟大胜利，就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许能一劳永逸地破解这个邪恶的魔咒……从今往后我们的土地能获得多年的和平。”
可见，个人的悲剧在群体的生存欲望之前，是显得渺小的。《誓鸟》中的春迟，也曾问过作为部落首领的骆驼，为什么要撕毁和平条约，屠杀翁格人，骆驼并没有如高文一般用到和平之类的借口，而是毫不在意地说：
“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你。”
这种直白的政治逻辑和伦理判断，在古今中外皆无不同。面对族群的生存，历史上的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杀戮和战争。即使是看似正义的复仇，能够用到的手段，仍然是杀戮。这在历史上有许多真实的记载：如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接到命令，不许同德国人交谈；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德国人都是野兽；有美国学者宣称，成千上万的德国俘虏因遭受残酷对待而死亡[6]。二战期间，在乌克兰北部的沃伦地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因战争和种族矛盾展开了残酷的无差别大屠杀，这点被艺术性地反映在电影《沃伦》中。因此，这个记忆的伦理问题显然无解。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他们早就忘却了历史，沉浸在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生活便利和某种安逸的精神沉沦中，若不是前南斯拉夫的一声炮响，石黑一雄也不会从和平的幻影中惊醒。但这种忘却显然也要付出代价：作为一个缺失了记忆的个体，他可能只是丧失了清醒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如果作为一个族群，忘却了自身的历史就等同于模糊了族群的身份定位。假如是“选择性忘却”呢？就如同日本对于二战的态度——那就相当于埃克索后来总结的：就算屠杀了这一个村庄的人，但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撒克逊人，他们仍会记得这场屠杀，并且忘却和掩盖只会强化这些仇恨。事实也证明，就算日本忘却了这段历史，无数中国人还记得，并且将持续不断地仇恨下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文要守护魔龙——如果记起历史，就意味着重回杀戮的年代，那么有些人宁愿选择让所有人都忘却一切来维护“持久”的和平。
这种虚假的和平，以及这种虚假的忘却，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戳破的、漂浮在半空的气球。那些坚信和平的人们，也会因为某天在梦中记起了历史的某个片段而惊醒痛哭——信仰之所以不会崩塌，完全在于没有触及到生存的真相。一旦文学作品触及到这一点，就必然带有一种伦理无解的疼痛。不仅是伦理无解，甚至宗教也可能解决不了。《被掩埋的巨人》中提到一群僧侣，他们住在那个曾经是人类屠宰场的寺庙中，见证了这段血腥历史。他们想要赎罪，用自身血肉来献祭，同时暗中喂养魔龙，用忘却来疗愈人们的伤痛。这群僧侣暗示了宗教的本质：以忘却仇恨来抚慰内心的绝望。在《誓鸟》中，张悦然显得更为激进：她笔下的另一个主人公淙淙，在儿时笃信上帝和天使，然而在逃难路上被强暴、与父亲走散之后，她遇见了牧师父亲口中的“天使”——一群背上有白色翅膀的会飞的士兵，他们从天而降，杀死了她的父亲。所有的信仰就此坍塌，淙淙甚至选择了在洗礼的当天从教堂窗户跳下自杀。宗教代表的忘却，与世俗的仇恨是不兼容的，所以淙淙一定要死——一个执着于世俗爱恨的人，不会让宗教剥夺她最后的记忆，因为那将意味着某种背叛。
最为震撼的，也许还不是这些宗教的假面与残忍的忘却。《被掩埋的巨人》中有这样一段：神父曾问比特丽丝，她的小便里有没有血；而她觉得比起船夫的问题来，这些问题显得太容易了——船夫问的是相爱的两个人最珍贵的共同记忆。这也是一个隐喻：记住鲜血比记住爱更容易，身体的创伤比起灵魂的缺失，根本算不得什么。当人们成为失去记忆的孤魂野鬼，彻底被异化，失去独立思考的精神本质时，只有爱能够让他们找回彼此。就像《誓鸟》中，最后救赎众人的，也是爱。春迟爱着骆驼，钟潜、宵行和淙淙爱着春迟，婳婳爱着宵行——极端而扭曲的、宗教般的爱情背后，是一种对于灵魂力量的渴望。也许作者也想知道，人类愛的极限在哪里，现实中的人们越是短视和滥情，她笔下的爱就越执着、越坚韧。 作为一个寓言，大概到这儿就够了。已经足够深刻、足够淋漓、足够恐怖，也足够温暖。无论是对于历史的伦理、忘却的悲伤、细腻的情爱和决绝的受难，两位作家都描写得深刻入骨，也体现出思想内涵上惊人的一致性。这是难得的巧合，但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基本的责任。描写个人生存的困境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难，而石黑一雄与张悦然仍然感觉不够，仍然把自己往绝境逼了一步，鼓起勇气对这种历史上无解的问题进行某种深入探讨。这种绝境，比个人的困境更难以评判、难以阐述，因为它是属于被意识形态遮蔽的那一部分。从某方面来说，这种关于民族、历史、战争的宏大叙事，通常都会臣服于某种集体意识和现实需求，并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性。正如忘却过去多半是一种“选择性遗忘”，记住过去也是选择性记忆：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并以此来获得某种身份认同。因此也有人说，日本人多数会承认侵略的事实，但也无法接受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是“犬死”的结论[7]。文学作品中所要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深刻矛盾：在宏大叙事和政治正确的双重压力下，要如何深入这种写作的“绝境”，如何把个人的困境与历史的困境结合起来，如何找到被历史和主流意识形态屏蔽的那一部分摇摆领域。
