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因此，辛亥年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不可或缺，如果缺了，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道风景就是殉节。王朝消亡，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这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挺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如果按后来大批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近300年，绝对深仁厚泽。但是很奇怪，这个王朝消亡，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
　　
　　半途而废和十分可疑的汉官殉节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回民那年月是算汉人的。做到按察使位置，挺不容易。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他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
　　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革命党忘了这个地方，一个也不来，臬司老爷也就没了自杀的借口。其实，臬司老爷若真的要自杀，一进大堂拿手枪冲自己脑袋开枪就是，非得等革命党来，说明心里开始就有点怯。等死的功夫一长，再有决心的人也会动摇。
　　这时，大老婆在后堂，只听老公吩咐不许走，不明就里，时间一长，耐不住，遂率领众小妾来大堂探看。见老公全身披挂，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傻坐在椅子上，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众婆娘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拥了出去。边走，老爷还嘀咕，怎么乱党不来呢？臬司老爷回家换上便服，带上家小和细软，溜出了城。清末历史上惟一可能的汉官殉节事迹，就这样半途而废。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缺憾。众所周知，这些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
　　事迹的当事人姓胡名国瑞，以举人大挑，到云南做官。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官职，滞留云南未归。《清史稿》让他发表了一番无人殉节的愤慨，然后跳井自杀，被人发现时，他的背上有遗书，言：“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但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他究竟是怎样把字写到自家背上的。
　　一个个守土有责的大员，能溜的都溜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跳井自杀。这样的“先进”事迹，从来都比较可疑。就算他真的是为清殉节，其实也挽回不了众多不肯死节的清政府官员的脸面。毕竟，所有的人，包括《清史稿》的总撰赵尔巽，也都没动过死的念头。在王朝的最后时刻，小皇帝和隆裕太后身边，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王朝末世，悲凉莫过如此。
　　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宣传，多少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抵抗一场接受西方制度的革命，多少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的就少，又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
　　
　　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很多，各个层次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而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八旗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比当地新军还好。但是，革命发生后，各地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帅，常川驻扎1600余兵力。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副都统海龄帅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39人毙命，130人受伤，外加3人失踪的损失。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225人，受伤226人，失踪48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随后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什么有光彩的表现。到了辛亥革命，京口驻防的八旗，已拖家带口膨胀到近万人，据说多为蒙人，能拿枪的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营一样，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想有点作为，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察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大批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相当重视，准备一场恶战。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只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没等新军起义，这边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旗兵一致同意缴械。看到自己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奈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咬咬牙，提出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
　　这边绅商悉数答应，然后，这位副都统回到内室，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
　　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恩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民国办得没什么起色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