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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喜欢谈起她在苏塞克斯和剑桥求学时如何迷恋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而她的先生潘石屹则信奉道教，自称是个“封建的”甘肃农村娃。他们在电视或杂志上出现时，常会穿着别致的“上海滩”式的时装：潘戴着黑边工艺眼镜，穿着丝质织锦外套；张额头上的一缕青丝染成淡金色，无袖亚麻小马甲，中式竖领，蝶形纽扣。他们看起来像是艺术品交易商或者电影制片人。实际上，他们的生意是盖公寓、写字楼、购物中心。这一年，三十九岁的张和四十二岁的潘是北京SOHO中国公司的联席CEO，也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二○○四年一个寒冷的春日，潘石屹和张欣为他们新近的项目建外SOHO开盘举办了一场大型庆祝活动。这十二幢简明主义风格的白色高楼，排列成一组侧身方阵集中在北京最主要的街道—长安街的黄金地段。
数百位社交精英冒着细雨而来：商人、政府官员、建筑师、出版商、艺术家、时尚杂志编辑、演艺人士。此时，突降暴雨，在露天参加剪彩仪式的人们纷纷在雨中奔跑，找避雨的地方，把笔挺的装扮和时髦的发型全搞乱了。接下来的正式晚宴设在一个能招待五百人的巨大白色帐篷里，中央临时搭建了走秀舞台；来宾当中，有的人禁不住夜晚的风寒，忍不住瑟瑟发抖。然而，当配戴着BULGARI珠宝、身穿VALENTINO时装的模特们迈着猫步翩然而至，整个场面顿时光彩四射。随后，一对来自南美的专业舞者表演了探戈。晚会的两位主人分别周旋在整个场地，招待客人。其中只有一次，他们一起上台。穿着黑色PRADA西装的潘石屹用中文感谢客人的光临。而身穿中式绣黄龙天蓝色丝织晚装的张欣，则用英文向海外来宾殷勤道谢。
这个似曾相识的夜晚，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在长城脚下为一个名叫“建筑师走廊”的项目落成而举行的庆祝会。那是潘和张钟爱的一个项目，由十二座非常精彩的房子构成，全部出自亚洲顶级建筑师之手。其中由阪茂设计的一座，用竹子压成的材料建成。另一座由曾留学加州的北京建筑师张永和设计，全部用土夯成。这十二座房子每一幢都标价百万美元，即使对于北京的新贵，买这么一个周末度假屋，也是太昂贵了，因为它只是更多地实现了设计师的艺术追求，而不代表奢侈的生活方式。此后，这个项目改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
它作为一个会议中心和旅游场所备受欢迎，部分原因是推广做得好。
与此相比，建外SOHO的规模要大很多：全部完工时，将有二十幢高楼和四幢别墅，共约七十万平方米，预计销售额达十二亿美元。每平方米约二千美元的均价在当时虽然很高，却仍在目标客户支付能力之内—他们已被这些楼的风格深深吸引，水泥、钢铁和玻璃组成的外部造型与内部的木质精装修使它显得非常现代。开盘庆典之前，这片楼已经售出百分之八十。
庆典晚会并非潘张伉俪为此项目举办的唯一推广活动。那天下午，在建外SOHO一幢楼里的某个会议厅，他们主持了一个名为“建筑师对话：中国与世界”的论坛。除了设计建外SOHO的日本建筑师山本理显，当天最吸引眼球的演讲者便是帕特里克.舒马赫—出生巴格达的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伙伴。哈迪德当时正在设计潘和张的另一个项目，它是东南四环的一个高档住宅社区。会厅挤满了人，舒马赫用计算机演示，张欣站在一旁为他翻译。墙上的屏幕上，一串色彩介于金银之间的建筑闪闪发光。有人说，哈迪德的设计看上去像“一群鱼”。
说起潘石屹和张欣，人们也许会联想到“一对龟”。在中国，像张欣这样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被称为“海龟”—即“海归”的谐音，表示“从海外归来的人”。随 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市场，“海龟”也越来越多。（一位海龟曾对我说：“全球化意味着回家去吧。”）与此相对，像潘石屹那样的人则被称为“土鳖”，即本地龟。海龟的价值在于其国际视野，而土鳖明白如何把当地的事情搞定。潘和张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土鳖—海龟”组合。但从他们的经验来看，这两者的结合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近二十年来，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在任意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转悠，你随处可见起重机、脚手架、钢筋、老房子的残骸、尚未完工的新建筑。但直接制造了这一片喧嚣的人，却大多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事出有因。开发商被看作中国的“强盗贵族”（RobberBarons），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个利用向资本主义转型期的混乱局面，通过拉关系、行贿和欺诈等手段捞取好处的群体。
倘若你在某个饭局上提起开发商这个话题，马上就会有人给你讲一个豆腐渣工程的故事，某楼房建成才两年就开始出现裂缝，要不就说到某地强制拆迁，整个社区居民都被官员和开发商之间的内幕交易坑害。有个叫《冬至》的电视连续剧，就反映了这种流行看法。这个故事描述了中国中部一个风景如画的旧城，如何在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冲击下毁于一旦，一个强盗般的建筑公司，贪得无厌的老板们，不择手段的掠夺者，以及他们雇佣的杀手暴徒。一位在北京经营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在我看过的所有电视剧里，这一部最接近当代现实—尽管它表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潘石屹曾说，他希望改变自己这个行当的形象。不过，他当然见过这一行最糟糕的情况。
潘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开发商。他出生在荒凉干旱的甘肃省一个贫穷的村子，在饥饿和政治不幸的阴影中长大：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身有残疾，家里几个孩子经常吃不饱肚子。在北京附近的廊坊念完大学，他被分配到当时的石油部，成为石油管道局四万多个坐办公室的职员中的一个，那就算了不得的成就了。然而，他渐渐明白，这个工作没有前途。
“我辞了职，因为那是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时代，”潘回忆道。当时我们正坐在SOHO现代城他那间宽大但装饰极简的办公室里。这是他在北京东部建起来的一片高楼区。从落地窗正好可以鸟瞰车水马龙、交通拥堵的长安街，那景象与室内的鸦雀无声和井然有序形成强烈对比。他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没有一片纸；助手和秘书们也都打发出去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胡耀邦穿西装打领带，对人们影响极大，”潘继续说，“在那种气氛下，我开始感觉到，我那办公室的工作是多余的，没用的。” 一九八七年，潘石屹辞了职，卖掉身边所有家当，搭上火车南下去了深圳。当时，深圳刚被划为经济特区，可以不受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常规约束，而潘的一位大学老师不久前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公司。但是等潘找到那个老师，他办的公司已经破产了。潘在一家咨询公司找了个工作，专门帮助对岸的香港工厂搬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来。接下来的两年过得十分郁闷：他讨厌炎热潮湿的气候，又听不懂广东话，还经常要加班加点。这一切令他感到压抑。所有人都劝他打道回府，回去吃石油部管道局的公家饭。只有一个在国外工作过的朋友对他说：“计划经济注定灭亡。坚持住。哪怕要饭，也不要走回头路！”
一九八九年，潘石屹进一步南下，到了海南这个落后的省—此地刚刚获得“特区”身份。“当时那地方又脏又臭，乱哄哄的，连电都没有，”潘回忆说。刚到不久的一天，他住在海边一个发霉的小旅馆，睡在潮乎乎的枕头上，早上起床后和一位朋友出去散步，发现当地人把海滩当成了厕所。“一个男的蹲在那边拉屎，这边就跑来一个人向我们兜售手表。他卷起袖子，胳膊上挂着一排各种各样的表。我的朋友挑了一块，可是那个卖表的人却说，“不卖给你。”我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卖？”那个卖表人说，“因为你的钱包已经被偷了。”我们转过身，偷钱包的小偷就在那边，蹲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去追，他就跑。他是当地人，比我们跑得快多了。我们跑得喘不过气来停下来，他也停下来，而且还又蹲了下来！这就是我在海南的第一次经历。”
过了一段时间，潘石屹当上了一家砖厂的厂长，还有了一辆自己的吉普车，觉得开心多了。可是，一场台风袭来，很多厂家受损倒闭，又一批人离开了海南。潘石屹决定留下坚持。终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进行了他那次著 名的“南巡”，号召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央政府为发展海南，给了更多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了当时全国管制最少的一块自由经济区。潘石屹和他在南方认识的另外五个年轻人—都是上过大学的北方人—决定一起成立自己的公司，就叫“万通集团”。他们想在房地产业碰碰运气，但他们需要启动资金。
万通的创始人之一冯仑，曾经是国务院一个研究机构的副主任，在北京和海南的政府中都认识人。于是，六个人一起去游说一家来自北京的国有企业。这家企业的老总被他们的商业计划打动了，同意借给他们五百万元，条件是他们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并把将来所获利润的一半分给他。他们拿这笔钱以每平方米三千元的价格（当时合三百五十美元左右）买了八幢别墅。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来买。一天又一天，这些年轻的投机商坐在他们满桌灰尘的破办公室里，抓着脑袋苦思走出困境的办法。
“我们祈祷，不停地祈祷，盼望出现转机。”潘说。到了第三个月，终于有买主上门了。潘把价格定在每平方米四千一百元，他赢得了第一位客户：一位来自山西的企业家。第二位买主来自内蒙古，潘马上把价格涨到了每平方米四千二百元。很快，他就把别墅卖到了两倍于原来的价格。
正是这样一群翻炒房地产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创造了海南的致富神话。当今的许多“资本家”就这样产生了，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烂熟于心的中国学者，便把这个过程叫作“原始积累”。
现在已是万通集团董事长的冯仑，把海南的那段时期比作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同样是政府监管无力，法规模糊，做着发财梦的人们蜂拥而至。“当时那里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冯仑对我说。我们正对坐在北京一家豪华酒店的雪茄室里。他身材瘦长，气质温和，戴着方框眼镜，日渐稀少的头发精心梳理过，看上去更像个学者，而不是商业大腕。“比如，发生了一个纠纷，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在那里，你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你的肚子，然后你会被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有时候，有人就这么消失了—被杀掉了。政府盖章全是假的。但那是个非常快乐的时期。因为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无法无天，毫无限制，也完全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冯仑讲起了当年趣事：一些从北京来的保守的干部们被带到海南夜总会—其实是妓院—那里有“小姐”侍候他们，很快，他们从开始的浑身不自在，到后来彻底堕落放纵。“如果当地接待你的人邀请你去夜总会，你不可以拒绝，”他告诉我，“因为那是人们谈事的地方。如果你说‘我很纯洁’，那好，你就什么事都谈不成。”曾经在国务院工作过的冯仑，也颇费了一些时间，才适应了这种没有秩序也没有安全感的环境。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生活非常自由，非常疯狂，而你非常享受这一切。那样的经历会改变你的世界观，你的是非观念。”