因此，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一定会涉及到这个领域。《誓鸟》中就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描写：荷兰人将无辜的华人女孩绑在树上施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人，士兵挑开孩子的喉咙；土著射杀荷兰人；葡萄牙人强占当地“圣水”；国家、部落之间互相争斗；海盗抢劫华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是无辜的，所有人的手上都沾有鲜血。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堪的人间地狱中，华人几乎是任人宰割、地位最低下的“劣等”民族，而在我们通常的历史描述中，郑和下西洋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包括后来华人与东南亚国家的往来，被视为是一种国家繁荣昌盛、东南亚和平的标志。
其中的各种辛酸隐喻，不言自明。假如我们真的去深入历史的每一个细微角落，会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小说中的还要残忍，而这些残忍，正是当下的人们选择忽略的，同样也是被历史忽略的。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历史的在场意味着历史能够永远征服记忆：也就是说大写的历史吞噬了“各种小写的历史”[8]。我们每个人都处于“在场的历史”中，所看见的除了自身经历之外的历史，构成了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也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记忆有时也并不可靠，它面对着被宏大叙事改写的危机。从某方面来说，绝对“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把握的悖论。那些散落在海里的记忆贝壳，也许终究只会被人遗忘。
三
那么，既然记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把握的，我们就必须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关于真与假的现代性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找回记忆，还要辩证地去看待那些记忆中被小心篡改的部分。鲍曼曾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到这种历史记忆的自我清洁现象，他认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同时，人们在自我疗愈的过程中篡改了这种记忆，通过研究学科的分流、主流媒体的辅助传播，把它变成一个天天出现在我们记忆中的“符号”，反而使人们不再去深究这个问题的本质了。[9]
这一点与“文革”后人们对此的反应类似。除了显而易见的“伤痕”之外，现如今几乎没有人去探究罪恶的实质；“文革”更多地作为影视、文学中的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符号出现在年轻一代的视野中。但在年轻人被赋予的记忆中，“文革”的形象与亲历者的体验相差甚远，也难怪前几年会出现大学生穿着红卫兵的服装拍照的事件。这种记忆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教育，并不是真正有责任感的反省。某种程度上说，“文革”作为一种记忆，仍然是今日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曾说过，一切世俗政治都是对神学的模拟。在已经“祛魅”的现代社会——乃至对历史和真实都不感兴趣的“后现代”社会，却又恰恰出现了这种人类扮演神的角色的悲剧，这也许能为人们带来一点伤感的启示。其实“神”并不能解决个人精神的悲剧，如石黑一雄和张悦然在作品中揭示的那样，神可以疗愈人的内心，但这种疗愈的手段是通过忘却记忆——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虚假的世界中。张悦然塑造了春迟这个角色，其实是让她成为某种象征：因为长年寻找贝壳中的记忆，她的记忆已经被填满，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记忆。于是她就成了神，成了那个“天底下最富有的女人”。真正的神，必然看清了人类所有的罪恶，但即使是神，也许也是有着承受极限的——反倒是人，才能够为了内心的安宁而选择性遗忘。这是人类的原罪，也是人类的天赋。
因此，我们也许不必计较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因为我们并不是神，也不需要扮演神的角色。正如现代主义小说所揭示的那样：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所以真实才显得更可贵。就像《等待戈多》里那个完全被悬置的、人类的生存空间，它是假的，是人的精神与这个物质世界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人的希望是真的，所以就更加可贵。当有一天我们都不愿意等下去了，那才是无处可去的绝境。石黑一雄的寓言，或者张悦然那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无非也是揭示了这个有点残忍的真相：历史总是在轮回，仇恨和杀戮不会停止。但假如失去了希望，不继续找下去，不继续如精卫填海一般叩问历史，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记忆的深处是爱，死亡的彼岸是希望呢？春迟找不到骆驼的爱，但一定能找到那个救她的少年的深情；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尽管有过背叛和怀疑，但最终是爱让他们愿意追随彼此直到死亡。
石黑一雄曾说过，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去思考“什么是灵魂”——用一种非宗教的方式。至此，他又将现代性一把推开，忘却了那些叙事理论和虚构技巧，像一个虔诚的、坦率的孩子，垫着凳子、踮着脚去抓天上的星星。他深感自己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同时也为自己造出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中，有沉默的僧侣，有折磨兔子的老妇，有被魔鬼袭击的孩子，有神秘的、头发花白的武士，有残忍的机关和陷阱，有复仇的美人，处处都透出一种隐秘的黑暗。从黑暗中缓慢迸发出来的，是一种悲悯，以及对灵魂的善意探索。他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写作初衷，从这些精神的曲折旅程中，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尽管最后一切都没有答案——包括找回记忆到底会导致恨还是重温爱，到底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到底人类需不需要救赎，到底什么是灵魂，他都没有答案。这种作为人的局限让石黑一雄一下子又成了现实主义者，不仅他笔下的梦境是现实的投射，他心心念念想要批判和改变的，亦是现实。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性，在石黑一雄这里找到了奇妙的重合点。也许到头来，所有优秀的写作者都会成为一个抓星星的孩子，那种向着理想仰望的姿态，是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张悦然也紧随其脚步，用偏执而受虐的爱情来拷问人类的灵魂，最终找到人类精神的理想栖居之所。
这两部作品对于记忆和历史的观点是如此吻合，并且最终将焦点汇聚于“爱”——这也许证实了诺贝尔文学奖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它并不是要评选出“最好的”那部作品，而是将这个奖，授予那些一直在与自我斗争、挑战写作极限、有着批判姿态的独立思考者。张悦然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同样拥有了这种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颇为难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中——一种是关于战争与记忆的辩证思考；一种是从个人情爱出发，揭示人类那困惑的精神真相——最终都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同一种追寻：
唯一能拯救人类的，只有愛。
注释：
[1]2017年10月4日诺奖颁奖前，谢有顺在微信公众号“谢有顺说小说”中，发表了《谈谈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一文，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包括四个方面：要有批判精神、重视乡土叙事、坚持现代的艺术探索、形成自己的创作理论。
[2]毕飞宇：《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选自《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
[3][英]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周小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对原文的引用，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书。
[4]陈婷婷：《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原文载于日本《日经新闻》），《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1期。
[5]张悦然：《誓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对原文的引用，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书。
[6][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513页。