冯仑说他接受的教育“是完全正统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他十五岁加入共青团，二十岁入党，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生干部。“可是，最后，叭！我完全变了。”
“变成坏人了？”我追问。“坏人”是个调侃的说法，指那些违法乱纪的海南冒险者。有一次，我曾听见冯形容自己是“坏人中的好人，好人中的坏人”。
他笑了起来。“不，我认为我是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潘石屹谈起海南经历的时候，他总是强调商业的一面，并且借用硅谷的网络创业时代来比喻：“你参与的事情就是抬高市场价格，每个人都在投资。你要控制好一个角度，确定及时出手。不进入一个正在上涨的市场是愚蠢的。但聪明的人并不总是随波逐流。能涨就涨，但当其他人都在涨的时候，只要你觉得是时候了，就赶紧退出。”有一次，在当地规划局，潘注意到了两组资料。第一，海南的暂住者比常住居民多得多。第二，按人均算，海南尽管是个穷岛，建设速度却是北京的七倍。由此，他认定，这说明房子盖得太多了。退出的时候到了。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前不久，潘从公司的账上借了五万元，离开海南，向北京出发了。
张欣的祖上是很早就在缅甸定居的中国商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整个东南亚掀起一股反华潮，张欣的父母便决定回归故土。他们在北京结了婚，两人都分配到外文局做翻译。然而，文化大革命毁了他们：两人分别加入了相互对立的派系，张欣回忆说，自此两人便开始发生激烈的争斗。夫妇俩于一九七○年分居，当时张欣只有五岁。随后不久，母亲便把她带到河南乡下的干校。 张欣的童年是艰辛的。她的母亲是一位脾气急躁的工作狂，只要觉得带着女儿不方便，就把张欣寄放在某个亲戚或朋友家。张欣小学就转过七八次学。一九七二年她们母女回到北京，但生活仍然艰难。她回忆那时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睡在办公桌上。每天晚上，我们把字典铺在桌上，就躺在字典上面过夜。”跟大多数中国小孩不同，张欣能够自如地跟外国人打交道。那时外文局有很多外国人，那里放映说着各种“叽里咕噜的外语”的电影。“我对语言天生敏感，”张说，“我跟潘石屹不一样。他生长在一个单一的语言环境下。如果碰到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带一丁点儿口音，他就会认为人家说的是外国话。”一九八○年，十四岁的张欣跟着母亲来到香港，她们蜗居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几乎身无分文。有一阵子，她们都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张欣在一 家电子加工厂找到一个流水在线的工作。
“那些楼好高大，”她做了个鬼脸，“每栋楼有二十多层，里面有几百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都是一家小工厂。工人们在这里毫无归属感，他们不停地换工作—也许只是换到对面那个房间的工厂—只为了能涨一点点工资。”竞争非常激烈，但总是低层次的竞争；只要手快就行。张欣渴望能当个文员，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上班。
两年后，张欣十六岁，在一家仓库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读夜校的时候，爱上了数学老师，有一阵子，她觉得很满足。但是，一九八四年，一位儿时的伙伴到香港来访，“他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张回忆。这个小伙子会说英语，还念了大学。“天哪，你在这里的生活太糟了，”他对张欣说，你应该去美国。”
结果她去了英国。在剑桥的一家秘书学校学了两年英文后，她于一九八七年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进入苏塞克斯大学上学。苏塞克斯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云集之处，在张欣看来，校园里充满了理想主义者和行为古怪的人。她记得有个同班男生，从不洗他那一头长发。（“就像脑袋上顶着一朵发亮的蘑菇。”）不过，最让她着迷的还是那些左派教授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他们对共产主义怀着完全浪漫的理解，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探索和我们完全不同。”
此时，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已经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张欣却愿意站在浪漫的欧洲人一边。
“中国人一边没完没了地议论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一边却想着怎么把他们那“八大件”带回国，”她说（所谓“八大件”是指家用电器，如电视、录音机、洗衣机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稀有。）“可我已经经历过香港流水线的生活了。共产主义对我来说很复杂。”
张欣的论文是关于中国的私有化。“我当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告诉我，“我论文里写的都是关于私有化可能造成的问题。”一九九一年，张欣从苏塞克斯毕业了，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她在剑桥遇到的其他中国学生，是一群满怀雄心壮志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曾参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只要他们聚在一起，便会不停歇地讨论中国的未来。而张欣也非常确定，她自己的未来也在祖国。
就在她快要读完硕士的时候，巴林银行到剑桥来招聘，其香港分公司需要分析中国私有化的雇员。因为张正好写了这么一篇论文，所以立刻就被选中了。她觉得，到香港去将是回到中国的第一步。她不知道，她去的那个巴林银行的部门就要被高盛收购了。于是，一九九三年，她发现自己身在华尔街。
张欣开始成为华尔街年轻的分析师之际，潘石屹正在北京开始新的商业冒险。有一天，他和当地官员共进午餐的时候，听说市政府刚刚发了一个文件，允许试着搞股份制公司。他立即着手做了大量准备。他找了万通的伙伴在北京所拥有的一切官方关系，寻求他们的支持。他游说了好几家国营企业，让他们做新股份制公司的共同发起人。终于，六个月以后，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了。各合作方决定投入八亿元，作为公司的资本金。汉语中，“八”的发音听起来像“发”。
但这些钱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兑现。按照新规定，公司可以有两个月的时间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潘石屹在一份中国财经报纸上做了整版的广告，引起了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的注意，这位副主席转而提请其他一些官员注意此事。潘石屹接到命令，要他前去接受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联合听证。
面对满满一屋子的官员，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万通的广告，潘石屹记得自己当时紧张得满头是汗：他会不会被发现违反了什么规定？“年轻人，别紧张。”一个官员开口说道，然后问起了万通发给新股东的股票是什么样子。潘石屹告诉这位官员，公司在股票上印上了体改委的所有相关规定。
这位官员赞许地点了点头：北京人做事凭规矩，比海南那些人强多了。他掏出一张在海南印的股票：“看看，这只是他们在街上买来的一张发票！”原来，准许试验股份制公司的政策一宣布，全国各地马上便掀起了一轮热潮。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公司法，政府只能随着试验的进程不断出台新的相关法规。举行听证，就是为了找到正确的方向。
直到今天潘石屹都记得，那天从听证会出来，出租车里恰好在播放一首歌：“像风，像雾，像雨。”他说这首歌传达的那种阴晴不定的气氛恰好和他当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他完全摸不透北京的市场游戏规则。但他也不打算退缩。
公司的下一个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位于北京中心地带，是一个集写字楼和商业一体的大型项目。潘石屹把这个项目的成功，归结于广告，在当时的中国广告还是个新鲜事物。万通花了一千万元做市场推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足以在主要的媒体上打大幅 广告，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的《文汇报》，香港的《大公报》。万通新世界的房价猛升至每平方米六千美元，这在北京前所未有。施工刚刚开始，所有的单元已经都卖光了。最后，公司收回了的资金是投资三倍多。
张欣在华尔街工作的收入也不错—六位数的工资，外加各种补贴和福利—但是她不喜欢那个地方的风气。“在华尔街，所有的价值观都好像是颠倒的，”她说，“人们言语粗鲁，待人恶劣，嫌贫爱富。为了得到晋升，他们不择手段。谁的钱赚得最多，谁就是英雄，每个人都在跟别人斗。”这让她想起了香港的流水线。“不同之处在于，在香港，竞争把人都变成了目光短浅的老鼠，而在华尔街，竞争把人都变成了虎狼。” “还有公司办的叫作off-sites的集体休假，”她对我说，“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洗脑和模仿思维，就像共产党办的学习班一样。”在这种集体休假当中，公司会带员工们及其家属飞到某个漂亮的地方去，比如巴黎和伦敦，大家在那里一起吃喝、购物，谈话中充满互相攀比，比如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孩子上什么学校。结果太太们就会要求她们的丈夫赚更多的钱。
张欣常常出差。“我的行李箱不离手，平均每周要去三个城市，一年到头东奔西跑，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她回忆，“我个人的判断力根本派不上用场。这工作跟我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完全不沾边。实际上，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是在浪费人才。”
一九九四年，她离开高盛，转到“旅行者集团”去做投资银行家，这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但依然要经常出差。她渴望回到中国。此时，一位在剑桥时的同学建议她考察一家叫作“万通”的中国公司，说是这公司“有意思”。
于是，在一次飞往中国的飞机上，疲劳、厌倦的张欣就拿出同学发给她的材料看起来。那是万通公司的使命宣传册，标题像个宣言：“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接下去的整个文本都是同样慷慨激昂的风格。“我一下子激动极了！”她回忆道，“这些年轻知识分子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他们对建筑企业怀抱的那种宏大抱负—一剎那间，我觉得找到了与我的浪漫情怀一脉相通的同道者。”那是一九九四年五月。她坐的飞机一降落到北京机场，她就与万通的几位创始人安排了见面。