[7]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8][美]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理解》，《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9][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石黑一雄；张悦然；《被掩埋的巨人》《誓鸟》；记忆；历史创伤
一
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既意外也不意外地颁给了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正如学者谢有顺所说，诺贝尔文学奖只可能颁发给那些有批判精神、运用了现代性写法的作家。[1]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具有天然的探索精神，能将艺术的可能性变为常识，挑战人们传统的写作观念。
而说到现代性，毕飞宇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将莫泊桑的《项链》改写成了一个中国的故事，只不过换了中式人名和身份背景，结果却发现整个故事漏洞百出。[2]毕飞宇无不尖锐地指出，在中国，项链之“假”已是常态，传统的缺乏契约精神的中国人可能做不出归还真项链这种事情。除却文化因素，另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项链》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描绘的是一个本来就真实的世界，所以用结尾的“假”来震撼读者；而现代派的作品，比如在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局外人》中，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格格不入的反而是“真”。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会批判，但并不质疑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反之，具有现代性的作品，是将整个现实世界悬置起来的，它探讨的往往是人们生存的精神真相。
简而言之，具有现代观念的作品，就是以我们立足的世界之假，来反衬人性之真。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说：石黑一雄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真与假之间，我们与世界的联系之间，往往是一种虚幻的、靠想象维持的关系，对于石黑一雄来说，这种“真”就是记忆，“假”就是刻意地抹掉记忆。所以他才一改以往的第一人称写法，进入到集体意识的“假”的领域，创作了这部《被掩埋的巨人》[3]。在这个故事里，失去记忆的假象世界是常态，打败魔龙、寻找记忆的过程，就是寻找历史真相，一步步挖掘人性本质的过程。假如我们炮制毕飞宇的改写游戏，就会发现，这个写中世纪亚瑟王时代的传奇寓言故事，如果换上当代中国的背景，也并无不妥。那侵入人潜意识的细腻写法，重视细节和感官体验的风格，那缓慢的、轻柔的、梦境一般的叙事节奏，都为读者营造出了一个现实之上的世界。在这个仿若卡夫卡的城堡和博尔赫斯的迷宫一般的世界里，人只是人，而不分时代、性别和国籍；人们没有真实的记忆，只有眼前的虚构；就像《等待戈多》里那两个彷徨无助又麻木健忘的流浪汉——不同的是，《被掩埋的巨人》中那对老夫妇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并非等待着戈多，而是在寻找戈多。他们穿过重重阻碍，艰难地、惶惑地寻找着族类的记忆，却被痛苦而又巨大的真实击中了。他们看见血，看见和平之下的残忍，看见那些与爱一起被忘却的仇恨。
如此的主题似曾相识。石黑一雄在一个访谈录中曾说过，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来自于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争：“当今世界的一切都是以二战作为起点的”，“二战后那种看似谋求和平与和解的姿态很引人深思。事实上，那并非是真正的和平。只不过是在铁托政权下，这种仇恨受到压抑而已”[4]。他的前几部作品《长日留痕》《远山淡影》《浮世画家》，也都是基于二战导致的心理创伤所创作的作品。而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少，如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甚至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也运用了“失忆”来隐喻战争。但对于整个日本文坛来说，如石黑一雄这样大胆探讨战争问题的作家仍属少数，石黑一雄本人的英国国籍和日裔身份，能让他跳脱政治和文化的限制，以一种人类视角来审视战争的罪与罚；而日本本土作家，对于二战的态度，基本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叙述视角，来粉饰侵略的罪恶，如战后大冈生平的《俘虏记》、大田洋子的《尸街》等，都是以个人命运的悲剧来描写战争的幻灭感。最后，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也是因为如此，战争与失忆，很多人宁愿选择后者。对于战争这个问题，不仅是日本作家感到一种身份的为难，中国作家也是如此。文学创作天然是关注个人命运的，而记住仇恨仿佛是一种“政治正确”，这就让创作陷入了两难。从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带来的伦理批判就可以看出，战争文学很容易成为创作的“雷区”，这篇本质上反战的作品，从个人爱情和幸福的角度来审视战争的意义，但这在当时的年代看来，是给“反侵略”的正当性抹黑的作品。近年来，也不断有华语作家探讨这个问题，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通过日本女子多鹤在中国的遭遇，深入探讨了个人命运与国家仇恨之间的冲突；同样，盛可以在《1937年的留声机》中，也塑造了一个善良、甚至有些柔弱的日本军人麻生的形象。麻生在战争中救了中国女孩，与其相依为命并产生了微妙的情愫，最后日本战败，女孩的父亲回家后果断杀死了这位脱去军服的少年。
可惜，这类通过战争探讨人性的作品，都因仇恨而显得不伦不类。无论是日本的反思者，还是中国的宽容者，在自己的国家往往都是被嘲笑、甚至被唾弃的。也是因为如此，大概只有石黑一雄、严歌苓这样的移民作家，才有更多的勇气去揭示宏大的政治话语之下掩藏的那部分令人痛苦的真相。所幸，当今的中国文坛早已远离了“战争语境”，也远离了“文革”时期那种激进的政治话语，但我们仍旧很难判断，这种遗忘究竟是利是弊。如刚才所说对于二战的零星反思，很可能止步于盛可以那一代，如果要我们找出更年轻的80后一代作家中，谁对于历史的罪恶有着清醒的审判意识，或者说主动去寻求那种记忆的，大概寥寥无几。张悦然可能就是其中一位。在年轻、叛逆的80后一代中，她是比较早去向历史追询的一位。她的《誓鸟》[5]、《茧》，虽然是有关爱情、亲情的故事，但小说内部却有着惊人的历史观念。《茧》将记忆的焦点直接指向“文革”，可以说是张悦然试图主动去追寻父辈心灵历程的一部作品。而《誓鸟》，其主旨更为宽泛，也更为深刻，在对于某些片段及艺术手法的详细比较下，我们会讶异地发现，这部作品与《被掩埋的巨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尤其在对历史与记忆的辩证关系上，張悦然与石黑一雄一样，都用寓言的方式给出了那个令人不忍去面对的答案。 这部《誓鸟》讲述了郑和时期南洋的一个传奇爱情故事。从故事的传奇性来看，与《被掩埋的巨人》亚瑟王时期的故事非常相近，尽管用了郑和这样一个真实人物和“下西洋”的真实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但故事中那些填充着记忆的贝壳，具有强烈的魔幻因素。如果把《誓鸟》也定义成一个寓言，而不是一个古代奇幻爱情故事，那么小说中的隐喻显而易见：少女春迟受尽凌辱，并丧失了记忆，之后阴差阳错地与爱人的哥哥骆驼相爱——其实也就是折磨自己的那帮仇人的首领——然后穷尽一生，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俩人相爱的记忆。这种相爱——遗忘——再相爱——寻找的叙事结构，被张悦然打乱在各个章节的叙述中，直到最后，记忆浮现，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记忆的尽头是欺骗，爱的尽头是仇恨。与《被遗忘的巨人》相比，《誓鸟》这个故事显然更加残忍和震撼。它展示了极致的爱情，让读者倾尽情感去体会主人公命运的起伏，因此也更像是一部注重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通俗小说；而《被遗忘的巨人》中那种平淡的叙述口吻和非故事性，则更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也更加具有现代性。
然而，在两部作品中，作者的焦点都集中在该不该忘却这个问题上。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春迟和那对老夫妇，都认为一定要记起过去。春迟为了寻找记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刺瞎双眼，拔去指甲，沦为歌女，放弃人间情爱，终日不见阳光。她背叛了几乎所有人，用冷漠去惩罚爱她的人们，将记忆当作此生唯一的信念。而她追求的记忆中，全是伤痛，连一个温馨的影子都没有。同样，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埃克索和比特丽丝为了寻找儿子才决定寻找记忆，但找回记忆的他们才发现，原来儿子早就死了。除了记忆的虚无之外，更为惨痛的代价还在继续：尽管小说中没有直述，但无论从书中人物的性格逻辑或是历史真实都可以预见，恢复了记忆的人们，将为了过往的仇恨而重新发动战争。似乎这两位国籍、身份、年龄、创作倾向都颇为不同的作家，一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永远都伴随着血腥、残酷、仇恨和不公。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
二
似乎所有探讨记忆的作品，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伦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想要跳脱伦理束缚，去“客观”地评价这样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在《被遗忘的巨人》中，魔龙的护卫者高文和埃克索之间就出现了某种根本的立场分歧。埃克索质问高文，为什么面对用这么大代价（指亚瑟部队对无辜撒克逊村民的屠杀）赢来的胜利，他还能这么高兴？高文这样说：
“他（亚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获得持久的和平。想想吧，先生。你怜悯的那些撒克逊男孩，很快就会成为武士，迫不及待地要为今天丧生的父亲报仇。那些小女孩的子宫里很快就会生长出更多的武士，这屠杀的魔咒永远不会破解。……然而，今天的伟大胜利，就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许能一劳永逸地破解这个邪恶的魔咒……从今往后我们的土地能获得多年的和平。”