潘石屹和张欣认识四天后，他就向她求婚。“他对机会非常敏感。”张说，满面含笑。
不过，从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就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商业上的伙伴。潘石屹对吸引国外资本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张欣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她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她觉得万通的一切，包括它那种糊里糊涂、拉得太长的商业模式，都很可爱。当她被带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她惊呆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那么大的一个露天大坑。”她说。
“巨大的坑！突然，一种感觉奔涌进我的血脉：中国，一片多么辽阔的土地，真是太宏伟了。随后，我跟万通那帮人一起去了长江三峡。他们在船上开董事会，我就在吃饭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和华尔街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张欣嫁给了潘石屹。一年后，潘石屹决定离开万通，而张欣已离开华尔街。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取名“红石”。二○○二年，公司改名SOHO中国。“冯仑一定挺恨我的。”听说我已与这位万通董事长见过面了，张欣这样告诉我。
“因为你就是那个拆散了披头士乐队的大野洋子？”张欣笑了，那正是她的意思。不过，潘石屹的老伙伴们个个都干得红红火火。在北京最繁忙的一个路口处，潘石屹和冯仑各自在两块巨型广告牌上微笑，他们的画像相距不过五十米。
“东西邂逅”“土洋结合”，这是北京媒体宣传潘、张这对搭档时爱用的词汇。现实中，海龟和土鳖很快就爆发了冲突。蜜月旅行期间，在去大堡礁的路上，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潘对他的新娘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生气：她对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太无知、太冷漠了！从张欣的角度，对潘如此缺乏理想主义也感到震惊。一起在自己的公司共同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现在说，一九九六和一九九七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在华尔街，张也许感到自己像个外人，但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人们又认为她西化得实际上像个外国人。她希望定期举行员工会议，会上每个人都应被告知公司的问题，并能够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她坚持认为民主是管理和解决问题之道。但潘从自己的经历中却悟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才能管好一个公司：什么问题、解释、不同意见，统统不需要。“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一个公司却需要专制，要不然就会乱了套。”他告诉员工。
张欣和自万通时便跟随丈夫的老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很脆弱。这些人用怀疑和嫉妒的眼光看待潘的“外国老婆”，而张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她对质量和细节的追求。每次当她否定了她的员工做的什么事情—一开始，她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没达到标准”—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是需要一种“凑合”的思维。渐渐地，张欣开始怀疑起自己在工作场所推行的民主试验—它似乎导致人们只说不做。她还发现，一旦等级观念淡薄了，就很难指挥得动。她开始感到挫败。
对北京人而言，潘石屹和张欣的名字与一个集公寓和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项目联在一起：SOHO现代城。
这是红石的第一个大项目，当时看起来前途可不那么好。这片土地原本属于一家大型酒厂，老远就能闻到臭气。一个下雨天，他们俩一起去看现场，张欣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泥地，捂着鼻子，她觉得这个地方太让人难受了，不能盖房子。
潘石屹的想法却不同。这块地处于快速发展的朝阳区的主干道上，附近便是外国使馆区、国际酒店、购物中心。过去，北京一直是沿着南北中轴线发展，但最近的趋势表明，北京将向东面快速扩张；新的地铁线和高速公路两年内开通；附近运河的污水处理工作也在计划之中，规划限制也没有市中心那么严格，因此建高楼的可能性很大。潘还打赌政策上会有突破：当时政策还不允许个人房贷，但他预计不出几年，政府就会允许这样做，那时项目正好建好。允许个人银行贷款意味着更多的人能买得起高档公寓。一句话，直觉告诉他，天时和地利，房地产生意最重要的这两大因素，他们都占全了。
当时，大多数中国开发商都在追求快速致富，一个项目，一块砖还没砌，就已经转手买卖多次。张欣对此不屑一顾，她要走国际路线：她要吸引大号外国投资者，建造宏大的建筑，像香港的太古广场。潘对此颇感怀疑：他认为那要涉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时间太长。但他还是听从了张欣，他相信妻子在筹集国外资金方面的专业水平。于是张欣开始行动，她拒绝了小投资商，以便把精力集中到争取大支持者上。经过近两年的谈判，GIC，一家由新加坡政府控制，管理着新加坡外汇储备的公司，最终同意为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交易被搁置。潘石屹大发雷霆，告诉张欣，如果当初跟小投资商合作，房子早就盖好了。“你和你那些华尔街战略！”他咆哮道，“全都是纸上谈兵！”张欣收拾好衣箱，飞到西方去见她的老朋友们。潘石屹则跑到日本，让自己冷静一下。两人都认为他们的婚姻完了。
在英国，张欣住在一位朋友的乡下房子里。尽管这地方清幽秀丽—有树木、马匹和池塘—她的内心却不能平静，西方的生活也不再吸引她。她明白，如果现在不回中国，她就永远也不回去了。而她如果还要和潘石屹在一起，他们就必须找到共同工作的其他方式。
她给他打了电话，他们谈了很久。她主动提出：“我辞职，你自己干。”而且，她说，她想要个孩子。张说，这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理性的”决定。“这就好像我从背后狠狠地推了自己一把。”她回到北京，很快就怀了孕，那是她的第一个儿子，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潘掌握了公司的全部权力。通过和小投资商合作，他签下了一个楼盘又一个楼盘。同时，这对夫妇委托张永和在北京郊外为他们建一座乡村住宅。张永和后来还设计了长城脚下的公社中的土宅。
张欣在城里和郊区工地之间往来穿梭，监督房子的进展，与张永和定期见面、谈话。对他而言，建筑是家族事业；他的父亲曾经设计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但这位儿子却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他博采众长，非常前卫，特别强调建筑中的文化意蕴。他们之间的交谈激发了张欣对建筑的兴趣，她看了大量的建筑书籍。
“就像上了一门研讨课，”张欣这样形容她与张永和的谈话。那幢房子让她惊喜不已，她和潘决定把它叫作“山语间”：高高的钢柱，石墙，大窗户—又大又深，却洒满阳光。这将是一家人度周末的地方。同时，张永和也启发了她对建筑的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她回忆起在香港、欧洲和美国见过的所有建筑；香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是一个尤其有用的参照物：在那个超级现代的城市风景线背后，每一寸空间都经过仔细计算。这在北京也可以做到吗？
潘石屹是个精明实在的商人，不可能不充分发挥张欣的作用。因此，在SOHO现代城开工之前，他做了一个分工：他负责财务（包括合同谈判、筹资、销售、政府公关），而她来做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决定。这一次，张欣证明自己在这份工作上如鱼得水。“她感性，浪漫，但也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张欣的一位海龟朋友洪晃（洪是北京好几本时尚杂志的出版商）说，“这个组合很厉害。”
做SOHO现代城的时候，张欣挑选了一些年轻的中国设计师，鼓励他们大胆一些。这就形成了最终让这个项目一举成名的许多特色。比如，这些公寓设计得客厅大，卧室小，没阳台—与北京传统的居室反其道而行。落地窗顶天立地，保守的人们认为这是不安全的。
再配上内部的精装修，而不用通常的“白盒子”似的粗坯房。在色彩上，每一座楼的外观都摒弃了传统的灰色，代之以活泼的色调：红、黄、绿、紫。同时，不采用昂贵浮华的材料，如花岗岩和不锈钢。有些公寓里有可移动的墙，可以轻易地改装成办公室。针对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型私企，引入“SOHO”的概念—小型办公、居家办公。
同时，为了使这个地方具有“艺术气息”，张欣委托在北京的前卫圈子里声名赫赫的观念艺术家艾未未在现场策划一个装置艺术系列。艾曾在纽约生活多年，最近才回到北京。因为他总是捅娄子，大多数开发商都会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张欣却给了他一笔资金，并承诺让他完全自由发挥。艾未未没有让张欣失望。经他组织，十多个诙谐、时髦、非常“现代”的雕像装置如期完工，摆进了楼群的公共区域，帮助潘石屹和张欣吸引了他们的目标客户—年轻富裕的都市人。
接着，就在工程完工，可以启动销售活动的当口，潘的销售总监邓智仁跳槽去了另一个公司。邓很快就拉走了红石销售团队的许多成员，还公开说潘的坏话。潘石屹和张欣立即起草了几份声明，召开记者招待会，以防更具有破坏性的言论传播开来。然而，一夜之间，开发商、媒体，甚至已经在SOHO现代城买了房的业主，都在指责这个项目：价格奇高，质量难保。其中一家竞争对手，华远集团的老总任志强说SOHO现代城是“垃圾房，应该被炸掉”。他还跑到电视上去抱怨说，SOHO的设计在市建委的审查中只得了三分的低分。
“差点没通过，”任愤愤不平地指责潘石屹，“但是他把一个三分的产品卖到了五分的价格，还制造了十分的影响。”
如何回应这一冲击？“一个英雄会拔剑自宫。”潘狡黠地笑了。他的下一步行动看起来还真像是自杀。危机 之中，一本收集了所有批评潘石屹和SOHO现代城的书摆上了北京的书摊—出版人是潘石屹自己。这一招还真灵：他们的反对者骂得越厉害，他们就越能够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和解释；他们在媒体上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有理。在此之前，中国房地产界似乎从未有人具备他们那样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当然也没人像他们对媒体那样友好。他们的房产项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体关注和报道。