可见，个人的悲剧在群体的生存欲望之前，是显得渺小的。《誓鸟》中的春迟，也曾问过作为部落首领的骆驼，为什么要撕毁和平条约，屠杀翁格人，骆驼并没有如高文一般用到和平之类的借口，而是毫不在意地说：
“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你。”
这种直白的政治逻辑和伦理判断，在古今中外皆无不同。面对族群的生存，历史上的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杀戮和战争。即使是看似正义的复仇，能够用到的手段，仍然是杀戮。这在历史上有许多真实的记载：如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接到命令，不许同德国人交谈；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德国人都是野兽；有美国学者宣称，成千上万的德国俘虏因遭受残酷对待而死亡[6]。二战期间，在乌克兰北部的沃伦地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因战争和种族矛盾展开了残酷的无差别大屠杀，这点被艺术性地反映在电影《沃伦》中。因此，这个记忆的伦理问题显然无解。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他们早就忘却了历史，沉浸在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生活便利和某种安逸的精神沉沦中，若不是前南斯拉夫的一声炮响，石黑一雄也不会从和平的幻影中惊醒。但这种忘却显然也要付出代价：作为一个缺失了记忆的个体，他可能只是丧失了清醒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如果作为一个族群，忘却了自身的历史就等同于模糊了族群的身份定位。假如是“选择性忘却”呢？就如同日本对于二战的态度——那就相当于埃克索后来总结的：就算屠杀了这一个村庄的人，但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撒克逊人，他们仍会记得这场屠杀，并且忘却和掩盖只会强化这些仇恨。事实也证明，就算日本忘却了这段历史，无数中国人还记得，并且将持续不断地仇恨下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文要守护魔龙——如果记起历史，就意味着重回杀戮的年代，那么有些人宁愿选择让所有人都忘却一切来维护“持久”的和平。
这种虚假的和平，以及这种虚假的忘却，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戳破的、漂浮在半空的气球。那些坚信和平的人们，也会因为某天在梦中记起了历史的某个片段而惊醒痛哭——信仰之所以不会崩塌，完全在于没有触及到生存的真相。一旦文学作品触及到这一点，就必然带有一种伦理无解的疼痛。不仅是伦理无解，甚至宗教也可能解决不了。《被掩埋的巨人》中提到一群僧侣，他们住在那个曾经是人类屠宰场的寺庙中，见证了这段血腥历史。他们想要赎罪，用自身血肉来献祭，同时暗中喂养魔龙，用忘却来疗愈人们的伤痛。这群僧侣暗示了宗教的本质：以忘却仇恨来抚慰内心的绝望。在《誓鸟》中，张悦然显得更为激进：她笔下的另一个主人公淙淙，在儿时笃信上帝和天使，然而在逃难路上被强暴、与父亲走散之后，她遇见了牧师父亲口中的“天使”——一群背上有白色翅膀的会飞的士兵，他们从天而降，杀死了她的父亲。所有的信仰就此坍塌，淙淙甚至选择了在洗礼的当天从教堂窗户跳下自杀。宗教代表的忘却，与世俗的仇恨是不兼容的，所以淙淙一定要死——一个执着于世俗爱恨的人，不会让宗教剥夺她最后的记忆，因为那将意味着某种背叛。
最为震撼的，也许还不是这些宗教的假面与残忍的忘却。《被掩埋的巨人》中有这样一段：神父曾问比特丽丝，她的小便里有没有血；而她觉得比起船夫的问题来，这些问题显得太容易了——船夫问的是相爱的两个人最珍贵的共同记忆。这也是一个隐喻：记住鲜血比记住爱更容易，身体的创伤比起灵魂的缺失，根本算不得什么。当人们成为失去记忆的孤魂野鬼，彻底被异化，失去独立思考的精神本质时，只有爱能够让他们找回彼此。就像《誓鸟》中，最后救赎众人的，也是爱。春迟爱着骆驼，钟潜、宵行和淙淙爱着春迟，婳婳爱着宵行——极端而扭曲的、宗教般的爱情背后，是一种对于灵魂力量的渴望。也许作者也想知道，人类愛的极限在哪里，现实中的人们越是短视和滥情，她笔下的爱就越执着、越坚韧。 作为一个寓言，大概到这儿就够了。已经足够深刻、足够淋漓、足够恐怖，也足够温暖。无论是对于历史的伦理、忘却的悲伤、细腻的情爱和决绝的受难，两位作家都描写得深刻入骨，也体现出思想内涵上惊人的一致性。这是难得的巧合，但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基本的责任。描写个人生存的困境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难，而石黑一雄与张悦然仍然感觉不够，仍然把自己往绝境逼了一步，鼓起勇气对这种历史上无解的问题进行某种深入探讨。这种绝境，比个人的困境更难以评判、难以阐述，因为它是属于被意识形态遮蔽的那一部分。从某方面来说，这种关于民族、历史、战争的宏大叙事，通常都会臣服于某种集体意识和现实需求，并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性。正如忘却过去多半是一种“选择性遗忘”，记住过去也是选择性记忆：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并以此来获得某种身份认同。因此也有人说，日本人多数会承认侵略的事实，但也无法接受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是“犬死”的结论[7]。文学作品中所要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深刻矛盾：在宏大叙事和政治正确的双重压力下，要如何深入这种写作的“绝境”，如何把个人的困境与历史的困境结合起来，如何找到被历史和主流意识形态屏蔽的那一部分摇摆领域。
因此，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一定会涉及到这个领域。《誓鸟》中就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描写：荷兰人将无辜的华人女孩绑在树上施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人，士兵挑开孩子的喉咙；土著射杀荷兰人；葡萄牙人强占当地“圣水”；国家、部落之间互相争斗；海盗抢劫华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是无辜的，所有人的手上都沾有鲜血。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堪的人间地狱中，华人几乎是任人宰割、地位最低下的“劣等”民族，而在我们通常的历史描述中，郑和下西洋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包括后来华人与东南亚国家的往来，被视为是一种国家繁荣昌盛、东南亚和平的标志。
其中的各种辛酸隐喻，不言自明。假如我们真的去深入历史的每一个细微角落，会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小说中的还要残忍，而这些残忍，正是当下的人们选择忽略的，同样也是被历史忽略的。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历史的在场意味着历史能够永远征服记忆：也就是说大写的历史吞噬了“各种小写的历史”[8]。我们每个人都处于“在场的历史”中，所看见的除了自身经历之外的历史，构成了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也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记忆有时也并不可靠，它面对着被宏大叙事改写的危机。从某方面来说，绝对“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把握的悖论。那些散落在海里的记忆贝壳，也许终究只会被人遗忘。
三
那么，既然记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把握的，我们就必须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关于真与假的现代性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找回记忆，还要辩证地去看待那些记忆中被小心篡改的部分。鲍曼曾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到这种历史记忆的自我清洁现象，他认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同时，人们在自我疗愈的过程中篡改了这种记忆，通过研究学科的分流、主流媒体的辅助传播，把它变成一个天天出现在我们记忆中的“符号”，反而使人们不再去深究这个问题的本质了。[9]
这一点与“文革”后人们对此的反应类似。除了显而易见的“伤痕”之外，现如今几乎没有人去探究罪恶的实质；“文革”更多地作为影视、文学中的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符号出现在年轻一代的视野中。但在年轻人被赋予的记忆中，“文革”的形象与亲历者的体验相差甚远，也难怪前几年会出现大学生穿着红卫兵的服装拍照的事件。这种记忆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教育，并不是真正有责任感的反省。某种程度上说，“文革”作为一种记忆，仍然是今日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曾说过，一切世俗政治都是对神学的模拟。在已经“祛魅”的现代社会——乃至对历史和真实都不感兴趣的“后现代”社会，却又恰恰出现了这种人类扮演神的角色的悲剧，这也许能为人们带来一点伤感的启示。其实“神”并不能解决个人精神的悲剧，如石黑一雄和张悦然在作品中揭示的那样，神可以疗愈人的内心，但这种疗愈的手段是通过忘却记忆——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虚假的世界中。张悦然塑造了春迟这个角色，其实是让她成为某种象征：因为长年寻找贝壳中的记忆，她的记忆已经被填满，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记忆。于是她就成了神，成了那个“天底下最富有的女人”。真正的神，必然看清了人类所有的罪恶，但即使是神，也许也是有着承受极限的——反倒是人，才能够为了内心的安宁而选择性遗忘。这是人类的原罪，也是人类的天赋。
因此，我们也许不必计较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因为我们并不是神，也不需要扮演神的角色。正如现代主义小说所揭示的那样：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所以真实才显得更可贵。就像《等待戈多》里那个完全被悬置的、人类的生存空间，它是假的，是人的精神与这个物质世界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人的希望是真的，所以就更加可贵。当有一天我们都不愿意等下去了，那才是无处可去的绝境。石黑一雄的寓言，或者张悦然那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无非也是揭示了这个有点残忍的真相：历史总是在轮回，仇恨和杀戮不会停止。但假如失去了希望，不继续找下去，不继续如精卫填海一般叩问历史，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记忆的深处是爱，死亡的彼岸是希望呢？春迟找不到骆驼的爱，但一定能找到那个救她的少年的深情；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尽管有过背叛和怀疑，但最终是爱让他们愿意追随彼此直到死亡。