“在今天这个时代，”潘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争议的人，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只有那样，人们才会关注你。”潘引用了一位给了他灵感的美国人的话，这个美国人甚至比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还有名，他就是比尔·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丑闻发生期间，克林顿在媒体面前的表现给潘石屹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看起来已经不堪重负，他还是不得不去出席晚宴，面对外国记者，”潘说，“那种压力一定大极了！”
经过漫长而充满焦虑的等待，就在SOHO现代城快要完工的时候，一九九九年底，房屋按揭法规终于出台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外资金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刺激国内消费。在销售办公室，人们彻夜排队，两千套房子很快销售一空。SOHO现代城立刻成了一个标志性建筑，它那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确立了一种潮流，潘石屹和张欣一举成名。
一位现居北京的香港商人对我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但意味深长。在香港，商界大亨是真正的名人。 在高级聚会场合，大亨们总是坐在前排，而影视明星们则略微靠边。但北京的名人几乎全是影视明星。潘 石屹和张欣实际上是名人中少有的商人。”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巨富都无法公开解释其财富的来源，”他说。
“（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明，他们必须保持低调。一个成员，怎能在利用老爸的影响力赚了大钱以后在媒体上高调出场？还有那些靠大肆腐败和挪用公共资金爬上去的人，他们怎么面对媒体？但潘石屹原先很穷，是个出身普通的小人物。当然，他们一定有一些关系，你也可以质疑他在海南贷到的第一笔款。但拿到腐败的秤上来称一称，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毫无疑问，在中国房地产界，腐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土地出让直到最近才公开。以前，投标人没有权利知道其他投标人的情况，而出价低的投标方，可以通过向相关官员提供回扣中标。不过，二○○四年八月，政府终于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在北京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
“政府颁布公开拍卖法规，实际上是在告诉开发商：你们靠空手套白狼已经赚了很多，现在你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来买地，还得和其他人竞争，包括外国公司。”纽约的投资公司GSCPartners的副董事长和创办人之一凯思·阿贝尔说。从一九七九年起，阿贝尔便定期来中国；他正好也是张欣在旅行者集团时的上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有位美国大开发商曾经来找他，说想去中国，阿贝尔建议他不要去：“我告诉他，‘你没有做好去中国盖房子的精神准备，有些在那里必须要干的事情你不会干—你可不是从湖南来的某某人。’”不过，他说中国的情况比那时已经改进了很多。
但在北京地产界，人们对公开拍卖能否终结腐败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对策已经设计出来了。“开发商不必买土地，”有一位向我解说道，“他可以只买正在使用这片土地的工厂或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绕过公开拍卖，自己达成交易。”
在房地产圈子里，潘石屹和张欣广受羡慕，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完全不沾中国土地交易之泥淖的边。谁能出淤泥而不染？不过，既已成为这个群体中的成功者，他俩便有意于重塑行业形象。再说，像他们那样资金雄厚的公司，应该会从更加透明、更加明确的法规中受益。二○○二年和二○○三年这两年，SOHO中国在中国房地产公司中单个项目销售额最高。二○○四年，SOHO中国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纳税额最多。公司还通过公开竞标买下了北京CBD地区拍卖出的第一块土地。潘石屹和张欣在那里建造了总面积十七万平方米、集办公与商业于一体的SOHO尚都。这也是他们在建筑风格上最有雄心的作品之一：澳大利亚建筑师彼得·戴维森把它设计成“碎裂几何形”，两座主楼拔地而起，宛若冰山碎片般耸立。
二○○五年一月，在尚都的所在地，这对很注意树立形象的夫妇与国际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一个为东南亚海啸受难者筹款的活动。他俩当场捐款一百万元。其他开发商随后也捐了款。
杂志出版人洪晃谈起中国第一代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时，口气兴奋，几乎是欢欣鼓舞的。她告诉我，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中国现在的百万富翁比法国还多。
“中国已经产生了成千上万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成功的故事，”她说，“看看潘石屹和张欣：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曾在香港血汗工厂里打工的女孩。我喜欢这样的故事！潘石屹就是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这种成功故事在十年前还不可想象。”
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强调光明的一面。一位香港学者就指责张欣和潘石屹是在自鸣得意地制造一种新型媚俗。在这位知名的建筑和城市文化评论家看来，他们所推销的生活方式和房子既是浅薄的，也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和生命力，只不过是跟着潮流走而已。“如果人们开始觉得那就是真正的文化，那会很危险。”他说。还有一种谴责说，住房是人们必需的蔽身之所，属于基本需求，但像潘石屹和张欣这样的开发商却把它搞得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支付能力。这位香港评论家质问道：“难道他们不该为北京高得离谱的房价负责吗？”
确实，当从前在万通的伙伴们把潘石屹描述为一个“房地产天才”和“北京最成功的民营开发商”，他们指的可不是他的建筑质量，而是他有本事能把房子卖到这样高的价钱。潘石屹本人在采访中也很乐于谈论他这方面的才能。他回忆起在万通时，在公司的销售会议上，他如何是唯一坚持要为万通新世界广场定一个高价的人。“当时他们全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疯子。”他说。但他成功了。最终，利润如此巨大，在售后的公司聚会上，“他们一个个双眼发光，好像喝醉了一样”。
潘有一次说：“贪婪应该是商人的本性，但他同时也必须是理性的。”看来，他一直比他的同事更贪婪，也更理性。这大概是他为什么一直专注高端市场的原因：这里不仅利润更高，而且形象也更时尚。他谈到正在等待政府放开二手房市，他设想的社会是个金字塔：富人买他的高档房，同时把自己的旧房卖给不那么富的人。“他是个能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改变自己的人。”万通董事长冯仑说。
同样的评价或许也适用于张欣。
但是，为了在中国发展，她要改变的显然更多，而这正是国际人与本地人、海龟与土鳖相处的常见模式。
海龟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供不应求，但常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因为他们居留海外多年习得的外国式思维和行事方式，常常与根深蒂固的中国习俗和处事方式发生冲突。我的一位海龟朋友这样描述：“海龟会带来一些新想法、新观念。但是了解游戏规则的却是土鳖，他们知道如何让事情办成，或者办不成。”
不过，如果没有张欣，我不知道，与其他开发商相比，比如冯仑盖的房子，潘石屹的建筑是不是还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张欣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还在强调地区特色，这是没有希望的。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稍作停留，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当代特色，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感在哪里。过去的各个朝代都在北京留下了特别的印记：长城、颐和园。我们太急于建设我们自己的大城市了，但再过十年，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当初建造的一切感到震惊，而那时已经太晚了。我们在北京正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要留下一点将来不会让自己感到羞愧的东西。” 一直以来，潘石屹和张欣的结合，不仅显示了土鳖与海龟合作所具有的优势，也体现了这种关系的难处。
他们有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潘让和潘少，意思是“让步”和“少一点”。名字是潘石屹取的：在道家思想中，“让”和“少”是古老的美德。但是，夫妻俩的关系仍然显露微妙的紧张迹象。有天下午，我约定和张欣一起去吃晚饭，我们正在她的办公室交谈的时候，潘石屹踱了进来—他的办公室在SOHO大楼的另一头。我们一起站着聊了一会儿。走的时候，潘用开玩笑的口气问道：“那么，今天晚上没我的事？”“去吧去吧，”张欣淡淡地答道，“别以为你有多重要！”
但那天晚上，我们待在他们在SOHO现代城的公寓里的时候，他还是来了。“我们每在一处盖个房子，就会在那里安一个家。”张告诉我。这是个复式公寓，空间很大，很舒适，宜家风格的家具，轨道灯，盆栽植物—典型雅皮士的家。晚餐很简单：粥，馅饼、几碟泡菜、一份绿叶蔬菜。我们三个人又聊了一阵，我谈起海龟的话题。“你知道，”潘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只写海龟，那会伤害我们这些土鳖的感情呢。”当天晚上，我问张欣，她回到中国以后，是不是必须做很多“调整”才能适应。
“是啊，”她说，“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在把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包袱一一卸下来扔掉。我不得不自己去掉那些教育。”
她承认，回国改变了她，把她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倡导市场的人”。她说，但目空一切的中国新贵们，让她对自己的定位产生了迷惑。她的努力，是让人们变得更文明了，还是更物质了？她曾经想做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但是现在，她却被看作一个富人，而在今天的中国，富人被认为没有社会道德，也缺乏公益心。
已到午夜时分。我们一直坐在外面露台上的一张长玻璃桌旁。这是个四周围起来的露天花园，张欣把它称为自己的“空中四合院”。公寓里面漆黑一片。两个儿子早就睡下了，潘石屹也不见人影，而深夜凉气渐长。
我提起土地出让中的问题，到处滋生的腐败，在中国经商和生活中的“灰色地带”。我问她对这一切有何感想，尤其是她曾在西方生活过那么多年。