石黑一雄曾说过，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去思考“什么是灵魂”——用一种非宗教的方式。至此，他又将现代性一把推开，忘却了那些叙事理论和虚构技巧，像一个虔诚的、坦率的孩子，垫着凳子、踮着脚去抓天上的星星。他深感自己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同时也为自己造出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中，有沉默的僧侣，有折磨兔子的老妇，有被魔鬼袭击的孩子，有神秘的、头发花白的武士，有残忍的机关和陷阱，有复仇的美人，处处都透出一种隐秘的黑暗。从黑暗中缓慢迸发出来的，是一种悲悯，以及对灵魂的善意探索。他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写作初衷，从这些精神的曲折旅程中，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尽管最后一切都没有答案——包括找回记忆到底会导致恨还是重温爱，到底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到底人类需不需要救赎，到底什么是灵魂，他都没有答案。这种作为人的局限让石黑一雄一下子又成了现实主义者，不仅他笔下的梦境是现实的投射，他心心念念想要批判和改变的，亦是现实。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性，在石黑一雄这里找到了奇妙的重合点。也许到头来，所有优秀的写作者都会成为一个抓星星的孩子，那种向着理想仰望的姿态，是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张悦然也紧随其脚步，用偏执而受虐的爱情来拷问人类的灵魂，最终找到人类精神的理想栖居之所。
这两部作品对于记忆和历史的观点是如此吻合，并且最终将焦点汇聚于“爱”——这也许证实了诺贝尔文学奖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它并不是要评选出“最好的”那部作品，而是将这个奖，授予那些一直在与自我斗争、挑战写作极限、有着批判姿态的独立思考者。张悦然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同样拥有了这种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颇为难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中——一种是关于战争与记忆的辩证思考；一种是从个人情爱出发，揭示人类那困惑的精神真相——最终都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同一种追寻：
唯一能拯救人类的，只有愛。
注释：
[1]2017年10月4日诺奖颁奖前，谢有顺在微信公众号“谢有顺说小说”中，发表了《谈谈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一文，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包括四个方面：要有批判精神、重视乡土叙事、坚持现代的艺术探索、形成自己的创作理论。
[2]毕飞宇：《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选自《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
[3][英]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周小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对原文的引用，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书。
[4]陈婷婷：《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原文载于日本《日经新闻》），《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1期。
[5]张悦然：《誓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对原文的引用，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书。
[6][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513页。
[7]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8][美]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理解》，《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9][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