“每一方自有其道理，”她出言谨慎，“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太简单了，他们认为只要说不清楚的就是关系。西方人不明白，在中国，政府不像西方的政府那么精简而高效。政府机构太多了：市一级的，县一级的，乡镇一级的，甚至连个小区都是政府。这是一堆理不清楚的乱麻。许多事情在中国都是模糊的。我们有些客户走进来，一口气就买一打公寓。你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你只知道有些中国人很有钱。什么都要搞清楚，那是浪费时间。我以前常跟潘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从我的本性其实很难容忍模糊性。我不是那种可以浑水摸鱼的人。但是潘石屹在这种环境里却完全如鱼得水。那是他的正常状态。而我已经学会了容忍这一点。”
二○○四年一个寒冷的春日，潘石屹和张欣为他们新近的项目建外SOHO开盘举办了一场大型庆祝活动。这十二幢简明主义风格的白色高楼，排列成一组侧身方阵集中在北京最主要的街道—长安街的黄金地段。
数百位社交精英冒着细雨而来：商人、政府官员、建筑师、出版商、艺术家、时尚杂志编辑、演艺人士。此时，突降暴雨，在露天参加剪彩仪式的人们纷纷在雨中奔跑，找避雨的地方，把笔挺的装扮和时髦的发型全搞乱了。接下来的正式晚宴设在一个能招待五百人的巨大白色帐篷里，中央临时搭建了走秀舞台；来宾当中，有的人禁不住夜晚的风寒，忍不住瑟瑟发抖。然而，当配戴着BULGARI珠宝、身穿VALENTINO时装的模特们迈着猫步翩然而至，整个场面顿时光彩四射。随后，一对来自南美的专业舞者表演了探戈。晚会的两位主人分别周旋在整个场地，招待客人。其中只有一次，他们一起上台。穿着黑色PRADA西装的潘石屹用中文感谢客人的光临。而身穿中式绣黄龙天蓝色丝织晚装的张欣，则用英文向海外来宾殷勤道谢。
这个似曾相识的夜晚，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在长城脚下为一个名叫“建筑师走廊”的项目落成而举行的庆祝会。那是潘和张钟爱的一个项目，由十二座非常精彩的房子构成，全部出自亚洲顶级建筑师之手。其中由阪茂设计的一座，用竹子压成的材料建成。另一座由曾留学加州的北京建筑师张永和设计，全部用土夯成。这十二座房子每一幢都标价百万美元，即使对于北京的新贵，买这么一个周末度假屋，也是太昂贵了，因为它只是更多地实现了设计师的艺术追求，而不代表奢侈的生活方式。此后，这个项目改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
它作为一个会议中心和旅游场所备受欢迎，部分原因是推广做得好。
与此相比，建外SOHO的规模要大很多：全部完工时，将有二十幢高楼和四幢别墅，共约七十万平方米，预计销售额达十二亿美元。每平方米约二千美元的均价在当时虽然很高，却仍在目标客户支付能力之内—他们已被这些楼的风格深深吸引，水泥、钢铁和玻璃组成的外部造型与内部的木质精装修使它显得非常现代。开盘庆典之前，这片楼已经售出百分之八十。
庆典晚会并非潘张伉俪为此项目举办的唯一推广活动。那天下午，在建外SOHO一幢楼里的某个会议厅，他们主持了一个名为“建筑师对话：中国与世界”的论坛。除了设计建外SOHO的日本建筑师山本理显，当天最吸引眼球的演讲者便是帕特里克.舒马赫—出生巴格达的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伙伴。哈迪德当时正在设计潘和张的另一个项目，它是东南四环的一个高档住宅社区。会厅挤满了人，舒马赫用计算机演示，张欣站在一旁为他翻译。墙上的屏幕上，一串色彩介于金银之间的建筑闪闪发光。有人说，哈迪德的设计看上去像“一群鱼”。
说起潘石屹和张欣，人们也许会联想到“一对龟”。在中国，像张欣这样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被称为“海龟”—即“海归”的谐音，表示“从海外归来的人”。随 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市场，“海龟”也越来越多。（一位海龟曾对我说：“全球化意味着回家去吧。”）与此相对，像潘石屹那样的人则被称为“土鳖”，即本地龟。海龟的价值在于其国际视野，而土鳖明白如何把当地的事情搞定。潘和张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土鳖—海龟”组合。但从他们的经验来看，这两者的结合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近二十年来，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在任意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转悠，你随处可见起重机、脚手架、钢筋、老房子的残骸、尚未完工的新建筑。但直接制造了这一片喧嚣的人，却大多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事出有因。开发商被看作中国的“强盗贵族”（RobberBarons），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个利用向资本主义转型期的混乱局面，通过拉关系、行贿和欺诈等手段捞取好处的群体。
倘若你在某个饭局上提起开发商这个话题，马上就会有人给你讲一个豆腐渣工程的故事，某楼房建成才两年就开始出现裂缝，要不就说到某地强制拆迁，整个社区居民都被官员和开发商之间的内幕交易坑害。有个叫《冬至》的电视连续剧，就反映了这种流行看法。这个故事描述了中国中部一个风景如画的旧城，如何在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冲击下毁于一旦，一个强盗般的建筑公司，贪得无厌的老板们，不择手段的掠夺者，以及他们雇佣的杀手暴徒。一位在北京经营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在我看过的所有电视剧里，这一部最接近当代现实—尽管它表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潘石屹曾说，他希望改变自己这个行当的形象。不过，他当然见过这一行最糟糕的情况。
潘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开发商。他出生在荒凉干旱的甘肃省一个贫穷的村子，在饥饿和政治不幸的阴影中长大：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身有残疾，家里几个孩子经常吃不饱肚子。在北京附近的廊坊念完大学，他被分配到当时的石油部，成为石油管道局四万多个坐办公室的职员中的一个，那就算了不得的成就了。然而，他渐渐明白，这个工作没有前途。
“我辞了职，因为那是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时代，”潘回忆道。当时我们正坐在SOHO现代城他那间宽大但装饰极简的办公室里。这是他在北京东部建起来的一片高楼区。从落地窗正好可以鸟瞰车水马龙、交通拥堵的长安街，那景象与室内的鸦雀无声和井然有序形成强烈对比。他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没有一片纸；助手和秘书们也都打发出去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胡耀邦穿西装打领带，对人们影响极大，”潘继续说，“在那种气氛下，我开始感觉到，我那办公室的工作是多余的，没用的。” 一九八七年，潘石屹辞了职，卖掉身边所有家当，搭上火车南下去了深圳。当时，深圳刚被划为经济特区，可以不受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常规约束，而潘的一位大学老师不久前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公司。但是等潘找到那个老师，他办的公司已经破产了。潘在一家咨询公司找了个工作，专门帮助对岸的香港工厂搬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来。接下来的两年过得十分郁闷：他讨厌炎热潮湿的气候，又听不懂广东话，还经常要加班加点。这一切令他感到压抑。所有人都劝他打道回府，回去吃石油部管道局的公家饭。只有一个在国外工作过的朋友对他说：“计划经济注定灭亡。坚持住。哪怕要饭，也不要走回头路！”
一九八九年，潘石屹进一步南下，到了海南这个落后的省—此地刚刚获得“特区”身份。“当时那地方又脏又臭，乱哄哄的，连电都没有，”潘回忆说。刚到不久的一天，他住在海边一个发霉的小旅馆，睡在潮乎乎的枕头上，早上起床后和一位朋友出去散步，发现当地人把海滩当成了厕所。“一个男的蹲在那边拉屎，这边就跑来一个人向我们兜售手表。他卷起袖子，胳膊上挂着一排各种各样的表。我的朋友挑了一块，可是那个卖表的人却说，“不卖给你。”我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卖？”那个卖表人说，“因为你的钱包已经被偷了。”我们转过身，偷钱包的小偷就在那边，蹲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去追，他就跑。他是当地人，比我们跑得快多了。我们跑得喘不过气来停下来，他也停下来，而且还又蹲了下来！这就是我在海南的第一次经历。”
过了一段时间，潘石屹当上了一家砖厂的厂长，还有了一辆自己的吉普车，觉得开心多了。可是，一场台风袭来，很多厂家受损倒闭，又一批人离开了海南。潘石屹决定留下坚持。终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进行了他那次著 名的“南巡”，号召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央政府为发展海南，给了更多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了当时全国管制最少的一块自由经济区。潘石屹和他在南方认识的另外五个年轻人—都是上过大学的北方人—决定一起成立自己的公司，就叫“万通集团”。他们想在房地产业碰碰运气，但他们需要启动资金。
万通的创始人之一冯仑，曾经是国务院一个研究机构的副主任，在北京和海南的政府中都认识人。于是，六个人一起去游说一家来自北京的国有企业。这家企业的老总被他们的商业计划打动了，同意借给他们五百万元，条件是他们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并把将来所获利润的一半分给他。他们拿这笔钱以每平方米三千元的价格（当时合三百五十美元左右）买了八幢别墅。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来买。一天又一天，这些年轻的投机商坐在他们满桌灰尘的破办公室里，抓着脑袋苦思走出困境的办法。
“我们祈祷，不停地祈祷，盼望出现转机。”潘说。到了第三个月，终于有买主上门了。潘把价格定在每平方米四千一百元，他赢得了第一位客户：一位来自山西的企业家。第二位买主来自内蒙古，潘马上把价格涨到了每平方米四千二百元。很快，他就把别墅卖到了两倍于原来的价格。
正是这样一群翻炒房地产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创造了海南的致富神话。当今的许多“资本家”就这样产生了，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烂熟于心的中国学者，便把这个过程叫作“原始积累”。
现在已是万通集团董事长的冯仑，把海南的那段时期比作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同样是政府监管无力，法规模糊，做着发财梦的人们蜂拥而至。“当时那里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冯仑对我说。我们正对坐在北京一家豪华酒店的雪茄室里。他身材瘦长，气质温和，戴着方框眼镜，日渐稀少的头发精心梳理过，看上去更像个学者，而不是商业大腕。“比如，发生了一个纠纷，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在那里，你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你的肚子，然后你会被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有时候，有人就这么消失了—被杀掉了。政府盖章全是假的。但那是个非常快乐的时期。因为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无法无天，毫无限制，也完全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冯仑讲起了当年趣事：一些从北京来的保守的干部们被带到海南夜总会—其实是妓院—那里有“小姐”侍候他们，很快，他们从开始的浑身不自在，到后来彻底堕落放纵。“如果当地接待你的人邀请你去夜总会，你不可以拒绝，”他告诉我，“因为那是人们谈事的地方。如果你说‘我很纯洁’，那好，你就什么事都谈不成。”曾经在国务院工作过的冯仑，也颇费了一些时间，才适应了这种没有秩序也没有安全感的环境。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生活非常自由，非常疯狂，而你非常享受这一切。那样的经历会改变你的世界观，你的是非观念。”
冯仑说他接受的教育“是完全正统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他十五岁加入共青团，二十岁入党，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生干部。“可是，最后，叭！我完全变了。”
“变成坏人了？”我追问。“坏人”是个调侃的说法，指那些违法乱纪的海南冒险者。有一次，我曾听见冯形容自己是“坏人中的好人，好人中的坏人”。
他笑了起来。“不，我认为我是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潘石屹谈起海南经历的时候，他总是强调商业的一面，并且借用硅谷的网络创业时代来比喻：“你参与的事情就是抬高市场价格，每个人都在投资。你要控制好一个角度，确定及时出手。不进入一个正在上涨的市场是愚蠢的。但聪明的人并不总是随波逐流。能涨就涨，但当其他人都在涨的时候，只要你觉得是时候了，就赶紧退出。”有一次，在当地规划局，潘注意到了两组资料。第一，海南的暂住者比常住居民多得多。第二，按人均算，海南尽管是个穷岛，建设速度却是北京的七倍。由此，他认定，这说明房子盖得太多了。退出的时候到了。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前不久，潘从公司的账上借了五万元，离开海南，向北京出发了。
张欣的祖上是很早就在缅甸定居的中国商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整个东南亚掀起一股反华潮，张欣的父母便决定回归故土。他们在北京结了婚，两人都分配到外文局做翻译。然而，文化大革命毁了他们：两人分别加入了相互对立的派系，张欣回忆说，自此两人便开始发生激烈的争斗。夫妇俩于一九七○年分居，当时张欣只有五岁。随后不久，母亲便把她带到河南乡下的干校。 张欣的童年是艰辛的。她的母亲是一位脾气急躁的工作狂，只要觉得带着女儿不方便，就把张欣寄放在某个亲戚或朋友家。张欣小学就转过七八次学。一九七二年她们母女回到北京，但生活仍然艰难。她回忆那时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睡在办公桌上。每天晚上，我们把字典铺在桌上，就躺在字典上面过夜。”跟大多数中国小孩不同，张欣能够自如地跟外国人打交道。那时外文局有很多外国人，那里放映说着各种“叽里咕噜的外语”的电影。“我对语言天生敏感，”张说，“我跟潘石屹不一样。他生长在一个单一的语言环境下。如果碰到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带一丁点儿口音，他就会认为人家说的是外国话。”一九八○年，十四岁的张欣跟着母亲来到香港，她们蜗居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几乎身无分文。有一阵子，她们都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张欣在一 家电子加工厂找到一个流水在线的工作。
“那些楼好高大，”她做了个鬼脸，“每栋楼有二十多层，里面有几百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都是一家小工厂。工人们在这里毫无归属感，他们不停地换工作—也许只是换到对面那个房间的工厂—只为了能涨一点点工资。”竞争非常激烈，但总是低层次的竞争；只要手快就行。张欣渴望能当个文员，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上班。
两年后，张欣十六岁，在一家仓库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读夜校的时候，爱上了数学老师，有一阵子，她觉得很满足。但是，一九八四年，一位儿时的伙伴到香港来访，“他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张回忆。这个小伙子会说英语，还念了大学。“天哪，你在这里的生活太糟了，”他对张欣说，你应该去美国。”
结果她去了英国。在剑桥的一家秘书学校学了两年英文后，她于一九八七年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进入苏塞克斯大学上学。苏塞克斯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云集之处，在张欣看来，校园里充满了理想主义者和行为古怪的人。她记得有个同班男生，从不洗他那一头长发。（“就像脑袋上顶着一朵发亮的蘑菇。”）不过，最让她着迷的还是那些左派教授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他们对共产主义怀着完全浪漫的理解，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探索和我们完全不同。”
此时，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已经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张欣却愿意站在浪漫的欧洲人一边。
“中国人一边没完没了地议论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一边却想着怎么把他们那“八大件”带回国，”她说（所谓“八大件”是指家用电器，如电视、录音机、洗衣机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稀有。）“可我已经经历过香港流水线的生活了。共产主义对我来说很复杂。”
张欣的论文是关于中国的私有化。“我当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告诉我，“我论文里写的都是关于私有化可能造成的问题。”一九九一年，张欣从苏塞克斯毕业了，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她在剑桥遇到的其他中国学生，是一群满怀雄心壮志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曾参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只要他们聚在一起，便会不停歇地讨论中国的未来。而张欣也非常确定，她自己的未来也在祖国。
就在她快要读完硕士的时候，巴林银行到剑桥来招聘，其香港分公司需要分析中国私有化的雇员。因为张正好写了这么一篇论文，所以立刻就被选中了。她觉得，到香港去将是回到中国的第一步。她不知道，她去的那个巴林银行的部门就要被高盛收购了。于是，一九九三年，她发现自己身在华尔街。
张欣开始成为华尔街年轻的分析师之际，潘石屹正在北京开始新的商业冒险。有一天，他和当地官员共进午餐的时候，听说市政府刚刚发了一个文件，允许试着搞股份制公司。他立即着手做了大量准备。他找了万通的伙伴在北京所拥有的一切官方关系，寻求他们的支持。他游说了好几家国营企业，让他们做新股份制公司的共同发起人。终于，六个月以后，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了。各合作方决定投入八亿元，作为公司的资本金。汉语中，“八”的发音听起来像“发”。
但这些钱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兑现。按照新规定，公司可以有两个月的时间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潘石屹在一份中国财经报纸上做了整版的广告，引起了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的注意，这位副主席转而提请其他一些官员注意此事。潘石屹接到命令，要他前去接受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联合听证。
面对满满一屋子的官员，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万通的广告，潘石屹记得自己当时紧张得满头是汗：他会不会被发现违反了什么规定？“年轻人，别紧张。”一个官员开口说道，然后问起了万通发给新股东的股票是什么样子。潘石屹告诉这位官员，公司在股票上印上了体改委的所有相关规定。
这位官员赞许地点了点头：北京人做事凭规矩，比海南那些人强多了。他掏出一张在海南印的股票：“看看，这只是他们在街上买来的一张发票！”原来，准许试验股份制公司的政策一宣布，全国各地马上便掀起了一轮热潮。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公司法，政府只能随着试验的进程不断出台新的相关法规。举行听证，就是为了找到正确的方向。
直到今天潘石屹都记得，那天从听证会出来，出租车里恰好在播放一首歌：“像风，像雾，像雨。”他说这首歌传达的那种阴晴不定的气氛恰好和他当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他完全摸不透北京的市场游戏规则。但他也不打算退缩。
公司的下一个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位于北京中心地带，是一个集写字楼和商业一体的大型项目。潘石屹把这个项目的成功，归结于广告，在当时的中国广告还是个新鲜事物。万通花了一千万元做市场推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足以在主要的媒体上打大幅 广告，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的《文汇报》，香港的《大公报》。万通新世界的房价猛升至每平方米六千美元，这在北京前所未有。施工刚刚开始，所有的单元已经都卖光了。最后，公司收回了的资金是投资三倍多。
张欣在华尔街工作的收入也不错—六位数的工资，外加各种补贴和福利—但是她不喜欢那个地方的风气。“在华尔街，所有的价值观都好像是颠倒的，”她说，“人们言语粗鲁，待人恶劣，嫌贫爱富。为了得到晋升，他们不择手段。谁的钱赚得最多，谁就是英雄，每个人都在跟别人斗。”这让她想起了香港的流水线。“不同之处在于，在香港，竞争把人都变成了目光短浅的老鼠，而在华尔街，竞争把人都变成了虎狼。” “还有公司办的叫作off-sites的集体休假，”她对我说，“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洗脑和模仿思维，就像共产党办的学习班一样。”在这种集体休假当中，公司会带员工们及其家属飞到某个漂亮的地方去，比如巴黎和伦敦，大家在那里一起吃喝、购物，谈话中充满互相攀比，比如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孩子上什么学校。结果太太们就会要求她们的丈夫赚更多的钱。
张欣常常出差。“我的行李箱不离手，平均每周要去三个城市，一年到头东奔西跑，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她回忆，“我个人的判断力根本派不上用场。这工作跟我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完全不沾边。实际上，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是在浪费人才。”
一九九四年，她离开高盛，转到“旅行者集团”去做投资银行家，这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但依然要经常出差。她渴望回到中国。此时，一位在剑桥时的同学建议她考察一家叫作“万通”的中国公司，说是这公司“有意思”。
于是，在一次飞往中国的飞机上，疲劳、厌倦的张欣就拿出同学发给她的材料看起来。那是万通公司的使命宣传册，标题像个宣言：“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接下去的整个文本都是同样慷慨激昂的风格。“我一下子激动极了！”她回忆道，“这些年轻知识分子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他们对建筑企业怀抱的那种宏大抱负—一剎那间，我觉得找到了与我的浪漫情怀一脉相通的同道者。”那是一九九四年五月。她坐的飞机一降落到北京机场，她就与万通的几位创始人安排了见面。
潘石屹和张欣认识四天后，他就向她求婚。“他对机会非常敏感。”张说，满面含笑。
不过，从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就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商业上的伙伴。潘石屹对吸引国外资本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张欣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她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她觉得万通的一切，包括它那种糊里糊涂、拉得太长的商业模式，都很可爱。当她被带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她惊呆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那么大的一个露天大坑。”她说。
“巨大的坑！突然，一种感觉奔涌进我的血脉：中国，一片多么辽阔的土地，真是太宏伟了。随后，我跟万通那帮人一起去了长江三峡。他们在船上开董事会，我就在吃饭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和华尔街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张欣嫁给了潘石屹。一年后，潘石屹决定离开万通，而张欣已离开华尔街。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取名“红石”。二○○二年，公司改名SOHO中国。“冯仑一定挺恨我的。”听说我已与这位万通董事长见过面了，张欣这样告诉我。
“因为你就是那个拆散了披头士乐队的大野洋子？”张欣笑了，那正是她的意思。不过，潘石屹的老伙伴们个个都干得红红火火。在北京最繁忙的一个路口处，潘石屹和冯仑各自在两块巨型广告牌上微笑，他们的画像相距不过五十米。
“东西邂逅”“土洋结合”，这是北京媒体宣传潘、张这对搭档时爱用的词汇。现实中，海龟和土鳖很快就爆发了冲突。蜜月旅行期间，在去大堡礁的路上，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潘对他的新娘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生气：她对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太无知、太冷漠了！从张欣的角度，对潘如此缺乏理想主义也感到震惊。一起在自己的公司共同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现在说，一九九六和一九九七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在华尔街，张也许感到自己像个外人，但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人们又认为她西化得实际上像个外国人。她希望定期举行员工会议，会上每个人都应被告知公司的问题，并能够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她坚持认为民主是管理和解决问题之道。但潘从自己的经历中却悟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才能管好一个公司：什么问题、解释、不同意见，统统不需要。“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一个公司却需要专制，要不然就会乱了套。”他告诉员工。
张欣和自万通时便跟随丈夫的老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很脆弱。这些人用怀疑和嫉妒的眼光看待潘的“外国老婆”，而张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她对质量和细节的追求。每次当她否定了她的员工做的什么事情—一开始，她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没达到标准”—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是需要一种“凑合”的思维。渐渐地，张欣开始怀疑起自己在工作场所推行的民主试验—它似乎导致人们只说不做。她还发现，一旦等级观念淡薄了，就很难指挥得动。她开始感到挫败。
对北京人而言，潘石屹和张欣的名字与一个集公寓和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项目联在一起：SOHO现代城。
这是红石的第一个大项目，当时看起来前途可不那么好。这片土地原本属于一家大型酒厂，老远就能闻到臭气。一个下雨天，他们俩一起去看现场，张欣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泥地，捂着鼻子，她觉得这个地方太让人难受了，不能盖房子。
潘石屹的想法却不同。这块地处于快速发展的朝阳区的主干道上，附近便是外国使馆区、国际酒店、购物中心。过去，北京一直是沿着南北中轴线发展，但最近的趋势表明，北京将向东面快速扩张；新的地铁线和高速公路两年内开通；附近运河的污水处理工作也在计划之中，规划限制也没有市中心那么严格，因此建高楼的可能性很大。潘还打赌政策上会有突破：当时政策还不允许个人房贷，但他预计不出几年，政府就会允许这样做，那时项目正好建好。允许个人银行贷款意味着更多的人能买得起高档公寓。一句话，直觉告诉他，天时和地利，房地产生意最重要的这两大因素，他们都占全了。
当时，大多数中国开发商都在追求快速致富，一个项目，一块砖还没砌，就已经转手买卖多次。张欣对此不屑一顾，她要走国际路线：她要吸引大号外国投资者，建造宏大的建筑，像香港的太古广场。潘对此颇感怀疑：他认为那要涉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时间太长。但他还是听从了张欣，他相信妻子在筹集国外资金方面的专业水平。于是张欣开始行动，她拒绝了小投资商，以便把精力集中到争取大支持者上。经过近两年的谈判，GIC，一家由新加坡政府控制，管理着新加坡外汇储备的公司，最终同意为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交易被搁置。潘石屹大发雷霆，告诉张欣，如果当初跟小投资商合作，房子早就盖好了。“你和你那些华尔街战略！”他咆哮道，“全都是纸上谈兵！”张欣收拾好衣箱，飞到西方去见她的老朋友们。潘石屹则跑到日本，让自己冷静一下。两人都认为他们的婚姻完了。
在英国，张欣住在一位朋友的乡下房子里。尽管这地方清幽秀丽—有树木、马匹和池塘—她的内心却不能平静，西方的生活也不再吸引她。她明白，如果现在不回中国，她就永远也不回去了。而她如果还要和潘石屹在一起，他们就必须找到共同工作的其他方式。
她给他打了电话，他们谈了很久。她主动提出：“我辞职，你自己干。”而且，她说，她想要个孩子。张说，这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理性的”决定。“这就好像我从背后狠狠地推了自己一把。”她回到北京，很快就怀了孕，那是她的第一个儿子，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潘掌握了公司的全部权力。通过和小投资商合作，他签下了一个楼盘又一个楼盘。同时，这对夫妇委托张永和在北京郊外为他们建一座乡村住宅。张永和后来还设计了长城脚下的公社中的土宅。
张欣在城里和郊区工地之间往来穿梭，监督房子的进展，与张永和定期见面、谈话。对他而言，建筑是家族事业；他的父亲曾经设计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但这位儿子却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他博采众长，非常前卫，特别强调建筑中的文化意蕴。他们之间的交谈激发了张欣对建筑的兴趣，她看了大量的建筑书籍。
“就像上了一门研讨课，”张欣这样形容她与张永和的谈话。那幢房子让她惊喜不已，她和潘决定把它叫作“山语间”：高高的钢柱，石墙，大窗户—又大又深，却洒满阳光。这将是一家人度周末的地方。同时，张永和也启发了她对建筑的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她回忆起在香港、欧洲和美国见过的所有建筑；香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是一个尤其有用的参照物：在那个超级现代的城市风景线背后，每一寸空间都经过仔细计算。这在北京也可以做到吗？
潘石屹是个精明实在的商人，不可能不充分发挥张欣的作用。因此，在SOHO现代城开工之前，他做了一个分工：他负责财务（包括合同谈判、筹资、销售、政府公关），而她来做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决定。这一次，张欣证明自己在这份工作上如鱼得水。“她感性，浪漫，但也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张欣的一位海龟朋友洪晃（洪是北京好几本时尚杂志的出版商）说，“这个组合很厉害。”
做SOHO现代城的时候，张欣挑选了一些年轻的中国设计师，鼓励他们大胆一些。这就形成了最终让这个项目一举成名的许多特色。比如，这些公寓设计得客厅大，卧室小，没阳台—与北京传统的居室反其道而行。落地窗顶天立地，保守的人们认为这是不安全的。
再配上内部的精装修，而不用通常的“白盒子”似的粗坯房。在色彩上，每一座楼的外观都摒弃了传统的灰色，代之以活泼的色调：红、黄、绿、紫。同时，不采用昂贵浮华的材料，如花岗岩和不锈钢。有些公寓里有可移动的墙，可以轻易地改装成办公室。针对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型私企，引入“SOHO”的概念—小型办公、居家办公。
同时，为了使这个地方具有“艺术气息”，张欣委托在北京的前卫圈子里声名赫赫的观念艺术家艾未未在现场策划一个装置艺术系列。艾曾在纽约生活多年，最近才回到北京。因为他总是捅娄子，大多数开发商都会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张欣却给了他一笔资金，并承诺让他完全自由发挥。艾未未没有让张欣失望。经他组织，十多个诙谐、时髦、非常“现代”的雕像装置如期完工，摆进了楼群的公共区域，帮助潘石屹和张欣吸引了他们的目标客户—年轻富裕的都市人。
接着，就在工程完工，可以启动销售活动的当口，潘的销售总监邓智仁跳槽去了另一个公司。邓很快就拉走了红石销售团队的许多成员，还公开说潘的坏话。潘石屹和张欣立即起草了几份声明，召开记者招待会，以防更具有破坏性的言论传播开来。然而，一夜之间，开发商、媒体，甚至已经在SOHO现代城买了房的业主，都在指责这个项目：价格奇高，质量难保。其中一家竞争对手，华远集团的老总任志强说SOHO现代城是“垃圾房，应该被炸掉”。他还跑到电视上去抱怨说，SOHO的设计在市建委的审查中只得了三分的低分。
“差点没通过，”任愤愤不平地指责潘石屹，“但是他把一个三分的产品卖到了五分的价格，还制造了十分的影响。”
如何回应这一冲击？“一个英雄会拔剑自宫。”潘狡黠地笑了。他的下一步行动看起来还真像是自杀。危机 之中，一本收集了所有批评潘石屹和SOHO现代城的书摆上了北京的书摊—出版人是潘石屹自己。这一招还真灵：他们的反对者骂得越厉害，他们就越能够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和解释；他们在媒体上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有理。在此之前，中国房地产界似乎从未有人具备他们那样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当然也没人像他们对媒体那样友好。他们的房产项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体关注和报道。
“在今天这个时代，”潘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争议的人，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只有那样，人们才会关注你。”潘引用了一位给了他灵感的美国人的话，这个美国人甚至比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还有名，他就是比尔·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丑闻发生期间，克林顿在媒体面前的表现给潘石屹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看起来已经不堪重负，他还是不得不去出席晚宴，面对外国记者，”潘说，“那种压力一定大极了！”
经过漫长而充满焦虑的等待，就在SOHO现代城快要完工的时候，一九九九年底，房屋按揭法规终于出台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外资金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刺激国内消费。在销售办公室，人们彻夜排队，两千套房子很快销售一空。SOHO现代城立刻成了一个标志性建筑，它那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确立了一种潮流，潘石屹和张欣一举成名。
一位现居北京的香港商人对我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但意味深长。在香港，商界大亨是真正的名人。 在高级聚会场合，大亨们总是坐在前排，而影视明星们则略微靠边。但北京的名人几乎全是影视明星。潘 石屹和张欣实际上是名人中少有的商人。”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巨富都无法公开解释其财富的来源，”他说。
“（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明，他们必须保持低调。一个成员，怎能在利用老爸的影响力赚了大钱以后在媒体上高调出场？还有那些靠大肆腐败和挪用公共资金爬上去的人，他们怎么面对媒体？但潘石屹原先很穷，是个出身普通的小人物。当然，他们一定有一些关系，你也可以质疑他在海南贷到的第一笔款。但拿到腐败的秤上来称一称，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毫无疑问，在中国房地产界，腐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土地出让直到最近才公开。以前，投标人没有权利知道其他投标人的情况，而出价低的投标方，可以通过向相关官员提供回扣中标。不过，二○○四年八月，政府终于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在北京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
“政府颁布公开拍卖法规，实际上是在告诉开发商：你们靠空手套白狼已经赚了很多，现在你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来买地，还得和其他人竞争，包括外国公司。”纽约的投资公司GSCPartners的副董事长和创办人之一凯思·阿贝尔说。从一九七九年起，阿贝尔便定期来中国；他正好也是张欣在旅行者集团时的上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有位美国大开发商曾经来找他，说想去中国，阿贝尔建议他不要去：“我告诉他，‘你没有做好去中国盖房子的精神准备，有些在那里必须要干的事情你不会干—你可不是从湖南来的某某人。’”不过，他说中国的情况比那时已经改进了很多。
但在北京地产界，人们对公开拍卖能否终结腐败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对策已经设计出来了。“开发商不必买土地，”有一位向我解说道，“他可以只买正在使用这片土地的工厂或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绕过公开拍卖，自己达成交易。”
在房地产圈子里，潘石屹和张欣广受羡慕，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完全不沾中国土地交易之泥淖的边。谁能出淤泥而不染？不过，既已成为这个群体中的成功者，他俩便有意于重塑行业形象。再说，像他们那样资金雄厚的公司，应该会从更加透明、更加明确的法规中受益。二○○二年和二○○三年这两年，SOHO中国在中国房地产公司中单个项目销售额最高。二○○四年，SOHO中国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纳税额最多。公司还通过公开竞标买下了北京CBD地区拍卖出的第一块土地。潘石屹和张欣在那里建造了总面积十七万平方米、集办公与商业于一体的SOHO尚都。这也是他们在建筑风格上最有雄心的作品之一：澳大利亚建筑师彼得·戴维森把它设计成“碎裂几何形”，两座主楼拔地而起，宛若冰山碎片般耸立。
二○○五年一月，在尚都的所在地，这对很注意树立形象的夫妇与国际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一个为东南亚海啸受难者筹款的活动。他俩当场捐款一百万元。其他开发商随后也捐了款。
杂志出版人洪晃谈起中国第一代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时，口气兴奋，几乎是欢欣鼓舞的。她告诉我，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中国现在的百万富翁比法国还多。
“中国已经产生了成千上万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成功的故事，”她说，“看看潘石屹和张欣：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曾在香港血汗工厂里打工的女孩。我喜欢这样的故事！潘石屹就是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这种成功故事在十年前还不可想象。”
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强调光明的一面。一位香港学者就指责张欣和潘石屹是在自鸣得意地制造一种新型媚俗。在这位知名的建筑和城市文化评论家看来，他们所推销的生活方式和房子既是浅薄的，也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和生命力，只不过是跟着潮流走而已。“如果人们开始觉得那就是真正的文化，那会很危险。”他说。还有一种谴责说，住房是人们必需的蔽身之所，属于基本需求，但像潘石屹和张欣这样的开发商却把它搞得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支付能力。这位香港评论家质问道：“难道他们不该为北京高得离谱的房价负责吗？”
确实，当从前在万通的伙伴们把潘石屹描述为一个“房地产天才”和“北京最成功的民营开发商”，他们指的可不是他的建筑质量，而是他有本事能把房子卖到这样高的价钱。潘石屹本人在采访中也很乐于谈论他这方面的才能。他回忆起在万通时，在公司的销售会议上，他如何是唯一坚持要为万通新世界广场定一个高价的人。“当时他们全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疯子。”他说。但他成功了。最终，利润如此巨大，在售后的公司聚会上，“他们一个个双眼发光，好像喝醉了一样”。
潘有一次说：“贪婪应该是商人的本性，但他同时也必须是理性的。”看来，他一直比他的同事更贪婪，也更理性。这大概是他为什么一直专注高端市场的原因：这里不仅利润更高，而且形象也更时尚。他谈到正在等待政府放开二手房市，他设想的社会是个金字塔：富人买他的高档房，同时把自己的旧房卖给不那么富的人。“他是个能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改变自己的人。”万通董事长冯仑说。
同样的评价或许也适用于张欣。
但是，为了在中国发展，她要改变的显然更多，而这正是国际人与本地人、海龟与土鳖相处的常见模式。
海龟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供不应求，但常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因为他们居留海外多年习得的外国式思维和行事方式，常常与根深蒂固的中国习俗和处事方式发生冲突。我的一位海龟朋友这样描述：“海龟会带来一些新想法、新观念。但是了解游戏规则的却是土鳖，他们知道如何让事情办成，或者办不成。”
不过，如果没有张欣，我不知道，与其他开发商相比，比如冯仑盖的房子，潘石屹的建筑是不是还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张欣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还在强调地区特色，这是没有希望的。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稍作停留，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当代特色，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感在哪里。过去的各个朝代都在北京留下了特别的印记：长城、颐和园。我们太急于建设我们自己的大城市了，但再过十年，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当初建造的一切感到震惊，而那时已经太晚了。我们在北京正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要留下一点将来不会让自己感到羞愧的东西。” 一直以来，潘石屹和张欣的结合，不仅显示了土鳖与海龟合作所具有的优势，也体现了这种关系的难处。
他们有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潘让和潘少，意思是“让步”和“少一点”。名字是潘石屹取的：在道家思想中，“让”和“少”是古老的美德。但是，夫妻俩的关系仍然显露微妙的紧张迹象。有天下午，我约定和张欣一起去吃晚饭，我们正在她的办公室交谈的时候，潘石屹踱了进来—他的办公室在SOHO大楼的另一头。我们一起站着聊了一会儿。走的时候，潘用开玩笑的口气问道：“那么，今天晚上没我的事？”“去吧去吧，”张欣淡淡地答道，“别以为你有多重要！”
但那天晚上，我们待在他们在SOHO现代城的公寓里的时候，他还是来了。“我们每在一处盖个房子，就会在那里安一个家。”张告诉我。这是个复式公寓，空间很大，很舒适，宜家风格的家具，轨道灯，盆栽植物—典型雅皮士的家。晚餐很简单：粥，馅饼、几碟泡菜、一份绿叶蔬菜。我们三个人又聊了一阵，我谈起海龟的话题。“你知道，”潘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只写海龟，那会伤害我们这些土鳖的感情呢。”当天晚上，我问张欣，她回到中国以后，是不是必须做很多“调整”才能适应。
“是啊，”她说，“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在把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包袱一一卸下来扔掉。我不得不自己去掉那些教育。”
她承认，回国改变了她，把她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倡导市场的人”。她说，但目空一切的中国新贵们，让她对自己的定位产生了迷惑。她的努力，是让人们变得更文明了，还是更物质了？她曾经想做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但是现在，她却被看作一个富人，而在今天的中国，富人被认为没有社会道德，也缺乏公益心。
已到午夜时分。我们一直坐在外面露台上的一张长玻璃桌旁。这是个四周围起来的露天花园，张欣把它称为自己的“空中四合院”。公寓里面漆黑一片。两个儿子早就睡下了，潘石屹也不见人影，而深夜凉气渐长。
我提起土地出让中的问题，到处滋生的腐败，在中国经商和生活中的“灰色地带”。我问她对这一切有何感想，尤其是她曾在西方生活过那么多年。
“每一方自有其道理，”她出言谨慎，“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太简单了，他们认为只要说不清楚的就是关系。西方人不明白，在中国，政府不像西方的政府那么精简而高效。政府机构太多了：市一级的，县一级的，乡镇一级的，甚至连个小区都是政府。这是一堆理不清楚的乱麻。许多事情在中国都是模糊的。我们有些客户走进来，一口气就买一打公寓。你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你只知道有些中国人很有钱。什么都要搞清楚，那是浪费时间。我以前常跟潘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从我的本性其实很难容忍模糊性。我不是那种可以浑水摸鱼的人。但是潘石屹在这种环境里却完全如鱼得水。那是他的正常状态。而我已经学会了容忍这一点。”